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何以中国》：中华文明探源的影像实践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考察中，他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中华文明如一条长河，源源不断，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特质。那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何处？又是怎样发生发展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的元命题，也是一个正在孕生的文明新形态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纪录片《何以中国》应时而生，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成果，以考古写史的方式，借助纪实视听表达，回望民族来时路，缕析中华文明的根脉源流，可谓是一部中华文明探源纪录片。

《何以中国》海报

文明探源纪录片的类型想象

中国人历来尊重和重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也一直是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主流类型。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可以细分为多种具体的题材类型：考古类创作如《考古中国》《发掘记》等，文博类创作如《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按照历史体例，可分为贯通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通史类创作如《中国通史》、一朝一代历史的断代史类创作如《南宋》、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类创作如《苏东坡》等。

在泛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类型矩阵中，有一种题材类型正在冉冉升起，那就是文明探源类纪录片。它是在尊重史实基础上，借助考古文献、文物等佐证，调动多元艺术和技术手段，记录、呈现、解析中华文明的根基、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历程的纪录片类型。

《何以中国》截图

这类纪录片在创作上呈现出以下特征和趋势：一是以史为本。充分尊重史实和考古佐证，吸纳最新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或与权威专家学者深入合作，体现出此类纪录片创作的学术严谨性和跨学科实践特点。这为文明探源类纪录片提供了基础资源和保障。二是视听升维。在文明雏形阶段的文献、文物和考古成果极为有限，甚至部分还停留在神话传说的情况下，在创作上，更充分地发挥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调动多种技术、艺术元素和手段，或借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或以情景再现、演员扮演、CG动画等形式，让抽象宏观的文明叙述更加具体、生动、鲜活。三是以传播中华文明为价值归旨。文明探源纪录片创作目的是以视听形式阐释和传播“何以华夏”“何以中国”“何以文明”，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丰富内涵，见证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历史照亮未来，为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何以中国”的叙事逻辑建构

《何以中国》探讨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持续发展”的叙事母题，缕析中国从多元到一体再到统一的文明脉络。其中，“何以”代表一种关于文明探源的逻辑叙事。在这样宏大的叙事命题前，在浩瀚漫长的历史时间轴上，“何以中国”的叙事从何开始、如何结构？

《何以中国》分八集展开，既有时间大脉络，延展出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有空间呈现，从聚落到城市，从区域的点点星火到熠熠生辉的华夏文明版图。时间为骨，空间为肉，以此建构关于“何以中国”的叙事体系。该片开篇采用倒叙手法，从“秦汉”讲起，这是中国大一统的奠定时期。从整体结构看，《秦汉》更像是全篇序章，即先抛出“大一统的王朝景观”这样一个文明的果实，点出了“何以中国”的题眼。然后自第二集开始正叙，回溯到中华文明起源之初的史前时代，总体按时间脉络，在《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七集中徐徐铺开，解码“何以中国”。

《何以中国》截图

在关于中华文明怎样一步步从摇篮走向壮大的成长史的讲述中，《摇篮》《星斗》《古国》《择中》四集，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推断，交代“早期中国发展的区域多样性和日趋深入的区域互动与融合”，旨在表明一部泱泱中华史就是不同民族、区域、聚落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后半部分《殷商》《家国》《天下》三集上溯上古三代，直至回归开篇所述秦汉一统，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诞生，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时代，《何以中国》完成了叙事闭环。

考古佐证与艺术赋能

作为一部文明探源纪录片，《何以中国》立足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尽可能靠近和还原历史。但在关于建构“何以中国”的叙事中，许多上古历史乃至史前史，都是缺少文字和考古成果的，如何用影像的方式讲故事成为一大难题。该片集纳多元手法，现实与虚拟相融，历史与想象互补，视听化释读“何以中国”的文明密码。

考古佐证是该片历史叙述、场景建构、人物设计的立足点。节目组确立了“尽可能地做到有所依据、符合考古事实，尽可能地还原那个时代的物质面貌和文化图景”的创作原则，力求带给观众更真实可感的历史。据主创介绍，《何以中国》共拍摄全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等点位230余个，创作组梳理学术资料300多万字，脚本撰写字数达40多万字，在历史场景拍摄阶段共复原叙事场景220余处、服装2000多套、饰品1500余件、道具3600余件。这些构成了影片基础的“视听证据”。

创作团队专门设置了“遗址艺术导演”这一核心工种，按照考古材料来复原场景和拍摄。“贾湖的村落中，不同家族各自成组，错落环绕在中心广场周围，房屋之旁还有制作陶器的窑场，储藏食物的窖穴，死去的人们，则安睡在离房屋不远的地下。”为了配合这20秒的文案台词，遗址艺术导演用了约三周的时间复原了贾湖聚落。剧组为了一场仪式按1∶1的比例搭建了西坡遗址的一座大房子，太学场景参照汉讲经画像砖复原，碣石宫西阙楼则是参照建筑史学家杨鸿勋的研究做的相应复原。除了大型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再建构，许多人物和历史细节的呈现也参考了考古实证成果。片中胡歌饰演的啬夫弘的整体造型就是参考徐州北洞山楚墓陶俑（西汉中期约武帝时期）的形象来制作，包括啬夫弘戴的“小红帽”，用的毛笔、研磨石都是按照出土文物进行复原。《何以中国》中这些基于复原和再现所构成的纪实影像符号，尽可能基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从而与历史的真实世界建立起间接索引关系，体现了纪录片对于公众的真实性承诺。

《何以中国》对历史的回溯颇具人文情怀和浪漫主义，许多表达是诗意的。片中善用意象和营造历史情境，提供感受历史氛围的场域，或借助主人公视角串联起历史叙事，并呈现人物心境和情绪，激发观众的情感和体验，而不是就历史细节直接作出信息披露或阐明观点。同时，影片在内容呈现上，也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华夏先民筚路蓝缕开创文明的艰辛，体现了创作者对中华文明“少年时代”的温情和厚爱。

面对宏大的主题，《何以中国》的叙述语态显得举重若轻，将历史图卷展开得不疾不徐。在艺术表达上，该片充分调动艺术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戏剧美学和技术美学的融通增加了历史的审美性和生动性。在叙述策略上，该片视野宏大，视点时而落到微处，甚至相当部分以个人生命史演绎时代风云史。出场人物或是源自历史，或是因情节串联需要而建构，历史与想象有机结合，成为召唤更为广阔的历史想象的引子。第一集《秦汉》，透过啬夫弘的视角，见证了18年间丞相史李尊护送复员的戍卒返回原籍，以及和亲的解忧公主晚年从乌孙归汉等事件，一个籍籍无名的敦煌小吏，成为历史的见证人；第三集《星斗》则构建了西坡少年和凌家滩少年的形象，以他们的叙事视点带出大汶口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特征，早期的中华文明仿佛影片里徜徉于历史情境中的英俊少年，他们既是具象的，作为历史的使者，又是朦胧懵懂的，给人以无限遐想。

文物是文明的凝聚，也是无声的历史。在关于“何以中国”的文明叙事中，创作团队还借助了大量文物来例证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物的呈现方式成为团队精密构思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文物被超高清镜头尤其数字技术重新发现和建构，成为被放大、可供立体凝视端详的对象。片中文物往往不是单一呈现，而是组合拍摄，在画面中错落有致，形成一种组合之美。文物集锦式呈现带来的丰盈感和视觉韵律，隐喻了中华文明一路走来创造的高光时刻，也带来了美与文明的双重震撼。

另一方面，在文物呈现的场景和背景上，要么极简化，高光之下，文物本身的纹理和质感被突出，彰显高超制作工艺和技法的同时得以窥见文明的底蕴；要么场景化，或是将文物置于“出土现场”中，展现文物重新面世时的荣光，或是还原文物的使用场景，与历史现场相融。该片对陶文化、青铜文化、玉文化、龙文化、礼乐文化的呈现多遵循于此。此外，团队还设计了文物呈现的视觉动线，让常规的静态文物动态化，丰富了对文物的观赏视点。如对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石器呈现，创作团队大胆将之按照随葬顺序复原，按照上层、中层、下层、底层复原摆放，仿佛带领观众穿越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继往开来、接续发展的产物。只有更透彻地看见过去，才能更自信地前瞻未来。而纪录片在视听文明时代无疑是绝佳的文明传播媒介。以《何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探源类纪录片的崛起，用影像锻塑民族文化主体性、文明主体性的同时，也是中国纪录片发掘自身主体性、在世界纪录片的内容版图中确立自身特色的重要实践。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本文原载于《中国艺术报》2024年7月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