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中国工业需要怎样的政策取向

实现工业化、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工业结构的变迁可以作为研判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参考。

一、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特征考察

本文重点分析成功迈过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市场需求、产业能力等方面的特征，显示出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过程及之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工业占比较为稳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一是以结构优化稳定制造业占比。那些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升级，还在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所形成的新兴产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二是贸易与投资保持国内国外的平衡。从贸易和投资结构看，成功跨过高收入门槛的国家会将原来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转向更多地依赖本国市场。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后，本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同时会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高增长阶段。通过向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它们的增长“红利”，利用国外资源为本国居民创造更大财富，实现更快的增长，同时也增加了对全球产业发展的掌控能力。

第二，产业能力持续提升，创新驱动增长。

一是更加注重形成产业发展能力。有些国家过早出现去工业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产业能力未能与要素禀赋同步实现转变，工资水平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而萎缩，与此同时，更加依赖创新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没能发展起来，从而造成制造业比重下降。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实现了产业能力的持续升级。二是以自主创新保持经济领先地位。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关键就在于抓住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第三，后发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更多的挑战。

一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后发劣势。早期工业化国家处于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最前沿，它们能够从技术和产业升级中获得充分的收益，而后发国家要面对早期工业化国家不曾面对的具有强大在位者的市场竞争、知识产权壁垒以及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秩序、治理规则的约束，导致后发国家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回报率很低。

二是后发大国可能面临发达国家的打压遏制。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科技、产业领先优势和产业链话语权、掌控力，常常会采取各种非市场化手段对后发大国的技术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打压遏制，加大了后发大国工业进一步升级的难度。

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惯性。中等收入国家由于技术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成熟产业，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是成本最低的发展路径，由此造成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习惯于模仿、追随，企业缺少原始创新能力，政府部门缺少制定有效支持原始创新政策的能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制、社会氛围也与原始创新的要求不相适应，加大了后发国家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跨越式发展机遇的难度。

四是平衡经济发展过程的多因素和多目标并非易事。除在技术—经济方面，产业能力、产业结构要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不断演进外，稳定安全的金融体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对一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至关重要。 

二、中国具备迈向高收入阶段的条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规模加速增长，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到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高达35%，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首位。规模扩大的同时，中国还构建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内部结构基本合理，能够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需求。

对比高收入国家的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可以发现，工业已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

一是制造业比重合理且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正因为拥有超大的工业规模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中国工业才总能爆发出巨大的韧性，保障了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二是国内市场需求不断释放，工业产品出口基本稳定。工业的需求来自出口、投资和国内消费。“三驾马车”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综合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需求侧是有保障的，特别是内需的持续释放能够不断创造需求侧的发展动能。

三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质量持续提升。总体上看，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避免在全球分工中被锁定于“从属”和“低端”位置，从而能够自主、安全、高水平地利用两种国际资源确保现代化的继续推进。 

第二，科技创新能力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极大增强。

一是知识和技术产出不断增长。中国的教育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造就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以及世界领先的工程师队伍。长期积淀的人才体系、科研机构、基础设施奠定了技术创新换轨赶超的基础。

二是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的基础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条件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应对外部挑战、突破内部约束，培育世界领先的新质生产力，并将其贯穿于新型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百年战略目标之中：拥有比肩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能力；拥有更快实现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拥有高质量的要素供给能力；拥有支撑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国内市场。 

第三，工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不可忽视的短板和约束。

一是从工业自身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重现，“卡脖子”风险长期存在。二是从创新创业看，基础前沿领域的技术差距还比较大，高科技投资和创业活跃度不足。三是从市场预期看，多因素造成发展信心不足。工业产业中的传统产业转型进入“登梯爬坡”艰难时期而新产业赛道的价值实现和创造又比较有限，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客观上造成企业成本增高，国内统一大市场仍有堵点，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为促动的格局有待完善，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战略空间受限、工具箱不够充实，等等。 

三、变化中的外部环境与新机遇

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工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态势和特征。对于中国工业而言，很大一部分外部风险因素来自中美大国竞争的走向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而从中长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碳中和既是挑战，也要危中寻机，主动应对布局，从而在变局中把握切入新赛道、塑造新优势的重要机遇。 

第一，客观看待外部不确定性与挑战。

一是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加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总体上进入了活跃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驱动的产业新赛道不断涌现，对这些新赛道的争夺不仅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也是领军企业主导产业生态塑造的目标方向。

二是大国竞争升级叠加持续加剧的地缘冲突，导致世界范围内安全问题泛化。不确定的中美关系前景对各类外资进入的抑制作用显现，美西方强化安全导向的政策法规对中国企业开展科技合作、技术进口、跨国并购设置了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难度，导致多条关键产业链安全形势趋紧。

三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不断深化。“低端分流与高端回流并行”的全球制造业空间布局特征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双向挤压”，加之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导致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更高环节攀升面临更多挑战。

四是全球碳中和下工业绿色转型任重道远。严峻的气候形势与充满波折的全球碳中和之路给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也对探索建立面向“双碳”目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兼容、科学自主的工业绿色发展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把握大变局中的新机遇。

一是牢牢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是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最具标志性事件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趋势之一。

二是强化产业优势，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形成了兼具先发布局与后发优势的独特发展条件，领军企业也已初步掌控行业技术迭代的节奏。

三是增强战略能力，主导关键矿产产业链重构。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关键矿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国防军工等领域应用日益广泛。近年来，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刺激关键矿产需求急剧增加，关键矿产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

四是拓展新兴市场，推动中国工业化成果全球共享。新兴市场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较大的结构转型潜力将为体系完整、主体丰富、技术适用、产能巨大、产品性价比高的中国工业扩大贸易投资、深化产能合作、整合战略资源、主导产业链布局带来重大机遇。 

四、现代化进程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迈向现代化进程中，要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作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的根本取向。

第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不仅抓住了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更是破解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内生化难题的现实选择和长期任务。

要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力度，以“从0到1”自主原始创新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一批服务于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新型科技创新平台，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聚焦科技创新，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创新跨界互融共促，将工业高质量发展引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创造条件，打破封锁，维护与世界科技创新前沿的联动和交流，着力突破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先进原材料对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实现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可控；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辟新领域，培育新主体，形成新集聚，打造新支柱，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加快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巩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水平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驱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制高点，制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赛道。 

第二，要供给侧与需求端共同发力，形成与中国工业体量相匹配的市场容量和消费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社会预期偏弱问题。针对当前预期不稳、信心不足，既表现为民营企业投资意愿转弱也反映在社会消费不振的复杂成因，有必要释放高强度、大力度、更具创新性协同性的政策信号，集中

投放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举措，增强经营主体的安全感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并重，加紧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营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环境。

在供给侧，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通过启动新一轮设备更新投资，提高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的适配性和兼容性，挤出传统产业落后过剩产能，开展新兴产业产能分析和预警，引导相关行业领军企业塑造规模效应与技术能力相互加持的“双重”优势；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需求端则要突出扩大有效需求的主线，着力扫清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堵点，降低交易成本，破除市场分割，切实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市场牵引力和消费拉动力；多管齐下，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就业形式，拓宽就业渠道，完善分配制度，改善收入预期，提升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能力；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市场化进程，以新型消费释放消费潜能，以消费大国支撑工业强国建设。 

第三，要推进深层次改革与扩大高水平开放互为促动。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人口大国，最大的不安全就是不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突破国内发展瓶颈，还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既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找思路、想办法，又要加紧创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使命和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用于指导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破局。要充分运用群众首创经验，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发挥企业自主转型的主体作用，拆除制度“玻璃门”，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直面开放动力减弱、共识不足的现实矛盾，以一往无前的开放定力、更加笃定的开放决心和更大力度的开放举措，确保中国对外开放不偏航，构建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外贸外资“双稳双升”，用越开越大的开放之门畅通国际国内循环。

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联动，积极倡导数字贸易、清洁能源、气候治理、应急管理等新型多边议题，以建设性的国际协调化解纷争和对立，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有利局面。 

第四，要以重点产业链为突破口，主导构建新型国际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深刻洞悉全球产业链重构与重点产业“双链”格局演进动向，发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生产体系深度调整中蕴藏的机遇因素，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以关键矿产、动力电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领域为着力点，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拓展要素、技术和产能合作空间，引导中国企业立足双循环格局向产业链供应链链主地位攀升。

同时，建立完善供应链安全评估与风险防范机制，创新工作思路，充实应对地缘风险、技术封锁、重大突发事件的政策工具箱，提升供应链体系稳健性。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依托自主可控、安全有效、智能绿色的创新链产业链，广泛吸收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探索塑造以我为主、互利共赢、兼具韧性与活力、国内国际一体化的产业生态体系，巩固产业链枢纽地位，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 

第五，要注重政策的协同性一致性。

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一致性兼容性，统筹兼顾技术与要素、发展空间与战略纵深、产能释放与可持续发展、制造与服务、国内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等多维度动态关系，强化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竞争政策、绿色发展、区域布局等战略、政策及市场规范的系统性协同，锚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短期应对与中长期战略衔接配合，做到同向发力，相机调控。

需要强调的是，协同性一致性对政策研究、制定、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深入推进决策机制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发现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拓展知识体系，掌握政策运用新需求新特点，加强政策工具创新，为新型工业化提供高水平高层级的决策支撑。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我国发展的新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研究”课题成果，组长：史丹，执笔：史丹、杨丹辉、李晓华、邓洲。本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4年第5期摘录，原文首发于《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3期，约33000字，原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工业：发展逻辑、现实条件与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