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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郭采洁和她的乐队如何度过“9日”？

2024-07-02 12: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希望（Espérance）作为一种情绪术语、描述信念或美德（Vertu）的词汇，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赫西俄德（Hesiod）笔下潘朵拉魔盒中被匆匆留在盒底的愿景，也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灵魂对完美世界的向往。

上&左下&右下：“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览入口，巴黎，2024年。

摄影：Aurélien Mole

在巴黎玛黑区圣马丁街236号，一场名为“希望的另一面 / 9日”的群展正在展出。这场由郭采洁（Birdy K.）和蒙古族策展人Wumen Ghua博士联合策划的群展，汇聚了11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实验乐队Mola Oddity的同名新专辑《希望的另一面》为灵感轴心，邀请观展者们走入音乐与视觉艺术的交相呼应的超验空间。“在这一个可能破碎，但无比珍贵的世界中，寻找希望。”策展人Wumen在现场告诉我们。

上：Mola Oddity乐队成员合照，左至右依次为：阿斯尔、伊德尔、郭采洁。

下：Mola Oddity乐队成员在船形布景中。

摄影：Yao Yuan

在Wumen眼中，展览并非只是一场展览，而更像是“一次私人化的旅途”。相较此前她所关注的气候变化、性别流动等更为成熟的展览主题，本次实验性展览的灵感，可以追溯至年初她在Mola Oddity专辑歌词中获得的通感体验：“我觉得每首歌好像都有它自己的宇宙。这张专辑筹备了可能三年的时间，其中有很多内在的自我检视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每首歌其实都非常广阔。”

“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览现场，巴黎，2024年。

摄影：Aurélien M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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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希望”这一关键词外，莫比乌斯环所代表的“无限循环”状态，同样是Wumen所强调的策展理念，这一点也体现在展名中的“9日”上：“9是最大的个位数，也是自我参照数，它既代表结束又象征无限，总是回到自身。在当今世界的诸多危机中，人们很容易陷入绝望，认为我们正走向终点。但如果这真是终点，那一定是一场梦。就像数字9一样，它不会迅速结束，我们总会回到自身寻找答案。”

上：Elly Strik，《无题》（Untitled），2017

下：Joar Nango，《我父亲的救生衣》（My father’s lifevest），2014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法国存在主义学者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在1942年的一次研讨会中，曾就“希望”（Espérance）与“绝望”（Désespoir）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展开演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望是一种对封闭时间的意识感知，更确切地说，是对时间作为牢笼的意识感知——而希望则是对这种时间意识的穿透与突破。”

“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览现场，巴黎，2024年。

摄影：Aurélien M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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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这一视角出发，“希望的另一面 / 9日”正是对被困在无意义、机械性封闭时间中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Wumen说，“希望之旅宛如一个无尽循环，我们从生命伊始直到终点都在其中穿行。在这段旅程中，我们沿着莫比乌斯环的螺旋路径前行，从无意识状态走向对自身存在的觉醒。在迈向觉醒的过程中，我们经历各种挑战，如失落、悲伤、孤独和暴力。最终，我们绕了一圈，回到旅程的起点。”——这是一次循环却不往复的经验之旅，是“封闭时间”（Temps Clos）向“开放时间”（Temps Ouvert）的转换，也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万物流变概念中，“逻各斯”这一确定法则的具象化显现。

上：Ronald Ophuis，《流产》（Miscarriage），2014

下：Ronald Ophuis，《科索沃2000》（Kosovo 2000），2008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展览中的每日都有对应的一位艺术家：Joar Nango、Susan Kooi、Elly Strik、Agnes Scherer、Ronald Ophuis、李怒、Yehwan Song、Orkhontuul Banzragch、Katja Novitskova、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张培力，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分别呼应着Mola Oddity专辑中的歌曲意象。

挪威艺术家Joar Nango的作品《曾经吊起你的绳子终会将你拉起》（The Same Rope That Hung You Will Pull You Up in the End）

摄影：Vegard Kleven

第0日，挪威艺术家Joar Nango的作品《曾经吊起你的绳子终会将你拉起》（The Same Rope That Hung You Will Pull You Up in the End）由Bealljit（弯曲的桦树干）、铜环和来自他家乡的驯鹿皮绳制作而成。桦树是地球上的先锋树种，其根系深入地下，能从深层土壤中汲取养分并提供给其他生物。（许多原住民视森林为真正的祖先）Joar Nango作品中，弯曲的桦树似乎蕴含着一种内在能量，能够从深渊般的黑暗中再次拉起生命。展览开始的第0天，提供了一个“中阴”空间，意指死亡之后、下一世开始之前的中间存在状态。“曾经吊起你的绳子最终会将你拉起也是一个承诺：在每一个终点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可以重新选择。”策展人说道。

左&右：“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览现场，巴黎，2024年。

摄影：Aurélien Mole

在象征着复兴、循环和重生的第9天，展览选择通过冰岛艺术家巴尔杜森（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的三件作品，装置《喷泉》（Fountain）、画作《和平塔》（The Peace Tower）和声感装置《队列/暗示》（Queue/Cue），重新审视“有负面社会背景的功能性物品，并将之转化为互动性作品”，为参观者提供一种新的方式来感知世界。

其中画作《和平塔》是以由小野洋子在2007年为了纪念已故的丈夫约翰·列侬（John Lennon）而建立的《想象和平之塔》（Imagine Peace Tower）为灵感原型；而声感装置《队列/暗示》则需要艺术家与音乐人进行合作，通过声音操控一个2米高的洗车刷：这个如“活雕塑”般的洗车刷，其动作由音乐家们的演奏控制，而刷子的运动也反过来影响音乐家的演奏，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对话，在策展人之一的Wumen看来，这也是“通过连接与音乐给装置附魂”的过程。

左：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喷泉》（Fountain），2024

右：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和平塔》（The Peace Tower），2022

摄影：Aurélien Mole

艺术家张培力1999年为威尼斯双年展特别创作的影像装置《祝你快乐》被列在重回原点前的又一个第0天。录像中，包括他的女儿、兄弟和艺术家同行在内的十个人复诵着同一句简单的“祝你生日快乐”，传达着人类情感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关怀与爱。

张培力，《祝你生日快乐》，1999

摄影：Aurélien Mole

Wumen将“无限性”、“循环”、“回归内在自我”作为找寻“希望的另一面”的索引，而对于联合策展人郭采洁来说，“希望的另一面”先于展览作为乐团Mola Oddity的首张音乐作品名出现，实际上受启发于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äki）2017年的同名影视作品。

左&右：“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览现场，巴黎，2024年。

摄影：Aurélien Mole

这张筹备时间长达3年之久的专辑，有别于她此前所有的音乐作品，以电子乐的制作思路为基本框架，将流行音乐的适耳元素与西非音乐、自由爵士、另类摇滚等音乐类型有机结合，配器选择上有现代化的合成器音色与蒙古民族乐器的碰撞，配合郭采洁诗性歌词编写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Ostranénie），结成一颗怪趣又新鲜的音乐果实，同时也成就了展览最初的发想。

在巴黎的展览现场，《Life and Arts集锦》也见到Mola Oddity的乐队主唱郭采洁（Birdy K.），与她展开了一段关于这次艺术实践的对话。

左&右：Mola Oddity乐队成员、主唱郭采洁（Birdy K.）

摄影：Yao Yuan

L&A

为什么会想到以Mola Oddity的新专辑为灵感共同策划这样一个展览？

Birdy K.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在整个专辑的创作过程当中，专辑已经记录了音乐的部分，专辑相关的视觉、设计有很多创作的新意。后期制作的时候想要将这些音乐之外的创作部分记录下来，这就是这个展览的前身。如果再进一步剖析，其实每一首歌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注入的歌词很难完全表达，即便已经放在歌词里面，还是很隐晦。周围的人提议，或许可以用展览的形式呈现。

对于我来说，我很享受工作以外去发现我自己喜欢的展览。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信息，都像炸弹一样被丢过来，并没有机会跟这些信息交流。一个展览，确实能够让你静止下来，在那个瞬间，让对话开启。其实没有太宏大的想法，只是我们确实共同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希望的另一面。

上&下：实验乐队Mola Oddity

摄影：Yao Yuan

L&A

“希望的另一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选在巴黎举办这个展览？

Birdy K.

它就是一个意识的汇聚吧。没有什么可以寻得很清楚的理由，但它就这么发生了。我16号到巴黎后，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在这里办展览，但后来又觉得，如果一切的开头都要询问原因才可以行动，那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当然巴黎也很奇妙，虽然离平时生活的地方很远，但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吸引力，把我们带来了这里。

上&左下&右下：“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览现场，巴黎，2024年。

摄影：Aurélien Mole

L&A

在你看来，展览中的艺术作品与Mola Oddity的音乐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结？

Birdy K.

其实来看展的人们不一定知道这个乐队，不一定听过乐队的作品。虽说是以此为主题的群展，但这并不是一个命题的创作。我们不是拿着歌里面埋的种子去邀请艺术家的。展览从0到9再到0的天数，与专辑歌曲中的顺序已经完全没有关联了。Wumen重新给出了一个她所定义的生命的曲序，我觉得这也是属于Wumen的当下。

再比如因为专辑中《tatalala》这首歌（歌词：When was last time, you had a good cry），朋友跟我分享了Yehwan Song的作品《Cry, dont cry》，我才进入到她的世界，就好像有一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本来就放在那里，在Wumen的介入下有了这样的排列组合。像是莱特曼（Alan Lightman）在《爱因斯坦的梦》中所描绘的那样，也许之后，在不同的时空里，这个排列组合会发生变化，是很有机的。音乐是个载体，我也很享受通过音乐的触角，连接到各种不同的创作方式。

Yehwan Song，《Cry, dont cry》，影像，2023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L&A

作为联合策展人，你是如何挑选艺术家的？

Birdy K.

在11位艺术家中，有3位是我极力渴望邀请到的，就是李怒、张培力和Yehwan Song，其他艺术家由Wumen邀请。今天我去看怒哥的《To Bull the Wall》，里面有一句话：“看起来我们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但我们却得做点什么。”

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预设、一个必然性，我们确实得做点什么。这让我想到电影《Nine Days》，人的灵魂要重返地球，需经过“守门人”的严格筛选，因为不够强壮的灵魂无法返回地球。而如果一个人极度渴望重返地球，那么此刻所经历的一切所谓过不去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承受。“希望”之所以可以成为“希望”，也是因为这些（困难的）事情，让希望永远可以自己发光。

李怒，《To Bull the Wall》，2020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L&A

化名Birdy K，组建Mola Oddity，能感觉到一种向匿名性倾斜的低调选择。可以聊聊这种选择的原因吗？

Birdy K.

很简单讲两个原因。我跟伊德尔（Yider）和阿斯尔（Asr）虽然之前就一起演出、创作，但直到2022年帮乌雷（Ulay）首次亚洲个人展览“The Great Journey”的介绍短片做配乐，三个人才第一次为了一个很明确的创作（项目）聚在一起。在那个创作项目上，我们有默契，三个人聚在一起创作很快乐，于是决定一起做点事情。这个事情肯定不是用我一个人的名字来概括的。再有，我的名字有太多刻板的标签以及被认识的方式，而Mola Oddity可以舒展这些，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超越我自己。

实验乐队Mola Oddity

摄影：Yao Yuan

L&A

近年来你做过很多艺术跨界尝试，对于你来说，这种跨界合作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想要尝试的新挑战？

Birdy K.

我觉得这次（展览的）发生还是非常偶然的，我是个门外汉，这次绝对是因为有Wumen在，未来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比较多作为嘉宾帮忙去导览一个展，那个过程我蛮享受的。也是因为这样认识了SPURS Gallery（马刺画廊），通过他们邀请到了培力老师和李怒参展。这次展览筹备时间很短，前期看上去有6个月准备时间，但其实时间怎么样都不够用。未来在音乐上会有持续的探索，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目前这个展览呈现出来的是比较实体的东西，未来与嗅觉、其他感官的主题我都可以尝试，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