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卫·乔纳森·费尔特丨早期中国的地方与边疆空间

[俄]马硕（Maxim Korolkov）：《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 The Imperial Network in Ancient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Sinitic Empire in Southern East Asia），劳特里奇出版社，2022年

[加]兰德（Brian Lander）：《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 The King’s Harvest: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hina from the First Farmers to the First Empire），耶鲁大学出版社，2021年

[美]马瑞诗（Ruth Mostern）：《黄河：一部自然与非自然史》（ 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耶鲁大学出版社，2021年

[美]欧经朋（Garret Pagenstecher Olberding）：《早期中国的疆界构设》（ Designing Boundaries in Early China: The Composition of Sovereign Space），剑桥大学出版社，2021年

这四部优秀论著大大推进了学界对早期中国的认识。可以说是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应用了创新的概念架构，纠正了以往的误解，重构了熟悉的叙事，并指明了中国史研究的新面向。这篇书评首先简述每本书的观点，其次评析各自的新史料与新方法。最后，本文将围绕“地方与边疆”这一主题，与各书的观点展开对话。

观点

马硕的《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一书，立足于出土秦简地方行政文书和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理论，以此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秦汉帝国网络，从而打破以往所谓“秦代社会政治结构过度集中”（11页，本文注释皆引自英文版）的帝国叙事。他将长江中游地区（乃至从长江一直到云南红河流域的整个“东亚南部”）概念化为边疆区域——一个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存在竞争的地方，各个方向的交流网络在此重叠，各方机构为各自利益而竞争。作者追溯了该地区的历史，从先秦的网络状交流，到秦的征服和行政控制，再到汉的重新征服和成熟管理。出土的地方行政文书显示，秦朝在长江中游的新地（公元前230年后征服的土地）有以下特点：局势骚动不安，政权力量和地方网络既共存又竞争，生产力停滞不前，严重依赖故地的劳动人口（官吏、士卒、迁民）来维系运转。即便如此，秦在东亚南部的短暂统治也是富有革新性的，借助世界体系理论，这一革新可以看得更明晰。在该理论框架下，帝国是一个“远距离互动网络”，“虽然其最初的巩固依托的是军事力量，但长远来看，与其他网络一样，参与者的参与意愿或退出意愿会加强或威胁到网络自身”（21页）。秦政权在汉朝“播下了政治、文化及经济整合的种子”（177页）。马硕的分析尤其注重地理因素，长江中游地区“位于西部高原、中原及长江流域的交界地带”，从而在秦帝国以前就形成了区域互动网络，这一网络反过来又影响了秦国进入长江中游、再由此向东亚南部扩张的历程（82页）。

《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译本，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5月版

兰德所著《惟王受年》，揭示了政治和环境系统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作者用以重构早期中国史的核心概念是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对于多数汉学研究者来说，“政治生态学”概念的前提是相当新鲜的：人类“像动物一样会吃、会呼吸和繁殖，我们的社会也可用生态学家研究其他物种的方式来理解”，环境史学者熟稔于此。与生态学的研究相近，政治生态学是“研究国家的形式与组织如何影响生物分布和数量”（16页）。粮食就是能源，课税农田、地方粮仓、徭役兵役组成的秦制，类似于“国家的新陈代谢”。在这个新陈代谢过程中，粮食/能源从自然环境中汲取，分配到国家的各地各处，再供养并驱动为国家服役的劳动者（155页）。对农田和农业劳动力的控制，是社会政治权力的核心。农业国家的高效建设，必须提高驾驭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管理效率，由此重组了（或者说简化了）自然和社会。就早期中国史而言，这种重组主要是将天然环境开辟为农田，将狩猎采集者和牧民转化为农户。农民小家庭与国家直接相连、受到国家官吏的监管，土地精英就难以在国家之外攫取农民的财富盈余。兰德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生态环境、生物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勾勒出关中地区从农业起源到秦汉时期的政治生态学历程。中国的史学家熟习这一段政治史的主要脉络，但兰德在本书中持续重构着惯常的政治史叙事，从位于政治权力中心的皇帝与朝廷，转而注重作为政治生态学之基础的农民与农田。兰德说道：“二十一岁时的自己身处自然荒野，可能会觉得这本书跟‘环境’关系不大。它太过关注人类社会了。”（13页）这本书的核心关注，正在于政治史和环境史之间的交织缠绕。

《惟王受年》中译本，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8月

马瑞诗的《黄河》是一部气象宏阔、意义重大的环境史著作，本书与其前著《分土而治：宋朝国家的空间组织》（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960–1276 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一般，体现出作者在空间史学（spatial history）和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上的精娴技法。作者认为，应当把黄河视作一个“水文社会系统（hydrosocial system）”，在这个系统中，“人水之间是难以分割的紧密关联”（第4页）。凡是岸边有大量人口聚居之河流，都存在这种关联，黄河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世界上文献记载最为详备的水域综合体”（14页）。本书结合了近三千年的历史文献和环境资料（主要是分析年降水量的树木年轮、分析沉积作用的土壤样本），认为历史上的河流变迁是人类活动而非自然气候变化导致的。马瑞诗的研究路径与此前的黄河研究不同，是“以全流域为视野、以沉积物为中心”（第6页），进而揭示出黄土高原上的人为土壤侵蚀如何导致泥沙淤积、洪水泛滥，导致黄泛平原的高昂救灾代价。作者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将“河流传记”历史化，划分成不同的生命阶段。从新石器时代到中古时期，黄土高原人口有限，土壤侵蚀极少，下游洪水也不多——仅在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水土流失略有加剧，到了中古早期，环境又有所恢复。从750年到1350年，由于黄土高原边疆地区的防御工事和垦殖活动，土壤侵蚀率成倍增长，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洪水泛滥时代。自1351年至1855年，明朝在十五世纪的重新垦殖和长城建设，以及清朝在十八世纪以租税优待招徕人众，导致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更加严重。面对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明清政权又不愿牺牲大运河的畅通（通过大运河，更为繁荣的长江流域可以直达供应都城），于是修建了一条工程浩大、堤防严密、成本高昂的单股河道，此后形成的黄河河道，就是著名的“中国之患”（China’s sorrow，译者注：“China’s sorrow”一词，始于十九世纪中期黄河决堤改道之后英国人的黄河科考，这个词后来成为了西方乃至汉学界对黄河的基本印象。可参王毅：《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中国之患”形象的确立》，《自然科学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欧经朋的著作《早期中国的疆界构设》研究的是“君主的权力如何通过领土来表达”（第1页）。他批判了将现代领土主权概念强加于古代中国的过时假设，现代的领土主权是被均等应用的、有明晰边界线的，他还批判了“将国家权力彻底世俗化的诱惑，对礼仪与道德因素等闲视之或不置一词，仅视之为故作姿态的矫饰”的思路（181页）。与之相反，欧经朋探讨了中国古人自身是如何理解主权及其边界的。他指出，边界是带状的而非线状的，不同主权是相互重叠的；某一朝廷君主的统治要求，与其他主权实体的统治要求是相互竞争的（第1页）。地图在功能上是空间性的而非度量性的，因此，地图中的界限是提示性的而非确定性的。疆域主权并不是靠城墙等军事分界线界定的，而是通过效忠仪式确定下来的。作者判断，这类礼仪章程有着“近乎律令的效力”。效忠关系的神圣性，主要通过土坛（“社”）来展现，社的作用是“帝国在此‘书写’占据这片土地的传奇故事”（94页）。政治魅力（“德”）涵盖了“中央朝廷的行政机构正式在场并被定期监管的区域”（95页）。这些礼仪关系可以通过仪式化的名称变更（“更名”）和仪式巡行（“巡狩”）来维持。对外而言，无论是面对战国诸侯一般有“形”（spatial disposition，空间上的方位距离）的对手，还是面对匈奴帝国一样“无形”的敌国，主权都取决于周边竞争者的抗衡能力。因此，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不仅有军事对抗，还有“外交使者的矫制谈判”，使者的出格行为，破坏了界定主权的礼仪关系（180页）。

史料与方法

以上专著依靠新开辟的史料来源、创新的方法论，以新颖而有趣的方式研究地方社会和边境地区。首先，大量引用考古学材料与新出土文献。马硕、兰德的著作尤为显著，他们将考古学证据、传世文献和新出土的文书编织成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兰德凭借考古学材料来了解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马硕则是以此揭示了南方半边缘地带（semiperiphery zone）的网络流动。马硕之所以关注长江中游流域，正是因为这里的地下水位高、饱水的古墓得以保存大量战国晚期至汉代的法律行政文书。这些行政文书原本不会公之于众，文书的面世揭示了“当地的实际面貌”（18页）。我们热切期待新的行政文书继续出土，出土文书与传世文本之间的差异性，或许是早期中国研究最令人兴奋的学术前沿。

其次，环境科学提供了第二批证据。由此，历史学家对空间更为敏感，可以用创新的、有时甚至是颇具颠覆性的方式重新审视历史。中国的环境研究方兴未艾，不过历史学家可以利用的研究成果已经在迅速增加。兰德，尤其是马瑞诗，将降水、温度、干旱和土壤侵蚀等环境数据与历史记录有效结合，以富有启发的方式重构了中国历史。另一方面，依靠源远流长、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字史料，这两位学者得以在环境史的整体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正如马瑞诗所言，黄河是全世界最古老、史料最详备的河流，黄河的历史对全面理解河流水文社会系统意义深远。兰德的研究，可见秦政权的中央集权程度在前现代国家罕有其匹，国家控制农村生产的理论昭然若揭，农村的管控状况在出土文献中历历可考。兰德对秦政权的研究，为理解前现代农业社会的政治生态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环境史学者马克·赫塞（Mark Hersey）和泰德·斯坦因贝格（Ted Steinberg）有一句妙语，现在的环境史“火热正当时”。中国史的环境史研究还在起步，但必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领域。

开辟新材料之外，这些专著还体现了定量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制图的优长，展现了此前少有实践检验的历史学方法。马瑞诗的黄河研究以及她建立的“禹迹数字地图集”（TYDA，Tracks of Yu Digital Atlas），最能体现这些优长。马瑞诗的工作，堪称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在《什么是空间史学》一文中所说的“换个方式写历史”的典范。第一，这项工作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她的研究助手们（尤其是瑞安·M. 霍恩[Ryan M. Horne]）掌握了中文、GIS、编码等技能，如此大规模的项目才得以完成。“禹迹数字地图集”即将在线上出版，马瑞诗的团队合作完成了数据录入和编程的工作，霍恩等人共同撰写了地图集的附录说明。“禹迹数字地图集”是依托已有的开放获取数字档案而建立的，如哈佛中国地图（the Harvard China Map）和古代世界制图中心（the Ancient World Mapping Center），从这个层面来看，该项目也是多平台协同的成果。第二，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是对历史论证的支持；它们不会超越叙事，也不会自成目的。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工作值得称赞，该书既采用了大量可视化的灰度图和彩图，又维持了合理的定价。第三，该项目是透明和开放的：马瑞诗在导言（15-18页）对地图和时间脉络所提供的“客观表象”提出了质疑与论证，并在附录中解释了数据集背后的技术细节、信息来源和主观决定。TYDA即将在线上出版，本书所用的大数据集，会向历史学者开放使用。

然而，研究空间历史，并不是必须专门绘制整个数字地图集，兰德和马硕就适度地运用了数字史学和GIS制图的方法。他们所用的环境史和世界体系理论路径很适合做空间分析。两位作者都绘制了人口数据图，以见不同时期的人口流动，从而支撑他们的历史论点。马硕将迁陵县行政文书中涉及的口粮配给和人口制成了图表，这些原始材料，正是理查德·怀特所言：要是没有数据加工或可视化图表，叙述起来“太过晦涩或笨重”的论据。在《做空间史》一书中，里卡多·巴瓦伊（Riccardo Bavaj）就反对将该领域局限为“单纯的‘数字空间史’”。举例来说，欧经朋重点关注的是空间的概念，而不是GIS、数字史学或可视化图表，但他的著作足以成为空间史学。

地方机构与边疆

以上专著涉及多个方面，相互之间既有交叉也有争议。本文将重点关注这些研究如何定义与考察边界、边疆地区：边疆地区的地方机构如何与朝廷利益发生冲突，人类如何适应自然环境过渡区，以及跨界的网络流动如何破坏国家的等级制度。让专著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对话，以阐明它们的共识和分歧，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边疆研究通过各种跨学科方法解构了政治边界，而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更关注地方上的行动者及其社群的作用。古代文献中难以寻得地方机构的踪迹，但借助前述新资料和新方法，这些专著揭示了地方机构如何与朝廷旨意相抗衡。

四位作者都认为地方上的农业社群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兰德的政治生态学阐释，则是清晰地阐明了这一前提何以成立。在使用化石燃料之前，乡村农田是人类能源生产的主要场所；光合作物在此生长，动物和人类得以新陈代谢、各司其职。因此，社会精英、政治精英的权力关键，在于控制农田和农民。国家可以运用军队和官僚机构来实现国家意志，而地方精英可以在当地农村社群从源头上直接控制土地、劳动力。正因为地方上存在这种控制力，秦国的中央集权才致力于消灭土地贵族、建立行之有效的郡县行政、确保户籍文书与农业收获文书，使得国家对地方农村生产的支配更为直接，从中分得更大一杯羹。历史学家对传统文献所述秦国对地方社会的下渗能力表示怀疑，但兰德认为，出土的行政文书表明，秦国在其核心地区有效地实施了这种下渗（新地则不然，下文讨论）。

兰德还将农民生活（农民生计及其物质文化）作为主要关注点。这一部分主要依靠考古资料，以避免文字史料的上层偏向。他还根据考古遗存对已有观点做了重要修正：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和木制工具，在周代一直沿用，直到汉代才被普遍流行的铁器取代，在公元前三世纪，铁器的使用还比较有限。兰德认为，根据工具的使用状况，周代晚期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更多是社会因素的产物，如市场对经济作物种植的激励、国家为最大化利用资源而进行的干预，而非纯粹由技术因素驱动（70-73页、140-142页、120-122页、184-185页）。相比之下，马瑞诗在论及乡村农民所用的铁制工具时就不那么准确了，文中时而提及铁制工具在公元前一千纪广泛普及，时而又说在西汉普及（75、92、118-119页）。

鉴于这种农业社会结构，有的专著讨论了地方与朝廷中枢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权力动态。在马瑞诗看来，黄土高原上的农耕聚落是黄河历史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时期，国家或激励或施压，把中国式的农业迁民安置到横贯黄土高原的政治边界上。然而，这些农民为了生存和防御所做的地域性决策（如开垦草原、砍伐树木、修建城墙、供养驻军、驱逐牧民、塑造台塬），加剧了黄河平原的土壤侵蚀和洪水泛滥。一些朝廷官员虽早已认识到黄土高原的农耕活动与黄河平原的土壤侵蚀、泥沙迁移及洪水泛滥之间的联系（这一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张戎[元始四年，公元前4年]），但他们未能说服朝廷改变帝国的政策，更遑论影响黄土高原当地的决策。当朝廷出于其他考量对黄土高原实施非军事化政策之际，当地居民便转向或回归到农牧兼营的生业模式（subsistence strategies），环境影响温和得多。马瑞诗揭示了黄土高原上农民的地域性决策对朝廷、都城乃至整个帝国财政的巨大影响。同样，欧经朋的带状政治边界（对立的政权在此争夺地方社群的仪式性效忠）概念，也强调了地方社群的机构组织以及地方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由于资料限制，这种地方决策难以展开详述。欧经朋主要是用祭祀本地神灵的仪式记录与地方机构联系起来考量，而这些记录因国家权威的扩张而被中和或消除，国家权威有自己的仪式崇拜。

马硕大量使用了长江中游出土的行政文书，高度细致地描述了地方机构及其决策过程。依靠里耶秦简，马硕重建了迁陵县酉水流域“国家势力的空间布局”。在这片新征服且环境陌生的地区，秦国的控制力相当薄弱，该地区在文书登记的纳税人户也十分稀少。秦国必须有策略地规划县、乡、亭和邮等单位，以最低的成本，保障资源通道沿路的基本稳定。地方上的行政人员严重依赖外来劳动力（官吏、士卒和迁民），尤其依靠故地的人力资源，国家将当地民众与强制迁民进行社会融合，培养出新的帝国臣民。然而，当朝廷突然改变策略，将原本用于地方的劳役和物资调配到更要紧的事务时，地方官员往往会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有时不得不靠市场采购来满足国家的需要。故地出身的官吏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加之朝廷的要求紧迫，地方上的做法有时并非最优解，例如迁陵县多在高地种植时人了解的粟米，少在低地种植产量更高的稻米。兰德、马瑞诗的著作描述了中国式农业模式推广至黄土高原的过程，其中也提及了朝廷的强制性政策，政策往往会忽视当地的实际环境状况。马硕还注意到，朝廷有时会索求与当地自然物产不符的奇物异贡。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国家对地方干预力度之大，同时也揭示了朝廷的期待与地方实际状况之间的脱节。

马硕以地方行政管理为主题，而欧经朋则着眼于古代的疆界观念，两者在行政制度与礼仪制度上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如上文所述，欧经朋并不是用围绕土地的军事分界线来界定政治主权，而是以民众的仪式性效忠、社祀的显灵以及对政治魅力的认同来界定。他在此借鉴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剧场国家（theater state）的理论。在这种思路下，前现代国家的权力“从来没有完全支配，甚至没有彻底实现”，而是“一个复合体，一个由重叠、交织、有时相互冲突的权力构成的大杂烩”（180页）。因此，国家之间的边界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区域，在这里，相邻的权力体系“以一种动态的方式相互渗透”，争相得人之效忠、营已之声威（98页）。欧经朋回顾了早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边界上持续发生的违禁、入侵、渗透和复谈。马硕也描述了局势复杂、权力交错的南方边疆，但他的分析重在对安全稳定和资源获取的实用物质考量，对与国家权威相关的仪式性内容则鲜有涉及。这种忽略，恰恰是欧经朋敦请早期中国研究者应避免的“将国家权力彻底世俗化的诱惑”（181页）。不过，欧经朋也承认“政治权力的畛域……牢牢建立在仪式效忠、行政监管两大基础上”（180页）。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层面，马硕和欧经朋都没有明确阐述仪式与行政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在黄土高原上修建横贯广阔生态过渡带的军事防御工程（如长城），需要大量的政治投入，兰德、欧经朋、马瑞诗在各自的论述中，都强调了这一过程所展现的边疆的不同面向。三位学者都立足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观点：长城是沿着进攻线修建的，而这条进攻线是征服了远在“中国”农业区以北的土地之后才有的（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译本《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兰德认为，划分草原和农耕区的所谓生态界限，实际上是“政治事件带来的人为产物”（128页）。在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农牧混合的生业模式才是最合宜的。在实际生活中，周人、秦人和戎人都在狭窄的河谷中耕作、在山间放牧；蒙古的游牧帝国或是黄河流域的农业帝国，哪一边掌控了这块边界地带，这里的人们就向哪一边交税。边疆的这一状况，与欧经朋提出的“改旗易帜区”（a zone of shifting allegiances）概念不谋而合。后者还补充道，军事分界线是“最明显的权力分界实体线”，而且确实起到了军事作用，但它“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并无广泛联系”（180页）。匈奴游牧者在“荒原地带”的“无形”及其不可融通的文化异质，为“长城所象征的边界”注入了远超匈奴军事能力的文化和生态效应（132页）。

与之相异的是，在长时段的研究中，马瑞诗展示了中华国家时断时续但逐步深入地将生态过渡区改造为几近单一的中国式农业区的能力——这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她写道，修建秦长城的“目的是在生态过渡区明确划定政权的边界”，“在长城以南地区划出一个农业集约化的区域”，这种农业与“根据天气、气候、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的变化，随时南北移动的多重交错的生业模式”截然不同（89页）。兰德补充说，野生食草动物的季节性迁徙要穿过鄂尔多斯地区，长城的阻碍，会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179-180页）。秦至西汉，在这里新设郡县行政、建起边防工事、迁来垦殖农民，原住人口要么迁移要么适应新文化，诸多条件支持着长城。而东汉朝廷放弃了屯田迁民，将土地赐给匈奴牧民，此后环境得到了恢复。直至明朝初年，鄂尔多斯仍是民族交糅、文化混杂的边疆地区（188页）。明朝的边防政策（新长城是其中一环）虽最终未能持续，却成功地“实现了鄂尔多斯的民族同一，首度纯以中国政治与文化统治此地，以农为首业”（191页）。农民是中国政治生态学的基础（借用兰德的概念），重塑生态过渡区的环境，以此宣示对这片领土的政治主权，这一手段远比军事或防御措施更为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对马瑞诗而言，她最关注的正是黄土高原的这一变迁给黄河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在汉、宋、明时期，横亘黄土高原的边防线（及相应的农业垦殖）是造成土壤侵蚀、森林砍伐、干旱和下游洪水泛滥的主要原因。相较之下，在由单一帝国（如唐、元）控制该地区的时期，农业垦殖停止，畜牧业随之兴起，水土流失速度放缓。但这些时期并不长，不足以恢复环境。在边疆地区转变为一个安全稳定、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式地域之后，上述模式发生了变化。在清代，大量人口向黄土高原的迁徙，主要受社会经济驱使，而非国家强制驱迫，人口数量增至明末的六倍。森林被整片铲除，水土流失空前严重。

现在，我们从北部边疆转向马硕所关注的长江中游的南部边疆。欧经朋着重于边界带对礼仪效忠的竞争，马瑞诗和兰德考察的是生态过渡地带，而马硕则通过世界体系分析，从网络流动的角度探讨边疆问题。在四位作者中，马硕当仁不让地援引边疆学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南部边疆，以此补正学术界对西北、北方边疆的倍加关注。马硕阐明，“在调控政治认同、军事组织，乃至经济贸易时，帝国网络并不是唯一的架构，甚至不是主要的架构”（208页）。他将东亚南部定义为半边缘地带——这一地带介于核心与边缘之间，因与核心的联系足以获得技术和市场，因边缘性足以灵活创新。他还将东亚南部定位为以黄河为本的帝国网络、南海贸易网络之间的交汇区域，这一区域的状况，与北部边疆上演的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之间的竞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书的末尾，马硕探讨了这两个独立而交汇的网络之间的竞争动力，并以戚安道（Andrew Chittick）近著《建康帝国》的观点为基础，讨论了对汉代以后的历史影响。

马硕讨论的南部边疆，与其他作者关注的地区相映成趣。兰德也使用了与之相近的半边缘概念，来讨论秦国“羡煞他人的优势”，秦国“既是周文化集团的正式成员，又有许多骑术精湛的秦民，并与黄土高原及其他地区的牧民有着长期联系”（129页）。兰德的研究证实了秦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在故地有效深入到农村社会，马硕的研究则揭示了秦政权难以在新地复制这一成功经验。再者，与黄土高原类似，长江中游也是生态上的边疆，从温带的黄河流域过渡到了亚热带的东亚南部。在黄土高原，人们在狭窄的河谷耕作、在山间放牧，而在长江中游，人们则是在河谷中种植水稻，在山麓或高地环境种粟。秦国向这两个生态环境边疆的扩张，都集中在自身最习以为常的那一部分环境——北方的河谷，南方的山麓。中华文明在长江流域环境的扩张和开发所带来生态的影响，这一重要议题仍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这四项研究极具启发性，为理解中国历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尤其是环境史和空间史）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本文主要关注不同专著关于地方和边疆空间的不同视角，探讨地方和边疆的诸多维度：人类环境系统（human-environmental systems）、地方机构、国家权力的局限、网络流动的冲突以及仪式的效力。优秀的研究往往能为未来研究提出优秀的问题。最后，本文就以上专著提出若干思考。如果黄河平原（这里也是秦新地，但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远超长江中游流域）出土的行政文书与长江新地所出相当，那么，马硕关于新地控制薄弱的论断将有何不同？已有的出土文献，未来的出土文献，还能回答哪些历史问题？比较马硕和欧经朋的著作，可以思考：在中国政权内部，礼仪行政体系和世俗行政体系之间的适当关系究竟为何；在阐释这一关系时，我们又该如何在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之间取得平衡？受马瑞诗的启发，可以思考：史学工作者如何更有效地克服古代文献所得数据的参差零碎，以一种严谨而富有意义的方式来做数字史学？从长江或珠江等“河流传记”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洞见？当下亟需一部关于长江流域从边疆发展到中华文明第二核心的环境史著作。最后，若能应用兰德的政治生态学框架，有望以新颖且引人入胜的方式重新诠释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尤其是中原与草原的关系以及宋代商业革命。

（本版原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022年第2期。作者戴卫·乔纳森·费尔特系杨百翰大学历史系历史系助理教授，经授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王泽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