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枪，以及宿命：卡达莱在他自己的时代

原创 云也退

枪，以及宿命

伊斯迈尔·卡达莱在他自己的时代

伊斯迈尔·卡达莱（1936-2024.7.1）

一部剧，如果第一幕中出现了一杆枪，那么之后的情节里它就要再次出现。——这条叙事原则，是契诃夫首次提出来的，也成为契诃夫最有名的名言之一。契诃夫是想说，故事里出现的所有元素都得是必需的，否则，就要把它拿掉。

“一杆枪”原则，细说起来是有很多道道的，但可以浅白地理解为“前后要呼应”。对阅读和观看一个故事的人而言，故事在情节上有“圆”回来的感觉，能够形成“闭环”，往往会使他获得最大的满足。在此，重看伊斯迈尔·卡达莱的小说《破碎的四月》，就发现它简直就是对契诃夫这一理论的教科书般的演绎。卡达莱，狡猾的阿尔巴尼亚大作家，实在精通抓住读者之道。

《破碎的四月》，开头就出现了一支枪，来复枪，被一个一看就要干出点什么枪械之事的人揣在了胸前。

波斯语译本、卡达莱成名作小说《亡军的将领》

“他的脚冰凉。每一次，当他一点点地挪动麻木的双腿，都能听见自己的鞋底与小鹅卵石摩擦发出的枯燥而荒凉的声音。……日光渐渐变暗，因为恐惧，或者只是心绪烦乱，他把来复枪的枪托靠在自己的腮帮子上。黄昏将至，夜色中他将难以看清火力可达的范围。‘他一定会在天完全黑之前出现的，’父亲已经对他说过，‘你只需耐心等待。’”

这杆来复枪，卡达莱对它做了最为全面、彻底的利用——完全可以说是剥削（exploit）。枪随着人出现，之后，枪用来交待季节：“枪管轻轻扫过几堆半融的雪……”季节又引出了环境：“雪堆对面是一些野生的石榴树，公路两边都被灌木覆盖着……”接着，“枪管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个人把枪杆轮了一圈后收回到贴身的位置，“他也许是第一百次觉得这是他宿命中的一天了。”枪，以及宿命。

《破碎的四月》英译本

《破碎的四月》多么适合电影来呈现，故事简直就是为电影而生，然而再一想，如果这是开场的画面，即一名枪手在积雪的路边等待、伏击，他口中的白气喷在冰冷的枪管上，那么，电影观众必定会立刻进入故事，被悬念钩住，却难以像卡达莱的文字写的那样，看到人物心中的“宿命感”，更不用说，看到枪与这种感觉的对应关系。枪是这小说的灵魂。在完美执守契诃夫的理论时，卡达莱画出一个所能画出的最大的闭环：在故事结尾时，让这支枪出现，而且在它第一次出现的位置上：

“有那么一会儿，世界在他看来变得完全静止了，然后透过那片寂静，他听见了脚步声。他感觉到有两只手在搬动他的身体。他正在把我翻过身来，他想。但是就在那一刻，有什么冰冷的东西，也许就是他的枪的枪托，碰到了他的右脸颊。”

卡达莱小说《继承人》英译本

开场出现的这位伏在雪堆边的枪手，结尾时倒在地上，眼睛看到几块白雪的痕迹。对于人在意识模糊的时候努力挽留意识的举动，卡达莱写得简练而又逼真，故事“闭环”所需的一切，在他滴水不漏而又无一字多余的叙述中一一就位。宿命就是一个闭环，就是第一幕出现的枪在漫长的等待——漫长得让等待者忘记了等待本身——之后再次出现，此时戏剧的规律和人生合一。到故事的最后，这个人死去了，枪杀他的人跑远了，而卡达莱最得意的手笔也出现了：

“他再一次觉得那些脚步声是他自己的。此刻是他自己在跑，而不是别人，远远抛在身后的，四肢摊开躺在路上的，是他刚刚击倒的他自己的尸体。”

之所以卡达莱会被称为“卡夫卡式小说家”，最有力的理由，就是他写出了人与他自己的疏离关系：我外在于我所有的情感。卡夫卡是这么做的，因此他的故事里不仅充满了冷漠的人际关系，更充满了人对自身种种处境的漠然——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害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津津有味地看着自己庞大的身躯和短小得不成比例的六条腿。伊斯迈尔·卡达莱也是这么做的：一名枪手，在庸常的评价中，最值得一提的也不过是他的冷血指数和运气高低，而在《破碎的四月》里，我们看到他怎样退出自己的紧张，最后也退出自己的绝望与死亡。

自从《亡军的将领》在1992年以中文的形式认出它的读者，三十年里，卡达莱的许多小说都有了中译本。不过，初版于1962年的《亡军的将领》，仍然不愧为他的成名作，它的主题引人入胜，既有尖锐的地方特色——意大利人在阿尔巴尼亚的战争，又有充满黑色幽默的悲悯——意大利将军战后到阿尔巴尼亚来收殓阵亡人的尸骨，活人们争着为死人发言。

中译本的译者郑恩波先生，是从阿尔巴尼亚语翻译，但参考了俄文版，而之所以有俄文译本，则跟卡达莱在五十年代的“学习时代”，有机会到苏联去进修有关，跟二战结束后，东方阵营里的年轻人对苏俄的认同有关。

但卡达莱不久就“学成”回了国，原因是，他当真想写出点让自己成名的小说，为此不宜屈就于一门外国人的语言之下。他在那里认识的苏联作家都是些“参与游戏”的人，他们在斯大林主义下幸存，但自己已难以活动手脚。在高尔基学院，外国学生只能学习俄语，禁止使用本国语言，这禁令是如此强悍，以至于学员们谈论着的各自的母语，现在就像魔鬼一样，又危险，又充满诱惑。卡达莱讲，要真的按苏联人那一套来写作，他还要使用母语就没有意义了。他说，待在高尔基学院里的未来的作家，就像但丁在地狱里看到一圈一圈的环中受尽折磨的人们。

青年卡达莱

只是国内的情况也比较微妙。1960年，阿尔巴尼亚的一国之主恩维尔·霍查，跟赫鲁晓夫的苏联闹掰了，国内的人都被动员去反苏，同时研究和接触红色中国。卡达莱次年回国，那时霍查有点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战后年轻一代的一边，反对战前的老左派，因而卡达莱颇为受宠。知识分子都有些情怀，也容易膨胀，卡达莱一度想要寻觅在体制内实现改革的可能，结果很快就打消了念头。他是个聪明人，不仅没有走得太远，而且给他想写的第一本小说找到了最合适的题材。

《亡军的将领》出版得如此顺利。八年之后，这本没有明显针对体制的味道的书，让西方人意识到，东欧出了一位优秀作家。1970年卡达莱的名声传到法国，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还给了索尔仁尼琴，西方在文学的阵地上，对东方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于是，卡达莱也被期待成为一个向西方读者透露东方政权隐秘故事的窗口。两难就出现了：他怎能做到既被国内接受，又得到西方的叫好呢？

画面中的绝对主角即恩维尔·霍查

有趣的是，恩维尔·霍查也对法国情有独钟，年轻时代在法国的经历，给霍查身上注入了一点纨绔气质，使之同那些较为刻板的东欧领导人不太一样。同样是在1970年，霍查出了一本写自己童年的书，还在写一本回顾自己与苏联决裂始末的书。一时间人们都说，时年62岁的霍查，明显转入反思和写作，他也希望被西方承认，承认他的优秀的个人素质和文学才华，它们都可以上溯到法国的影响。

于是，在坚硬的体制机器里，卡达莱看到了一个领导人的柔软之处。

卡达莱的好友、艺术家、阿尔巴尼亚第一代字体设计师、

科索沃人沙基里·尼玛尼一年前逝世，享年82岁

1973年，他的一本被审了很久的小说《伟大的冬天》出版了。这是一着险着。书中描绘了一个相对“理想化”的东欧政权领袖，他被苏联和中国相继孤立，陷入了自我怀疑。在不好的局面里，领袖决心纠错，一番处理之后，一个更好的社会在小说家之手中得到了十分艺术的呈现。可以说，卡达莱为了这本小说煞费苦心。那些对于霍查始终有期待、有观望的人们，都能看到作家以文学为手段，向他施加温柔的压力。

不过危机还是发生了。在起印2500册销售一空后，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们起来，用众多熟悉的语言攻击卡达莱，说他“诋毁”、“讽刺”、“含沙射影”了各种不能诋毁的理念和现实。

红色“铁娘子”霍查夫人，2020年以99岁逝世

在局势的变化中，手握实权的霍查夫人拿出强硬的一面。1975年10月25日，卡达莱被迫在作家联合会的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出了一本“错误”的书。他被勒令离开首都，到荒凉的中部地区去闭门思过。对于国土面积相当于京津加一块儿的阿尔巴尼亚来说，有这么一片流放地实属不易。

霍查本人则依然沉默，也许，他也对小说里自己那副优劣两方面都非常突出的形象迟疑不决，更主要的一点是，霍查始终对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芳心暗许，如果废黜卡达莱，他很难再找到一个实力相当、还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作家来顶替。再说，如果查禁了小说，书中的领袖抵抗苏修、捍卫民族独立的英雄形象也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恩维尔·霍查

流放成就了卡达莱的清白名声：“教育独裁者”的计划失败，同情他的人只会更多；更加幸运的是，领袖再怎样也不敢忽略卡达莱的才华和他那独到的表达方式，虽然也许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对他的封杀令是相当客气的，于是1982年，他又写出一本深度讽喻性的小说《梦宫》。这次的环境比七年前更恶劣些，不过怎么看，作家和政权的关系也像是一个猫鼠游戏：猫整天逮鼠，也须放着鼠不死。

事实上，这时卡达莱在西方的影响，使他在国内都不必躲藏起来。他是名人了，他的敌人们都在变老、退却。霍查死于1985年，享寿76岁。他和卡达莱长着一样的尖下巴，瘦脸，目光精明干练，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也许，在内心深处，他也期望成为一个小说家，成为卡达莱。

《三孔桥》英译本

最优秀的卡达莱，不应该是反复揣摩政治事情之高低的卡达莱。《伟大的冬天》和《梦宫》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石头城记事》《亡军的将领》《耻辱龛》《雨鼓》等等才是，它们的共同点，是把故事架在现实之上或是现实之远，它们不会，或者至少，不那么容易让人想到对政治的讽喻。它们给人的收获在于叙事技艺的娴熟精湛，而阅读的快感，多多少少来自那种宿命的闭环。

就说《雨鼓》，这本1970年初版的小说，跟《破碎的四月》执行同样的“一杆枪原则”。这是本历史小说，取的是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围攻阿尔巴尼亚、最终退兵一事。然而读完《雨鼓》，我恍惚觉得似乎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被他写成小说。那种宿命感，换了一套人马、一个时代背景和地点后，仍然是那么一种如假包换的卡达莱式样：氛围从一开始就浓浓地散布，氛围里出现了具体的事物。

“第一批土耳其的人军队于6月18日抵达要塞之下。”从伊斯坦布尔开到阿尔巴尼亚，在崎岖的山地，奥斯曼军队举步维艰，天又下起了雨。领导奥斯曼军队的那位总督（即“帕夏”），出场时，他的形象并不是作威作福的一个封建官僚，他似乎被一种忧伤的心情所占据着，尤其是当他听到雨鼓声响起。

“这凄凉的鼓点，和大鼓和军号的声音是那么不同，让他想到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要一边诅咒天气，一边拉扯厚重的篷布把军需用品遮起来。他听说没有哪支外国军队像他们一样拥有一支特别小分队专门负责通知下雨的……”

卡达莱的另一同龄好友、科索沃裔阿尔巴尼亚著名画家雷杰普·费里

同时也是诗人、散文家

整部小说里时不时响起了鼓声，从未指明是由谁敲出来的，它只是延续，一直延续到最后，一波一波的攻势均告失败，帕夏带着败兵撤退，路上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大举发丧，没有阴谋家的政变，也没有守军的偷袭，只有那说不清是为了振威、为了祈祷还是为了嘲笑的鼓点。万人之上的领导者，不动声色地为战败承担了责任。帕夏在自杀的时刻是英勇的。人在认出自己宿命的时刻，都会有一些英勇的表现。

1991年，卡达莱的出生地被辟为一个永久性的名人故居。现在，他的小说中译本已有十多个，一个资深的文学读者怕是记不完全，可他还有相当多的作品没有翻译过来，他还有许多中篇和短篇，还有《音乐会》这种颇有浪漫色彩的小说，还有只有四五页的微型小说，如《阿伽门农的女儿》，以及，他还有诗和散文——说起阿尔巴尼亚现代最杰出的诗人，那恐怕也非他莫属。在2005年获得首届曼布克奖之后，他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他的大多数优秀的小说，构成的都是一个个人物在其中逐渐认出自己宿命的宇宙。

《作家酒馆》即将出版：

7月7日，作家酒馆线下版之卡夫卡（下）

卡夫卡和鲁迅，都在同一时期（1921-1924年）步入或正自己的巅峰。二人也都写了人与人的隔阂。区别在于，鲁迅被最多的人截走的金句“人间的悲欢不相通”，给人的感觉是，人间的悲欢本来是可以相通的，也是应该相通的。

但在卡夫卡这里，人与人，在情感方面，不仅是不相通的，更是不相干的，而且也不应该去指望相干，更遑论共情。

因此，“悲欢”根本就不是一件可以一提的事。对人对己，都无悲欢。《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别人待他固然冷漠，但他自己更不流露半点的顾影自怜。

如果卡夫卡听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恐怕会觉得很做作。

昨天，“抽取一张卡夫卡”，众位参与者抽取到的是这样一些文字片断：

医生跟病人躺在一张床上，医生埋怨着自己对病人什么都干不了，“手脚灵便的”病人也不来帮我（《乡村医生》）；

旅人在一个城市向警察问路，警察说“算了吧！”转过身去时似乎在笑（《算了吧！》）；

乡下人在法的门前等了一辈子（《在法的门前》）；

约瑟夫·K一天醒来，被闯入家里的男人宣布逮捕（《审判》）；

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害虫（《变形记》）。

…… ……

这些卡夫卡式的故事给人的教训是什么呢？除了社会多冷漠，亲人翻脸无情，人活在世上很无助……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医生就不该出诊；旅人就不该来到这个城市；乡下人就不该想要进法的门；约瑟夫·K和格里高尔都不应该醒来。不出诊、不旅行、不醒来，厄运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卡夫卡所有的写作里都很难看到正常的、对他人的共情反应。对看守人、警察、公司职员、公务人员、信使等等职业人的痴迷，使他写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并没有人主动地、恶意地漠视他人的痛苦，或主动地作恶，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别人与自己的不相干。

《算了吧！》里写道：

当我向警察求助，我获得的既不是答应也不是拒绝，而是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消极的反应：“算了吧！算了吧！”（“你问我吗？你是认真的？哈哈……”）

这种嚣张外露的不相干，使我陷入彻底的、连环的怀疑：是我错了，我不该问他，我都不该来到他面前，我今天就不该醒来，我都不该活着，最终，我就不该被生到这个世界上。

这是卡夫卡刺中的人心里最深的绝望，是他最丧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作家酒馆”叙说卡夫卡，不是为了感染丧的，也不是为了拿最惨的人做例子来感受自己过得还不算太坏。

我们是为了认出卡夫卡的“原理”，为了讲出那种人人都要亲身体验的绝望，同时与它保持愉悦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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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看人 | 枪，以及宿命：卡达莱在他自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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