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国录之阿根廷危机｜他为24名工人打赢了起诉福特的案子

【写在前面】2018年，强美元席卷新兴市场，除了土耳其，阿根廷也卷入这场货币暴跌的“腥风血雨”。

澎湃新闻记者在2018年11月中下旬的2个星期中，走进了危机下的阿根廷。

2018年，将写入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一年，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腰斩，阿根廷成为拉美地区继委内瑞拉后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阿根廷汇率虽不再像8月般剧烈变动，但汇率贬值造成的影响已迅速蔓延，物价纷纷上扬，露宿街头的人随处可见，民众走上街头……

澎湃新闻记者走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城市萨尔塔，采访了政府高官、参议员、国会顾问、地方官员、企业主、普通民众、探戈演奏者……

此外，还深入刻画了四位民族主义者。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在他们看来，拉美的历史也是关于掠夺的历史。

澎湃新闻此次采访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各层面，形成《探戈的变奏：阿根廷危机镜鉴》系列报道，旨在呈现危机中的阿根廷之全貌。鉴于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化出现逆流，阿根廷的危机或可为中国之镜鉴。

2018年11月末，阿根廷的初夏，一场庭审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看似普通的一场庭审，它的背后却是阿根廷最黑暗的一段历史：1976至1983年，超过3万阿根廷人被阿根廷军事政府秘密拘留、折磨和杀害，还有些人永远地消失了。

2016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纪念阿根廷“肮脏战争”中遇难者的纪念碑，承认美国参与并纵容了阿根廷的“肮脏战争”。“早年那段黑暗岁月，美国的政策颇具争议。”奥巴马说。甚至“肮脏战争”的提法，也是美国媒体提出来的。

36岁的Alejandro Jasinski，是阿根廷司法部人权办公室的一名调查员，他所在的团队一共有20多人，除了律师，还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Jasinski边工作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名字Alejandro在当地很多见，朋友们叫他Ale。

消失的人口

这场庭审中，24位工人的家属向福特汽车提起了诉讼：案由是在“肮脏战争”时期，Pedro Müller和Héctor Sibilla这两位福特公司前高管，协助军政府折磨并关押了24名福特汽车工会的工人，为军政府提供工人包括姓名、ID、照片和家庭住址等在内的信息。这些家属要求对二人处以25年的监禁。

Müller曾任生产部经理，一路晋升，退休时他的职务已经是副总经理；Sibilla是退役军人和安全主管。两人现如今都是90岁左右高龄的老人。

Ale的团队以阿根廷司法部的名义对上述案件提供调查和协助工作。这个案件是他们团队正在调查的一系列案件之一，该团队正式展开对1976年-1983年军政府时期“消失”人口的调查。军政府结束后上任的总统阿方辛曾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最后他们也写出了一份报告，但现在看来这份报告还有漏洞。

这24位受害者的家属5年前就提起了诉讼，但是法庭一直拖到1年前才开庭，2018年7月才刚开始审理。

这是第22场听证会，被告中只有Müller出席了这场听证。

辩方律师表示，军政府上任的第二天（1976年3月25日），福特管理层就逼迫工会成员停止工会活动，并配合军政府拘留了24名工人，将他们关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的General Pacheco市的场地中，许多人甚至被用刑。

这场听证会上，Müller的律师团由Nicolás Corleto和年轻的Mariano Grondona组成。Müller旁还坐着阿根廷的一位著名律师Carlos Enrique Caride Fitte。

Ale对几位律师做了详细的调查。

Caride Fitte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就读法律系和阿根廷企业大学的农业管理系，毕业于1978年，当年就任命为军政府官员。他的合伙人Carlos María Tombeur在上个世纪90年代担任中央银行行长。Ale的研究发现，这位前央行行长积极参与了扶持军政府时期非法债务的工作。

Ale在他的博客上写道，福特公司究竟跟这个律所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埋藏在一个复杂、古老且深藏的家族图谱中，像蜘蛛网一样。

一幅现代经济史与劳工史画卷

从听证、庭审到判决，这个案件展现出的是阿根廷的现代经济史和劳工史。

Ale团队中的经济学家Eduardo Basualdo解释了阿根廷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模式：1958年至1962年，阿根廷国家大门打开，也为重工业也奠定了基础。但是1975年发生了大的转变， 金融在这个国家开始发展起来，也开启了新的模式。1977年至今的金融改革，国家在公共外债中的角色以及汇率兑换制度，都允许了阿根廷私人企业将债务转给民众。“国家支持资金外流”“美金都是私人的，外债却是国家的”“流出去的都是投资”这些在阿根廷都成了经典的语句。

社会学家Federico Vocos专攻工会研究，他曾在劳工部工作。他和他的团队参观了无数个汽车工厂，采访了无数个工人。他的表述让法官了解了当时24位工人受害时期的汽车工厂生产模式。

“一切的一切都被小心的控制着”，他说。没有一只苍蝇飞过是管理人员不知道的。他说，在上世纪70年代，福特就将生产上的某些部分出让给第三方公司，目的是减少开支和减弱工会实力。他还强调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单一，给员工造成了很大的身心伤害。

团队中的另一名社会学家Victoria更是做过将近长达两年的调查结果，她调查了25家企业，其中一位工人Ismael Portillo的小舅子Ramón Argeo Ortiz出庭作证，他亲眼在工厂里看见自己的姐夫被抓走。Ramón1974-1998年期间在福特公司上班，直到被解雇。

辩护律师Adriana Ayuso表示不同意，她以福特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坏公司来辩解。说到极其严格的控制和疾病时，“只有福特这样吗？”她问道。她想说，这些管理人员也受到了压力和胁迫。

胜利的日子

2018年12月11日，23场听证会后，终于到了判决的日子。

法庭判决，Pedro Müller和Héctor Sibilla以福特汽车工厂工人为目标，向军政府安保部门提供信息，以便军政府对工人进行绑架和刑拘。

Müller被判刑10年，Sibilla被判12年。

全场欢呼，受害人的家属喜极而泣。

这一天也是Ale2018年中最高兴的日子，因为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

Ale对军政府时期问题的关注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土地勘察员，一个现在已经消失的职业，也曾是一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直到军政府时期。

他的祖父母都来自乌克兰的一个靠近俄罗斯的小村庄，二战时移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叔叔和堂兄已经回到俄罗斯，Ale能说一些俄语。年轻时他飞去莫斯科看望堂兄，一下就喜欢上了莫斯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考虑过回到俄罗斯生活。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女儿，为了让女儿的俄语能比他说得更好，他特地给她买了俄语的看图识字小卡片。

2018年对他来说是艰辛的一年。

这是一份清贫的工作，月薪20000比索（约合3800元人民币），他的女儿今年5岁，他与前妻共同抚养着这个小女孩。

物价飞涨，2018年他根本就存不下钱。拿上一年来说，他到了月底都还能留存下一些。

“现在的首都物价都能比上伦敦了，但是薪资水平只有伦敦的三分之一不到。”

除了工作、照顾女儿，他还在攻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他的新年目标是要拿到博士学位。

他研究生时对阿根廷东北部的矿产公司做过很多研究，关于外国资本在阿根廷的矿业开采史，还出了一本书，他说要将这项研究继续下去。

即便薪资微薄，他也不打算对生活做出太大改变，现在做的事情正是他想做的，诉福特案的胜利也给了他很多信心。

尽管书写的是这个国家黑暗的历史，他并不打算离开。

“阿根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一面，也有最差的一面。这就是阿根廷。”

新闻链接：肮脏战争（1976-1983年）

20世纪60年代末，一只名为“蒙托内罗斯”（Montoneros）的左翼庇隆主义游击队在阿根廷成立，游击队成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青年，他们用炸弹袭击外国商业机构等方式为武装斗争筹集资金，并传递自己的社会主张。

1976年3月24日军政府上台，以打击“蒙托内罗斯”为由迅速爆发了一场由国家支持的暴乱，贯彻“零容忍”政策，直到军政府于1983年与英国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失败后下台。这场持续7年的内部动乱被称为“肮脏战争”（Dirty War），大约有30000人在这场臭名昭著的“战役”中丧生。在这7年中，“消失”意味着被拘留、拷打甚至是杀害。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对本专题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