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中国文学的内与外

2024年6月8日至9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办的十周年系庆文学研讨会“斯文：中国文学的内与外”在香港城市大学顺利召开。来自澳门城市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大阪大学、复旦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珠海学院、元智大学及浙江大学的三十余位学者，围绕中国文学各个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讨。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系主任程美宝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她提到此次研讨会作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建系十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具有特别的意义。程美宝强调会议主题“内与外”在中国文学中的多重意涵，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内外界限往往是流动而多样的。她期待与会学者的精彩分享，并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无分内外，进行深入交流。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系主任程美宝教授致开幕词

与会学者会场合照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程苏东的报告围绕《史记》的时间结构及其意图展开，重点关注司马迁如何平衡“祖述尧舜”的儒家传统和“自黄帝始”的公共知识，以及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以展现《春秋》之褒贬为主，却又为何在时间建构上未依照《春秋》。程苏东提出，司马迁并言“述陶唐以来”和“自黄帝始”，是其试图整合出一个关于黄帝故事的衍生型文本时所产生的“文本失控”；司马迁突破《春秋》的时间结构，其中有《春秋历谱谍》的影响。大阪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林晓光关注中国“懒”文化在六朝时期的形成及其理路。林晓光以六朝“懒”的典范人物为例，旨在说明“懒”如何逐渐由一种负面质量转化为积极的文化要素。“懒”最初典范——嵇康所表现出的紧张状态被南北朝的贵族社会继承，也被不同社会阶层加以改造。中唐时，在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的“懒”的典范人物的笔下，“懒”文化终于摆脱了六朝以来的紧张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咸晓婷讨论了敦煌诗选“律绝同编”与唐人古、律分体的话题。中唐元和时，诗集编纂时古、律分体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但对于唐人别集编纂中古、律分体的形成过程，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咸晓婷发现，敦煌斯五五五写卷已经出现律绝同编的体例，伯三六一九与伯三八八五中也有律绝同编的钞本。这正提醒我们可以利用敦煌诗歌文献来进一步深化今人对唐代诗歌编纂体例，以及诗体观念的认识。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侯体健以“祠官的风景：奉祠生涯与周必大行记的多重风貌”为主题，以周必大为例，探讨祠官身份与南宋行旅文学的展开。侯体健提出，祠官身份较为清闲自由，周必大得以自由选择行旅路线，其行记中的风景书写亦因此较其他文人行役记更为充分。其前后两次不同的奉祠心境之下，催生出两种不同的行役文人形象，也拓展了祠官生涯对南宋士大夫行记书写的向度。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思豪关注《上林赋图》的“圣域”摹写。《上林赋》经由图像转化为图，再传至海东。海东文人在欣赏此画时，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汉代气象和中国历史，推崇“尊中国”，又形成了与中原人民完全不同的“圣君”观念。《上林赋图》引发朝鲜西人党的集体吟诵事件，成为海东文人从“周边”向“中心”发起的抗议。在明、清迭代中，海东文人曾先后走进武魂的“圣域”，再回归崇文圣地，呈现出有别于中原的独特景观。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凌超以庾信入北之后两篇最重要的佛教铭文《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和《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为主要考察对象，讨论庾信文风的变化、佛教如何帮助地方官处理政务以及佛教如何被应用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书写中。凌超提出，庾信入北周后，渴望通过为朝廷服务来维持生活并实现政治目标，因此，当他受命撰写佛教铭文时，他力求为北周朝廷做出贡献。北周对佛教的态度亦使其得以将政治议程纳入宗教铭文。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张万民将目光投向《关雎》的早期辩护及其变奏。张万民指出，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蕴含着对《关雎》”求之”主题的辩护。后来汉儒《关雎》的阐释其实都是对孔子辩护的响应。汉儒也将《关雎》中的主角从君子、淑女替换成君子、后妃、淑女，使得《关雎》的君子视角转换为后妃视角，这亦可视为《关雎》的早期辩护的变奏。我们在讨论《诗经》的阐释史和接受史时，也应关注到中国早期对具体诗篇的质疑与辩护。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钟志辉讨论元稹贬谪江陵途中所创造出的“闲怨”诗学概念，以及此概念如何被应用并贯彻到其诗学创作中。钟志辉结合元稹诗文，提出其“怨”是对朝政问题的哀怨、怨刺心理；“闲”则相对悠闲平和，元稹面对贬谪与打压的自信与乐观，正属于“闲”的表现，并冲淡了“怨”的浓度。二者在元稹作品中被巧妙结合起来，不仅丰富了“怨”的诗学内涵及表现，也为后世诗人拓展了书写的边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吕家慧关注和气观念下的盛唐应制诗。盛唐应制诗常被认为是歌功颂德、缺乏情志的文学作品，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传统观念中，太平盛世之中充盈着和气，并具体表现为和谐的君臣关系、美好的自然景象等等，吕家慧所重点讨论的唐中宗和玄宗朝的应制诗当中，便充满了对君臣伦理、自然景象的赞颂歌咏。吕家慧由此提出，中宗、玄宗朝应制诗的大量产生的观念基础是盛世颂声，皇帝亦有意以这一类诗歌展现太平盛世的和气景象，这些诗歌也因此成为了盛世叙事的一部分。

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常慧琳以汉魏六朝的左慈形象建构为核心，考察其由方士的本来身份、继而被建构成神仙形象的过程和背后的思想理路。常慧琳提出，可在五世纪左右的道教正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吸收了以左慈为代表的吴地巫术、人神与神仙思想，另一方面，颠倒了人间门阀士族的秩序，建构了神谱。吴地次等士族甚至寒人通过依附和向王权屈服，获得了人间的权力，推动了左慈身份的转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林成川探讨《荡寇志》的神话叙事结构及其与《水浒传》之关系。林成川指出，《水浒传》的神话叙事涉及到梁山好汉的转变过程，却也涉及到造反者是否可能忠于帝王的问题。而《荡寇志》的神话结构则直接为维护皇帝及其君权服务，回避了君王无道的可能。因此，《荡寇志》的故事接续七十回本《水浒传》，不过作者所欲终结的是整个水浒叙事传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关注到投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传奇英雄家里波的、玛志尼、加富尔的事迹，并以其传记书写作为主要资料，对意大利英雄传记从明治日本到晚清中国的跨文化流动做出了详尽的分析。研究在横向上衍生出对改编作品引发中文翻译与改编的讨论，并通过传记的“在地化”阐释与明清思想文化史的考察，在纵向上论述了两国知识人如何借翻译传记响应本土思想文化潮流。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林姵吟在全球冷战的脉络之下重审两岸的意识形态关系，而美国在此时的介入是这一话题的关键入口。通过检视美新处局长理查德德·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的个人校友网络与美新处在台北的具体运作，以及对建物历史、文化项目、出版研究等多种材料共同交织与作用的分析，研究指出美国冷战文化外交对台湾的影响脉络展现出其公共外交和心理战在台北的作用样态。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朴婕将当下“东北热”所包含的多重内容作为一种症候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东北书写复合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问题，因此它同时也折射出参与讨论者对中国问题的关切。通过梳理“东北文艺复兴”，分析当下历史叙述对历史充满矛盾的呈现方式与读者接受，以及“新东北”所提示的“复兴”可能与其实践三个问题的阐释，深入地剖析了“东北热”出现的原因。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东突破既有的一元或两党叙事，以一个全新的三元框架理解内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经验，具体是指出隐于政治的背后东北本土作家的“东北文学”想象。通过钩沉本土文人的文学经验，研究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生产体制的运转逻辑与几种相互纠缠与竞争的“东北文学”想象让其在蹒跚之中走上“新轨”的过程。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人文学院历史与文化系助理教授陈婧介绍了她基于自建的明清古诗总集数据库所进行的研究。陈婧运用了文献计量学分析中的网络分析法，重构了二十三部总集之间的互参网络，从其排名探讨了各书籍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在微观层面上，陈教授通过中心度分析探讨了这些诗作的共引网络，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先唐经典在这些总集中的接受情况，为我们研究文学经典的形成开辟了新路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文系副教授徐玮则深入探讨了王鹏运与朱祖谋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梦窗词学崛起中的关键作用。她指出两位词学家继承常州与吴中词学取向，通过有系统的整理和创作，催生了“梦窗热”。徐玮又试图以晚清词家论梦窗词的关键特点入手，从整体层面分析二人如何学习和发展梦窗词。徐玮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王、朱词学及创作贡献的理解，也揭示了晚清民国时期词学发展的动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文系副教授陈炜舜探讨了何敬群的《词学纂要》在香港高校古典韵文创作课程中的地位与影响。陈炜舜指出《词学纂要》结合创作与鉴赏，为初学填词者提供了指导，这在香港当时的教材中是比较罕见的。陈炜舜详细分析了《词学纂要》的编撰背景，并探讨了何氏的词体观与创作论。陈炜舜的研究揭示了何氏著述在香港高校旧体文学创作课程中的重要作用，为我们理解香港古典文学创作教育的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叶杨曦回顾本世纪英语学界陆续出版的多部中国文学史论著，对其特点与论述方式做出了细致的分析。这些著作皆旨在以其内容的丰富性打破西方有关中国文学贫瘠、单调、封闭的刻板印象。各文学史呈现出不同的写作策略与倾向，在对于文学史的时代分期上较汉语学界的中国文学史写作更为灵活多样，并关注到东亚汉文学等汉语学界中涉及较少的研究领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芸以文学典籍《金瓶梅》四个英译本副文本为研究对象，探究由此呈现的译本形象。作为英译世界第一个译本，朱翠仁译本着力打造一个带有情色意味的东方传奇故事。米奥的《西门庆及六妻妾的冒险史》则使得《金瓶梅》由强调个人的传奇变成一部西门庆及其六位妻妾的家庭冒险史。埃杰顿译本《金莲》是欧洲首个全译本，并对原作的文学价值做出高度的肯定。芮译本则通过精美的装帧、具有隐喻色彩的插画、学术性质的导言与原作介绍与大量的说明注释展现了诗画一体的亚洲经典艺术作品形象。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刘隽敏的报告系统回顾了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英文研究的现状。研究首先对全球和中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实践的历史演变做出概述，随后结合澳门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与政府的各项保护举措具体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践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文章也关注到现有的英文相关研究在国际视野和研究范围等方面存在的挑战，并提出了未来可行的新方向。

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中文系副教授何威萱重新审视了《明儒学案》对明代儒者魏校的看法与定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魏校与胡居仁学派联系起来，但何威萱指出，这一联系并不完全符合时人的理解。魏校虽早期研习胡居仁之学，但其后逐渐转向主静涵养，并非专重主敬。黄宗羲对魏校学术形象的描绘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有失真之虞。何威萱的研究不仅揭示了魏校的学术发展历程，更提醒我们在使用《明儒学案》时须谨慎审视作者的论断。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王耐刚则聚焦于清代学者戴震与《孟子赵注》的重刊，揭示了戴震在孟子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王耐刚指出，乾隆年间有两个《孟子赵注》的刻本——曲阜孔继涵刊本和安邱韩岱云刊本，皆与戴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戴震校勘《孟子》继而推动《孟子》重刊的学术背景，乃汉人旧注在清代的全面复兴。王耐刚的研究提醒我们，戴震在孟子学领域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上，其对《孟子》的校勘与重刊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张历君考察了舍斯托夫对于鲁迅作品的影响。在生命的最后时段，鲁迅集中关注舍斯托夫的著作，并在其选集编者三木清的实存哲学解读方向之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表演者作为复仇主体，看客或群众作为复仇目标的“表演者与观看者的构图”在鲁迅的《“以眼还眼”》中被彻底颠倒，这透露出他群众观点的改变。而在舍斯托夫“不安书写”的影响之下，鲁迅最后一部小说集最终孕育成形。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袁先欣通过对延安到建国初期地方、乡村、民族边疆等“民间”要素在“人民文艺”中扮演的功能和角色；八十年代走向低沉而出现转型的知识领域和文艺实践；20世纪后半叶包括民间与民俗关系颠倒与再颠倒在内的民间文学起落命运；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亲缘关系；“民间”作为审美要素在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领域的出现和兴起五个方面研究，向我们铺陈了一副关于民间广阔而丰富的画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刘祎家以欲望作为切口，开启对路翎小说的讨论，指出主体的匮乏与对这其进行填补的情感、思想和行动，生成了路翎笔下人物最深刻的欲望的逻辑，并在其小说文本的内部展演为一种“爱欲”（Eros）的模式和构造。同时，路翎小说的这一模式，也能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被讨论——早期茅盾、丁玲、巴金等左翼作家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书写在不同程度上与之形成了对话关系，从而构成了内在于中国左翼文学的一条独特的主体论线索。

九场分组讨论结束后，研讨会迎来尾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系主任陈学然教授在闭幕致辞中对与会学者的参与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提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在成立十周年之际，能够得到众学者的支持，是一件非常难得且值得感恩的事。在会议当中，学者对中国文学内与外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种种新的思路和方向。陈学然又回顾了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发展历程，提到学系还年轻，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各位学者无分内外的支持与合作。陈学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学系能够更加蓬勃发展，继续在学术上做出卓越贡献。最后，陈学然再次感谢所有与会学者的支持，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合作机会，共同推动学系的进步与发展。至此，会议圆满结束。

西贡文化考察集体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