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倒置”——二战后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

在大众视野中，1945年5月8日纳粹政权投降之后，德国仿佛就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跃进入冷战时代。学者则大多聚焦于英美苏三大国对德占领、东西两个德国的对峙，以及铁幕之下两大阵营间的对抗，而忽视了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另一重要成员——法国与法占区的研究。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历史学与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徐之凯依托法国最新解密的二战占领史档案，在其2015年作品《大国合作的试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研究》基础上，推出了更聚焦于法占区这一特殊地域的《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从法方军政府占领时期的德国公务员这一社会人群为切入点，微观上呈现了法国人与德国人关系转变的最初历程，反映了法国战后外交环境与军政府占领政策演变，勾勒出二战后法占区人与社会这一宏观历史背景。该书由法占区的建立与发展、法德关系转变、法占区治理体系内的德国人任用三大部分组成，重现了战胜者与战败者、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在战火荼毒的占领区重建治理秩序的故事。

徐之凯，《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1945—194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小占区，大味道”

1944年，随着盟军在欧陆推进，纳粹政权崩溃已是时间问题，盟国为了解决德国问题建立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负责编纂和统一盟国对德占领计划。但大国们并不希望法国插手德国事务，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就讽刺称“这可好了！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这四个国家为整个世界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而法国在这场战争里的角色与二流小国无异”。苏联更是宣称“在这场战争里，正是法国开门揖敌”。即便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法国也从未获邀参加盟国历次重要会议。这样的排斥使戴高乐怨声载道，但努力寻求盟友的英国仍将法国送入了欧洲咨询委员会。丘吉尔和艾登像老虎一样在雅尔塔会议上为法国斗争不已，声称大国的命运不会被其“技术能力层面上的一时状态而决定”，苏联最终也同意了法占区的设立以及给予法国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席位的建议，条件是该占领区须从美英占区的领土划出，而不影响苏占区的疆界（柏林的情况也是一样）。

对于法国而言，对德国的占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与其他盟国不同，法国是四个参与对德占领德国家中唯一在二战中被击败投降并遭受德军占领的，因此在经受纳粹政权的屠杀、囚禁于掠夺后，法国临时政府面对的是一个贫穷饥饿、动荡不定的社会以及一坠千里的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问题无疑是法国重拾决定性大国发言权的极佳机遇。恰如戴高乐将军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

让法国人想不到的是，法国之所以能在德国立足，是由于盟国在雅尔塔的妥协，其代价之一就是不让其参加真正敲定盟国战后对德共同政策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2月5日，雅尔塔会议召开伊始，戴高乐在广播中首次公开法国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可能。为了保证法国在未来占领中的地位，他运用法国军队在德国境内的军事行动来支持法方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3月29日戴高乐越过盟军指挥序列直接向盟军法德边境前线的法国第一集团军指挥官塔西尼将军发去电报，命令其不惜一切代价越过莱茵河积极参与盟军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并占领重要城市斯图加特，几乎引起了法军与美军间的一场交火。这场“斯图加特危机”以美法两军交换驻扎区域告终，戴高乐也借此获得了在法占区领土问题上进行争取的话语权。

从地图上看，法占区是四国对德占领区中面积最小的，在地图上呈现诡异的“沙漏”状版图，其中又被美占区管辖的狭窄通道截断，法方人员甚至需要携带证件经美方查验后才能到达另一边，地理上的局限造成了法占区诸多方面的特性，诸如生产力、人口、地方行政体系的限制等等。因此，法国需要一套高效的工具来克服这些困难，达成其在德目标。更确切地说，正是这个“小占区”有限的地域决定了法方军政府日后所要采取的独特立场。

法国政府宣布其对德占领将由一名最高指挥官与三位副手组成领导层，这三人分别负责柏林盟国委员会、占领军指挥和占领区行政管理，该制度又称法占区的“三驾马车”。柯尼希将军是这部“马车”的驭手，负责根据法国政府的指令确定整个占区大政方针，维持各个部门间的平衡。埃米勒·拉丰总管、格瓦斯拉尔德·德·蒙萨贝尔特司令及路易-马利·科尔兹将军则分别负责行政、军事及盟国间事务。事实上，除非有极为重要的盟国会议，柯尼希将军都尽量避免赴柏林参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例行活动，而宁愿待在巴登巴登。

1946年的皮埃尔·柯尼希将军，1945年至1950年法国驻德占领军指挥官。

然而该制度却形成了一套集权体系，在法国占领者中出现了大量凭借自己的特定权力或影响作威作福，对上命虚与委蛇的“地头蛇”。最高指挥官自己就像古罗马行省总督一样独断专行，大部分占领费用花在了奢侈做派上，偌大的停车场、大量的仆役、令人眼花缭乱的节日庆祝、狩猎场、专用的游船和火车，上行下效的“地头蛇”们也照此行事。政出多门难以贯彻的占领区行政体系，导致领导人们意识到法占区的权利架构要求一批驯服的人员来严格执行其政策，高效达成其占领目标。对于法方军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来说，德国公务员完美地切合了这一要求。

再者，法方军政府掌握占区事务实际决策权，巴黎政府难以遥制。而1944年法国本土解放后，维希分子被禁止染指领导岗位，而未来将要建立的法占区军政府一直面临人员短缺的问题：刚刚重整旗鼓的法军不愿那些最富经验且政治上也最为可靠的成员逗留德国，政府各部及私人企业也不想将那些对于本土重建至关重要的管理人才派驻海外。于是那些有“维希分子”嫌疑的人被派到德国，既回避国内繁琐复杂且结果难料的调查，也可以在对德占领工作中“洗白”他们，从而在占领结束后重新成为当局可以任用的人才。这些人员被以“占领地区编外辅助团队”的名义派驻德国，带着他们的家庭、父母、朋友乃至远房亲戚一起到占领区避风头，从萨尔布吕肯到因斯布鲁克的气氛几乎都变得完全法国化了。这些维希遗老在巴登巴登建立起了“小维希”，左翼报纸抨击称占区成了前通敌叛国者的避难所。大量右翼人士甚至维希分子的存在，为任用德国人创造了温和的政策环境。

1947年，英美占区合并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促使法国不得不筹划对德新政策，达成与英美的合作。这导致了民事领导拉丰与保守军官派的柯尼希将军爆发矛盾，后者希望继续保持法占区的独立。意识到军方阻挠的拉丰虽主动送上辞呈，但被上峰劝说留任以制约军方。然而，柯尼希将军却自行下令，直接将拉丰撤职，三驾马车的权力架构由此崩塌。在德国的小小法占区，盟国排挤，军政府内讧，“地头蛇”横行，维希右翼充斥，就任用德人而言，其中深重意味自是耐人琢磨。

“从仆人到干员”

1944年底，盟军攻入德国境内，直接征用德国人成为满足军事占领需要的一项临时政策，以应对盟军迫切劳动力需求，稳定德国占领地区的人员秩序。对于法国第一集团军的最高指挥官塔西尼将军来说，征用德国人，让他们在法国占领者驱使下做事，这正是让德国被占领者直面“法兰西荣耀”天赐良机。在1945年5月9日塔西尼开始他“耀武扬威”的统治后，驻德法军下属人员均受其影响，从5月8日德国战败至8月1日法方军政府建立的这段时间里，征用德国人几乎成了法方占领军中一股争相效仿的潮流。

征发当地人清理战争废墟，是盟国作为占领方雇佣德国人恢复战后社会的开始。

尽管法军对于德国劳动力的征用深受美英方面政策影响，但法国占领者却有其特殊的心理动机：对于自视为“征服者”而非“解放者”的军人而言，这就轮到旧日的“被占领者”（法国人）来占领以前的“占领者”（德国人）了。任意调派征发大量的德国人在他们看来既能体现“征服者”的能力，更能彰显“占领者”的权威。为了尽可能快地完善对德劳动力的征用制度，塔西尼将军将德国人限制在如厨师、清洁工或司机这类有着明确分工范围的底层职业中，由占领军方面或是占领机构支付德国人的薪资。法方不仅雇佣那些满足占领者“必要需求”的德国人，还注意征用那些“可能会有用处”的德国人，但并没有对个人或者部门所能征用的确切人数进行限制，这就使得征用德国人的现象在整个法国占领军中泛滥开来。在军政府建立之后，占领军军官们继续之前征用德国人充作仆役的习惯，新来的民事官员也希望借助德国人开展工作。一时间法占区的每个占领者都“为了体现高贵的身份而极力搜集德国男女来服侍自己，从1个到68个不一而足，仿佛这是他们血统中与生俱来的权利”。最终，法占区内出现了一个规模不可计数的德国仆役群体，这引起了法方军政府领导人的担忧：几乎所有的人员征用行为都处于混乱无序之中，各个部门和占领者都随心所欲地依照自己的需要直接征调德国人员。

塔西尼将军之前所拟定的章程，只是规定了雇佣德国人的大致途径，无法让法方军政府了解受雇德国仆役的真实情况，更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管控。而在高度集中的权力构架之下，法方军政府必须将占领者的这些“德国仆役”纳入占区管制范围，才能确保自己的中央管理能力。1946年1月22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颁布了《第3号命令：可雇佣年龄人口登记，失业人员登记及其职业介绍》，旨在推动各占领当局加强对于德国人口职业的管控。据此，法国在德最高指挥官柯尼希发布了《第1208CC/CAC/G号部门通知：德国仆役的任用》：法方军政府形成了可以直接有效地管控德国仆役的制度——所有对于德国人的任用，都必须以军政府征用的形式执行。得益于这一通知，法方军政府实际上成了法占区所有法方机构、个人仆役的唯一“雇主”。同时，法方军政府还借此享受到了以往在间接任用德国人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的好处：大部分德国雇员薪酬以占领开支形式转由德方当局承担。不过发生了变化的只是雇主，那些长期困扰德国雇员的问题，诸如合同、社会保险、津贴补助等其实并无任何改善，他们依旧承担着底层工作，以仆役的角色侍奉法方机构或个人。

直到1946年3月18日，盟军对德管制委员会颁布了《第27号指令：盟军占领当局适用于德国平民受雇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管理》，标志着盟国下决心开始落实德国雇员的待遇“正常化”，杜绝因战时人力征调政策引起的雇用关系混乱。对于法方军政府而言，这一指令正是要他们抛弃以往“临时征用”德国人的非正式心态，建立起能明确反映德国雇员应得的社会身份、确保其薪资权益与社会保障的完整雇用体制。在多方协商后，法当局颁布了《第30号法令：流亡人口管理局劳动力招募与任用条件管理规定》与《第31号法令：德国劳动力招募与任用条件管理规定》，这两份法令为法方军政府对流亡人口及德国当地人口劳动力的任用开启了全新的章程。

此后法方军政府颁布了《第1831号训令》，对于德国人员招募要求的发起、分配和管理都由法方军政府内不同机关分工执行，法方的招募程序也被明确划分为了三阶段：“雇用部门”发起招募要求——在“任用部门”中进行员额分配——接收人员进行实习，在这三阶段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机构、“雇用部门”与“任用部门”乃至德国被雇佣者与法方当局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互动关系。该训令也正是军政府占领时期法方当局德国人员直接任用体制制度化、完善化的体现。除此之外，法当局还设立了如“干员”职业分层体系这样的新举措，并详细规定了如住房补贴、家庭补助、交通补助、加班及夜班工资、法语奖金、雇员差旅报销标准等薪酬于报销制度，且在人事管理方面也针对德国雇员制定了晋升、解雇、带薪假期与病假制度方面的具体规则。

法占区首府巴登巴登繁杂林立的法方机构路牌，反衬着占区治理的叠床架屋、冗官冗员，反倒是德国女雇员在其中闲庭信步。

法方军政府对德人直接任用体制的发展，是德国雇员这个占领时期特殊人群地位待遇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法方军政府直属德国公务员”这一社会身份的形成历程。在此之中，仆从、工人与司机被先后从“雇员”这一群体中排除出去，导致其规模体量逐步缩小，使得一个在军政府界定下明确细化的雇员群体得以产生，并定型为服务占区治理的行政公务人员。对于这些直接受军政府任用的德国公务员来说，他们的待遇与地位逐步实现了“正规化”之后又获得了进一步提升。但这些直属法方军政府的德国雇员终究没能作为一个亲法精英公务员群体及时出现并长久存在，占领时期法方占领当局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合作者”另有其人——那就是间接为法方军政府服务的德国地方公务员。

治理机器里的德国傀儡

在法方军政府1945年8月1日的成立宣言中，指明了法方军政府在重建德国行政与德国公务员任用方面的关键作用：“军政府的作用不仅是要对德国行政进行非纳粹化，更要在清洗完成后使其得以运转，并对其进行监督，不仅要清除那些纳粹公务员，更要对其组织形式乃至行政当局进行变革。”在法方占领之初，实现德国行政体系的重新运转与开始非纳粹化运动是占领者的两项当务之急。因而对于地方政府中剩余公务员的直接任命，被法方占领者——尤其是缺少地方行政经验的占领军方面——视为临时性的“应急之举”，是尽快重建行政治理的必要措施。但在法方军政府成立后，法民事官员更希望在法占区贯彻法方政策主导、德方具体执行的“间接治理”原则，而非军方的“直接任命”。

在占领之初，德国各地方临时政府的归属其实一直不甚明确。如符腾堡州政府主席卡尔罗·施密特所言：“德国地方政府长期受制于法方军政府……跟过去一样，政府仍然只对军政府负责，跟过去一样，必须接受军政府的命令，它自己提出的措施也得由军政府批准。”大部分德国地方行政机构都希望能有一个高层当局在战后乱局中领导它们，形成一个完备的行政构架，恢复德国的社会治理。而法方军政府民事官员又迫切需要德国公务员的配合与辅佐，以真正掌握法占区地方行政。据此拉丰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法方军政府组织起由法方人员构成的代表团，将其派遣至法占区各州建立州级临时政府执行民事管理任务。

正在排队办理工作证件恢复工作的德国公务员

为了能在民事官员领导下推动占区的行政与经济重建，法国人开始建立有关德国高级公务员的个人信息材料库并搜集能够担负如此财政经济职能的德国专业人才。此外拉丰还实际上禁绝了法占区与其他占区德方当局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确保其治下的德国公务员唯法方当局马首是瞻，不会受到他们其他占区德国同僚的影响。但这导致其他占区的理念与消息难以传达至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很快形成了一个“信息盲区”。由于与其他占区公务员交流的阻断，法当局难以及时掌握那些从其他占区“投奔”而来的“流亡”公务员的真实情况，这也导致法占区吸收了被英美占区“驱逐”的德国人，从而陷入非纳粹化争议之中。

1946年讽刺非纳粹化德国政治漫画：黑色的狼跳进“非纳粹化”机器，出来时就变成了白色的绵羊。

在非纳粹化大旗之下，法占区在军政府支持下发起了“弹性”的自主清洗，一部分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德国公务员得到占领方洗白。这一“弹性”清洗给予了“小纳粹”宽赦复职的机会，让占领者中意的“必要的纳粹”暂时继续发挥治理作用，以牺牲法方本就不认同的英美非纳粹化理念为代价，缓解了法德双方因人员清洗而造成的关系紧张。从政治和文化角度来看，法方公务员清洗政策中的有益政策因素（诸如人性化考虑、实践中鉴别等）、法德双方在占区治理中的互动合作，以及以行政学校为媒介传入的法国政治文化传统美德（如民主、自由、司法与行政权的分离）不仅推动了德国行政科学的进步与民主化，还开启了战后两国公务员间的友好交流。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温和”的自主清洗迫使德国公务员们在法方主宰的占区行政治理中以最大努力尽快恢复生产，达成法方经济目标。

简言之，法方占领者就德国公务员所采用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满足法方重建的经济要求，实现德国“去中央集权化”的政治目标，推动德国的法式民主化与两国人民的未来和解。在这个孤立无援的“袖珍占领区”，面对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母国，坚持“不合作”立场的法方军政府并无其他选择，只能迫使这些旧日敌人、被占领者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己服务，以完成这些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法方占领者眼中，德国公务员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一直是占领时期不可多得的主要外在助力。

（本文摘编自《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