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运︱桥川时雄未入集的文章及藏书

有位朋友曾经提起，十多年前市场上出现过几千封桥川时雄的明信片、书信，还有购书单等，后来这些资料大多被老和买去，国图买去了其中部分中文书信，高田时雄也买走了一些，回去还专门写了文章。而桥川时雄的女婿今村与志雄编集出版了《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東京：汲古書院，2006），对桥川的一生行事及交游都有详尽记载，并收集编录了他的部分诗文，他的著述及发表的文章也在年谱里一一著录。高田时雄也于2016年编辑出版了桥川时雄的文集《民國期の學術界》（京都：臨川書店），去年国内又出版了汉译本《民国时期的学术界》（樊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而这几年我在国图看了一些民国报刊以及日文资料，积累了一些关于桥川时雄的资料。对比今村与志雄与高田时雄所编的这两部文集，有几篇未见著录，这里就一一列举出来，以备读者参考。

一、佚文及交游

在大连亚东印画协会刊行的《亞東》杂志第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封面后首页有朱文长印：泉寿东文书藏，后衬页也有朱文长印：泉寿东文书藏。这是钱稻孙的旧藏。第四卷第三号（1927年3月）刊有松崎柔甫《琉璃廠の今昔》，松崎柔甫即松崎鹤雄，时任大连“满铁”图书馆司书。而第五年四月号（即第五卷第四号，1928年4月）则刊有桥川时雄《隆福寺街书肆记》一文（13-14页）。

《隆福寺街书肆记》

桥川1924年结婚时，媒人就是松崎鹤雄。松崎1920年4月起任大连“满铁”图书馆司书。桥川在《宋嘉泰重修三谢诗书后》一文里说：“予曩年因事赴辽，访友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先生暨松崎先生柔甫，乃启秘箧，任予瞻览。”（《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31页）这是1928年6月桥川到大连、奉天以及朝鲜汉城等地旅行时的事。1930年，松崎鹤雄因为次子在保释期间再次参加共产党组织而入狱的事件辞职，改任大连第一中学教谕（杉村勇造《柔父先生略传》，载松崎鶴雄著、杉村英治編《呉月楚風：中国の回想》，東京：出版科学総合研究所，1980，286页。又见川又武、濱中淸《旅行日记：第二回大陸旅行記游》，载川又武編《燕呉遊蹤：第二回大陸旅行記》，東京：大東文化學院，昭和六年［1931］七月五日，22页。大东文化学院第二回大陆满鲜修学旅行团1930年8月22日到东厂胡同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拜访了桥川时雄、杉村勇造，并参观了图书馆。［同上书，32页］）。1940年松崎到北京华北交通公司任总裁室嘱托，也因而与邓之诚相识，并成了莫逆之交（松崎与邓之诚第一次见面是在1941年11月23日，《邓之诚日记》第二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433页）。1942年底，因为在推荐邓之诚任华北综合调查所研究员的事上存在分歧，桥川与松崎等“闹意见”，桥川说松崎“不为友朋所信，令人无从置答”（邓之诚1942年12月16日日记，《邓之诚日记》第二册，574页）。

松崎鹤雄与桥川时雄的合照

今村与志雄在《桥川时雄年谱》中提及，1921年底，在三宅雪岭大女婿中野正刚介绍下，桥川在三宅雪岭主办的政教社出版了《陶渊明评伝》上、中、下三册。今村因而推测，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桥川才在政教社办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了那篇关于陶渊明的文章（818号［1921年9月20日］刊载《陶淵明の品格と其環境：陶淵明遺愛の地に遊びて》）。另外《日本及日本人》杂志84号（1925年10月15日）刊有桥川《金子雪齋翁の死と其遺事》一文，130号（1927年8月1日）有《王國維先生の殉死》。272号（1933年5月1日）则刊有《胡適の中国文學論》，其中题名下有小字按语道，胡适以《最近五十年间の中国文學》为题的文章可资参考，因而译载如下。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译文，刊载了前四节。桥川1922年到《顺天时报》任编辑，他与胡适、李大钊交游，在北大旁听过胡适的课。今村与志雄在编者注中说，胡适在1922年10月29日日记里记载了桥川来访，因而桥川拿到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原稿来进行翻译，即于不久后出版了《輓近の中国文學》（胡適著，橋川時雄訳，東京：東華社，1923年2月1日，現代中国学術叢書第二編），胡适于1923年3月7日为该日文版作序（《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153页，490页，492页）。

而北平日侨组织的幽燕发行所的《幽燕》杂志第四号（1935年8月1日）刊有桥川时雄《燈畫师徐白齋のこと》，文中提及画家徐廷琨（1777-1853），是因为读了友人奉宽所作的《徐白斋画灯记》，有传徐廷琨为清小说家文康之后。此文又用中文并以《灯画作者徐白斋》为题刊于《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二期（1939年10月1日）。桥川曾收藏有徐白斋《货郎图》一幅（见《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第三号［1938年7月］“书志”栏《北京研究图书资料展览会目录》，51页）。桥川出版有《満洲文学興廃攷》（雕竜叢鈔第二）（北平：文字同盟社，1932）一书。桥川与奉宽是1930年5月20日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招待游园会上认识的，奉宽，字仲严，号远鹤，博尔济吉特氏，系成吉思汗三十世孙，通晓满蒙、畏吾儿等语言，当时负责故宫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同年6月桥川一家移居东城甘雨胡同三十二号时，曾到奉宽府上拜访（《幾たびの開花、そして幾首の詩句》、《中国で見聞した明治の歴史》，《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96页，147页。奉宽当时住什刹海寄庐［《清理红本记》引言］。另小柳司気太1931年8月15日自东京出发，16日正午在神户乘船，19日午后三时到天津，同日晚九点到达北平侨居的寓所投宿，即东城甘雨胡同桥川时雄的住宅。见《白雲观调查报告：〈东方学报〉第三号抽印》［昭和六年十月］，载小柳司気太編《白雲觀志：附东嶽廟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昭和九年［1934］三月，358页）。后来桥川还曾为奉宽刊刻了他整理故宫档案的札记《清理红本记》四卷（1937，馀园丛刻第三种）。

《幽燕》杂志第四号

桥川时雄《燈畫师徐白齋のこと》

1932年10月，东方文化总委员会总务委员濑川浅之进归国，桥川时雄署理总务委员，次年3月兼任研究部主任。他的工作就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为中心，而成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直接负责人。邵瑞彭1933年12月间在给龙榆生的信中提及：“扶桑之约，日人桥川时雄主之，聘弟作道教提要，西京大学已通过，而聘约未来，因桥川尚在辽左之故。此人遐翁亦甚习，俟其回平由弟推毂外，遐翁可促之。”（张寿平辑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中册，359页）据桥川年谱，同年9月21日桥川尚在北平（系据周作人同日日记），此则可补年谱之缺。

1933年11月，桥川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书，并在“研究事业进展关系杂件”一节中提出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事业的进展与基本方针（《提要編纂と中国人学者たち》，载《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338页）。1935年8月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印行了《東方文化事業総委員会並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の概況》，执笔者为桥川时雄（《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522页），随后容庚在其主编的《燕京学报》第十九期（1936年6月）“二十四年十二月至二十五年五月国内学术界消息”栏，刊出了中文节译《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及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概况》（文末括注“太初节译”，此文是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读书的周一良所译）。该文披露了为日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项目写提要的中国学者名单，因而在平津报纸上掀起了讨伐的风波，当时报上把这些人称为“东厂学派”或“东厂派”。而北大、清华、北师大、平馆等学者都纷纷发表声明与之撇清关系。邓之诚1936年9月2日记：“容庚前在《燕京学报》发表学术消息，遍及东方文化会诸作提要者，吴承仕见逐于东北大学，杨树达亦受清华责难，张国淦因欲与容庚并命，皆闻所未闻。”又9月3日记：“《燕京学报》十九期，六月所出板者，学术消息内载东方文化委员会报告，于作提要之人罗列无遗。闻与其事者，皆大起纠纷。容庚为此损人而不利己之事，未知其意何居？”（《邓之诚日记》第一册，394-396页）

“满铁”北支事务局编的杂志《北支画刊》在Vol. I No.5（Aug. 1938）、Vol. I No.6（Sep. 1938）及Vol. I No.8（Nov. 1938）分三期连载有桥川时雄《中原文化》一文，这是他介绍中国四千年文化历史的长文，其中提及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一次评议员会议1938年8月30日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会，9月2日闭会。8月29日两国代表在协定审议工作结束之后合影留念，中国方面推为会长的是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日本代表团团长为伯爵酒井忠正，前司法大臣小山松吉是团员之一。董康于1937年12月起担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他于1938年3月23日致函东方文化协会（即东亚文化协议会最初的名字），感谢被选为评议员（国图古籍部藏有《董康书劄底稿》二册，稿本，朱丝栏，红格抄本，版心下有：“北平文古斋”字样，索书号：106340。已收入俞冰主编《名家书札墨迹》第二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54页），可是正式发表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中方评议员名单里并没有董康的名字，而都是教育文化界人士。董康又于同年5月6日致函东方文化协会，答复该会征求问题的来信，提出五点意见：一、影印四库全书，二、续修四库提要的整理，三、图书寮、内阁文库等秘笈的影印，四、明实录校印，五、培养木板刻工（《东亚文化协会 评议员董康提案意见书》，《晨报》1938年11月25日第五版；《董康氏提出意见书》，载日本书志学会编《書誌学》第十二卷第一号［昭和十四年一月］“汇报”栏，33页）。而对照《董康书劄底稿》，原稿最初是四条意见：（一）“四库全书宜印行也”，（一）“明实录宜印行也”，（一）“纂修词藏也”，“援道藏佛藏之例，纂修词藏，合唐宋元明清五朝词人专集汇刻，集其大成”，（一）“增辑词人考鉴也”，“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氏尝病张宗骕《词林纪事》搜辑简略，增订凡例，延集名流，纂修《词人考鉴》一书，嗣以事变中止，仅完成有宋一代稿本，而元明两朝当须增订。似此伟大著作，不付剞劂，散失堪虞。嘉业堂主人自经乱后，无力及此。……希即购其已成稿本，踵事修订，以补其未完之绪，庶使学词者资为圭臬，而为词壇发一异彩”（《致东方文化协会函》，《名家书札墨迹》第二册，86-90页）。估计是征询了桥川时雄等人的意见而增删成了五条。不过东亚文化协议会并没有采纳，而且该计划过于庞大，当时也无财力与人力来完成。《词人考鉴》即况周颐为刘承幹所纂修的《历代词人考略》，稿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已经影印出版。

分三期连载的桥川时雄《中原文化》

北京燕尘社出版的《新华北》杂志新年号（昭和十九年一月）刊有桥川时雄《行李：反刍日记一》（83-94页），四月号（昭和十九年四月）续刊《行李：反刍日记一の後節》（23-28页），桥川在文中回忆了他到中国来的经历，以及在北京居住，后来曾到湖南等地游历。文末提及其三男一女皆在中国出生，而家乡则为熊本。他的子女都曾回日本接受教育，而长子潜则在大连读了中学。他还为子女潜、濯、润、潮四人写了汉诗，在《杂咏三首》里最后一首末句为“忍作幽人注离骚”，当时他在注释《离骚》，不久就出版了《楚辭》（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十八年［1943］三月十日，東洋思想叢書九）一书。

桥川时雄《行李：反刍日记一》

日本评论社所编《経済往来》第三卷第十二册（1943年12月1日）在《大陆动静》栏刊载消息说：东方民俗研究会发起成立，前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参加，于（1943年）十月三日十四时在南池子东华会馆开幕，顾问：周作人、永井潜、柳田国男、折口信夫。干事长桥川时雄。东方民俗研究会，设东昌胡同一号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内。发行“东方民俗”月刊及东方民俗丛书。沢田瑞穂回忆说，東方民俗丛书预备出十二种，可仅出了多田贞一《北京地名誌》（北京：新民印書館，1944年9月）与吉冈义丰《白雲觀の道教》（北京：新民印書館，1945年2月）两种，第三种及以下刊行因战争结束而停止。列入丛书的还有桥川时雄的《北京岁时文学（春夏）》，预订出二卷，本系北京新民学院讲稿《日支文化交通史》二大册，把其中“岁时”第一至九节独立出来刊行，即《日支文化交通史》岁时篇（《東方民俗研究会のことなど——橋川子雍先生回憶の一節》）。

二、藏书及遗稿去向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平的日人急着把所藏的日文书卖掉，因而日文书籍充斥于北平市内各书店及大街的书摊上，而日本学人藏书的命运也变得渺茫起来。经日本大使馆及领事馆赞助，华田总领事介绍，桑原用次郎把要回国的这些日本侨民的藏书全部购入而成立了日本图书保存会。购入的价格约一千四百万元，是原书定价的五十倍左右，加上捐赠的书共约四十七万册（松崎鹤雄《北京の文化人》，《呉月楚風：中国の回想》，174页）。当时因为国民政府有没收敌国在华机关、企业与侨民全部财产的政策，所以日本大使馆会安排桑原用次郎把这些日侨的书全部买下，以补助侨民的生活。同年10月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来平接收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随后日本图书保存会的这些书籍也由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了过来。据沈兼士弟子葛信益回忆：“首先接收了日本人设立在东厂胡同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房产、图书馆等等。当时的负责人叫桥川时雄，是个在中国横行霸道，进行文化侵略的坏家伙。在接收人员的审问下，他也不得不低头认罪、乖乖地卷起铺盖、夹着尾巴回日本了。兼士先生说：‘日本人把我逼走了，如今中国胜利了，又把敌伪文教机关接收归还中国，总算出了这口气！’”（《记恩师兼士先生抗日爱国的无畏精神》，葛信益、朱家溍编《沈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35页）

对日伪图书处理问题，北平有报道称：“在平日人自投降后，曾将过去所掠夺之书籍，及一部分日人所存之书籍，收集于东兴楼旧址，并成立一图书保存会，现已由教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征用日人桥川时雄负责清理。所存书籍甚多，现正每日以载重汽车运往特派员办公处中，尚须四五日后方可全部运竣。其清理办法，系将过去清华，燕京两大学之书籍，经整理后分别发还，其他书籍则编制详细目录呈报教部，听候处理。”（《日人掠我之书籍已经接收 清华燕大两校书籍 经整理后分别发还》，北平《世界晚报》1946年1月9日）而天津有报道说：“1. 东方文化事业总会人文科学图书馆，归中央研究院，其中有政治学会西文书万馀册。2.近代科学图书馆，3. 伪教育总署，4. 日本图书保存会，该会为日人投降后桑原用二郎桥川时雄发起成立，专事收集日侨图书。归藏东安门大街东兴楼，其后警备司令部征用东兴楼房舍，该日人等乃将书籍自动献给教育部接管。日文书四十一万册。（据报，该日人等尚购有中文书，本处正查访中）。5. 东亚文化协议会图书馆，6. 伪华北行政学院。”（《平津区图书处理——教部特派员办公处之报告》。天津《大公报》1946年1月28日第三版）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

而桥川本人的藏书，是他“三十年节衣缩食所购”，临战争结束前曾卖出过一部分以充当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经费。他又于1945年2月计划全部卖出以充该会经费和个人生活费，以及刊行续修四库提要的费用，还委托北平书店文求堂来负责出售，因为战争结束未果。因为有日人藏匿财产被揭发，有位日人给李宗仁的北平行营写信密告了此事，因而教育部命令把桥川的这些书全部接收。“这些图书是本人多年苦心蒐集的，在研究资料价值上颇具特色，数量为三四万册。”（《外務大臣吉田茂あて報告書—東方文化事業総委員会中国側接収の顛末報告の件》，载《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218页）

另有报道说：“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后，即奉令办理图书档案清理工作。盖敌伪于民国二十七年藉词检查抗日及社会主义书籍，自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清华，师大，平市各中等学校，中国政治学会等处，及在平之中外学者家中，掠去各种图书杂志等为数甚多。分别移存于敌人之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及近代科学图书馆中。抗战胜利后该特派员办公处即奉令将该两机构及所存之图书约四十六万二千〇二十三册接收，该项图书计有（一）东方文化事业总会一九四八五三册（二）近代科学图书馆九六四〇册（三）伪华北行政学院一一三〇二三册（四）伪教育总署一九二二五册（五）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所一四八七一册（六）东亚文化协议会二七八五册（七）桥川时雄献部汉籍一九六八六册。（八）久下司献部图书三〇〇八册。（九）小谷晴亮献部图书二一六八册。此外该处并接收日本图书保存会日文图书四十二万册，共计八十八万六千零二十三册，上项图书及伪教署档案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清理以来，截止目前除日本图书保存会之全部图书，自五月十三日开始整理，分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八类，已经整理出十五万六千五百三十三册，其馀可于本年九月底整理完竣外，至其他九单位之图书四十六万馀册，均已清理完竣。”（《敌伪图书清理发还》，上海《民国日报》1946年8月25日第六版《觉悟》“图书消息杂志”栏）而桥川时雄的中文书籍为一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册。桥川说自己的藏书有三四万册，除去中文书籍，他收藏的日文及英文等书籍至少在一万册以上。

潘光旦在1947年4月10日致函梅贻琦，汇报了敌伪图书分配情况如下：

平津区敌伪图书处理委员会所接收之敌伪图书十个单位，其中除第一单位，东方文化事业总会之十九万馀册，第二单位，近代科学图书馆之九万馀册，早经分配与中央研究院，第三单位，伪华北行政学院之十一万馀册，分配与北京大学，第四单位，伪教育总署之将近两万册，径归部中接收，与第十单位，日本图书保存会之日文书籍四十二万馀册尚未作分配之最后决定外；其馀五个单位，即

第五单位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所 14871册

第六单位 东亚文化协议会          2785册

第七单位 桥川时雄私藏           19686册

第八单位 久下司私藏              3008册

第九单位 小谷晴亮私藏            2168册

五单位合共四万二千馀册，处理委员会方面原有完全分配与清华之拟议，旋又于去年九月间决定交与清华与北平图书馆八二分配，其中十分之八归清华，十分之二归平馆；惟荏苒半年，几经接洽，迄尚未获照原议实行。窃念抗战期间，本校所蒙损失最大，图籍之损失尤巨，较之中央研究院及北京大学两院校，尤自显然；而于接收之初，中研院即已分得两大单位之巨额书籍，约计三十万册，北京大学亦分得十一万馀册，而本校分有应得之戋戋三四万册，至今尚未获收取片纸只字；为此拟请学校备文呈请教部，令催处理委员会早日将前开五单位之书籍照原议拨交本校，以应师生参考阅览之亟需，如能照处委会中胡适之先生最初之拟议悉数拨交，而不作八二之分拆，则所获更可稍资弥补。

（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6页）

而据潘光旦日记，1947年2月1日：“晨九时与佩弦同入城，先至敌伪产业处理局访朱良漪君，询五单位图书清单，据称只两单位有之，且已送还兼士处，已设法向彼录副中，俟送到，再见寄。继到东厂胡同访兼士，未值，适之亦已去北大办公，因折赴松公府，谈半小时。……二时至太庙，守和导视日文书籍登架情形，与吾校有关之五中文书单位，有已上架而未经整理者，有尚堆置一隅者。二时半开会，我二人及守和外，到适之、兼士、志仁，又北平研究院徐旭生兄，北平图书馆万斯年兄；兼士主席。余与佩弦将清华之建议提出，适之颇帮忙，惟仍主集中整理，由校派人入城襄助为之，以一月为期；余等允归与学校商决后再定。旭生竭力为北平研究院说话，五单位之百分之二十，前途或由北平图书馆让与平研院，但似未作具体决议。”（《存人书屋日记》，《潘光旦文集》十一卷，236页）当时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所、东亚文化协议会的图书应该都有清单，而桥川时雄等人的图书清单恐怕还在沈兼士的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那里。这时之后不久决定，本来要分配给平馆的这部分图书，改归北平研究院了。而到1948年1月，清华大学接收了教育部平津区图书处理委员会分配的中文书一千八百四十九部两千一百六十八种，一万两千册，日文书三千两百四十五册。

另有报道说：“除了北平图书馆日文书库外，还有一处也是日文书的渊薮，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这里面存有敌伪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北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等处藏书。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藏书约十七万册，科学图书馆十一万册，前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线装书，后者多半是自然科学书籍。另外还有松崎鹤雄私人藏书数千册，科学图书馆西城分馆藏书三万册，“满铁”图书馆藏书二万馀册。”（《敌人留下的文献——记北平图书馆日文书库及其他》（上），北平《平明日报》1948年7月3日、4日第四版）松崎鹤雄在回忆中提及，他清末来中国游历，在岭南旅行时买过的纪念品有广东版《佩文乐府》《渊鉴类函》《岭南三大家诗集》，还有李文田书写的对联等。这些书籍，“战火熄灭后永别”了（《広東雑俎》，《呉月楚風：中国の回想》，111页）。

桥川在报告里说，除了他本人协助中国方面整理接收日本图书外，沈兼士把约二十名日本学者留用，其中第一批留用人员有久下司、松崎鹤雄、今西春秋、石户谷勉等六七人（他们这些人的日文藏书在国图也时有发现）。1946年4月13日桥川归国前，沈兼士为其饯行，并赠予了五十万元，一半充作旅费，一半作留用者薪资。而桥川的著作手稿三箱及其他研究资料、生活用具等，则由教育部负责保管（《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218页，220页）。据《年谱》记载，桥川未刊著述有：

四库全书纂修考五卷写真一函（华文）

新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系解题（华文一册，日文一册）

满清八旗文学兴废考五卷图版写真一函（华文）

仪征刘氏学录三卷（华文）

楚辞王注校读记附王注类诂表（华文）

楚辞源流刊布考 再订陶集源流刊布考 汉魏六朝集本及文选源流刊布考 同上附图版写真一函（同上书，541-542页）

桥川的中文、日文书籍随同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近代科学图书馆等机构的藏书，被分配给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北大、清华，还有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及山东大学图书馆，其中每个图书馆所得都在一万册以上，而拨给东北大学的书籍先存放于蒙藏学校，后来才运往沈阳。

另有四十馀万册日文书籍由东昌胡同北大文科所移存于太庙图书馆，经过分类整理，到1947年冬陆续分配出去。据徐旭生日记，1947年10月14日：“将晚守和来谈太庙图书馆内书各机关分书事宜。”11月19日：“接守和电话，言图书处理委员会下午四时在北大孑民堂开会，上次所建议将中文书给清华百分之四十，本所百分之二十，教部复文不允云云。……时已四时一刻矣，急往北大开会，至在开会在校长室内，决定照教部命令，将中文书分配于长春、东北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山东大学及清华大学，至中文书最近亦可分配一部分。”11月26日：“上午与平伯带工友冯锡伦至太庙，因内所藏日文书籍已经整理出一部分，今日开始由本院、清华、北大、师范各机关，各去人分作书目，并分别领取。余与平伯巡视一周，即返；命振名往，与锡伦下午开始工作。”（《徐旭生文集》第十册，中华书局2021年版，1485页，1487-1488页，1494-1496页）

而樱田芳树对桥川的遗稿有过调查，在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发现过桥川的手稿（《酔軒橋川時雄先生の遺稿を尋ねて》，全国漢文教育学会編《新しい漢字漢文教育》30［2000.05］）。他在《東北師範大学所蔵酔軒橋川時雄先生遺稿について》（古典研究会編《汲古》37［2000.06］）一文里说，该图书馆的桥川遗稿来自沈兼士藏书，沈氏去世后，其藏书一部分进入了东北大学（原文说是东北师范大学，不准确）。而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葆瑞系沈的学生，研究音韵训诂，沈的藏书他曾负责处理。沈兼士1947年8月去世后，家道凄凉，连治丧费用及子女教育费都需要辅仁大学师生捐助，所馀只有书籍。而1946年底开始，长春大学等校就在北平大批购买书籍，连邓之诚都考虑过把书卖给他们。估计就是得李葆瑞之介，东北大学才购入了沈氏藏书。其中桥川遗稿有二十六篇，首先是与《续修四库全书》有关系的原稿，其次是族谱、传记类，再次是佚文辑集类，最后是经学关系原稿（72页）。原文认为这批桥川手稿来自沈的旧藏，但也不排除实际上就是教育部分配而来的，这里暂且存疑。不过东北师范大学是由长春大学、沈阳东北大学以及长白师范学院等校合并而成，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与长白师院三校所分得的日人藏书也都在该图书馆，所以如果细查，或许会发现不少桥川的旧藏。

另据高田时雄讲，桥川的中文手稿分别存于中科院图书馆等处，这是中科院承继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整理处的藏书，另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也有桥川的古籍旧藏。

三、旧藏闻见

而国图则有部分桥川的英文及日文旧藏，我近几年在国图提书时，屡有发现。这里一一列举如下：

一、An Intermediate Greek-English Lexicon: founded upon the Seventh Edition of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compiled by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82. 国图有四册，其中条码号：3104512631，大16开棕布精装，封面内侧标：$18000，前衬页一印有蓝字印：桥川，铅笔：3383，892，蓝色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圆印，106148，封底内侧下角：Chung Yuan Bookstore Peking, China。

二、Oscar Wilde, Intentions, 5th ed., London: Methuen, 1911，绿布精装、袖珍本，毛边顶金。前衬页一圆圈铅笔：3377，蓝色平馆圆印，106142，其中有些圆珠笔批注，后衬页一蓝字印：桥川。

三、Ryuzo Torii（鳥居龍藏）, Sculptured Stone Tombs of the Liao Dynasty, Peki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42. 蓝布十六开精装，扉页：朱文国立北京图书馆英文圆印，司徒雷登作前言，作者1941年12月2日序。作者前言感谢了女儿绿子与女婿张雁深。青布面精装，十六开，3104971233，142903，后衬页蓝色字印：桥川，铅笔：1748。

四、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with Memoir Explanatory Notes & C., London: Frederick Warne and Co. Chandos Classics. 无出版年代，蓝布顶金，封面内侧： Kanda Tokyo Taiundo。前衬页椭圆朱印：默风。扉页朱文国立北京图书馆英文印，3115388237，142671。末页蓝字印：桥川，铅笔：1663。此书购于东京神田泰云堂。

五、宮内省図書寮編《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四卷 附録一卷，東京：文求堂，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昭和六年九月发行，影印本，封面内侧印：桥川，时雄。3196485209，20894，《文选》有红点记号。

六、福井県内務部編《若狹及び越前に於ける古代遺跡》，福井：福井県内務部，大正九年（1920）四月三十日，《福井縣史蹟勝地調査報告》第一冊。前衬页毛笔字：赠呈 桥川时雄先生 昭和二十年一月元旦  吉田健三，23460。本书与《若狹及越前に於サる奈良朝以後の主なる史跡》合订，《若狹及越前に於サる奈良朝以後の主なる史跡》（福井縣史蹟勝地調査報告：第二冊），大正十年三月二十日，大正十年三月卅一日发行。

《若狹及び越前に於ける古代遺跡》前衬页毛笔字

七、東洋文庫編《小田切文庫目録》，東京：東洋文庫，昭和十三年[1938]五月十五日，封面白文方印：桥川，封面内存蓝字印：桥川。蓝文圆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3196484426，平装，30193。东洋文库最初设立时的监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日文、汉文藏书，昭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其遗孀及嗣子捐赠给了东洋文库。其中有“叶德辉焕彬甫藏阅书”“叶德辉”“观古楼”“九叶传经”“叶氏德辉鉴藏”等藏书印记的古籍有十五种。

八、朝鮮考古學會編《白神壽吉氏蒐集考古品圖録》，朝鮮考古學會編《白神壽吉氏蒐集考古品圖録》，京都：桑名文星堂，昭和十六年（1941）十一月二十日发行，《朝鮮考古図録》第一冊，大八开灰布面精装，3186383216，23435，封面内侧蓝字印：桥川，正文首页蓝文方印：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版权页蓝字印：桥川。国图另一册条码号：3186380386，封面内侧上蓝字印：久下，23436。这是久下司的旧藏。

九、文部省教化局總務課編《重要美術品等認定物件目録》，東京：內閣印刷局，三月二十日。封面内侧蓝字印：桥川，前衬页一钢笔字：昭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 桥川氏御来访の際之を贈呈す 上田生。20831，蓝文圆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内文首页蓝文方印：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非卖品。

《重要美術品等認定物件目録》前衬页钢笔字

十、池内宏述 錢稻孫譯《安東省輯安縣高句麗遺蹟》，新京（長春）：滿日文化協会，康德三年/昭和十一年（1936）六月，北图重装封面，前衬页一钢笔字：桥川学兄惠存 著者。6328，3014625093，300295，蓝文圆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正文首页蓝文方印：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前面是日文本，后面是钱稻孙的中译本，最后是珂罗版图片，封底版权页蓝字印：一九五三年九月十贰日。

《安東省輯安縣高句麗遺蹟》前衬页钢笔字

十一、曲亭馬琴《本朝水滸伝を読む並批評》，一函，蓝色布套，布套黄纸上题签：本朝水滸を讀む并批評，棕色厚纸封面、封底，则有白纸题签：本朝水滸伝批評 全。正文首页朱文长印：千叶文库，朱文方印：桥川时雄，里面夹了两张宣纸片：桥川、子雍。蓝格稿纸，版心下有“清制”字样，228753。封面内空白一叶，有文字是叶，共三十一叶。内文五面有朱笔批点，第三十一叶前半叶文章末尾处有朱文长印：千叶文库。第三十一叶后半叶有毛笔字题跋：“明治三十一年十月，春城学人识す”，其中说此批评系饗庭篁村秘藏之珍本，坪内逍遥曾借阅并抄写，他又亲自抄写了此书，并进行了编辑。

春城学人，系市岛春城的号，即市岛谦吉（1860-1944），他与高田早苗同为官立东京英语学校出身，明治七年进入东京开成学校读书，明治九年七月与新入学的坪内逍遙相识，明治十年四月该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改名东京大学。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重信下台，市岛也从大学退学，而参加了大隈新组建的宪政改进党。先后任职于该党机关报《内外政党事情》，以及担任《高田新闻》《新泻新闻》主笔。明治二十三年十月进入读卖新闻社，次年一月接替高田早苗成为《读卖新闻》主笔。二十七年成为众议院议员，三十四年因病辞去议员职务，在高田推荐下任东京专门学校图书馆长。明治三十五年（1902），东京专门学校更名早稻田大学，市岛谦吉就任早大图书馆首任馆长，把自藏约八千册图书放入图书馆。然后他积极开展收书活动，五年后图书馆达到了十万册的收藏规模。市岛担任馆长达十五年，并担任过日本图书馆协会初代会长。1905年以大隈重信为总裁，以市岛为中心设立了国书刊行会，以刊刻、翻印近代以前的写本、印本等重要资料为己任。市岛主持了该会的一系列出版文化活动（加藤哲夫《巻頭言：春城市島謙吉の像》，《早稲田大学図書館紀要》57号［2010年3月］）。

因而该书系市岛谦吉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自坪内逍遥抄本抄写的，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现藏有市岛的另一册抄本：《本朝水滸傳を読む并批評》（曲亭馬琴撰，明治31[1898]，天保4年成 饗庭篁村蔵本を坪内逍遙が写したものの写，市岛春城旧蔵，和装）。说明当时市岛抄写了两册。千叶文库，应为千叶鉱蔵的藏书，千叶鉱蔵（1870-1938），又名千叶掬香，别号临川、临川梦人。明治-昭和时期翻译家，曾在美、德留学，回国后任教于早稻田大学，与市岛谦吉是同事。市岛所抄这册由千叶鉱蔵得去（明治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尾崎红叶在给市岛的信中提及千叶鉱蔵，见《春城師友録》，東京：国書刊行会，2006，316页）。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曾有其多部旧藏，并有“拥书楼千叶氏珍藏记”等藏书印。另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新累解脱物語》卷之1-5（曲亭馬琴纂脩 葛飾北齋畫，心齋橋筋唐物町[大坂)：文金堂，文化四年[1807]，印記：千葉藏書之印，千葉鉱蔵旧蔵）。而《擁書樓千葉氏藏書入札目録》（誠堂書店：光明堂書店，会期：昭和6年11月23日，会場：東京図書クラブ，主催：東京書林定市会），系1931年千叶鉱蔵旧藏的贩卖目录，应该就在此时千叶鉱蔵的藏书开始在东京旧书店中售卖，正逢桥川1931年4月8月陪同江瀚、胡玉缙二人自北平出发，先到京都，随后又到东京，5月21日回到北平（《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118页，513-514页），因而这册写本应在此时被桥川购得。

市岛谦吉进入《读卖新闻》时，饗庭篁村已从该社编辑局辞职了。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饗庭篁村由读卖新闻社辞职，时任主笔的高田早苗挽留而未果。在高桥健三（时任内阁官报局局长，明治二十六年进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成为实际的主笔）斡旋下，次月篁村进入了东京朝日新闻社。篁村的女婿山田清作（他是坪内逍遙的实际秘书，稀书复制会的主事者，与市岛交往密切）在回忆文章中提及，篁村买到了不少曲亭马琴的遗物，而泷泽家谱上还有马琴雅致的印章。其中有一卷废纸被打开，发现都是别人写给马琴的信札，其中有渡边华山、平田笃胤、山东京伝等名流。这些书信中的珍品后来为市岛春城所得，而饗庭篁村的收藏大多也进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饗庭死后，其馀的净琉璃本收藏进入了大阪朝日新闻社，还有些通过某书店进入横滨的渡边和太郎“文库”，其他则有散佚。全部藏书都有“饗庭文库”藏书印。（《竹のや主人饗庭篁村（抄）》，载坪内祐三編《饗庭篁村》，東京：筑摩書房，2003年，437页）。而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春城日志》记载，昭和四十年（1907）六月二十二日，坪内逍遥及饗庭篁村所藏的泷泽马琴草稿及手稿本约二百册转让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谈判完成，二十五日饗庭的马琴资料就运达图书馆。四十一年（1908）十一月六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泷泽马琴六十年祭辰会、消息展览会，次日七日的会期约有二千人来馆参观（春城日志研究会编《市島謙吉（春城）年譜（稿）》，35页，39页）。

而市岛与坪内逍遙则是东大的同学，属于师兄弟关系。市岛回忆说，在校时，坪内逍遙就多才多艺，当时洋学生大都读马琴的小说，而坪内可以自如地用马琴风格写七五调的好文章，常令同辈人惊异。他还富于滑稽才能，用式亭三马的调子来写戏弄文字。又善于画鸟羽绘，他在诗歌、绘画等方面皆有造诣，同窗都认为他将来必在文坛成名（市島春城《坪内逍遙翁》，《春城師友録》，122页）。明治十八年（1885）9月坪内逍遙完成了《小说神髓》，其中多处以曲亭马琴的小说为范例。明治二十三（1890）坪内担任了《读卖新闻》文艺版主编，市岛则为《读卖新闻》主笔。他们又先后在东京专门学校任教，因而成为早稻田大学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大正十一年（1922）九月，关东大地震后，坪内把藏书捐赠给了早大图书馆。

而曲亭马琴的《本朝水滸伝を読む並批評》最早刊于《出版月評》第十号（明治二十一年五月卅一日）与第十一号（明治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第十三号（明治二十一年八月卅一日）。《出版月評》是日本第一份书评杂志，由官报局长高桥健三发起，岩谷立太郎、陆实共同出版，杉浦重刚与陆实是杂志中心人物。而读卖新闻社的饗庭篁村也是该月评社社友，高桥健三最欣赏他的文章。所以该刊所刊发的曲亭马琴这篇长文，原稿应该是得自饗庭篁村处。坪内逍遙则自姻亲饗庭篁村处借抄，而市岛谦吉又从坪内处借抄了至少两册。一册自存，一册归了千葉鉱蔵。当时该刊还连载了依田学海对曲亭马琴小说《南窓里見八犬士伝》《椿说弓张月》的长篇评论文章。依田学海曾说：“余幼嗜小说，最好曲亭所著，至如八犬伝、侠客传，暗诵数节，以夸强记。与翁外孙渥美正幹交，得翁所著家谱家乘。”（《稗史小传》，《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卷中，孙渥美正幹，明治十六年十月一日）

曲亭马琴的外孙渥美正幹编的《曲亭雑記》（第一輯上編-第五輯上編，明治二十一-二十三年）未收入此文，可见当时渥美正幹手里并无此稿。而市岛谦吉主持的国书刊行会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三月刊行了《曲亭遺稿》，其中收入曲亭马琴遗著中未刊行于世的二十二种著作。该书编者难波常雄、神户竜治、文传正兴，是在饗庭篁村指导下进行的编纂校订，因而正式发表了这篇《本朝水滸伝を読む並批評》。另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藏有曲亭马琴的手稿《南總里見八犬傳》第八輯卷之1-5（曲亭主人編次，天保2-3[1831-1832]，6冊，稿本，序・見返し題：八犬傳第八輯 外題：里見八犬傳第八輯，滝沢馬琴旧蔵，付属資料：八犬傳草稿出品時参考札・封筒計5点［市島謙吉筆］）这也是市岛谦吉经手的。

曲亭马琴《本朝水滸伝を読む並批評》

因而，如果继续在国图及中科院图书馆等处搜寻，会发现更多桥川的旧藏，其中隐藏着他的交游以及学术志趣，也会发掘出更多有趣的故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