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论《文心雕龙》的言说艺术

原创 黄诚祯 

摘 要

Abstract

《文心雕龙》是文论巨典，也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细而究之，《文心雕龙》言说艺术的特征主要有四：一是浸染文学自觉的时风，剖情析采，言之有理；二是倚重古代诸多典籍，援经引史，言之有据；三是论证过程法度森严，谋篇布局，言之有序；四是写作注重语言文采，遣词造句，言之有文。由此数端并进，《文心雕龙》实现了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成为我国文学批评诗性文体的典型代表。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与此同时，《文心雕龙》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心雕龙》语言雅驯，既具有一般骈俪文在对偶、声律、藻饰、隶事诸方面精心结撰的共性，亦因刘勰本人的博雅学识与颖脱才情而具备独特的为文个性。在笔者看来，《文心雕龙》的言说艺术在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就论说的深度而言，《文心雕龙》并非泛泛而论，它实际上较多触及乃至深度揭示了文艺创作的独特规律；就写作的方式而论，《文心雕龙》广征博引，使得其文本具有勾连经、史、子、集等不同类型经典论著的互文性特征；就论证的手法而言，刘勰深谙写作之道，故而《文心雕龙》写作层次丰富、论述有力，文字间流荡着理性之清音。下面，试详述之。

一、言之有理：以抉发“恒数”为追求

刘勰论述包括艺术构思、文学体裁、审美风格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及问题时则始终以“恒数”为判断基础，此与彼时文的自觉的潮流密切相关。魏晋之际，时人对于文学高度重视，作家迭出，包含诗、赋、铭、诔等文体在内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增，与此伴随而来的便是文学作品的流品评定问题。时代迫切需要一套客观可信的评价系统来指导创作、评价作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出现，即是为了满足这种时代需求。此亦决定了刘勰写作需以追求客观规律为内在要求。

刘勰追求抉发文艺现象的规律性，这在《文心雕龙》中多有体现。首先，《文心雕龙》中多次出现了与现今“规律”一词意思相同的“律”字。涉及“律”字的文句，有《通变》之“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知音》之“独有此律，不谬蹊径”；《章表》之“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这些文句中的“律”字均可释为“规律”。其次，《文心雕龙》中不仅出现了与现今“规律”一词内涵一致的“律”字，而且出现了“数”“要”“术”等与“规律”意思相近的词语。涉及“数”的文句，如《通变》之“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附会》之“斯缀思之恒数也”；《养气》之“此性情之数也”。涉及“要”的语句如《事类》之“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明诗》之“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涉及“术”的语句则有《总术》之“才之能通，必资晓术”与“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因为四六骈文的写作讲求上下文的文意对应，故而上文所及的“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句中“数”其实是可以和“要”互换的，“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句中“数”亦可以与“术”对调的。换言之，在刘勰的语境中，“律”“要”“术”等词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再次，像《文心雕龙》中出现的“道”“理”“裁”“纲领”诸词，亦多有指涉规律的意思。陆侃如先生早就指出《原道》篇有七句涉及“道”字，而“道”指“原则或规律”。《文心雕龙译注》在注释“道之文”时亦说：“‘道’就是下文说的‘自然之道’，指万物自然具有的规律。‘道之文’就是自然规律形成的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频繁出现的表示规律的词语面前，刘勰常喜以“恒”字相配（《附会》之“缀思之恒数”、《总术》之“理有恒存”与“术有恒数”、《宗经》之“恒久之至道”），这更表明刘勰探索客观的文艺规律来为作家创作提供借鉴的真实想法。他在《总术》篇还特意列举了“善弈之文”与“博塞之文”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姿态。所谓的“弈”是指以思维缜密、步步为营为取胜法门的下棋对弈，所谓的“博塞”则是指赌场中以运气为基础的投掷骰子。在刘勰看来，“善弈之文”与“博塞之文”的区别就在于，创作者对于“术”的重视与运用程度不同。由于“弃术任心”，“博塞之文”的直接效果便是“借巧倘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相反，因为“执术驭篇”，“善弈之文”便可以“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如此两相对比，刘勰寻觅客观的文学创作规律之心斑斑可见。

正是在追求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刘勰遂能在文学本质论、文学体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批评论等方面为读者提供洞见屡出的学术观点。1.在文学本质论的建构方面，刘勰以“经”为中介，搭建了二环相扣、常变结合的超稳定系统。《周易》一书洋溢着浓厚的“常变”思想，刘勰在写作时深刻地贯彻了此一观念。《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在刘勰看来，文学属于“道”之文，“文”与“道”实际上归属于一个常变结合的稳定系统。此系统的关键在于二环相扣，即“道”经由圣人这一中介外现为“经”，此为常道，亦是刘勰构拟文学本质论的第一环；“经”经由“纬”的过渡转而为骚，此为变道，亦是刘勰构拟文学本质论的第二环。借助“五经”的中介作用，刘勰构拟了上溯文学之本源，下启文学之新变的稳定系统。2.在文学体裁论的建设方面，刘勰提供了以经为源，以各种文体为流的文体谱系与以经为本、以各种文体为末的风格理念。《宗经》认为“五经”与各种文体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具体说来便是：“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而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笼内。”于此，刘勰从源流与风格两个层面勾稽了“经”与“文”之间的关系。以《易》为例，从源流的层面来看，《易》是源，而论、说、辞、序等文体则是流；从风格的维度来说，《易》是风格本体，而论、说、辞、序属于风格变体。尽管此种一一对应存在着机械性，其源流考察也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偏差，但是，刘勰的探索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它从“五经含文”的视角切入，为我们考察“经”与“文”之关系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3.在文学创作论的探索中，刘勰成功地勾勒出了“物—情—辞”三者感应互动的理论体系。牟世金先生曾指出，“客观的‘物’，主观的‘情’，和‘抒情状物的辞’，是文学创作的三个基本要素……刘勰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相当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这三种关系。”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从创作的起点上看，创作冲动的产生就是一个“物”与“情”相互感应、相互激荡的过程，用刘勰的话来说便是“睹物兴情”，便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一切以“物”“情”互动为中心。从创作的进程来看，作家在进行创作构思时，始终是以具体物象为线索引导着主体借助语言肆意地穿梭时光隧道、遨游广阔空间，用刘勰的话来说，便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作家构思的真实目的在于“写物图貌”，此阶段实际上系以“物”“言”互动为中心。从创作的终点来看，文学传达就是创作主体实现构思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转换历程。在此阶段，一方面，作家丰富细腻的情感对于创作主体选择使用何种文学语言起着关键性的引导与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文学语言的锤炼、文学手法的使用亦有助于营造“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的艺术效果，满足创作主体情感抒发的审美需求。一言以蔽之，《物色》篇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命题已扼要地概括了刘勰在文学创作论上的真知灼见。4.在文学批评的层面，刘勰依据天、地、人这三个参照系总结出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文学批评观。潘华先生在考察《物色》篇的位置问题时发现：“批评论五篇具有总括性评论的特点，正暗合‘天、地、人’三才观念，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言，“《时序》作为批评论的第一篇，对应评论的是天时……《物色》对应评论的是地利……《才略》《知音》《程器》对应评论的是人和。”这个发现值得我们重视。详细考察《原道》《宗经》等篇目，不难发现“天、地、人”的三才观念确实对于刘勰有着深刻的影响，刘勰始终重视宇宙山川、自然动植与人心灵之间的感应互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文心雕龙》文学批评论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学术倾向。

总之，由于浸染了文学自觉的时风，刘勰在对文艺现象进行分析时特别注意归纳其内在的文学创作规律。前文所及的事实也证明了刘勰不仅触及乃至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所涉及的许多艺术规律，而且为之构建了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故而赢得了鲁迅先生极高的赞誉：“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二、言之有据：以援引“经典”为进路

焦亚东先生指出，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其《管锥编》等著作具有广征博引的特征，此正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深相契合。那么，何谓“互文性”呢？焦先生指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作‘文本间性’，是20 世纪西方文论从结构向后结构过渡之时催生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具有的某种可以通过引用、拼贴、模仿甚至剽窃等语言痕迹予以确认或通过阅读活动的记忆重现予以确立的关系特征。”这一研究，对于我们考察同样学识渊博的刘勰如何写作《文心雕龙》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正是由于学识渊博，故而刘勰能出入经史、纵意渔猎，而由于刘勰纵意渔猎、旁征博引，遂能使得其文学批评无不言之有据，具有浓郁的“互文性”特征。具体到刘勰对于经、史、子、集的援引，其特点可归纳为四点：一是范围甚广，二是频率尤高，三是方式繁多，四是富有艺术性。

先看其一，援引范围甚广。据罗宗强先生统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论及文体81 种，提及作者322人，引用作品436部（篇），引用原文223处，“引用最多的是《诗》《易》《尚书》，对春秋战国史和礼制的熟识程度，对于他这样一位当时只有30多岁、在寺庙校经的年青人来说，他的敏锐与广博确实令人感到惊讶”，由此，罗宗强先生作出判断：“刘勰之所以能创建他体大虑周的文章理论体系，重要条件在于他极其丰富的知识积累与合理之知识结构”。确乎如此！我们姑且以历史类典籍为例（以下数据本诸罗宗强先生的统计）稍作说明。首先，在《文心雕龙》中，刘勰阅读过的历史类书籍至少有23 部，既包括《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写作时间较为靠前的作品，也包括陈寿《三国志》、陆机《晋三祖纪》、邓粲《晋纪》等写作时间较后的作品，其阅读范围可谓广泛。其次，在这23 部历史书籍中，刘勰对个别书籍的引用范围也是很广泛的，如引用《史记》26 篇，涉及《夏本纪》《孔子世家》《司马相如列传》等具体篇目；引用《汉书》47 篇，涉及《文帝纪》《朱买臣传》《扬雄传》等具体篇目；引用《后汉书》44篇，涉及《光武帝纪》《冯衍列传》《祭祀志》等具体篇目。再次，即使在引用史籍的具体篇目时，刘勰的引用范围亦是甚广的。有学者指出，“《文心雕龙》中对扬雄的评价和称引，多来源于《汉书》”。例如，《汉书·扬雄传》认为扬雄本人“默而好深湛之思”，其作品的特点是“文义至深”，刘勰则在《杂文》中言：“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在《诠赋》中说：“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再如“《汉书·扬雄传》载有《反离骚》《甘泉》《河东》《羽猎》《解嘲》《解难》等赋以及有目无文的《广骚》《畔牢骚》”，而刘勰在《哀吊》《夸饰》《通变》《杂文》等篇目中对上述赋作则多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汉书·元后传》中所收录仅存四句的《元后诔》，刘勰亦不忘在《诔碑》专门予以评论：“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挚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总之，无论是从引用古今的诸多历史类典籍的整体数量，还是从专门称引一部史书或史书中的某一具体篇目的情况来看，刘勰的引援范围均是甚广的。

再看其二，援引频率尤高。我们不妨先看一段《征圣》的一段选文：“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圣；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在句数为6、总数不到180字的文段中，刘勰援引的文献近13部（篇），就概率而言，几乎是每句话援引两处文献，每十个字援引一篇文献。而实际上，除了“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与“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涉及的是《左传》襄公二十六及二十七年的相关记载外，其余9处文字，亦皆有其文献本源：“作者曰圣，述者曰明”本诸《礼记·乐记》，“陶铸性情”本诸《法言·学行》，“夫子文章，可得而闻”本诸《论语·公冶长》，“圣人之情，见乎文辞”本诸《周易·系辞下》，“先王圣化，布在方册”本诸《礼记·中庸》，“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本诸《庄子·人间世》，“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本诸《论语·八佾》，“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则本诸《礼记·表记》，“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则分别见诸《周易·坤卦》及扬雄的《剧秦美新》。再看《序志》自“夫文心者”句至“不得已也”处，“为文之用心”本诸陆机的《文赋》，“涓子琴心”本诸《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王孙巧心”本诸《汉书·艺文志》，“驺奭之群言雕龙”本诸《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黎献纷杂”本诸《尚书·益稷》，“肖貌天地，秉性五才”本诸《汉书·刑法志》，“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则本诸《淮南子·精神训》，“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则本诸《孟子·滕文公下》，共援引了8处文献，亦几乎可说是处处有其本源。根据这两个抽样调查案例，我们说刘勰援引文献频率尤高自非空穴来风。

次看其三，援引方式繁多。刘勰对于经典文献的援引方式，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六种。第一种是用其语。例如《征圣》：“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源自《尚书·伪毕命》之“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含章之玉牒”中的“含章”本诸《周易·坤卦》之“含章可贞”，“秉文之金科”中的“金科”本诸扬雄《剧秦美新》中的“金科玉条”。这些词语、文句皆有本源，显系刘勰直用其辞。第二种是润其辞。关于礼的性质及功效，《礼记·礼运》云：“孔子曰，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葬射御冠昏朝聘”，《汉书·礼乐志》谓：“夫乐本性情，浃肌肤而藏骨髓”，到了刘勰的笔下，则成为了句式协整、铿锵有力的骈俪之文：“故象天地，效鬼神，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第三种是缩其句。如《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谓：“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海河润于千里”，一句共28字，以言泰山与河海的范围之广。到了刘勰这里，则直接减为八字，径云：“泰山遍雨，河润千里”，显为缩用经典的文辞。第四种是承其说。关于《春秋》的价值，《法言·寡见》言：“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到了刘勰的笔下便是“《春秋》辨理”。关于《礼》的功能，《法言·寡见》言：“说体者莫辨乎礼”，到了刘勰的手中则是“《礼》以立体”，这自是直接继承了扬雄的观点。第五种是用其典。如谈及《周易》的作用时，刘勰言：“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这里的“韦编三绝”显系使用了《史记·孔子世家》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而“骊渊”则系源于《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第六种则是揭其误。刘勰对于经典文献的使用，除了前面所言的“用其语”“润其辞”“缩其句”“承其说”“用其典”外，还有一种援引方式便是虽然援引其文献，但是并非直用其意，而是将其作为批评的靶子，揭示其错误。例如《庄子》笔下出现过数次描绘及孔子的文段，其中的《列御寇》云：“鲁哀公问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有其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夫何足以上民。”刘勰对此显然尤为不认可，在旗帜鲜明地褒扬了《周易》与《尚书》“尚正言”“尚体要”的雅正文风后，便以卫道之士的口吻说道：“是以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也。”

再看其四，富有艺术性。援引文献，在广义上可以称为“用典”。“用典”在刘勰那里，则称为“事义”。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义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是精要地指出了用典可以“类义”与“证今”的功效。而关于用典的艺术，刘勰亦有独到的看法。刘勰一则曰：“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是以将赡才力，物在博见”，这是说明经典义旨深渊，确乎有博览群书、广为援引的必要。二则曰：“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此是说在广泛学习经典的基础上，使用典故需要在事、理等方面精心考虑，以选取典型个案。三则曰：“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就是说用典有其技艺，只要掌握其关键，便可达到“用人若己，古来无懵”的高超境界。实际上，刘勰对于“用典”不仅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有着较为出色的艺术实践。例如《神思》的首句“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本于《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庄子》中的“江海”指在野的闲散状态，“魏阙”指身系政务的朝廷，其原意是身在荒江野海而心恋朝廷。刘勰于此舍弃了《庄子》的原意，以“形”代指作家的身体，以“心”实指作家的艺术想象，用以说明“神思”乃系一种超越具体的身体感官而足以纵览八荒、神游万古的艺术想象活动。刘勰援引《庄子》文句来诠释“神思”，遗其形而取其神，不仅语意新奇、形象生动，而且延拓文本的空间及其意蕴，堪称用典精妙。再如“雕龙”典故本诸驺奭，刘勰用之于书名之中，再自加说明：“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一方面，刘勰指出驺奭谈天，文辞华美，具有修饰龙纹的美誉，这是“雕龙”的含义之一，另一方面，刘勰又指出，古来的文章创作，皆属于雕缛成体，其意涵并非仅仅限于驺奭“雕龙”此一典故，经刘勰如此“一拉”与“一推”，《文心雕龙》书名中的“雕龙”含义便隐晦暧昧、未能一览无遗，给读者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诠释空间与多元的解读进路。诸如此类文句，于《文心雕龙》中俯拾皆是，由此可见刘勰不仅是出色的“事类”理论家，而且是出色的“事类”实践家。

刘勰援引经典文献以为辞或说，这固然是出于骈文写作的既有习惯。然则，平心而论，一方面刘勰所援引的大量文献散出经史子集，另一方面文献与文献之间关系晦暗，若非经刘勰的匠心独运，诸多文献即使罗列于前，亦复如乌云之蔽月，举目不见其皎光，又如紊乱之群丝，搔首难觅其端绪。诚如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一书所指出，文学本质上就是互文性的建构。言下之意，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存在于其它的文本之中，文本之间构成相互呼应、相互发明的网络关系。得益于刘勰个人对于文艺理论的独到认知，借由经史子集、儒道佛玄的浩瀚学术资源的接引，我们才能看到一条朝向文艺宝殿的光明大道。

三、言之有序：以“理致”为衡文之助

魏晋以来，时人多追求言说的理致。《世说新语·识鉴》：“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广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世说新语·豪爽》云：“陈林道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这里的“叙致既快，事加有理”与“陈理既佳”，既蕴含着一种对客观事物或规律的积极寻求，亦彰显着一种对言说秩序的高度赞美。尤其是后者，乃是以“理致”为衡文论事的襄助之方。作为深谙魏晋时风并得其学术精髓的刘勰，其写作也自然地蕴含着这一内在追求。

《文心雕龙》系精心结撰之作，无论是整本书的宏观设计，还是落实到某一篇章的个案实践，均富有章法。

（一）全书设计，浑然一体。关于《文心雕龙》的设计，刘勰在《序志》有过明确的说明。首先，刘勰模仿《周易》的“大衍之数”，拟定了全书五十篇的写作篇数并界定了各部分的性质及其功能。在这五十篇文章里，《除了》“以驭长篇”的《序志》外，自《原道》至于《程器》四十九篇皆有其“用”。自《原道》至《辨骚》，是为“文之枢纽”，讨论的是文学的起源及其本质问题，略等同于今天的“文学本质论”；《明诗》至于《封禅》为“论文叙笔”，讨论的是诗、赋、铭、檄等各种文体的文章体要及其规范，略近于今天的“文学体裁论”；《神思》至《程器》是为“剖情析采”，不仅探究了文学创作论中的想象、构思、养气等关键性问题，而且触及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环境、文学与读者等关涉文学批评论的相关问题。其次，刘勰还从整体与部分有机整合的层面对《文心雕龙》作出了精心安排。如“文之枢纽”，从整体上看，刘勰安排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的核心是为《宗经》，由其上溯，可达文学产生之源（道），由其下行，可及文学变化之流（骚），堪称建立了一个动态平衡的文学本质论系统结构。而从各篇的题旨来看，每篇皆有其专门的议题，如《原道》从总体上讨论了对文章的根本观念，《征圣》指出了圣人的中介作用，《宗经》强调了经典的重要地位，《正纬》揭示了纬类作品对于文学的襄助功能，《辨骚》阐明了骚体作为文学新变的启示意义。这五篇文章合起来是一个整体，拆分开来则是议题独立的单篇文章，必然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再次，刘勰不仅撰写了题旨各一的五十篇文章，而且为五十篇文章配撰了五十篇相互照应的赞辞。典型如《神思》分析的是文艺构思中创作主体的想象活动，其赞词便精要地对此作了回顾：“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范文澜先生注释“情数诡杂，体变迁贸”一语时曾指出：“（此）隐示下篇将论《体性》。《文心》各篇前后相衔，必于前篇之末，预告后篇所将论者，特为发凡于此。”我们循此思路，亦可发现《神思》句末的赞词，实际上也预告了后面所要论及的《情采》《物色》《比兴》及《声律》诸篇。王更生先生说：“《文心雕龙》全文有特定的体系，不啻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看来是很有见地的。

（二）篇章营造，气脉贯通。刘勰高度重视文章意脉的自然畅行。《附会》指出，善于附会的作者在写作时能够做到“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少，而无棼丝之乱”，而不精于附会者，其写作便是“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正是因为将文章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恰如园林的营造，既讲究细节处的移步换景、曲径通幽，也追求整体格调上的和谐调顺、气脉贯通。关于前者，我们不妨以文章写作的转折之笔来看《文心雕龙》的杰出实践。例如，《原道》篇伊始，刘勰便曰：“文之为德也，大矣”，直接将文的产生置于天、地诞生的原初时刻，由此阐明“文源于道”。接着，他从“自然之道”的层面指出日月、山川以及动植之文皆属“道之文”，描绘出了色彩斑斓的自然空间景观。继而，他以“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的一声感叹，遂将观察的目光从天文、地文自然过渡到人文上来：刘勰先是指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继而以时间为顺序历数炎帝、唐虞、文王、周公、孔子在人文方面的卓越贡献，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人文历史谱系。可以说，“无识之物”与“有心之器”的细致区分正是点睛之笔，经此一笔，刘勰圆融地完成了从观察自然空间景观到建构人文历史谱系的视角过渡，实现了文意的自然转折与层次的逐步推进。关于后者，我们似乎可就《丽辞》的写作思路稍作分析。《丽辞》讨论的是文章写作的对偶现象。在此篇，刘勰一则从自然阴阳并生的角度分析了“对偶”形成的内在依据，二则从历史流变的角度考察了历代作家对偶手法的使用情况，三则结合具体文本区分了对偶的四种类型，四则从写作原理的维度解释了四类对偶难易程度不一的内在根源，可谓是篇章营造，势如破竹，气脉贯通。

（三）段落叙述，层次分明。《文心雕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写作特征，就是尤喜分类且常以数字来统率各种文艺现象。关于此特点的形成原因，饶宗颐先生在《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一文有所揭示：“就其全书之体例言之”，“其文体文术之辨，剖析精微，正如佛家之有界品与门论”；“就其常用带数法言之”，此乃受“佛家以数字统摄事理之法”的影响。此论虽然恐非完全符合刘勰写作的实际，然而其所揭示的写作现象倒是值得关注。细绎《文心雕龙》，我们不难见出，除了一般刚柔、难易、博约、奇正等常见的二分法外，刘勰在写作时常习惯性地对文艺现象或文学要素进行三分、四分甚至六分、八分。三分，如《情采》就提出了对“文”进行三分的看法：“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四分，如《练字》对于写作时的避忌提出了四点主张：“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六分，如《知音》云：“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再如《宗经》指出文章写作宗法“五经”的意义有六：“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八分，如《体性》对于文体风格的区分便是“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此外，有些段落，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数字，但是，我们亦可以见出刘勰是自觉地对其所研讨的对象作了细致的区分的。如《定势》云：“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蕴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又如《知音》云：“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类似的区分，在《文心雕龙》中可谓层出不穷。刘勰这样的努力，主观上是对所研究的文艺对象或文学关键要素作精细分类，客观上则形成了条分缕析、层层递进的文字段落，而其效果亦是既明且著的：既有助于读者由浅入深地把握复杂的文艺现象，也有助于读者加强对关键性文论要素的理解与记忆。

陈文忠先生在论及现代学术论文的论证方式时，曾提出“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的观点，认为“论文每一个逻辑层次的论述，严格遵循系统提问系统回答的方式展开，整篇论文就会形成一个严谨缜密、层次推进、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文心雕龙》虽然并非现代学术论文，但是，我们细读《原道》至《序志》篇，不难明了，早在一千多年前，刘勰便就已经自觉地采取了“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的论证方式，故其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有序言说的理致之美。

四、言之有文：以“文采”为自然外饰

《文心雕龙》是用四六骈文语体写就的。就《文心雕龙》的写作而言，它既具有一般骈文长于骈俪、声律、藻饰、隶事的艺术共性，又有自己独到的为文个性，值得细细研寻。从语言的使用层面来说，《文心雕龙》言说艺术的特征有四。

（一）从语言的基本风格来看，文辞典雅而意蕴绵长，堪称“雅润为本”。《明诗》论述四言体诗歌与五言体诗歌的区别时，认为四言属于“正体”，其特征是“雅润为本”，五言诗属于“流调”，其特征是“清丽居宗”。这是很有见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用四六骈体文写就的，然则，我们倘若拿“雅润为本”这四个字来概括《文心雕龙》的整体风格亦是若合符契的。像《序志》在谈到文体论写作时所提出的四条撰写原则（“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读来自是典雅华美。再如《神思》讨论培养创作灵感的前期准备情况时所提出的四点建议（“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读来亦是雍容雅正。又如《物色》赞云“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读来既有“清新赡丽”之感，又有寄兴郁然之味，故而钟惺叹其为“神来之语”，纪昀褒之为“诸赞之中，此为第一”，李安民赞之曰：“在诸赞中最为清旷”。诸如此类的文句，在《文心雕龙》中，可谓比比皆是，故而清谨轩本誉之曰：“古今论文之家，殊无此典博妍秀之作。”而关于《文心雕龙》典雅风格的形成因素，自然是离不开刘勰个人的知识积累。约而言之，至少有四端值得注意：1.刘勰具有强烈的“宗经”意识，故而在写作时有意识地引用了很多思想雅正、文辞雍容的儒家文献。2.刘勰追求学有本源而用之若己，故而善于择用史籍有征、记载凿凿的历史典故。3.刘勰认为“子以配经”，故而在行文上对于思想出彩的诸子观念也多有吸收。4.刘勰熟稔文学家的经典篇章，故而在遣词造句时对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雅正文辞颇多参考。正是对传统的经、史、子、集各部文献皆多有涉猎，刘勰在写作时才能充分调动个人知识储备，达到出经入史、左右逢源的极高境界，以雅润的文辞给人留下学识淹通的深刻印象。

（二）从语言的组合方式来看，对偶工整而文采斐然，允为“辞动有配”。如《原道》之“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以“龙凤”对“虎豹”，以“藻绘”对“炳蔚”，以“呈瑞”对“凝姿”，既扣住了天上神物与地上猛兽均富文采的共性，也充分体现出了龙凤足以呈祥与虎豹彰显文变的各自特性，堪称神来之笔。又如《养气》之“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以“童少”对“长艾”，以“鉴浅”对“识坚”，以“志盛”对“气衰”，通过一老一少年龄、见识及志气的一一对比，鲜明地说明了创作主体写作状态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再如《物色》之“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以“阳气”对“阴律”彰显了天气的不同，以“玄驹”对“丹鸟”揭示了不同季节中所出现的不同动物，而“步”与“羞”相提并论则细腻生动地描绘出玄驹与丹鸟感应天时的敏感性，有力地彰显了《物色》篇的主旨。又如《明诗》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以“百”对“一”，以“偶”对“奇”，以“俪采”对“争价”，形象地写出了刘宋以来部分文人为了追求文辞的新颖，奋力追逐形似乃至文风流于淫靡的不良创作倾向。尤为典型的是，出于对偶的习惯，刘勰在写作中常采用“……与……，……共（俱）……”的句式，像《征圣》之“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夸饰》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丽辞》之“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物色》之“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诸句，对举绝妙，无疑是夺了初唐王勃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先声。

（三）从语言的表现手法来看，“比体云构”而“数入其机”，洵属“喻巧理至”。《文心雕龙》中使用了对比、排比、比喻等多种表现手法，其中，比喻一体颇为学界所关注。按照喻体的不同，刘勰笔下的比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自然界存在的自然物象来喻体。此类比喻，如《附会》云：“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谐隠》云：“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通变》云：“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皆形象生动，有助于阐明复杂的文艺现象。二是以人文界存在的下棋、缝纫等人为现象为喻体。除了前文所揭，刘勰以“善弈”来类比文学创作外，刘勰也常以筑基、缝纫、车御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工匠技艺来衡文论理。如《附会》为诠明何谓文章之“附会”，遂指出“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其实便如同“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也”。又如为了说明文变多方，意绪纷纭，自须附会的道理，刘勰遂直接以驭马为喻：“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再如为了说明艺术构思中“神与物游”的特点，刘勰遂以工匠雕刻为喻：“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无论是下棋，还是建筑，或是女工缝纫、驾驭马车乃至工匠雕刻，这些工作需依循一定的步骤与相关的技巧与方法。刘勰以这些工作为喻，其实表明刘勰始终奉行的是“执术驭篇”的创作理念，强调创作者应该自觉寻觅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重点关注文艺创作过程的步骤性及可控性特征。此类比喻手法的使用洵为《文心雕龙》增色不少。

（四）从语言的论述节奏来看，节奏明快而有条不紊，实系“张弛有度”。《文心雕龙》的语言节奏颇强，首先表现在刘勰善于使用三字或四字数的连续句式，以营造明快的叙述节奏，增强论证的力度。如《祝盟》为了说明“盟”文的功用，连续用了三字的句式，言“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勠心力”，旗帜鲜明地说明了盟文的重要性。又如《序志》言及近代文坛出现的讹诡不良现象时，刘勰亦用四字的连续句式言“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其不满之意溢于纸面。其次，刘勰既善于使用连续的三言或四言式营造明快的叙述节奏，也善于将不同句式的文句相参使用，使人读来颇有舒缓适中之觉。如《序志》言及“剖情析采”的写作时，先是使用了三言句式，言“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而后用了“于”字句的五言句式，言“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节奏鲜明而文情摇荡，可谓是疏密有致。又如《养气》亦属四言与五言相参：“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问之直理哉？”如此行文，既从义理上照顾了《养气》重在舒缓志气的主旨，又从文体上虑及了骈散相参的文体规律，进而使义理与文辞二者自然地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实现了内在的和谐律动。复次，为了营造收放有致的阅读节奏，刘勰除了在句式上努力外，还在音律上尤役心力。例如，在语词的选用上，刘勰亦斟酌使用双声与叠韵相配。如《明诗》之“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慷慨”与“磊落”是为双声，营造了声韵响荡的紧迫之感，而《时序》之“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清英”与“绮靡”则属于叠韵，渲染了一种写送不尽的舒缓氛围。又如《辨骚》云：“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其中“骨鲠”“朗丽”“耀艳”是为双声，“绮靡”“瑰诡”是为叠韵，声调吞吐压抑，郁结不开，此种表述同样深契楚辞深情绵渺的艺术风貌。

显然，刘勰选择以对偶、用典、声律、藻饰见长的骈文语体来“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其实是一个尤为明智的选择：借助于骈文这一利器，《文心雕龙》文辞典雅且对偶工丽、节奏鲜明而张弛有度，比喻形象而声情并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

余 论

李建中先生说：“‘诗’与‘思’相融合的言说方式，既是古代文论的总体性特征，又是古代文论经典文本的标志性特色。以《文心雕龙》为例，就体制而论，《文心雕龙》是骈俪体，属于文学体裁；就体势而言，无论是总体结构、篇章次第，还是论证过程、辩说方式，都可以说是典型的议论，属于理论型语体。以偶言丽辞擘肌分理，借隐喻比兴识深鉴奥，在调钟唇吻、玉润双流之际笼圈条贯、弥纶群言，骈俪体制与论说体势的完美融合，最终铸成《文心雕龙》诗与思相交融的独特体貌。”诚哉斯言！《文心雕龙》既具有光芒闪耀的思想内核，而且具有文采斐然的自然外饰，它既可与前之《文赋》交相辉映，又能与后之“论诗绝句”《二十四诗品》等众多诗性文体遥相呼应，充分彰显了古代文论“诗”与“思”相融合的言说特性。不过，也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勰选择骈文来论文，其实也是一个与骈体文修辞（用宇文所安的话来说，即是“话语机器”）进行博弈的过程。换言之，尚骈俪、重用典等骈文写作惯性对于刘勰个人观点的表达既有着鼎力相助的积极面，亦存在着暗中掣肘的消极面。限于篇幅，关于《文心雕龙》中义理与辞章之博弈及其造成的理论困境，自然需要另撰别篇以加探究了。

责任编辑：李建中

原标题：《《写作》新刊︱黄诚祯：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论《文心雕龙》的言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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