纪念｜李水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先驱

严文明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设计者和领导者，在66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仰韶文化、文明起源、聚落考古、农业考古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生在北大讲授和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而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农业”的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浪潮，它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加速了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先生很早就指出，受地形构造、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中国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经济地理文化区：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区，长江流域和华南的稻作农业区和长城沿线、蒙新高原、东北北部、青藏高原的狩猎（渔猎）-采集文化、畜牧业文化区。这三个地区的文化既有差异性、也有统一性。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先生在中国农业考古，特别是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领域的贡献做一简要回顾。

严文明先生代表作

水稻是世界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也是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主要食粮，人类消耗卡路里总量的21%都来自水稻。因此，栽培稻的起源历来在农学、遗传学、植物学和考古学等领域备受关注。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亚洲栽培稻源于亚洲多年生野生稻（O.rufipogon）。其两个亚种分别为印度稻（indica）和日本稻（japonica），也称籼稻和粳稻。其他还有：印度阿萨姆-中国云南说；锡金-大吉岭说；泰国-东南亚说；中国“长江中游说”“华南说”“南岭说”等。中国是水稻栽培大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地已发现相当一批水稻遗存，但学界一直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1981年，江西省社科院创办了《农业考古》杂志，先生在1982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长文。

先生在文中强调，真正解决水稻的起源必须依靠考古学家手中的小铲。他通过梳理古文献及长江下游-杭州湾、长江中游、珠江流域、云南、黄河流域及台湾、福建史前栽培稻遗存的考古发现，指出：1.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稻谷时代早、数量多，且有专业稻作农具，其稻作已远非初始状态，稻作出现时间应在距今7000年前。2.已发现的稻谷遗址均位于古湖泊沿岸和沼泽地带，当时种植的主要是水稻。3.籼、粳两个水稻亚种的起源除气候生态影响外，也不排除其他野生稻亲本的作用。4.中国栽培稻表现出从一个中心向四外发展的趋势。即从河姆渡遗址所在的杭州湾向外扩散，第一波抵长江下游近海地区（公元前4300-3700年）。第二波达两湖盆地（公元前3800-2900年）。第三波进入黄淮平原和粤北（公元前2900-2100年）。第四波扩展到长江上游、台湾、黄河下游及以北地区（商周时期），已大致形成接近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

经对比南亚、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发现的水稻遗存，尚无一处早于河姆渡遗址。为此先生指出，以往将中国作为水稻次生栽培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文中先生用了很大篇幅讨论野生稻分布和栽培稻起源的关系。结论为：1.史前中国丰富的栽培稻集中在长江下游近海及杭州湾地区。2.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仍有很多野生稻，至今仍有野生“浮稻”，可见那里是史前野生稻繁殖的重要区域。3.长江下游河湖沼水网密布，非常有利于野生稻的生态需求。最后先生强调，鉴于河姆渡第四层所出水稻已是远离野生祖本的形态。因此，要解决栽培稻的起源，还需努力寻找更早的栽培稻和野生稻标本。

1988-1989年，先生在中国和日本发表了一组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文章。其中《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补充了长江中下游及闽、台、四川等地新发现的栽培稻遗存。鉴于在湖北宜都枝城北遗址和陕南西乡李家村遗址有早到70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先生提出两点新认识：1.将长江中下游合并为稻作起源的中心。2.朝鲜和日本的栽培稻源于中国，最可能的传播途径为：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鉴于在朝鲜或日本的早期稻作农业遗址未见中国华南、江、浙或山东等地的史前文化因素，史前栽培稻经海路传入朝鲜或日本的可能性不大。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先生进一步深入思考了稻作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提出“边缘理论”。他指出，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发达，人类的食物需求量也较大。特别是那里四季分明，漫长的冬季食物匮乏，人类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能长期储存，冬季可享用的食物，稻谷恰好符合这一需求。长江流域处在普通野生稻分布北缘，自然状态下生长数量不多，但因为上述原因迫切需要人工加以培植。在华南、东南与西南低纬度地区，植物生长茂盛，可食用的禽、兽和水生物很多，加上那里史前文化不发达、人口也不多，通过采集和渔猎基本能解决人们的食物需求。因此人工栽培谷物、增加食物的需求并不强烈，这也正是那里长期没有发生农业的缘由。先生提出的“边缘理论”与美国著名学者宾福德（L.Binford）的“边缘地带说”可谓异曲同工，但又略有区别。“边缘理论”是根据长江流域考古发现的实际总结出来的，是中国学者首次对农业起源进行深层次理论思考的典范，并被学术界广为接受。

1996年，先生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农耕与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将中国的稻作农业发展归纳为：萌芽期（公元前10000-7000年）；初步发展期（公元前7000-5000年）；兴盛期（公元前5000-3000年）。稻作农业向中国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发生的。

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和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先后发现距今9000年前的栽培稻遗存，充分证实先生提出“稻作农业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的先见之明。与此同时，先生还将稻作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结合，论述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先导作用。

最后顺便提及，1993年，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德沃考古研究会（AFAR）合作开展了“赣东北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挖掘了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在1万年前的地层发现大量水稻植硅石；2006年，北京大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在道县玉蟾岩遗址合作研究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这两个项目都是在先生领导下进行的，它们不仅深化了我国的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