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诞辰110周年：从《云南驮马图》看敦煌艺术的影响

2024年是油画家、美术教育家董希文先生诞辰110周年，他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提出“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 

1944年，30岁的董希文在敦煌期间创作了《云南驮马图》，这件由多张小纸拼接绘成的11米长卷深受敦煌艺术的感染，他在从事敦煌壁画及泥塑的临摹、整理工作之余，用在当地取材自制的颜料，用自己在云南跟随马帮行旅时大量写生为底稿，呈现了抗战期间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民生景象。

《云南驮马图》（局部）

据悉，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在2022年的“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上展出了董希文1944年于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所创作的《云南驮马图》，这也是1949年以来首次对公众展出。现移至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常设展“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中展出。

藉由新书《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出版之际，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邀请董希文之女董一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吴雪杉、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李峰一起探讨董希文艺术创作的创新之处以及他给正在探索中的艺术家们的启发。活动还邀请到中国书店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东晓共同回顾《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的出版历程以及董希文的艺术。

李峰首先回顾了“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他介绍，这个展览是“前所未有地以当代艺术理念、当代手法策划古典艺术的一次尝试，我们把古今打通，把艺术的美感和文物历史感结合起来。我们推出的《敦煌艺术》大展画册中也将呈现当时办展时巨大的工作规模与体量，也希望藉由这本书，公众能够知道这个展览的存在。”

2022年举办的“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中，共展出了董希文的三件作品，分别是《萨埵太子本生故事》《降魔变》和《云南驮马图》。李峰介绍，在《敦煌艺术》大展画册中，很多内容是第一次发布，比如敦煌研究院的《五台山全景图》和董希文1944年在敦煌研究院创作的《云南驮马图》。

“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现场

对于新出版的《敦煌艺术》大展画册，张东晓谈道，这本书是敦煌研究院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共同举办的敦煌艺术大展的一次以出版形式的回顾。书中详细呈现了“经典敦煌艺术”“藏经洞专题”“1940年以来的敦煌艺术手法与精神”三个专题，也通过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田军、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孙博、平面设计师柴坤鹏、空间与照明设计师邵晓明等关于敦煌艺术大展的展览手迹回顾展览的设计、布展历程。

张东晓也介绍，书中还特别收录了常书鸿、董希文、孙宗慰、袁运生、孔柏基、王音、段建宇、喻红等30多位艺术家以敦煌为主题，受敦煌影响创作的70余件作品，读者将从中认识到20世纪中国艺术巨匠作品中的家国情怀。

孙宗慰《月牙泉》布面油画，1943年

董希文先生诞辰110周年圆桌对谈部分，董一沙介绍，《云南驮马图》是董希文画于80年前的作品，署名是1944年，它没有真正地被大众看到过，后来时事变迁，这样的题材好像也不再适合展出。

关于这幅画，董一沙说：“在几十年前展出的时候，有的人甚至给了它这么一个称谓——冒充敦煌。它是董希文创作于敦煌，乍一看，长卷的形式像敦煌壁画的叙述模式，单线平面图这样的处理方法在敦煌壁画里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而实际上所谓的冒充敦煌，是因为董希文在二十几岁正赶上抗战炮火连天的时候，他跟着杭州艺专到云南安江村，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这样一种民间社会给了他特别大的吸引力和冲击。这幅画就是记录了他们这段时间的生活。”

《云南驮马图》细节

“这幅画十几米长，像一部小电影一样用‘长镜头’，一口气连绵不断把丰富的内容，把人、马各种样态呈现，这幅画虽然是很生动写实的民间的故事，但又幽默诙谐，有些造型有种漫画的感觉。细看的话，这么大一幅画，人物和马几乎是同等数量，马在里边并不是作为一个衬托，是和人物是相同的主角。”董一沙谈道。

“我说一个细节：画中一路记录下来，人物有驮运邮包的，有装卸货物的，还有喂饲料的，还有修理马蹄的，还有半路上外国牌子的汽车把马撞翻了，完全是市井生活的图景。其中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马由于长期日复一日地背货物，把皮都磨破了流出了鲜血，有的已经累死了，成了路边的尸骨。所以董希文在画马，但也不光是画马，他有对生命的怜悯和热爱，这个特质在董希文性格里一直存在，贯穿了他一生。”董一沙说。

《云南驮马图》细节 马背磨出了血

董希文临摹敦煌壁画时，选择的大部分是有着复杂故事情节的画，尤其是那种较深刻地体现出一种人文的精神的画，“当年洞窟里千百根蜡烛点燃，无名大师创作出辉煌，洞窟里的壁画如此生动璀璨，不一定都是按照窟主的意图来画的，实际上有些还是融进了画师们自己的情感。而董希文也总是从第一人称角度来想象画师的做法和心态。”董一沙说。

1961年，董希文带工作室的学生去敦煌临摹，董希文说，不要老注意壁画上残破的痕迹，要看到它的本质，学敦煌是学它的精髓，学它大的艺术理念和处理方法。董一沙补充，比如舍身饲虎的画，在古人的处理中，黑得浓烈的一幅更突出了牺牲悲怆的一面，红绿相间更突出英勇壮丽的一面。“他学敦煌，不一定是我要把敦煌的某一个现成的元素摘下来用在我的画里，而是去学习它的本质。”

敦煌壁画中的舍身饲虎图

吴雪杉分享，《云南驮马图》具有装饰性，色彩相对比较鲜艳，没有强的空间关系，是平面化的。董希文自己对“装饰”这两个字也有很好的评价，他说，中国绘画有一个特点——相对比较鲜艳的色彩放在一起，中间没有特别多的调和，这就具有装饰性。“董希文在我看来，他会从油画的立场去看敦煌壁画，结合他受教育的经历，他也会从现代派的角度去看，董希文那么快接受敦煌的艺术，大量地临摹敦煌壁画，这跟他现代派早期的经历有关系。当然，他最伟大最高峰的成就是现实主义，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艺术经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才能够把他推到与众不同那么高的位置。”

分析《云南驮马图》时，吴雪杉注意到，它的情节受敦煌壁画的影响，比如出现了白骨，这也回应着舍身饲虎图的母题，“画中的人物是有一些变形的，很生动。比如两个人打架，人不是特别写实的人物，而是有一些变形的语言和手法，看起来很生动。他的画里还有稚拙的一面，但稚拙里有生动；我们看画的色彩，最鲜艳的是汽车，还有马身上的流苏，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法，敦煌壁画里也有这样的呈现。”

《云南驮马图》中的人物

董一沙最后谈道，董希文的影响一直在，他的画，提醒着我们，应该关注周边，从周围的生活里去感受。不管人，还是动物，作为生命生存的状态，应该有这样的关注现实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