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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个人都不得不成为生活艺术家,我们需要齐格蒙特的智慧
在个性化社会,我们都是生活艺术家。不管我们知道与否,愿意与否,喜欢与否,我们被期望使用技能和资源赋予生活以目的和形式,即使我们缺乏艺术家所需的工具和材料。在现代社会,我们也被教导生活艺术的目的应该是幸福——幸福的形象在不断变化,幸福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有待实现的东西。
知名社会家与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著作《生活艺术》不是关于生活艺术的设计指南,相反,它精彩地描述了我们生活设计的条件,施加在选择上的限制,以及设计、偶然性和性格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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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艺术》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鲁擎雨 姚晨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引言
幸福有什么错(选读)
标题中的说法会令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但这正是我的本意——迫使读者停下来思考。停在何处呢?停在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大部分读者都会赞同,我们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它占据了我们大半的生活。我们不能,也不愿放慢追求幸福的脚步,更不用说停下,那怕短暂的一瞬也觉得浪费。
为什么这种说法令人困惑?因为,询问“幸福有什么错”,就像在问冰热不热,玫瑰花的气味是否难闻,是荒谬的。冰与热、玫瑰花与恶臭不相容,这样的问题预设了不可思议共存的可能性——热的地方,不可能有冰。但是,幸福之中可能存在错误吗?“幸福”难道不是无错的同义词吗?难道它不是隐含了错误不可能存在吗?难道它不是意味着所有、任何错误都不可能吗?!
然而,这正是迈克尔·拉斯廷(Michael Rustin)的诘问。在他之前,有一群忧心忡忡的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之后大概也不乏来者。对此,拉斯廷解释道:我们身处的社会,是由亿万追求幸福的男女所推动的;社会变得越发富裕,人们却未必更加幸福。人对幸福的追求似乎适得其反。所有可得的经验数据都表明,在富裕社会的民众当中,财富的增加与幸福感的增强全无关联。但是,人们却普遍相信,前者是实现幸福生活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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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洛克威尔插画,下同
经济增长和幸福的增进紧密相关,这是人们鲜少质疑,或觉得不言自明的真理之一。至少,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政治领袖及其幕僚、发言人都这么说。倾向于相信其观点的我们,不假思索地纷纷附和。他们和我们采取行动的前提,都是这种关联的真实性。我们希望他们为此付出坚定而积极的行动,也希望行动取得成效(增加我们的收入、可支配现金、财产总量),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比当下更加幸福。
在仔细阅读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报告后,拉斯廷总结道:“在美、英等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促进主观幸福的提升。事实上,前者反而致使后者轻微下降。”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发现,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里,美国人的收入获得惊人增长,他们却声称幸福感有所下降。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Layard)在对比了多国数据后总结道,虽然人们所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大体上和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保持一致,但当匮乏和贫穷被驱散,核心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时,这个指标便停止大幅增长,或者增长速度会随着财富的进一步增加急剧降低。总的来说,在国民人均年收入高达2万-3.5万美元的国家和国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的国家之间,幸福感只存在几个百分点的差距。以提高收入的方式来增进民众幸福感的策略并不奏效。与此同时,有一个社会指数似乎随着富裕程度的增长而增长,其增长速度与主观幸福感在承诺和预期中的增长速度一样快,它就是犯罪率:入室盗窃和车辆盗窃、贩毒、经济贿赂和企业腐败。此外,还有令人不适、不安的不确定感,使人难以忍受,更不用说永远背负。一种弥散、环伺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飘忽不定,无法言明,也因此更加使人困惑、烦恼······
这样的发现令人深感失望。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和可支配现金、存款的增加,被视为提高“绝大多数人”幸福总量的手段。这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也变成作为臣民的我们选择“生活政治”策略的指导。同时,它也是衡量政府政策成功与否、我们是否获得幸福的标准。甚至可以说,现时代始于所有人都有权追求幸福的宣告,始于如今的生活形式较之先前更具优越性的承诺。作为证明,现时代向我们展示它是如何让追求幸福变得更简易、轻松,更富有成效。然而,我们要问,为实现这种证明所采用的手段,即利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测量的持续性经济增长,会不会错了?如果错了,它究竟错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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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产品形色各异,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市场价格。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的目的,是通过记录买卖过程中转手的货币量,获知产品供应量的涨跌。无论国民生产总值指数能否完成其名义上的任务,我们都无法确定,它是否应该像现在一样,被当作幸福增加或减少的标志。这背后的逻辑是,花费的增加一定会带来消费者幸福感的提升。可是,这种关联绝不是一目了然的。举例而言,我们都知道,追求幸福是一项耗费气力、充满风险且损害精神的活动。如果它导致抑郁症发病率增长,人们就会花更多的钱购买抗抑郁药物。如果汽车保有量上升致使车祸和受害者数目增加,就会有更多的钱支出于汽车修理和医疗。如果自来水质量普遍持续恶化,人们在旅途中就会花更多的钱购买瓶装水,备在帆布包和旅行袋里(在到达机场安检入口时,我们会被要求当场喝掉一整瓶水,通过安检后不得不再买一瓶)。在这些例子中,在许多相似的情境中,越来越多的金钱交易发生,大幅推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抗抑郁药物的消费者、车祸受害者、携带瓶装水的人,还有所有担忧厄运降临、苦难将至的人们,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提高。
……
观察表明,在对幸福至关重要的事物中,大约有一半没有市场标价,也无法在商店里购买。无论你持有多少现金和存款,在商场里,你都买不到爱和友谊,买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买不到关怀深爱之人或为邻居排忧解难的满足感,买不到圆满完成工作的自尊感(沉浸于我们共有的工艺本能),买不到工作伙伴和其他交往对象的欣赏、同情、尊重。此外,若要挣到足够的钱,去购买商店提供的物品,你要付出高昂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这会妨碍你获得和享受上述非商业化的、非市场化的事物。人们往往得不偿失,收入增长带来的幸福感总是被“金钱不能购买”之物愈发难以获得的不幸压倒。
消费(和购物)需要花费时间。把令人愉悦的消费行为所花费的时间减至最少,天然符合消费品出售方的利益。同时,他们也乐于削减或全然消灭那些占用人们大量时间、市场利润却相对微薄的必要活动。在商品目录的新产品介绍中,诸如“毫不费力”“没有技能门槛”“仅仅几分钟”或是“轻轻一触”便能享受到音乐、风景、味蕾的愉悦、衣物重归洁净等承诺经常出现,似乎在暗示买卖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诸如此类的承诺隐晦地、间接地承认:商品的卖家不希望买家花费太多时间享受他们的商品,因为这会浪费掉原本可以用于大肆购物的时间。显然,这也是一个过硬的卖点。商家必然已经发现,潜在顾客希望尽快见到成效,不愿身心长时间遭到占用,以便腾出时间去享用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商品。如果出现一种新奇、精巧的电子开罐器,能减少开罐头所需的“对你有害”的气力耗费,那你就有更多时间到健身房里去,利观察表明,在对幸福至关重要的事物中,大约一半没有市场用各种保证“对你有益”的器械锻炼身体。但是,无论在这样的交换中你获得了什么,你都无法确定,它对幸福的总量有何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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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波特(Laura Potter)别出心裁地研究了各式各样的等候室。她以为,在那里会发现“烦躁不安、怒火攻心、面红耳赤的人咒骂着每一毫秒的流逝”,愤恨地斥责着为了完成“紧要事务”而不得不经历的等待。她思考道,由于我们“盲目崇拜即时满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然丧失了等待的能力”: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等待”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逐渐(也竭尽所能地)消灭了等待的需要,我们最新的形容词是以秒为单位的“立刻”。我们不愿花费短暂的12分钟等一锅米饭煮熟,于是有人发明了节省时间的两分钟微波加热米饭。我们不愿花费时间等待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的出现,于是我们开始闪电约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时间总是不够用,21世纪的英国人好像再也没有时间用于等待。
但是,出乎她(也许还有我们中的多数人)的意料,劳拉·波特却见到了另一番图景。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产生同样的感觉:“等待是愉快的······等待似乎成了一件奢侈品,成为我们规划得满满当当的生活中难得的暇余。在黑莓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造就的‘现时’文化(now culture)中,‘等待者’把等候室当成了避难所。”波特总结道,也许等候室使我们回想起了令人愉快但已经被遗忘的休闲艺术······
为了节省时间去追求其他事物,人的生活变得匆忙。休闲带来的愉悦并不是这种生活中唯一的牺牲品。先前凭借我们的聪明才智、辛勤付出和精湛技艺才能实现的效用,现在被“外包”给了工具,我们如今只需刷一下信用卡、敲一下按键。那些曾经令人们感到幸福,或许对所有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圆满完成工作”的自豪,因灵巧、聪慧和熟练产生的骄傲,完成艰难任务和克服巨大阻碍带来的满足。最终,我们会遗忘曾经习得的技能,丧失学习、掌握新技能的能力,继而失去满足工艺本能所带来的快乐,还有自尊所创造的幸福。因为,满足工艺本能是难以替代的、获得自尊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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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十分乐意用工厂制造的商品替代“自己动手”。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匮乏,你已经无法“自己动手”了。人们遵循市场的指示,使用市场提供的(需要支付费用并且产生利润的)服务。他们不必在家中厨房从原料开始准备食物,而是邀请伴侣去餐厅就餐,请孩子们吃麦当劳的汉堡,打包食品带回家。他们可以为所爱之人购买昂贵的礼物,用来弥补相伴时间的短暂和交谈机会的稀少,或代偿自己从未向对方表现出的兴致、共情和关怀。只不过,就算餐厅食物再美味、礼物的价签再高、品牌的名气再大,它们也比不上其所代偿之事物对幸福感的增益。那些已经消失或变得稀少的事物包括:一起烹饪一桌菜肴,并齐聚桌前共同分享,有在意的人长久,专注地聆听自己最隐秘的想法、希望和忧虑,以及其他类似的倾注了爱意、展现出投入和关心的举动。因为并非所有“主观幸福”必需的事物,尤其是那些无法市场化的事物,都具有公约数。因此,天平的平衡无法用数量增减来实现。一件事物的丰腴,不能代偿另一项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事物的匮乏。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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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当每个人都不得不成为生活艺术家,我们需要齐格蒙特的智慧 | 夜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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