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而和｜中国研究何为？

大家下午好！感谢董强院长、陆扬教授邀请我参加燕京学堂十周年庆典。

纪念日很重要，对我们而言，它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提供了回顾过去、归纳当下和展望未来的时机。

过去十年，燕京学堂已成为中国研究和国际教育灯塔般的存在。在今天这个纪念日，我们不妨谈谈中国研究和国际教育——首先我想回顾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英国和北美的历史，然后讨论以燕京学堂和我所在的上海纽约大学为代表的国际教育的新发展。对于这两个议题，我有着几十年的切身体验。

中国研究在英国

(一）我的经历

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剑桥大学读本科时开始研究中国的，主要是前现代的中国。当时剑桥中国研究的教授是隋唐史大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英国的学制下，一门学科只有一位教授，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根据学术成就的不同，被授予准教授（Reader）或是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等头衔。

那时的剑桥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在那里，我曾有幸跟随著名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中国艺术史学家郑德坤（Zheng Dekun）、荷兰汉学家龙彼得（Piet vander Loon）和新晋的中古史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学习——麦大维后来也成了剑桥中国研究的教授。还有老师教我们中文，主要是古汉语，现代汉语很少。这个教学阵容堪称强大，但汉学家们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此外，令我一直抱憾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你甚至不用会讲中文，就可以取得汉学研究的学位。

那时，剑桥真正懂现代中国的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是一所学院的院长，科学史大家，但不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这些本科生很少能接触到他，因为有人觉得他的政治观点“危险”，可能传染给青年学生。我有幸见过他几次，每一次都慨叹于他的博大精深，觉得自己永远到不了那样的水平。

1973 年，作为英国学生，我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毫不夸张地说，那次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前还只是星星之火的兴趣彻底燃烧起来，把我送上了今天所走的道路上。

（二） 历史背景

英国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始于18世纪。那时，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的描绘，说到底是一些辗转得到的浮光掠影。传教士们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传教，用康熙皇帝的话说，是“欲尽中国之民，而为天主教人”。为了美化其业绩，他们有时会把中国描绘得比实际上更理想。总之，在乔治时代的英国，尽管作为一种装饰风格的“中国风”风靡一时——建筑、园林、瓷器、壁纸等无不受其影响，但学术界很少有人会直接去研究中国，因此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

众所周知，1792 年马戛尔尼伯爵受英王乔治派遣前往中国，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但对他带来的礼物无动于衷，并在给英王的上谕里写道：“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观察人士由此判定，中国是一个故步自封的社会，对英国及其礼物所象征开明和先进缺乏足够的敬意。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这一草率的判断成为国际上有关中国叙事的底色，也是大多数对华政策的基础。

马戛尔尼使团里有个男孩，名叫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会中文。成年后，他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但不是出于了解中国法律的目的。那时英国刚刚失去在美洲的“第一帝国”，正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优于其他民族，而大英法律正是这种优越性的主要依据之一——两相对照，《大清律例》显得那么野蛮专横，所以在中国要求治外法权就是正当的。后来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当时国内不少人反对，英政府为自己辩护就用了这套说辞。不管今天看来有多离谱，这些论调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百年屈辱（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珍珠港事件）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上面的回顾，我想强调的是，最早英国有关中国的分析，与其说是为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还不如说是出于英国人自我建构的需要。

19世纪初，引领海外中国研究的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巴黎。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为何不是英国？毕竟，1792-1733年马戛尔尼使团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出其右，而中国在启蒙运动中的思想重要性也不容否认，当时不断有中文著作被翻译成英文。

牛津和剑桥都在收藏中文资料，但直到19世纪晚期，都不曾开设中国研究的课程。1830年代，伦敦一些新大学开始教中文，但目的不在于研究，而是方便外交官和传教士前往中国工作和生活。 1876 年，牛津大学任命了第一任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他以翻译孔门经典著称。剑桥大学直到1888 年才任命了首位汉学教授威妥玛（Thomas Wade），也就是著名的“威妥玛拼音”创立者，他把数千册中文藏书捐赠给了剑桥大学。两位教授在任职期间都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孕育了一批杰出的汉学家，最有名的可能是伯希和（Paul Pelliot）和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了，他们的作品至今看来仍然是教科书般的存在。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品——通过购买或是其他一些可疑的方式，流入公立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但严肃的中国研究要到二战期间中国政治意识觉醒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至少我的一位老师是这样起步的。

(三) 20 世纪以来

战后，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和馆藏书籍都有所发展，但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任教授蒂姆·巴雷特（Tim Barrett）的话说，仍然 “乏善可陈”。的确如此。直到最近，英国也只有六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研究课程，分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利兹大学和杜伦大学；还有一些机构，如伦敦中央理工学院（现威斯敏斯特大学）提供汉语教学。

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研究一直偏向于古代，对当下中国的关注要到很后面了。部分原因——只是部分原因，在于1970年代以前外国人没法到中国研学，甚至想到中国待段时间也很困难。而且，那时在英国大学，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十分冷门，年轻人光是靠汉语学位在现实世界（有别于学术圈）里是找不到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些原因，比如缺乏政府支持，还比如研究人员很难找到学术归宿——搞中国研究的很难融入古典学或者亚洲其他区域的研究，事实上也没有院系认领这一学科。

那以后，英国的中国研究出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但这个学科始终没有蓬勃发展——很多最优秀的学者最后都去了美国，包括前面提到的崔瑞德。于是在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中国研究——不论从学术水平还是馆藏书籍看，做得最好的都是美国。

中国研究在美国

(一）我的经历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个人原因，我移居到美国，住在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后来耶鲁历史系录取了我，当时系里有三位杰出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又一位背井离乡的英国人），中国历史得以“出圈”主要是因为他；傅汉思（Hans Frankel），出生在德国，二战后曾到北京任教，是位出色的语言文学家；余英时，他被认为是海外治中国史的泰斗，博大精深，高山仰止。

（二）区域研究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两种并行的学术趋势：一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展出一套核心课程，旨在“教给孩子们应为之奋斗的东西”。起初，这套课程主要教授西方经典文本，但渐渐地，也包括非西方的内容，中国经典是二战后纳入进来的。

二是区域研究的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多是归入这块儿。所谓区域研究，就是围绕特定地理区域进行的多学科研究。它首先出现在欧洲。当时，欧洲人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搜罗来各种文物和艺术品，并加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区域研究可以说是对这一帝国背景的响应。

美国的区域研究在二战后风生水起。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大国，美国在全球打造同盟体系的同时，需要更好地了解那些可能与之结盟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传统上大学不太关注的地方，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和英国的情况类似，美国传统的学科院系也不愿纳入非西方历史、文学、哲学、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所以就把这部分内容都归到区域研究里了。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

战后几十年，美国大学的区域研究与政府的战略策略密切相关。就中国研究而言，这种关联源自1950年代的“红色恐慌”，也就是美国国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忌惮和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恐惧。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前身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各大学过从甚密，不露声色地为有关项目提供资金，有时还从这些项目中挑选特工——特工对执行的区域有所了解终归比较好。同时，对前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被区隔开来，研究者隶属传统学科院系，往往被视为“汉学家”（sinologists）而不是“中国问题专家”。

（三）费正清与哈佛大学

在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心在哈佛大学。1920年代末，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筹了笔钱，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也就是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的前身，时至今日仍在为中国研究提供奖学金资助）、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学术期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这笔钱有一部分用于燕京大学的发展。燕京大学在1919年由几间基督教学校合并而成，在当时是一所备受推崇的研究型私立大学，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燕大各个学院分别被并入不同的大学，文理学院并入北大，政法学院并入中国政法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等等。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战后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以哈佛大学为基地，他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的中国研究，在那里，他同时教授两门课程，都很有名：一门是“东亚文明”，俗称“稻田课”；另一门是为研究生开的“中国文献”。课程使用材料部分是他战前在中国收集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堪称费正清的“帝国”，许多（如果还不是大多数的话）中国项目都由其门生主导。芮玛丽（Mary Wright）就是其中之一，她是获得耶鲁大学终身教职的首位女性。战后，她和丈夫芮沃寿（Arthur Wright）留在中国，收集了很多材料，后来都捐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1959年，她们夫妻转到耶鲁历史系任教，直到退休。

(四) 关系正常化之后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也被称为“中国观察人士”。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呼，因为他们确实只是从远处观察，而不了解实际情况。当时还没有到中国旅行或学习的机会。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从1960年代末反越战浪潮爆发，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与此同时，去往中国的路也打通了，研究人员可以去做田野调查，也可以泡在历史档案馆里，阅读分析浩瀚的原始文献。我是这一新趋势的受益者，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呆了一段时间，为我的清史论文查资料做研究，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中国研究全球化

(一) 联合办学

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外学术交流蓬勃发展，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种我称之为“全球化”的趋势。许多视野开阔的一流大学开始到中国办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合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可谓这一趋势的早期典范。中心于1980年代初创办，开设硕士研究生课程，培养了许多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

相关的新兴机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外联合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据我所知，目前由英美大学作为外方合作院校在中国合作开设的中外合办大学已有十所。

其中上海纽约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联合创办，是中美合办的第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个具有学位授予权的校园。作为一所国际化大学，上纽大的学生一半来自中国，一半来自世界其他几十个国家。在本科的八个学期里，学生们有一两个学期会交换到纽大的其他校园学习和生活，包括另外两个具有学位授予权的校园——纽约和阿布扎比。

和上海纽约大学一样，昆山杜克大学成立于2013年。它由武汉大学和杜克大学联合创办，最初只开设硕士研究生课程，2018年推出以博雅教育为特色的本科学位课程。昆山杜克大学国际学生的比例相对低一些，约占学生总数的 30%。

在这些校园里，中外年轻人一起学习，学会合作，学会尊重不同意见。国际学生需要学习中文。课程注重对学生驾驭多文化能力的培养，以便他们在中西方视角间转换自如——既能像中国人那样安住于集体之中，也怀有西方人看待世界那种独立的边界分明的自我意识。美籍华裔作家任璧莲（Gish Jen）把这种能力称为“Ambidependence”，它能识别人们由于不同的文化视角而产生的误解，进而消弭这种误解，达成人与人之间在更深层面上相互理解，不同，而和。

（二）顶级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北大燕京学堂代表了中国研究全球化的另一种类型。学堂为来自全球的学生提供跨学科硕士课程，全英文授课，但要求学生会中文，把沉浸式学习和切身体验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学堂的毕业生会成为最好的世界公民，从长远看，他们扎实的中国研究基础将有助于缓解全球紧张局势——局势之所以紧张，很多时候是因为分歧双方既没有好好研究过对方，也无法对对方的处境感同身受。

在燕京学堂之后，清华大学开办了苏世民书院，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战略沟通”。从目标上看，苏世民书院与燕京学堂差不多，不过手法上有所不同，苏世民书院既注重学术研究，也强调建立关系。

结语

不论上海纽约大学还是北大燕京学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提高智识与理解，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不管你对全球化看法如何，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和人是深度捆绑的，从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再到地震预测与管理，面对这些全球性挑战，我们除了合作别无出路。

纪念日总有继往开来的意味。18 世纪的乾隆皇帝（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他）自认为是继往开来的千古一帝。他不惮于与唐宗宋祖做比较，因为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不论在统治方式还是文化多元性上，基本都超过了前人。他力图让自己的当下成为未来统治者的标准，言下之意是，他很难被超过。

其实不只是乾隆皇帝。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事业是继往开来的吧，即使不能成为后世难以超越的标杆，起码为后人指出了值得为之奋斗的方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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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周安，系上海纽约大学教务长、历史学联聘教授；纽约大学历史系Julius Silver讲席教授。本文由作者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十周年庆典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许子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