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荫下的传统中国人

许烺光曾在《祖荫下》一书中这样诠释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与目标：为了保证大家庭理想的实现，必须注重两个因素，一方面要有集体精神，另一方面目标要一致。所以人们会在家里、宗祠和墓地里供奉祖先，彰显各种荣誉，同时，他们长期以来认为理想的家庭形式是一个财产公有，家庭成员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的大家庭。

这种“大家族集体理想”显然会带来对个体的极大约束，比如在清朝时期，那些未经父母同意便擅自分家、离开父母的“忤逆之子”，会像罪犯一样被送上公堂。它所制造的社会模式，对男性和女性都不友好，正如许烺光所言：“对于男性，命运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对于女性，命运却通常是她们永久的栖息地。”

同时，这种约束看起来延续和浓缩了亲情，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代际的疏离。父亲哺育儿子，为儿子寻找合适亲事，固然是出于责任和义务，但更大的动力是延续血脉，向祖宗“有个交代”。儿子顺从父亲，甚至牺牲个人喜好和情感，同样是出于对祖先的责任。所以，“从亲属关系组织的整体来看，父子一体仅仅是家庭连续体中的一个必要纽带，其一端是众多先祖，另一端是无数后裔。”

《祖荫下》所关注的是1941年至1943年间的云南大理西镇，当时许烺光刚刚从伦敦学成回国，在昆明任教，先后两次深入探访将近8000人口的偏僻乡村西镇，将之作为实地田野研究的样本。

《祖荫下》

1909年出生的许烺光是心理人类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出生于辽宁，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系，后作为庚款公费生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1947年起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1977—1978年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

《祖荫下》作为许烺光年轻时代的著作，采用了当时社区研究的典型思路。他所关注的是家庭这个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描绘西镇这一社区里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理。在他看来，家族兴衰现象完全可以透视中国历史的规律，父子一体和大家族理想的相互构成，潜藏着中国社会体系中文化与人格的复杂关系。无论是整体的社会文化，还是个体的社会行动，均以“祖荫”为核心。

这一观念使得中国社会和家庭更倾向于集体价值，美国学者景劳逸在《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中就写道：“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古代中国社会，“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使家庭血统能够无限延续下去”。换言之，最重要的是基因传承，而非个体价值的实现。

易劳逸将1550-1860年称为“帝制时代晚期”，而将1860年-1949年称为“现代化早期”。他指出，“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变迁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体制和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回溯到1860年之前。”

《祖荫下》与《家族、土地与祖先》就这样合力梳理了中国社会与家庭的价值观脉络，勾勒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图景。

祖荫几乎决定了个体发展之路

许烺光引用了社会学家杨懋春对华北农村老家的一段描述。杨懋春观察发现，当地没有一家能保有地产规模不变超过三代四代。一个家庭往往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直至能买地置业。第二代承袭此道，继续购买田产，使得家族兴旺富庶。而第三代便开始耽于享乐，入少出多，他们不再添置新的土地，渐渐地还开始变卖祖产。到第四代，土地卖得更多直到家族一贫如洗。如此循环甚至无须百年即可完成。这挥霍无度的一代过世之后，他们的孩子再次开始积攒财富。这些人出身穷苦，深知拮据为何物，他们认识到努力劳作和勤俭节约对于恢复家族财运之必要。此时原来的大家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若干贫困的小家庭。其中有些小家庭开始购置土地。于是同样的循环再次开始。

这一观察结果当然存在瑕疵，因为人均土地占有量有限，仅靠“努力劳作”和“勤俭节约”，恐怕难以使家族繁荣兴盛。但农耕社会的贫富循环确实符合许多人的印象与认知，也真实存在。许烺光则将之拓展到不同社会阶层，他发现家运兴衰不仅体现在农民身上，在富人家族也十分明显。有些家族以几代人的努力勃兴，但衰落也非常之快，几代之内就跌为寻常百姓家。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天资聪颖且追求功业的人，人生几乎唯一靠谱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官僚体制中取得上位。而政治地位的获取，家族影响力又非常关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场景在历史上屡屡发生。但就像许烺光引用的《三国演义》开篇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家族兴衰也成为一种宿命般的轮回。

对于国家和家族的兴衰，历来有许多解释法。比如魏特夫认为中国社会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家或统治阶级，二是官僚集团及其共生阶层，三是百姓，随着时间推移，第二部分会牺牲另外两部分来为自己谋利，最终导致社会危机和王朝覆亡，第二部分也无法独善其身，随之崩塌。更主流的解释则是马尔萨斯陷阱，即经过治世之后，人口超过临界点，资源不足，继而进入乱世。

许烺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人的羸弱。在他看来，封建王朝的开国之君和后继者就有极大差别，豪门大族的情况也类似。家族兴盛时，家族群体往往有着普遍的正面性格特质，衰落时则恰恰相反。当然，这个表象并不稀奇，许多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为何存在这种转变。更何况，宫里小皇帝缺乏历练、对民情认知不足、被太监蛊惑等问题，并不存在于一般富裕家庭的同龄人身上，那么，后者的负面性格从何而来，必然也具有自身阶层的独特性。

许烺光将之归因于“祖荫”。《祖荫下》里写道，父子一体和大家庭理想互为支柱。二者形成了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年轻一代人的独立性，但同时又使年轻一代能够承继他们祖先父辈的财富和荣誉。这些因素同样成为一种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立足于过去，执意要把年轻的一代人造就成他们祖先的模样。

具体到西镇镇，权威和竞争这两大因素塑造着人们的人格。“权威”即父子一体关系和大家庭理想这两个概念，“竞争”则指人们为共同祖先的荣耀、宗族内某一支系的荣耀或后代的社会地位所付出的努力。

父子一体指的是以男性血缘关系为核心构造而成的亲疏结构，也是基于伦理和资源形成的权威关系。大家庭理想则指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父子一体的关系和教育过程，在乡间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固化。但这种固化又并非单纯的“富人永远富，穷人永远穷”的阶层固化。许烺光所提出的固化是深层次的，即竞争目标的固化，即穷人仅仅为了生存而竞争，富人则是为了权力和声望而竞争。但与此同时，富人的孩子们又无法以穷人的方式来参与竞争。

简单点说，就是第一代富人通过辛勤劳作完成了原始积累，但他们的儿子不会通过同样方式来获取生活所需，甚至可以说，“对富人而言，儿子不用工作是他们社会身份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当穷人家孩子延续着父辈的生存模式，通过辛苦劳作维持生计，仅有少数人可以通过艰难求学改变自身命运时，富人家孩子背上的则是在亲族中出类拔萃，继续光宗耀祖的任务，这个任务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父辈要求的。《祖荫下》中写道：“这些大宅体现了极强的攀比竞争。在世居所与其说是家庭成员舒适生活的场所，不如说是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团结统一的象征，这个家族整体上包括逝者、生者以及将来的子子孙孙。借助统一性，家庭和世系中任一个体成员所获的声誉都会成为家族整体的荣耀。”

在古代中国基层社会乃至官僚家庭，这都是看起来非常理所当然的现象，也是“父子一体”关系下，双方必须恪守的生活模式，但这也使得富人的年轻一辈失去了任何表达自我的有效途径。贫穷家庭的年轻一辈在家族关系层面其实有着相对更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恰恰是困窘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动力去争取父辈的认可，穷困的长辈也没有任何物质财富留给年轻人。但在富人家庭里，父辈可以用纯粹物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满意和不满，年轻一辈只能高度依赖于长辈和传统权威，“祖荫”影响着每个人的发展之路。

当然，《祖荫下》的探讨也有不足之处，许烺光过分强调富人孩子的骄奢淫逸和穷人孩子的勤俭奋发，多少有着刻板的阶层印象，并不完全符合真实的历史状态。虽然“二世祖”并不少见，但诗书传家更多，成才比例更高，苦难也并不总令人奋进，更多人只能沉沦，起码在比例上不应绝对化。

“祖荫”间接造成阶层流动，但女性始终晦暗

“祖荫”的存在带来了连锁反应，竞争目标的固化反而让阶层变得不那么固化。正如书中所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由此，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将无法达到他们祖先的期望，从而不可避免地给贫穷的孩子造成了进去的机会。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社会地位而不断延续家族的亲属系统在其内部创造了有利于对方的作用，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动性。”

但这种变动性集中于男性的命运，女性则处于处处受限的地位。因为无论是西镇乃至当时的中国，都处于生殖繁衍、传宗接代的话语体系下，又极力对于性回避，对贞洁过分强调和追求。因此，女性的命运无处寄托，毫无改变机会，并不像男性那样可以通过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而实现社会身份的改变。

《祖荫下》中对西镇女性命运的全方位描绘，展示了女性的命运。香火延续、家族繁衍的需求让女性嫁人生子成为一种义务，如果生不出孩子，就被视为“任务没完成”，夫妻关系反而变得不重要。

这是因为在“祖荫”笼罩的社会体系下，夫妻关系只能是父子关系的补充，必须服从于后者。所以，依照古代许多地方的习俗，男人娶妻往往会以父母的名义称为娶儿媳。许多规矩也早已根深蒂固，比如妻子与公婆出现争吵，丈夫必须无条件站在父母一边。丈夫可以殴打妻子，但反过来绝对不行……

书中的西镇当然也是如此，夫妻之间如果发生纠纷，男性必须要能够压制自己的妻子，否则就会沦为笑柄。男性可以再娶也可以不忠，但女性再嫁或不忠都会被非议甚至被处置。男性是婚姻的中心，而婚姻也绝非夫妻关系，强调的更不是夫妻感情，而是妻子对丈夫和公婆的义务，而且后者还更为重要。女性的最大义务就是生育，无法生育就是罪过。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当然没有什么爱情和浪漫可言。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重视父系的延续意味着家庭未来的新婚夫妻必须绝对保证父系的延续，而浪漫的恋爱至善从理论上来说无法保证这一点，它强调的是配偶之间的相互感情”。因此在西镇，娃娃亲非常普遍，婚前就会来往频密——当然，这种频密在当时不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不是纯粹的盲婚哑嫁。但如果当事人在交往中不愿意，也无法改变父母之命。

也正是因为祖荫环境，人们往往有着过度表现的一面，西镇的人们会刻意向外人表现自己如何孝敬父母，展示自己如何“驾驭”妻子。这种过度表现进一步规训了人们的心理，使人们认为孩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女性服从男性都是天经地义之事。

许烺光还试图从性的角度来谈女性的压抑：因为当时婚姻中的性关系，目的仅仅是传宗接代，所以一旦这一功能完成，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也变得可有可无。女性在公共场合要避免与丈夫亲密交谈，也不能表现出吸引男性的一面，不然就是恶劣罪行。如果女性对性表达出喜爱和渴望，则会被污名化。

强调等级、爱找关系、要面子，这三大社会特征为何根深蒂固

许烺光通过对西镇社会的描绘，铺陈出一个事实：西镇镇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观念之上——所有活着的人是生活在“祖荫下”的，以父子轴为核心的权威关系由死去祖先的祭拜仪式得到加强，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模仿和实践成人的生活方式——儿子模仿父亲，女儿效仿母亲。

在养育方法上，父母让孩子身体力行、亲身体验，模仿成人的生活，不重视口授和讲道理，只要孩子不超越前人生活模式的框架，大人们便不加管教，但稍有越轨行为便会遭到严厉斥责。孩子的生活是连续性的，渐渐进入家庭和乡村生活的，不会突然有人告诉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一天。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这种“不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也严重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就概括了这种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时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相当靠谱。如今许多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

所以易劳逸还写道：在古代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迂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

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一个古代人在家中可能有着家长的权威，在妻子和孩子面前说一不二，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他们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

这一点在家庭观念上就体现十分明显。易劳逸写道：“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中国，“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使家庭血统能够无限延续下去”。换言之，最重要的是基因传承，而非个体价值的实现。《祖荫下》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并将之视为“富不过三代”的一个重要症结。

易劳逸将1550-1860年称为“帝制时代晚期”，而将1860年-1949年称为“现代化早期”。他指出，“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变迁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体制和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回溯到1860年之前。”

他尝试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中解答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人口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增长为什么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明朝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民间信仰与西方基督教信仰有何不同？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史学家非常热衷探讨的问题，中国人口从明初6500万到1850年4.3亿，虽然17世纪晚期，中国人口出现下降，但一方面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冷，一方面是明末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之所以没有显然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中国疆域广阔，东部人口向西北、南方和西南迁徙，增加了耕地面积，也让新作物得以被发现和推广，人口死亡率也因此下降。就如易劳逸所言：“中国在14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新增的食物供给量，有一半来自于密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和引进外来作物，另一半来自于开荒耕种。”

至于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易劳逸的解释是，一个民族必须“想要”运用新技术，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并不具备这样的世界观。

在这个向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阶层、新行业和新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也出现变化。

但易劳逸也尖锐指出，尽管中国步入近代后，经济、工业和科技等方面都出现变革，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特征没有变化。虽然明代城市里出现了一些个人主义和女性解放倾向，但它仅限于小群体，在广大农村更是无从提起。

易劳逸对古代中国很感兴趣，将之视为一个迷人国度，他对近世中国的剖析也非常细致和严谨，也正因为这样，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及时转变感到失望。对专制的顺从，对国家主义的向往，本质上都是对传统的“坚持”。人们社会行为的第一基本原则，就是“对权威表现出明确的服从态度”。

正如他所写的那样：“这种‘未变’有些可惜，因为老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与实现政治自由、性别平等所需价值观是相悖的，并且是一种不太值得尊重的社会关系——民众与当权者处于从属关系——得以持续存在的根源。”

这种“不太值得尊重的社会关系”，在《祖荫下》的西镇里同样呈现。西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就是追随父亲和祖辈的步伐，不可以有其他选择。这种既定道路带来的“祖荫”会让生活更安稳，其他道路则意味着自我毁灭，所以西镇人将正统视为必要，一旦有事情偏离既定道路，他们就会忧虑不安。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代代的规训，以家庭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场所，通过教育和日常实践，将年轻一代教导成符合家庭期望的成员，并以婚姻等作为辅助和延续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