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诞辰120周年：他是古典小说戏曲文献研究的奠基人

今年是中国现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孙楷第先生诞辰120周年。

孙楷第1898年出生于河北沧县，1922年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国文系，师从杨树达、黄侃、黎锦熙、高步瀛、陈垣、傅增湘等近代文史研究的大师级学者，他自身的治学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孙楷第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53年，他由北京大学调入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一直到他去世。

孙楷第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将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通俗小说和戏曲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元曲家考略》《沧州集》《沧州后集》等著作。

今年，为了纪念孙楷第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沧州师范学院特地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在孙楷第先生的家乡河北沧州市举行。同时“孙楷第文集”也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

参加“纪念孙楷第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有孙楷第哲嗣孙泰来、陈莹夫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许檀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王进驹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戴云研究员、社科院文学所吴光兴、郑永晓研究员等多位学者专家。研讨会内容围绕孙楷第古代小说研究成果和贡献以及与会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的最新成果展开。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吴光兴看来，孙楷第先生的成就，是文学研究所与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最可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国内国际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特别小说戏曲文献目录研究方面的典范。“简单地比方，以小说研究为例，如果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古代小说理论论述的高度，那么，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文献目录论著，则标志着研究的深度。他是学科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一代一代的後学者，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奔跑、在他奠定的地基上建构，自然永远感念他的劳绩与奉献、也有必要研讨他的智慧与经验。”

“孙楷第先生的治学风格，移乾嘉考据学以治小说、戏曲等中国传统俗文学。方法传统、正派，研究领域新兴并‘预流’。治学风格、学术类型，类似王国维的宋元戏曲研究。”

“沧州老人”孙楷第

孙楷第哲嗣孙泰来讲述了父亲同沧州的情谊。“父亲自从22岁离开家乡，就再没能回到这里，但家乡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小到吃穿住行，大到做人做事论学。父亲晚年所有的笔记本上都自号‘沧州老人’。”

年少在家乡时，孙楷第因为偶然的机会，遇到国民党元老张继的父亲张以南。“我父亲自小就很聪明，念了很多书，过目不忘，张以南也有听说过，因此和我父亲见面。见面后让我父亲作文，并称赞写得很好，还送书给我父亲。张以南和曾担任过民国内阁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先生是莲池书院的同学，这都为我父亲以后的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我父亲在沧州也同傅增湘先生见过面。傅增湘曾任直隶提学使，到沧州察学，见我父亲作文速度非常快，也不打草稿，于是就把我父亲的作文拿去看，并在上面批语：‘气势畅旺’。但那时我父亲才10来岁，所以没有和傅先生有更多的接触。”

1922年孙楷第离开沧州的时候，张以南对他寄予厚望，为他写信，推荐他到北京找傅增湘先生。“如此，我父亲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了傅增湘，傅先生对我父亲治学和做事方面都带来很大帮助，比如听说他要研究《柳子新论》，就让他儿子送来两个很好的明代版本。我父亲到日本搜集中国古代小说，傅先生也提供了一定资助。”

“沧州人都非常重感情，在我父亲一生中，我没见他流过几次眼泪。他去世前在305医院住院时跟我说起1949年傅先生弥留之际，他到北京西城石老娘胡同探望傅先生，出来后在胡同里走，不禁流下了眼泪。因此，沧州对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在沧州的经历为我父亲的为人处世打下了基础。例如勤俭节约，我父亲到日本寻书，只带了350块大洋，每天中午只就着水吃面包。另外我父亲没穿过西装，没戴过手表，一生都是保持着在沧州时的穿衣习惯。”

吴光兴也讲到，孙楷第在北京求学与工作，离家乡并不遥远，然而，他对故乡沧州深切眷恋的情怀，特别感动人。“大学时代他有‘沧州才子’的美誉；每一位读他书的後学，都知道先生的家乡‘沧州’。他给汇集自己许多不朽之作的论文集取名《沧州集》，晚年又续出《沧州後集》，与‘沧州’一起传名宇内、流芳百世，饱含了多少‘浓浓的乡愁’。”

孙楷第的藏书

孙楷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但晚年藏书遗失一事对他的打击很大。孙泰来也就此事专门做了说明与澄清。

“社会上有种误传，说是我们家人将藏书处理了。文学所是学部去干校的先遣单位，从动员到启程，中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像杨绛在《干校六记》里所说，‘人走家搬’。当时北京的文物商店完全爆满，那时红木家具几乎是块八毛就可以搬回家。我父亲当时想把书给北京图书馆，但对方不愿意接收，也找过其他一些单位，都不愿接收。因为那时把这种古籍当作‘四旧’，因此也没有寄存在朋友那里，怕给别人添麻烦。万般无奈下找到了中国书店。我父亲给中国书店来的人讲了几句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话。他说：‘我的书是人民给我钱买的，我去干校，我要把书再还给人民。我今天把这些书送给你们。’”

当时中国书店来了三位同事，最后只讲了一句话：“我们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些工作人员是前门中国书店的，但为了方便，把书运到了距离更近的海淀中国书店。

后来因为孙泰来在燕山，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中国书店便通知亲戚前去，交给他426.67元钱，意思是作为购书款。“当时这位亲戚提出：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和当事人谈。因为最初说好是送书。但中国书店的工作人员说，你先把钱拿走，其他问题以后再说。便要求中国书店打了一张白条，底下还有一个中国书店的章，现在这张白条还在我们手中。”

“失去这批藏书，给我父亲晚年带来极大的痛苦。我父亲虽然身体不好，看起来又瘦又弱，但其实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当时中国书店把藏书拉走时，我感觉我父亲的内心痛苦到了极点。今年北京的德宝拍卖会·忘得亭专场上有一批我父亲当年散失的书，既然‘文革’期间，我父亲的藏书全部失去了，今天再在拍场上出现这些书，我也不会再有什么计较。”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倩也曾就孙楷第藏书失散一事撰文论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为1972年8月9日孙楷第给周恩来总理上书求援的亲笔信函以及孙泰来的回忆讲述。

在给周恩来总理信函后，还有孙楷第凭记忆开具的不完全的藏书目录。根据刘倩的总结，主要分为七个部分：解放后新出版的书，经部共34种，史部共116种（“目录类”作品有近60种），子部105种，集部128种，丛书15种，杂志1种，除此之外还有笔记手稿。而在1969年11月中国书店前门收购处开具的收购“白条”，则将孙楷第藏书分成三类：1，古旧书，20种，297元；2，鲁迅全集1部、马恩全集13种，33.47元；3，古旧书，660公斤，196.20元（包括书箱4个、书架3个）。据刘倩分析，第一类“古旧书”，大概就是所谓的珍本、善本。

据刘倩所述，自1972年至1986年孙楷第去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孙楷第无论以一己之力还是寻求有关部门帮助协调，都未能从中国书店取回自己的全部藏书。在与中国书店的多次交涉中，“唯一的成果，便是1980年11月5日，由社科院文学所出资赎买，换回了六捆杂乱无序的书籍。”

经过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镰及家人朋友的多年收集，目前找回了少量孙楷第批校的自著书和手稿，包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由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的慕湘将军自中国书店购得一本，于1981年7月亲自登门送还孙先生）、六本《沧州集》（杨镰留心收得其中五本；剩余的最后一本，乃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程凯博士无意得之于琉璃厂旧书店，2006年闻讯后欣然捐出）和《曲录新编》手稿六册。《读曲札记》手稿却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