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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象内成的转胎、养胎、胎教是与古代以气为主的身体观相关的
【编者按】
求孕,求男,求好男;养胎,安胎,祈顺产。古代女性承担了生育的重任,却没有解释生育的权力。在《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一书中李贞德从中国汉唐之间生育文化入手,介绍求子、怀胎、分娩的方法,乃至避孕、堕胎的手段,藉由重建各种医方及其论述,说明中国妇科医学逐渐成熟的过程,并以乳母与产婆为范例,进一步探讨女性作为照顾者,乃至医疗者时,所面临的待遇、评价与挑战,带领我们在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回顾女性参与生老病死的历史。本文摘自该书第二章第四节《外象内成的转胎、养胎与胎教》,澎湃新闻经浙江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转胎或行方术、或服药物,大抵为求转女为男,而有效期限则以怀孕三个月之前为主。方术转胎,历代医方一脉相承,马王堆《胎产书》、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方》、隋代《产经》与巢元方《病源论》皆称妊娠三月,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欲生男者,应操弓矢,射雄雉,乘牡马,观虎豹;欲生女者,则应着簪珥,绅珠子,施环佩。相信孕妇的言行若与特定的性别相关,胎儿便能相应转化。除此之外,孕妇或溺于雄鸡浴处,或佩带宜男花,或将弓弦带在左臂、系在腰下,或以绛囊盛雄黄携带,或以雄鸭毛置于席下,或将大刀、斧头摆在床下,便能生男。似乎不论天生雄性的生物,或社会上代表男性的用品,都有转女为男之效。《如意方》和《千金方》并称将斧头摆置于床下的办法,试用于鸡窟而有验,显示人们不但相信胎儿与外在事物互相感应,并且认为在生育之事上,人类与动物适用相同的感应机制。
服药求男,亦包括各种奇方。前引宜男花,又名鹿葱、萱草,除佩带之外,方书说孕妇服用也可以生男。此外,孕妇或生吞雀瓮中虫,或服原蚕矢,或喝蒿、杜、蜱蛸合制的药,或饮幼蜂与狗阴,制成之剂,或以男子冠缨烧成灰酒服,或取丈夫衣带烧灰,以井华水服之,都被视为有得男之功。《千金方》更提供具有养胎和转女为男功效的丹参丸,其中除采用丹参、芍药等十六种妇女养身要药之外,并加入冠缨、犬卵和东门上雄鸡头一枚。其作用显然和狗阴、丈夫衣带等配方类似,皆企图以服用象征男性意义的物件,影响胎儿的性别。如此看来,服药和方术,在转胎上的机制差别不大。
转胎是否成功,医方认为可在妊娠四个月胎已成形时检验得知。检验之法,或令丈夫从孕妇背后呼唤,视其转身方向,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或检查丈夫身体,若丈夫左乳房有核则孕妇将生男,右乳房有核则生女。要之,以男左女右为准,并且夫、妇、胎儿,三者有如一体,互相感应。
转胎应于妊娠三月之前施行,养胎则自初孕至分娩,皆须注意。养胎之方,着重饮食调理,可分为积极养护和消极回避二种。积极养护,《胎产书》、《逐月养胎方》和《病源论》一脉相承,根据对胎儿成长的认识,逐月给予孕妇适当的饮食。合药时,除采用前述调血、止血、补血之本草外,亦不时加入乌雌鸡、雄鸡、猪肾等滋补之物。
消极回避,则历代医方皆条列各种不宜食用的禽、畜、果、菜和药物。诸多食禁之间,有时互相矛盾。如北魏(386—534)张湛的《养生要集》主张不可食鳝鱼、鲤鲙,认为“令儿多创”,但《胎产书》建议四月宜食鳝鱼,《产经》则表示三月食鲤鱼,“令子多智有力”,且前引《录验方》亦以鲤鱼安胎。建议禁食,或因鱼鳞之状;主张多智,或因鲤能神变之说。不论如何,皆不脱外象内感的观念。事实上,医方中不乏因感应观念所产生的禁品。如驴骡令难产(个性),兔令缺唇(形状),豆酱令面黑(颜色),鳖令短项(形状)。而医方认为不好的品质,以五官缺陷和体弱多病为主,显 示胎儿健康是养胎的主要目的。
求好男之法,除以养胎修好胎儿形貌之外,医方亦主张以胎教培育胎儿性情。现存医方中最早的胎教建议,见于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方》,其中称妊娠三月,“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此后,隋代《病源论》《产经》和稍后的《千金方》《洞玄子》皆论述胎教之法,以掌控孕妇的言行举止来影响胎儿的道德性情。消极方面,孕妇应不视恶色,不听邪声,口不妄言,心无忧喜,坐必端席,立不倾斜,行必中道,卧无横变。积极方面,则应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居处简静,焚烧名香,眼睛所观,应为礼乐、钟鼓、俎豆、军旅等陈设,口中所诵则应为诗书、古今箴诫等等。医方认为如此则会诞生“圣子”,头脑聪明智慧,性情忠孝仁义。
胎教的观念历史悠久,汉代士人便多主张古代圣王即有胎教之法。贾谊(前201—前169)《新书》和戴德《大戴礼记》皆载“青史氏”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刘向(前77—前6)更引文王之母大任为例,说明孕妇应寝不侧,立不跛,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北齐颜之推(531—约591)家训亦承袭汉人之说,唯以古圣王胎教之法,乃“怀子三月,出居别宫……音声滋味,以礼节之”。所说月份与有身七月方才居于蒌室的旧说有别,却与医方中三月之前未有定仪,见物而化的论点相同。
所谓生子优良,究竟有何特质,秦汉异代,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嬴秦尚武,社会中对子嗣的期望,或以勇武为主。两汉之际,儒学渐兴,士大夫称许并推广的是孝悌仁爱等伦理道德。从汉代士人胎教的内容来看,所标榜的不外贤良盛德、忠孝仁义。从要求孕妇的事项来看,则不出儒家锻炼圣贤君子的教训。非礼勿言、勿听、勿视、勿动,口诵诗书、观听礼乐,乃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都是孔子教导学生的规矩。敬本慎初,古代贵族要求孕妇举措得当,显然有意将教化新生儿的过程提早自母腹中开始。两汉之时,封建贵族的礼法观念向民间社会延伸,对子嗣性格的期望,也以传统君子教育为模范。隋唐医方并将胎教内容纳入,称贤母慎之,卒生圣子,则原本难登君子之列的女性,也可经由产育获得肯定。
转胎、养胎与胎教之所以可行,即在于古代以气为主的身体观与生命观。战国以来,论者便相信气既充满于人体之内,又通于天地之间。汉代以降,士人方家更力求将人的形体、脏腑和性情,与天地相对应。人既与天地相应,从行房合气,经妊娠孕育,乃至诞生成长,皆无所逃于感应机制,并且夫、妇、胎儿相互影响。
虽然感应关系并存于夫、妇、胎儿之间,汉唐之间的士人学者仍不乏将责任归之于妇人的说法。刘向主张“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之故,因此称“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将求好男的感应,限定在母子之间。王充(27—约97)则进一步指出“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与历来房中书警告行房夫妇皆应戒慎恐惧的说法相比,王充对女性的要求显得益发严苛。而隋代《产经》更明言“诸生子有痴疵丑恶者,其名皆在其母”。与刘、王之说前后呼应。不但接受传统胎教观点,并且加以推演。言下之意,生子的面貌、健康和性情良窳,都由怀孕的妇女所左右;同时,也可以用来检验妇女从受孕到分娩的品行。发展至此,医方实以产育为基础,从求孕、求男与求好男等各方面,形成了对女性身体与性情的一套规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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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李贞德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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