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与历史哲学：第一届古典政治哲学论坛在重庆大学举办

2024年6月8至9日，由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大学《古典政治哲学》编辑部承办，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协办的第一届古典政治哲学论坛在重庆大学A校区成功举办。

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师范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等高校、学术机构与研究中心的四十多位师生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汇集了国内诸多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专家，共同探讨了古典政治哲学领域的众多关键问题，以及陈赟教授的新书《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以“古典政治哲学”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体现出重庆大学在学科建制动态上的敏锐捕捉。当前“古典学”在中国方兴未艾，“政治哲学”也于2024年新增为哲学第九个二级学科，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中心依托既有研究基础，召开有届次的古典政治哲学论坛，有助于占领新的学术高地，继续发扬重庆大学在古典学和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上的优势；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外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古典学，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文明论证成资源。

开幕致辞

本文图片均由武文强、白嘉丽、许嘉禾所摄

 6月8日上午，伴随着微微江风与绵绵细雨，论坛在博雅小院报告厅拉开序幕。在重庆大学哲学系董成龙副教授的主持下，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唐杰、重庆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文涛、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先后致辞。唐杰副院长首先代表高研院向本次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详细介绍了重庆大学高研院的建院历史和办学特色，并预祝本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张文涛教授讲述了本次论坛的缘起，随后又介绍了重庆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情况，介绍了古典学为全国唯一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哲学一级学科下的自设二级学科，并表示已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合作意向，即将创办《古典政治哲学》辑刊。陈赟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两个感谢，一方面感谢各位老师同仁的支持，另一方面感谢张文涛教授所带领团队的辛勤付出，并祝愿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能够在大江大河之畔乘势而立，也恳请在场专家对自己的新书批评指正。

分组发言与讨论

第一组讨论由江湄教授主持，她介绍了自己与重庆大学高研院的渊源，并表达了对陈赟教授新书的关注，随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白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磊教授、重庆大学哲学系张文涛教授先后发言。

白钢教授以“道术将为天下裂”为主题，对比了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学、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说与沃格林的天下时代说，他指出，轴心时代说在“整全性的文明比较视野”上对文明形态学完成超越，也指出沃格林作为西方文明中心论者对中印文明理解的缺失，但也强调了沃格林将天人关系引入对于政治与文明的理解，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李磊教授以“历史普遍性的叙事维度”为主要视域，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境遇及其存在，他强调，普遍性叙事是中国历史呈现方式由对局部历史现象的表述转换为对存在者历史性的终极追问的关键所在，所以要从存在者境遇的层面开启中国历史，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寻找沟通的普遍性。中国的世界性问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领域与抽象的历史哲学领域同时得到说明。

张文涛教授基于陈赟教授著作，分析了文明论范式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他首先指出，文明论以一种“整全性视角”，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超越，而文明的核心则是政治/政制，政治/政制问题是界定和研究文明的核心之所在，陈赟教授从“自然”与“历史”的区分对基督教史观展开批判，并突破了西方中心论。随后，张教授指出，目前应当重思“循环历史观”的含义、本质与价值，并以文明“价值论”来取代文明“类型论”，借助中华传统中的“华夷之辨”，以“双向格义”为方法，展示中华文明优于、高于西方文明的系统性论证。

第二组讨论由重庆大学哲学系闫云副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庄振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先后发言。

庄振华教授指出，以“中道”标示中华文明在历史内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特质，是当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极富前景与深度的路径。但学者们未能发展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明下生存体验的论说方式，所以容易将西方范畴框架直接套用于中西比较。因此，未来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新著对于西学一般主题的突破，继续走向对西方范畴框架的突破，勘定中西方在范畴逻辑与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同时聚焦于困扰全球文明的共同问题。

林鹄研究员指出，陈赟教授的著作针对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即不同文明如何共处。对于陈赟教授所说的“任何一种教化与文明都不可能垄断、占有大道”、“一切民族及其文明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他指出，当代文明之间与古今文明之间，都难以实现真正的兼容并包，所以首先要做的只能是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最后，他谈到了一点困惑，政治是文明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国家是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但陈赟教授著作中似乎没有专门讨论国家问题。

李长春副教授首先介绍了沃格林哲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分别是“观念与意识”“经验与符号”“存在的代表与超越的代表”“天下时代与精神突破”“神显、等价与分殊化”。基于这些重要概念，他分析了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中对中国文明的论述，包括中国文明的历史编纂特征、秩序主体，以及“不完全的突破”。随后，他指出了中国思想中的几个关键符号，包括“神”“天”“道”“性”“命”“心”，并由此介绍了早期中国的“神显”及其分化，从周初对天命的体验，到孔子对德性神显的回应，再到孟子与《史记》对德性的分疏化，最后指出了孔子在“精神突破”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

第三组讨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毛衍沁编辑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叶颖副教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李为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张立立老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张觅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张缨副教授先后发言。

叶颖副教授首先指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叙事线索，包括“辉格党史学”“古今之争”与“正、负典之争”，随后他强调，不同于“古今之争”的“隔空对话”，沃格林似乎更关注每个时代里都在上演的、发生在正典与负典之间的“同代相争”。所以，叶颖副教授区分了正典与负典相对立的特征，前者表现为“爱世界”、秩序和保守，后者表现为“反宇宙”、自由和革命，随后重点分析了正典部分沃格林对柏拉图和保罗的论述，柏拉图式哲学呈现为一种既超越实在，又保持在它之中的运动，以防止哲人的心灵在神显中逃离，而保罗对神显经验的表达更加透彻、明晰、毫不含糊，但也因此而更容易陷入失衡。因此，在沃格林看来，“古典政治哲学”实际是“柏拉图式心灵运动”。

李为学教授探讨了普遍性问题对新历史哲学建构的影响，他指出，普遍性问题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带来一个稳定的系统性世界图像的同时也为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做好了准备。而且，欧洲哲学家去中心的、复数多元的新普遍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普遍主义弊端仍旧是个问题，这种方案仍旧在普遍主义的语法范畴之内。对于中国思想者而言，如果想要克服普遍主义，就需要回到中国古典的天地人时刻和以“巫史传统”为主干的思想史叙述中，对由巫及史、由史及礼、释礼归仁这一历史的同时是逻辑的脉络做出梳理，才能厘清我们当下思考问题的思想史位置，并规避陷入到另一种普遍主义之中。

张立立老师主要分析了西方哲学中的“必然性”与“时间设定”，她首先分析了西方文明对于历史的拒绝，一方面，历史被西方哲学视为特殊性的体现，因而“在西方追求普遍性的知识谱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另一方面，历史哲学也致力于“以哲学消解历史” 。因此，西方历史哲学所追求的乃是普遍性、必然性概念，而这两个概念归根结底以形而上学概念“存在”为基础，所以对历史的拒斥，最终要追溯到“存在”及其相关概念上。海德格尔早已指出，“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设置，那么必然性、普遍性这些概念，就是类似时间设置的一种设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间设定，西方文明论具有一种对历史的拒斥。

张觅老师主要聚焦的问题是施密特政治思想中的历史论题，他指出，在历史认识的视角上，施密特采取的是一种现实的文明史和政治神学的救赎历史混同的视角，而在历史认识的方法上，除了积极还原重要的精神和历史概念所由之产生的原初生存性语境之外，施密特还特别经常地使用一种“生存—实在论意义上的历史解释学”方法。在视角与方法的基础上，施密特基于“陆地与海洋”论题，开启了“世界历史”论述的新坐标，他将陆地与海洋的斗争视作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能，在二者的斗争中，宗教和神学斗争不但没有得到弱化，反而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强化，并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由此，施密特发现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宗教意识并称之为“政治加尔文主义”。

张缨副教授首先指出了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中解释哲学的新思路与独特视角，他使用了一对解释性的概念“理智性的”与“灵性的”来建构其观念史。张缨副教授认为，此对概念实际上取自使徒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其中包涵的主张是属人的理智或智慧远远低于属神的灵。通过探究沃格林对保罗、斐洛和柏拉图的解释，张缨副教授进一步表明，沃格林将哲人对“理智性运动的参与”理解为“对神显事件的一个回应”，从而取消了哲学的自主性。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在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这样的哲人看来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哲学与启示不共戴天，且哲学在根本上具有无神论的性质。

第四组讨论由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刘学浩编辑主持，清华大学哲学系刘沐恩老师、重庆大学哲学系闫云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蔡添阳博士生、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龙副教授先后发言。

刘沐恩老师首先提出“何以中国”这一学界常谈常新的重要问题，他指出，以许宏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曾从历史考古的角度进行回应，而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借助沃格林式历史哲学，则为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他进一步表明，唐文明教授的《极高明与道中庸》及陈赟教授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是反映上述现象的最新力作。唐、陈的中国文明研究借助沃格林秩序哲学而展开，主张在比较文明的视野下理解中国，强调“精神”对理解中国文明的重要性。总体而言，唐教授所阐释的中国文明是“心性”与“教化”的典范文明，陈教授阐释的是“仁”“中”的“中道之国”，沃格林则是东方“天下时代”。唐与陈借鉴沃格林历史哲学对中国文明的阐发，不同于历史考古学，是中国学者在中西古今的视野下重思中国文明之赓续的新思考，也是沃格林研究的新动态。

闫云副教授指出了儒家历史哲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应的重构问题。他指出，目前学界缺乏对中国历史与文明具有整全性把握的成熟的历史哲学体系，而如果要重构儒家历史哲学，需要从四方面入手。第一，需要以经史传统、政教关系为主线，在历史思想与历史实践之间提炼出历史哲学。第二，儒家历史哲学重建的关键，在于应当使其具有对中国历史及文明发展的解释能力和引导能力。第三，儒家历史哲学的建构应该为文明论的历史哲学提供基本理论形态的支撑，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充分表达中国经验并提出中国方案。第四，重建儒家历史哲学为文明论的历史哲学提供中国经验和方案时，应该使后者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自觉，凸显中国的普遍性原理对世界文明的引导能力，充分发挥儒家历史哲学的文明矫正功能。总之，儒家历史哲学的重建，是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建构的前期工作之一。在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体系中，对世界根本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地位。

蔡添阳博士生对陈赟教授的新书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和思考，他认为，文明论的哲学要求将文明视作理解的前提而非对象，并以此视域为出发点，反省既有的历史叙事和时代诊断，具体展开为对“哲学”“历史”以及“中国”的沉思。随后，他具体分析了这三个概念，首先，哲学不仅是一种命题性知识，更涉及一种追求真理的风格；其次，历史不仅是对普遍性的关注，更是在具体中充实自身的“具体之普遍”；最后，中国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或文明形态，更象征“文明”本身而为“中道之国”。

刘龙副教授指出，陈赟教授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在“普遍历史性的重构”“历史进程的方向”“世界秩序的建构”和“精神突破与历史意义”这四个不同面向上展开了对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论述，展示了中、西历史哲学各自的义理脉络。他进一步表明，陈赟教授的新书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深入反思，揭露其病理性症候和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内在根由，并在中西历史哲学的互鉴和对勘中，创造性地阐发和激活了中国古典思想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以中国思想为根底，一方面提升、转化、推进西方历史哲学论述；另一方面，在消化、吸收西方历史哲学理论洞见的基础上，建构起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品格的“天下归仁”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从而敞开了一条通向人类文明新道路的可能性。

第五组讨论由重庆大学哲学系黄铭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周展安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老师、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何青翰老师先后发言。

周展安副教授接续章学诚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所提供的相关理路，提出了治统、道统的对立划分之外的“事统”概念。他尝试对读《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和章学诚的经史论，围绕“道与事”“圣人与众人”“天与人”“三代与后世”等论域，进一步理解因为强调“精神突破”的意义而在“经史关系”“天人关系”等论述中所引发的张力构造。

刘伟副教授指出，秩序诞生于对历史开端的永恒回归，这一观念广泛地流行于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之间，如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就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对“开端”问题的执着。《封禅书》则为这一观念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而《汉书·郊祀志》武帝之前的记述虽然几乎全袭《封禅书》，却有意识地消解了“开端”问题，进而塑造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

宫志翀老师借助国内学界对雅斯贝尔斯、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阐释，讨论内外观察的差异。国内学界在理解中国的文献支持、理论视野、理论纵深这三重层面，从内部补正了雅斯贝尔斯和沃格林：儒家的历史哲学要从经史分野和天人关系这两个根本问题说起；归根结底，要思考“突破”论如何楔进六经。

何青翰老师认为，在沃格林有限的中国论述中，抵抗或消解“帝国”因素的努力必须兼涉对灵知主义的分析。朱子抑或其所继承的孔孟之道，从未将“天下”视为一个不应予以废除的“洞穴”抑或一个有待逃离的“此岸”。将“政教二元”预设为“存在的飞跃”之于中华秩序的基本诉求，大有值得检查、反省之处。

圆桌讨论暨闭幕环节

最后，张文涛教授主持了圆桌讨论。江湄教授作为引言人指出，陈赟教授对西方的认识从流溯源，在对照中带动中国文明的自我意识走向深刻、透彻，打开反思性和整体性的视野。江湄教授认为，此次论坛关切的是中国与未来世界的秩序问题，是关乎每个人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而在座学人在热烈的探讨中，都表现出了宽大、包容的学术胸怀。陈赟教授等嘉宾，借助沃格林这个抓手，整体地、透彻地反思中国文化，其中体现的王船山与章太炎两种进路是值得重视的。

陈赟教授做总结，回顾了论坛的核心议题，分多个层次讨论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最后尤其强调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价值：中国哲学有别于爱智慧、爱神的西方哲学，会提供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也能够走出研究西方哲学的新道路，知己知彼，更好地在世界上生存。

在各位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中，第一届古典政治哲学论坛顺利闭幕。 

习近平总书记四月份考察重庆时强调，要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重庆大学召开古典政治哲学论坛，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在中外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古典学，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文明论证成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