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瑞敏丨夏承焘任教太炎文学院钩沉

1981年，应施蛰存的邀请，夏承焘抄选部分日记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名，刊于《词学》创刊号。此后开始连载，从1981年第一辑到1992年第十辑，跨越十一年，除了第九辑因是“海外词学特辑”，没有刊载。《词学》刊载的日记是1931年4月至12月（第一、二、三辑），1939年1月至12月（第四、五、六辑）、1940年1月至12月（第七、八、十辑）。

198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来信，欲出版单行本。夏承焘遂选抄1928年至1937年的日记，为第一册，1984年出版。《词学》原本的刊载顺序被打断，前三辑所载既已印入其中，也无法继续刊载1932年的日记了。1986年5月，一代词宗夏承焘因病去世。他生前选抄的1938年至1947年的日记，即《天风阁学词日记》（二），1992年才出版，《词学》的连载亦随之结束。除《词学》外，《天风阁学词日记》（1944年1月至3月）曾刊于《温州师专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三期。

1997年，《夏承焘集》（八册）出版，第五、六、七册为《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五、六册分别是1984年、1992年《天风阁学词日记》之重印，疏失讹误已纠正，新增1948年9月至1965年8月的日记为第七册。202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夏承焘日记全编》，凡十二册，为研究夏承焘的生平、学术提供了丰富史料，对近代词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夏承焘漫长的教书生涯中，以在杭州最久，以西湖最堪眷恋。然因之江迁校沪上，他也曾在上海有数年停留，期间短暂任教于太炎文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夏承焘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因体量较小，对于任教太炎文学院之事颇为简略。随着《夏承焘日记全编》的出版，可知其始末及夏承焘的心路历程。任教太炎文学院，或许与龙榆生有关。1928年9月，龙榆生开始在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因教授词，他的兴趣渐渐转向词，与朱祖谋的关系日益密切。兴趣的转变，促使了他与夏承焘的相识，《夏承焘日记全编》（1929年10月19日）：

得雁晴武昌武汉大学信，知其本学期由厦门大学移席武汉。转示暨南大学教员龙榆生沐勋二笺，愿与予缔交，问《词有衬字考》。又谓亦有意为词人年谱，欲与予分工合作。灯下作一书复之。

时夏承焘在严州九中任教。1930年4月8日，二人初见，《夏承焘日记全编》：

早与垂平乘火车赴暨南大学访龙榆生，值其上课，久坐方得见。榆生瘦弱不胜衣，陈书满案，耽学不倦。用点后即同出，乘小汽车至北站转电车赴虹口东有恒路德裕里谒见朱彊村先生。

不久之后，因邵潭秋（祖平）的介绍，从下半年起，夏承焘开始在之江文理学院任教，迁居杭州。沪、杭两地交通便利，二人往来也更为频繁。

1935年秋，因胡汉民的邀请，龙榆生赴中山大学任教，并邀时在之江的夏承焘同往。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不久，“西南事变”起，龙榆生携眷离粤。回到上海后，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但仍不足以维持生活，他的好友孙世扬便请他到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上课，以贴补家用。孙世扬（1892-1947），字鹰若，海宁人。肄业于北京大学。师承黄侃、章太炎。其生平事迹，具见邵祖平《海宁孙鹰若教授生平述略》（《邵祖平文集》，凤凰出版社2021年）。

当龙榆生回到上海的时候，章太炎已于6月在苏州病逝，此时的讲习会是太炎夫人汤国梨等人在承办，其中艰难困苦，可以想见。这一年7月初，夏承焘返乡，此前已三年没有回家，直到9月中旬方返回杭州。11月14日清晨，夏承焘去参加章太炎的追悼会，遇到了太炎夫人汤国梨，说想要请他去苏州国学讲习会上课。次日，夏承焘与友人拜访汤国梨，听其谈太炎身后及章氏讲学会将来办法。1937年，抗战爆发，章氏讲习会停办。年底，夏承焘避乱返乡。

1938年2月6日，夏承焘接到了李培恩的聘书，邀他赴沪任教之江。李培恩（1889-1958），著名教育学家。1928年起，任之江文理学院校长，后改为之江大学。次日回信，约定半个月后启程，并致信龙榆生托租房。对于是否去上海，夏承焘还在考虑。9日，“十一时接李培恩电报，谓国文系无学生，属暂勿去。连日踌躇，得此乃决”（按：为简省计，本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夏承焘日记全编》）。次日，夏承焘致信龙榆生，告勿租屋。5月底，夏承焘再次收到李培恩的信，称之江下年度大概仍须在沪开学，课程和人数有所增加，盼往沪襄助。8月中旬，龙榆生来信劝赴沪。19日，“家中转来之江聘书，本年九月起，明年六月卅日止，薪仍旧。胡山源复片，谓赁屋大难，为此又甚踌躇，欲多作书托各友。内子谓到彼自可设法，平生作事不能明决，一大病也”。8月30日，夏承焘抵达上海，从此开始了沪上近五年的生活，直到1942年上海沦陷方离开。

12月底，《文汇报》《申报》皆刊载章氏讲习会即将恢复、太炎文学院招生的消息。《申报》（1938年12月29日）《太炎文学院讯》：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手创之章氏国学讲习会，顷已迁沪恢复，分研究部、制言社、太炎文学院暨附属中学三部，由章夫人汤国梨主持进行。太炎文学院暨附中已由董事长马相伯、董事丁毅音、于右任等呈请教育部备案。该院暂设中国文学系、中国史地系、国文专修科。聘前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前中山大学国学系主任龙沐勋（按：即龙榆生）分任主任。所聘教授，均系学术湛深，夙负重望之士。业已登报通告旧生，招收新生。校址租定福州路河南路口五洲大楼，定于明春二月开学，全日上课。为顾全寒畯子弟，收费力求减轻，并设有太炎先生纪念免费学额，以资奖励。又该会编印《制言》月刊第四十八期，定于一月中复刊。

1939年2月12日，夏承焘收到了太炎文学院的聘书，“孙鹰若世扬、沈子元延国送太炎文学院聘书来，词曲学二小时，月送车费十六元”。太炎文学院师资匮乏，很多老师都是兼任，聘请夏承焘，既因汤夫人对其学识的认可，想来也与龙榆生有关。17日，夏承焘回信，论及课程安排事宜。25日，“接太炎文学院函，词曲学教科改为古今体诗，星期六下午授二小时”。《上海资料汇编·文化卷》第三十五册收录《太炎文学院一览》，据其中《太炎文学院教授名录》，当时任教的有黄朴绍兰、龙沐勋榆生、诸祖耿左耕、孙世扬鹰若、施则敬、王仲荦、郝立权昺衡、蒋维乔竹庄、夏承焘瞿禅、陈麒瑞等人，并附所任课程，夏承焘担任的是“古今体诗”。

这一学期，夏承焘在之江开设的课程是《文心雕龙》、文学史、《史记》、诗选，共十二小时。3月4日，“午后三时，始赴太炎文学院讲古今体诗二小时，听者共廿余人，有年三四十者数人”。次日，夏承焘赴太炎文学院茶叙：

午后二时，赴南京路五洲大楼太炎文学院茶叙，晤孙景郑、施则敬、王乘六、孙鹰若、诸左耕诸君。左、鹰报告苏州太炎讲学会经过，谓太炎为学宗旨在民族主义，文字语言与历史为其主归。汤国梨夫人席间滔滔动听，谓太炎遗著尚有一大箱，存穹窿山。苏州沦陷时，为一仆窃卖一空。中有考古泉及佛学者数种，皆未整理者，今遂不可问矣。王乘六君曾返苏二次，载出其藏书七八箱，今存文学院中。

“孙景郑”当为“潘景郑”之误。据《太炎文学院职员录》，除施则敬外，其他人皆有行政职务，潘景郑为图书室主任，王乘六为事务主任，孙鹰若为秘书主任，诸左耕为训育主任。此后夏承焘在日记中偶有关于上课的记载，3月11日，“早之江上二课。午后太炎文学院上二课，文学院学生彬彬有礼”。可见他对太炎文学院的同学印象是很好的。

在太炎文学院兼课一个月后，4月7日，时为无锡国专教务长的王蘧常来信，邀请夏承焘任教。9日，夏承焘赴无锡国专排定授课时间，星期三文学史三小时，星期五韵文选二小时。次日开始上课，“午后始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授二课。二三年级学生，程度似好。每周文学史、韵文选共五小时，合之江、太炎文学院共十九小时。虽亦劳顿，然较榆生每星期授卅余小时，尚不以为甚忙也”。实属自我安慰了。夏承焘与夫人游淑昭没有孩子，家庭负担算不得很重。彼时的龙榆生因家累太重生计艰难，不得不到处上课，《苜蓿生涯过廿年》：

却料不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光华的校舍被毁了，音专也自市中心区搬到法租界来，人心皇皇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后来虽然各学校都在租界内租着几幢小房子，勉强的开了学，可是都为了经费竭蹶，对教授们减时减薪。大家为了迫于饥寒，只好拼命的去谋兼课，我也足足兼了五个学校，每周授课至三十二三小时之多。（张瑞田主编《龙榆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117页）

尽管夏承焘在日记中对去哪个学校上课多有记载，但甚少涉及具体的授课内容。从太炎文学院肄业的王瑜孙，撰有《回忆夏瞿禅先生》，提及第一次课：

夏师担任“古今体诗”，第一堂课在黑板上写了“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几个字，有的同学知道这两句出自元好问的诗，但不明是何用意。夏师接着把“莫”字圈掉，换上“欲”字，一字的改动，意义全变，具体而生动地阐述了他的教学宗旨。不仅要欣赏美丽的鸳鸯，而且要学会怎样来绣鸳鸯。开宗明义第一堂课，已吸引了很多学生。（方韶毅编《一代词宗夏承焘》，文汇出版社2021年，48页）

夏承焘论词绝句有“欲把金针频度与”之句，亦是此意。日记中关于太炎文学院上课的记载，仅有一次较为详细，1940年5月31日，“太炎文学院讲《孔雀东南飞》，教诸生作此诗韵例，其间文义分段与转韵不合，似前人未尝注意”。毕竟十几年后，他在日记中嫌弃学生程度差，就是因《孔雀东南飞》，“晨上文学史一课。学生不知有《孔雀东南飞》，亦不知此故事”（1953年1月12日）。

任教三校的情况持续了两三个月后，夏承焘便不堪忍受了。6月10日，“午饭天五家，久谈，劝予专力以成《词史》。今年因任三校教课，忽忽度日，《词集提要》及《词例》皆未着手。此初步工作未成，不能先写《词史》。下期当摆脱太炎文学院及无锡国专功课，期稍有成就。年已四十，不可再因循矣”。天五即吴鹭山，夏承焘至交，夏承焘第二任夫人吴无闻的兄长。任教三校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以至著作无暇顾及，而自己已是不惑之年。对于年龄的清晰感知，增加了时不我待的焦虑与紧迫，也笃定了某些选择。15日，之江课程结束。22日，无锡国专大考。24日，太炎文学院大考，“晤太炎夫人，意欲予下期连续，彼校学生于予颇有好感也”。如此看来，请辞也是很难的。

三校课程虽已结束，可惜完整的暑假也并不属于他。7月12日，“无锡国专聘暑期功课，谢之”。第二天，王蘧常来电，“坚邀任国专暑期教课，不可强却矣”。14日，“早七时始往无锡国专授暑期课，共六星期，《史记》、韵文五小时”。暑期课程还未结束，无锡国专送来了下学期的聘书，夏承焘归还了，“恐任课过忙，无暇读书。行年四十，不早著书，岁不我与矣”。次日，“瑗仲又送来国专聘书，只得受之”，实属无奈。甚至开学初，他去拜访王蘧常，试图推辞，也没有成功。

9月11日，太炎文学院开始上课。13日，之江开始上课。14日，无锡国专开始上课。夏承焘本学期在之江担任《楚辞》、骈文、词选、专家词四门，无锡国专任词学一门，太炎文学院大约依然是古今体诗。19日，收到家信，得知父亲的病恐难痊愈。10月23日，早太炎文学院考试，午后之江上课，得家电，“大人病危，乘新安纳轮归”，随即问船期准备返乡。即便如此，灯下仍要出三校试卷。次日，龙榆生来电，虽不及送行，却找来陈蒙庵帮忙代课。陈运彰（1905-1955），字蒙庵，况周颐弟子。25日，夏承焘乘船返温。27日，抵达家中。31日，父亲病逝。12月11日，夏承焘回到了上海。16日，与任铭善同访陈蒙庵，“谢其代课，面致三百金，共代三校课六星期。并请仍代太炎学院、无锡国专课。其家收藏词书碑板甚富，况蕙风弟子”。此时他身心俱疲，只能请陈蒙庵继续代授太炎文学院、无锡国专。

到了新学期，1940年1月24日，太炎文学院送来了聘书，夏承焘拒绝了。次日午后访龙榆生，“太炎文学院又嘱榆生挽予，学生王君来，亦以为言。仍托榆生代辞。任课过忙，于人己两无益也”。任课太多确属实情，又不免流露出些许心灰意冷。2月10日，“接榆生函，谓太炎夫人屡劝予仍往太炎文学院任课，学生来请亦殷恳，不可过拂其意。午后孙鹰若来，不值，计亦为此事也”。次日，“作榆生复，才发而榆生来，强置太炎文学院聘约”。尽管他们关系密切，书札不断，然而并非所有书信都能留存，《夏承焘日记全编》中保存了部分书信，却未及此，《龙榆生师友书札》收录夏承焘的信札仅此一封，兹录如下：

榆兄惠鉴：

献岁比惟动履如意。承二日教，殷殷至感。弟以课忙，辞太炎文学院讲席，同时并辞无锡国专。前旬王瑗仲兄屡以为言，弟坚介蒙厂代庖，近无成效，势不能拒彼就此。昨鹰若先生枉顾失迓，计亦为此事，极感不安。弟授课时间惟星期五下午三点钟至五点钟有空，如承文学院迁就排课，弟可勉效绵薄，否则仍乞兄为我代辞。不情之请，并祈告鹰若先生，求其俯原。连日忙于同乡酬酢，二三日后当走诣。先此敬承。

著安。

弟夏制承焘顿首

二月十一日

孟劬先生文集已阅毕，迟日奉还。  

（张瑞田编，《龙榆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109页）

在拒绝太炎文学院的同时，他也拒绝了无锡国专。由于龙榆生、太炎文学院多次诚意相邀，坚拒就显得太不近人情，这封信留下了可回旋的空间，需要太炎文学迁就排课时间。这封信刚刚寄出，龙榆生就亲自登门来劝了。龙榆生的坚持，或许因为他不只是任课教师，作为国文系主任，有责任为太炎文学院考虑，以至无法顾及好友的个人选择。按照此后日记中的上课时间，太炎文学院的课程确实排在了星期五。

这一学期，夏承焘在之江之外，仅兼任太炎文学院，不再任教无锡国专。2月17日，之江开始上课，本学期开杜诗、《后汉书》、词史、《文史通义》四门。大概由于答应得太过勉强，他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太炎文学院上课的辛苦，“上杜诗一课，太炎文学院二课，殊惫”，“太炎文学院授课甚惫，欲辞去之”，诸如此类。3月初，夏承焘收到顾雍如的信，说燕京大学准备聘请他。8日，“接郭绍虞寄燕京大学聘书，副教授月薪二百七十元，自廿九年七月至卅年六月”。郭绍虞信中称自己暑间南行，开学时可同去北平。这份邀请，在夏承焘已然疲惫的状态中，提供了另一种的可能。

实际上，燕京大学的事从前一年就开始酝酿。1939年6月7日，“接郭绍虞燕京大学函，谓见予《白石行实考》，欲与予共数晨夕。拟来年邀予改就燕大教席，谓今年燕大以不放雍如返之江，不敢复拉予北行。绍虞蓄此意已久，意甚可感。惜北方情形未能了然，不敢冒昧离此耳”。此前二人已有书信往来。7月11日，“接郭绍虞函，问予燕京讲席肯就否。因持过雍如商量，决俟下学年再定去就”。9月初，郭绍虞信中约夏承焘明年赴燕京。至年底，已基本说定。

收到燕京大学聘书的第二天，夏承焘就去找朋友打听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但去无他虞”。那天的报纸载北平缺粮，恐不免暴动，“晚过吴眉翁问去就，亦劝予行。谓上海后日亦至可虑”。晚间夏承焘回信郭绍虞、顾雍如，托定住房并商量开课事宜。10日，访龙榆生，“商赴燕京事，彼亦劝予行，谓上海非乐土”。距离他坚留夏承焘继续在太炎文学院任课，才刚刚过了一个月时间，态度迥然。夏承焘在龙榆生处见到了张尔田的信，问及对其文集有何意见，“归来作一书候之，告北行，问彼方情况，奉一《虞美人》词。决意离此，亦为欲见此老也”。二人已同信数年，从未见过。如此看来，想要见张尔田似乎也是北上的重要因素。第二天，李培恩邀夏承焘谈下学期国文系的事情，托觅教员，并希望他能代理系主任。他拒绝了代理系主任，揣测或许与燕大的聘书有关。李培恩的消息确实灵通，距他收到聘书才过去两天时间。22日，夏承焘收到张尔田的回信，“谓燕京大学现状甚好，郭君聘予出于至诚，不妨一就。北平米粮贵有之，绝食则无其事”。1945年4月25日，夏承焘得知张尔田去世了，“张孟劬先生已以夏正初七日归道山矣。去年在龙泉去一书，不得复，疑其衰疾，不谓遽尔有此。与先生通书七八年，未及一面。甚悔八年前北平之行，因循未果也”。1953年9月，夏承焘去北京开会，26日，去北大访友，“北大新舍林木苍翠，楼房皆古宫殿式，十余年前已应燕京大学聘，而不果来。过燕东园，甚念孟劬先生”。此生从未相见。

纠结是否北上的这段时间，夏承焘正在四处租房，因而对上海生活更加不满：

上海住家与佣贩为邻，甚以为苦，极思早离此，即北方不能往，亦欲归住雁山也。（3月11日）

在上海教书，道途奔走，甚以为苦。日来时时与内子、天五谈雁荡。前日吴雯留午饭，谓雁山此时满山是春笋，予急止之，曰：“予魂梦欲飞矣。”（3月19日）

居上海甚郁郁，与内子无日不谈雁荡。（3月24日）

午后与内子往福煦路看一屋，内子甚苛求，为之邑邑。归过梦禅，复看一屋，已为他人先得矣。在上海甚不适，往往为市人睚眦，恨恨不忘。（3月26日）

短时间难以改变的现实，魂牵梦绕的所在不易回去，换个环境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于是否去燕京大学，夏承焘自己非常纠结，迟迟无法决定，询问了众多师友，然而每个人意见又不尽相同，犹豫中时间过去了很久。

在夏承焘“日来为北行事甚踌躇”之际，李培恩为挽留他，仍在不断努力，或请人去游说，或以之江下学期改大学，文科将专注国文系，劝他打消去意。3月30日，夏承焘致信郭绍虞、顾雍如，约下期开《史记》《左传》《楚辞》三门，并问住房事。4月19日，“接顾雍如挂号信，谓燕大今年要求住宅者奇多，属予早来。此亦令人踌躇之一因也。李培恩今日告心叔，谓有信大骂雍如之邀予去，约予明日晤谈。夜为此事梦寐不安，梦雍如与李绝交”。顾雍如比夏承焘早到之江半年，共事七年，同事中关系最为密切。1937年，顾雍如离开之江去燕大，李培恩希望他此后能返回之江。顾雍如既不能返回之江，又劝说夏承焘离开之江，被李培恩大骂委实不算冤枉。

李培恩的殷勤挽留中夹杂了些许道德绑架，“谓予去则心叔去，国文系将星散”，在原本就异常纠结难以决断的夏承焘这里终究还是起了作用。从夏承焘梦见顾雍如、李培恩二人因他绝交，就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他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以至形诸梦寐。如果因为他离开，导致之江国文系办不下去，此等责任重大，任谁也无法承受。有些尴尬的是，他与燕京大学为此事已经书信往来很久了，“中途变卦，恐负郭君盛意，奈何奈何”。两难之间，总有一方要被辜负。4月23日，“早发雍如挂号信，辞燕京大学聘，免培恩与雍如伤友谊也。培恩盛意诚可感，惟上海鹅笼鸡埘之生活，甚不欲久居耳”。虽然他不想在上海久居，但也不能此时离开。不禁想起数年前，龙榆生邀他去中山大学，终未成行，以至于他在日记中感慨：“榆生嘉招三次，此番谓必能行矣，而仍不果。人生会合之数，信有定哉！”

在拒绝燕京大学不久之后，夏承焘收到了邓广铭的来信，“谓北京大学国文系欲聘予南行，惟昆明生活程度甚高，教授二三百元，不足赡家。来日局势又不可知，问予肯就否。彼校国文系近由罗莘田君主持，予未与交往，当由恭三之介也”。第二天即回信谢绝。对比此前的犹豫数月，对北大的拒绝确实很干脆。既然他已在漫长纠结之后，选择了继续留在之江，那拒绝北大也是情理之中。5月15日，“接雍如信，燕京校长以之江当局面沮聘予，已准予辞，郭君亦谅予苦心矣”。此事终于尘埃落定。郭绍虞虽然体谅他的为难，后来的信中仍表露出许多遗憾。而燕京大学因夏承焘未能前往，改聘了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2月18日，任铭善来访，“携示云从湖南函，谓钱子泉欲邀予往湘师范学院，锺山托予并挈心叔去，其实子泉并无书来也”。1937年11月底，夏承焘离开杭州之前，曾偶遇钱基博，临行前特意去拜访，十多年前二人在上海约翰大学曾有一面之缘。

6月7日，午后太炎文学院讲二课，这学期的课程结束。21日，太炎文学院大考，“闻之诸左耕，谓下期将停办，殆以经济不继也”。资金短缺，或许仅是一端。次日，夏承焘阅完考卷，他在太炎文学院的任教生涯也结束了。从1939年1月创办，到1940年6月停办，太炎文学院坚持了一年半。虽然夏承焘多次想推辞，但因为太炎文学院的诚意邀请、龙榆生的一再坚持，从始至终，他一直都在任课，除了1939年10月底因父亲病重返乡，请陈蒙庵代为授课。太炎文学院停办之后，他与汤夫人行迹渐疏。多年后，汤夫人为完成章太炎遗愿，能安葬于杭州西湖区张苍水墓旁，多次赴杭，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夏承焘亦倾力襄助。汤夫人善词，请夏承焘删订词作。夏承焘在日记中摘录了与己相关的数阕，并为题辞：

《影观词》皆眼前语，若不假思索者。而幽深緜邈，令人探绎无穷，又十九未经人道。清代常州人论词，谓若近若远，似有意似无意，此词家深造之境，庶几姜白石所谓自然高妙。洛诵再过，乃自悔早岁摹清真、拟稼轩为徒费气力。壬辰闰五月，夏承焘题于秦望山中。

1952年7月22日，“作章夫人函，挂号寄还词稿。在思想改造中写此文，有两重人格之感。由平生笃嗜此道，非尽关好应酬也”。

如果1940年夏承焘答应了燕京大学或北京大学的邀请，即使太炎文学院没有停办，他也无法继续任教了，当然他的人生际遇也会改变。在他反复纠结的这段时间，龙榆生的人生遭遇了巨变。3月30日，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开幕。31日，夏承焘听闻龙榆生将要离开上海，大为惊讶，以至夜间不得安睡，“他日相见，不知何以劝慰也”。4月1日，“夜梦俞君实入苏党，醒知其不然，又复惘然。一月不见，有此大故，不能挽之使返，奈何奈何”。距离上一次相见并没有一个月，也仅二十天而已。那天龙榆生劝他北上应燕京大学之聘，彼时的龙榆生应该已经准备离开上海了，只是没有告诉他实情。之后二人没有再见，所以对夏承焘而言太过突然。2日，《中华日报》登载龙榆生被任命为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此时他仍在上海。原本夏承焘要去拜访他，以雨不果，等第二天再去时，龙榆生“已于今早搭车往南京矣”。难以当面言说的，都写在了信里，“接俞君函，谓胃疾大发，医谓非休养不可，而家口嗷嗷，无以为活，出处之际，非一言所能尽云云”。这件事给了夏承焘极大的心理冲击，“每日谈俞君，念其临行前如得晤予，予当极力挽之回”。如果那天他冒雨前往，是否能挽回，龙榆生的结局是否会改变，不得而知。后来龙榆生身在狱中，夏承焘关怀备至，并托请时在法院工作的潘希真帮忙保释其出狱。自从龙榆生离开上海之后，二人虽书信不断，而重逢终究不易，买醉西湖之约亦难以实现。

1953年9月21日，夏承焘从杭州出发去北京开会，晚七点四十抵达上海。次日清晨，冒雨前往上海博物馆访龙榆生，“一别十余年，已两鬓繁霜如老翁矣”。这一年，龙榆生五十二岁，尽是岁月磋磨。短暂的相聚后，十一时，夏承焘告辞，十二时，大雨中上京沪车，这一天恰逢中秋佳节。北京之行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回到杭州后，他收到了龙榆生的信和诗，诗云：“最难风雨故人来，佳节匆匆罢举杯。九死艰虞留我在，十年怀抱为君开。照人肝胆情如昨，顾影芳华去不回。今夕霸王台下过，倘从云外一低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