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战略辩证与知识迭代——评《战略：一部历史》

好的研究具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能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提供如手术刀一般的思想工具，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分解为条理清晰的不同模块。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关于战略的研究即是这样一种“好研究”，他的《战略：一部历史》（Strategy: A History，以下简称《战略》）不但让我们在看似不相关的世界中发现了广泛联系的战略元素，更让我们看到了战略的辩证特性与推进关于战略的知识迭代的必要。

一、劳伦斯·弗里德曼——在学术研究和战略实践间环游

战略是个体和组织赖以生存和得以发展的技艺，以个体和组织为主要代表的相关方需要审时度势，根据具体环境和最新形势不断调整战略。战略服务于国家、公司、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体等不同相关方的目标，而战略素养和能力都是可以培养的。因而我们需要推动战略知识的快速迭代。《战略》英文版于20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对外发行，中文版由王坚和马娟娟翻译，于2016年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西方众多知名的“弗里德曼”中，劳伦斯·弗里德曼同样不输阵势，但是他在我国非学术界却不如《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那样出名，在政治以外的领域似乎也不像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样声名远扬。然而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知识空缺，我们才更需要了解劳伦斯·弗里德曼的生平与战略研究。

图1 劳伦斯·弗里德曼[①]

劳伦斯·弗里德曼生于1947年，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博士论文研究1961至1974年间美国对前苏联的战略。[②]根据伦敦国王学院的官方消息，劳伦斯·弗里德曼于1982—2014年间担任该校战争研究方向的教授，曾于2003—2013年间担任该校副校长。[1] 除了《战略》这本代表作外，劳伦斯·弗里德曼还著有《未来战争：一部历史》（The Future of War: A History）、《乌克兰与战略艺术》（Ukraine and the Art of Strategy）和《核战略进化》（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等重要著作。之所以说他在战略研究和实践间环游，是因为他在生产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对英国的战略实践有着重要影响。1997年，劳伦斯·弗里德曼被英国政府任命为研究马岛战争（Falklands War）的官方历史学家，随后出版的《马岛征战的官方史》（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颇具影响力。1999年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美国芝加哥发表关于国际关系的重要公开讲话，劳伦斯·弗里德曼是撰写该讲话稿的关键智囊。[③]2009年，他再获英国政府任命，负责对英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参与进行调查。[④]诚然，这些只是劳伦斯·弗里德曼战略实践活动和对英国政府相关战略贡献的一小部分，但管中窥豹，足见其游刃于学术研究和战略实践之间的突出能力。

二、《战略：一部历史》主要内容

《战略》一书共分为起源、武力战略、底层战略、上层战略和战略理论五个部分，共计38章。该书内容系统丰富，可读性较强。

具体来说，作者在起源部分将时间线延长至人的生物演化、《圣经》以及希腊人，但是侧重于18世纪至20世纪人类社会中的战略。《战略》是一部关于战略的历史，而一项历史研究最清晰的主线或许就是其时间跨度。作者开篇第一句话便指出，“人人都需要战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劳伦斯·弗里德曼不断探究各个时间段的“人”及他们的战略，例如黑猩猩与其结盟战略、《圣经》中的摩西与作为战略压制的十灾、希腊人与他们在战争中的战略，等等。作者重点关注的18至20世纪这一时间段可以进一步细分。其中，作者以18世纪末的重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和重要观点（如马丁·克里韦尔德对19世纪之前是否存在战略的质疑）作为开端，围绕19世纪的重要战略思想和实践展开论述。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这两位重要战略家在19世纪备受瞩目，影响力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衰落直至消亡。劳伦斯·弗里德曼如此评价该阶段的战略研究，“19世纪战略讨论的出发点是期待一场决定性战役，而不是追求治国之道”[2]。随后，在关注到人类对当时社会科学的盲目乐观后，作者转向20世纪多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社会和政治转型，重点讨论了个体和组织的努力，即书中的“底层的战略”。而20世纪战略历史分析中的另一条时间线，是围绕管理学和经济学兴起对上层战略的讨论。至此我们也发现了作者多样的时间观，特别是在战略历史起伏的过程中设置了多条时间线索。

如果从空间上来看，《战略》一书主要辐射英国、美国到前苏联等战略实践的多个关键地域，抓住了国际关系史与战略研究的经典实践案例。作为一名英国人，并且在博士期间的学术训练中研究了美国对前苏联的战略，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研究空间上的设定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此外，因为对马克思及其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战略内容也进行了探讨，研究空间还扩展至德国；因为对存在主义战略中黑人权力、种族、宗教和选举等议题的关注，研究空间也涉及到了以往关于美国的讨论中未经区分的地域。需要指出的是，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传统的国家与个体的二分法基础上，以福特和通用汽车等美国典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作为案例，着力探讨了企业管理中的战略问题，进而提出了计划型战略或应变型战略。这无疑又是一次主题空间上的扩展。

战略具有其目标，需要为实现目标获取资源和方法，在结果、方式和手段间寻求平衡。[3]那究竟谁是战略的主体呢？战略的相关方在战略中又扮演何种角色？作者在书中关注到地区、次地区、国家和国内区域等不同层次上的战略相关方，包括个体、大学、社团和政党等的战略行为。基于“人人都需要战略”这一基本观点，战略的主体可说是无处不在。从层次上来看，战略主体可以是国家（对外实施战略的时候尤为明显）、次国家的组织（例如政党、巨型企业）、中小型组织（例如小型的学生团体、大学）、个体（例如书中的战略科学家、职业经理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战略的主体地位受主动性变化影响。换言之，在不同层次的战略中，战略主体可能会因为自身资源的局限、话语权不足或转变战略目标等原因而损失主动性，从战略主体转变为战略相关方，对战略进程的影响力也随之衰退。

图2  《战略：一部历史》两卷本

战略不但需要主体，也需要内容，这与战略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等密切相关。作者书中给出了多个战略分类，很好地解释了战略内容是什么。从全书的大框架来看，战略可以分为武力战略、上层战略与底层战略。进一步细分，武力战略中又包括歼灭战与消耗战，直接路线与间接路线，核竞争、游击战等等；上层战略主要包括计划型战略和应变型战略两种类型；底层战略以存在主义战略为代表，包含了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宣传手段、与暴力相伴的话语与叙事等等。最后，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战略理论部分探讨了战略中的理性选择与经验判断，并据此提出了超越理性选择极限的一种答案：在战略中综合运用直觉的系统1思维和理性选择的系统2思维。

至此我们便可以适时提问，战略的性质是什么？《战略》一书有助于对战略这一原本看似务虚的概念形成更加丰富立体的认识。如果从实践的层面看，战略是一种平衡内外部因素以实现目标的技艺。从认识的层面来看，战略则是人的认识不断合理化的过程。这种合理化并不仅仅是合乎人类的理性及其局限，更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道理。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书中所说，我们需要计划型战略和应变型战略。从纵向历史维度看，战略所面临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需要长期且丰富的知识积累，以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与原理。从横向空间维度看，人类社会发展的道理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因而需要不断合理化的战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战略所具有的复杂性质，例如历史性、空间性、变化性、生存性、辩证性、斗争性、局限性，专业化（科学化）、知识化、系统化、类型化、政治化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还需要考量复杂度、投入度、扩散度、适应度，成功率、收益率、变化率等性质。

最后，战略作为一个跨越复杂时空的概念和实践，我们还可以在书中认识其中的深刻矛盾。从内容来看，战略涉及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当下与未来、内部与外部、资源与局限、不同阶层、理性与非理性间的矛盾。一项战略的内容需要理论支撑，但又不能拘泥于理论，要充分考虑现实的复杂性与变化性。一项成功的战略既充分考量了历史因素，又对当下的目标与环境有着全面客观的分析，同时还能够指引未来的发展。成功的战略得益于内外部的良性平衡，最好是能够长期处在一种最优的平衡状态。战略还是一条局限与资源的函数，没有计算到自身局限的战略，难以实现其目标；没有充分调动自身资源的战略，也难以高效率推进战略议程，实现战略目的。战略还需要应对不同阶层的矛盾，但战略也可能就是引发不同阶层矛盾的主要原因。从战略决策者、执行者和研究者的角度看，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应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日臻优化的理性认识水平为战略实施创造了稳定的条件，但碍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战略中的非理性因素依旧发挥作用。另外，在我们现有的“三观”中，或许理性战略会显得过于冰冷和无情，缺乏我们渴望的某种诗意和温暖。

三、战略的多重反转与知识迭代

经过阅读全书带来的知识冲刷，我们还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进一步提炼收获。第一，战略是什么？除了该书提出的定义以外，还可以尝试将战略定义为一种理念、一种方法和一种结果。作为理念的战略体现了战略利益相关方的思维方式，例如怎样在理性与非理性、暴力战略与非暴力战略间作出选择和平衡。这样的战略理念可以帮助我们优化自身知识与行动能力。作为方法的战略为我们达成目标提供了多种选择，在资源局限的情况下更多时候需要采取存在主义战略，以保持生存和延续有生力量，如此才能够适时实现扩张和发展。战略还告诉我们需要根据对象选择具体方法，面对底层群众需要接地气的话语和叙事，回应底层的直接关切，拉近与底层的距离。作为结果的战略有诸多典型的例子，例如18-19世纪欧洲的均势战略以及冷战期间美国的遏制战略等。

第二，战略的发展如何？战略的系统化、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同时战略的复杂度增加、可控性降低。伴随着战略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不同层面的战略也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和科学化。但与此同时，由于世界联系的进一步深入、人类活动空间的新扩展（元宇宙、新边疆）等因素，战略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因素成倍增长。这进一步引发了某种战略困境，即知识进步与技术创新在优化战略决策的同时，也增加了系统的负担，增长了战略决策的难度系数。

第三，战略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变化？知识战略的发展或许是一种答案。不论是个体，还是中小型组织和次国家组织，或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套更加完整的知识战略。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发展，这些战略主体在开发知识战略时也发展出日益完善的体系和技术。在具备发展性和生命力的知识战略基础上，战略的活力也将大幅上涨。各种行动者更为明确地使用战略，战略的迭代与发展也相应地加速。在知识战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生产和淘汰知识，形成了长期知识与短期知识。长期知识指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例如权力的来源与分配、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经济发展规律。这类知识经受了社会的长时间洗礼，得以保留和不断发展。短期知识则指向人类社会发展的近期关切，例如近期某个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局势、最近一个月的股市行情，对解决当下问题具有明显的时效性。

第四，战略会变成什么样呢？按照《战略》一书的逻辑推断，战略可能会成为人类基因的一部分，从生存到发展的每一个选择都充满了对战略的运用。但战略的普遍化或泛化也可能进一步削弱战略本身的意义，尽管这并不会让这个概念及其背后的知识消亡，但可能会在不同领域形成对“战略”认知的进一步分化。如果战略的核心理念和战略实施的技术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作为一种基因构成遗传下去，那将可能会是人类的理性发展水平的又一次提升。但是如果对战略的认知和使用进一步分化，则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分歧，例如人类对不同领域的战略形成认知差异，不同国家、阶层乃至种族的群体所认知的战略也将千差万别。两种主要的发展局面总体而言对人类来说都有一定益处，如果战略被注入人类基因构成中，那我们应当持续探索战略知识，做好战略知识的传承和运用。如果我们对战略的运用走向了进一步的分化，那便可能需要新的话语或叙事来描述原本属于“战略”这一集合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此外，我们还不能忘记对战略进行持续反思，尤其是进一步推演战略发展的多种可能结果。

第五，我们要怎样迎接战略的发展变化呢？劳伦斯·弗里德曼十分强调战略的辩证性，他对于战略的批判反思贯穿全书，并随着内容扩展不断深化，最终在战略理论部分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特别是他在结尾部分呼吁我们重视战略中理性选择的极限，以及超越理性选择的必要性和方法。尽管战略发展千变万化，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经营知识战略，在个体、组织和国家等不同层面做好计划、应对变化。知识战略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对长期知识的运用，持续更新短期知识，并以此反哺长期知识。知识战略的内涵，或许正是以万变应万变。

四、另一种结尾是什么样？

《战略》无疑是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在逻辑、结构、行文和论证等方面都具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翻看该书的目录，不免惊叹，这位弗里德曼也是一位专栏文章写作高手！该书几乎每一个章节都可以修改为一篇主题鲜明、可读性强的专栏文章。但或许这本书可以有另外一种结尾。作者在结尾战略理论部分重点讨论战略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理论与实践，这一处理或许是为了在书的终章抓住主要矛盾，但是落脚到理性选择的极限及其超越，抛弃了书中对武力战略、上层战略和底层战略的分析所累积的精华。如果说换一种“战略理论”的写作手法，或许可以考虑加上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当下与未来的矛盾、旧战略手段与新技术的矛盾，以及不同阶层的矛盾。在融合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围绕理论本身的理念、构成元素和元素间的互动关系等去丰富和发展劳伦斯·弗里德曼提出的双系统战略理论。作者的写作战略当然也是一种综合考虑自身目标、资源和局限性等条件后的平衡，其中也潜藏着理性选择背后的有限性，而我们的战略则是要不断反转，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快速迭代。

致谢：本文系2022年作者在旁听和选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课程《中国国际战略的实践与理论》时完成，后经讨论修改。感谢课程主讲人翟崑教授的指导和上课期间各位同学提供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杨体荣，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尹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

[①] 图片截取自劳伦斯·弗里德曼有关战略演进的一个公开访谈，访问连接：BCG.

Sir Lawrence Freedman on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y[EB/OL].(2014-11-04)[2024-06-15].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4/strategic-planning-future-strategy-sir-lawrence-freedman-evolution-strategy.

[②] 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为《The definition of the Soviet threat in strategic arms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74.》。

[③] 劳伦斯·弗里德曼为讲话稿的有关提议可以参考如下文件：Freedom, Lawrence. Chicago Speech: some suggestions[EB/OL].[2024-06-15].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ukgwa/20171123123237/http://www.iraqinquiry.org.uk//media/42664/freedman-powell-letter.pdf.此后他甚至还对该讲话做了专门研究，具体文章为Freedman, Lawrence. For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lair’s Chicago speech and the criteria for intervention[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7, 31(2): 107-124.

[④] 详情可参考对劳伦斯·弗里德曼的相关采访：陆大鹏,李二.劳伦斯·弗里德曼谈战略理论和当下国际形势[EB/OL].(2018-11-21)[2024-06-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50378.

参考文献：

[1]King’s College London. Professor Sir Lawrence Freedman[EB/OL].https://www.kcl.ac.uk/people/professor-sir-lawrence-freedman,2022-4-15.

[2][3]劳伦斯·弗里德曼. 战略：一部历史[M].王坚,马娟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9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