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个人都不得不成为生活艺术家，我们需要齐格蒙特的智慧

在个性化社会，我们都是生活艺术家。不管我们知道与否，愿意与否，喜欢与否，我们被期望使用技能和资源赋予生活以目的和形式，即使我们缺乏艺术家所需的工具和材料。在现代社会，我们也被教导生活艺术的目的应该是幸福——幸福的形象在不断变化，幸福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有待实现的东西。

知名社会家与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著作《生活艺术》不是关于生活艺术的设计指南，相反，它精彩地描述了我们生活设计的条件，施加在选择上的限制，以及设计、偶然性和性格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活艺术》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鲁擎雨 姚晨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引言

幸福有什么错（选读）

标题中的说法会令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但这正是我的本意——迫使读者停下来思考。停在何处呢？停在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大部分读者都会赞同，我们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它占据了我们大半的生活。我们不能，也不愿放慢追求幸福的脚步，更不用说停下，那怕短暂的一瞬也觉得浪费。

为什么这种说法令人困惑？因为，询问“幸福有什么错”，就像在问冰热不热，玫瑰花的气味是否难闻，是荒谬的。冰与热、玫瑰花与恶臭不相容，这样的问题预设了不可思议共存的可能性——热的地方，不可能有冰。但是，幸福之中可能存在错误吗？“幸福”难道不是无错的同义词吗？难道它不是隐含了错误不可能存在吗？难道它不是意味着所有、任何错误都不可能吗？！

然而，这正是迈克尔·拉斯廷（Michael Rustin)的诘问。在他之前，有一群忧心忡忡的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之后大概也不乏来者。对此，拉斯廷解释道：我们身处的社会，是由亿万追求幸福的男女所推动的；社会变得越发富裕，人们却未必更加幸福。人对幸福的追求似乎适得其反。所有可得的经验数据都表明，在富裕社会的民众当中，财富的增加与幸福感的增强全无关联。但是，人们却普遍相信，前者是实现幸福生活的主要手段。

诺曼·洛克威尔插画，下同

经济增长和幸福的增进紧密相关，这是人们鲜少质疑，或觉得不言自明的真理之一。至少，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政治领袖及其幕僚、发言人都这么说。倾向于相信其观点的我们，不假思索地纷纷附和。他们和我们采取行动的前提，都是这种关联的真实性。我们希望他们为此付出坚定而积极的行动，也希望行动取得成效（增加我们的收入、可支配现金、财产总量），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比当下更加幸福。

在仔细阅读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报告后，拉斯廷总结道：“在美、英等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促进主观幸福的提升。事实上，前者反而致使后者轻微下降。”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发现，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里，美国人的收入获得惊人增长，他们却声称幸福感有所下降。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Layard)在对比了多国数据后总结道，虽然人们所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大体上和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保持一致，但当匮乏和贫穷被驱散，核心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时，这个指标便停止大幅增长，或者增长速度会随着财富的进一步增加急剧降低。总的来说，在国民人均年收入高达2万-3.5万美元的国家和国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的国家之间，幸福感只存在几个百分点的差距。以提高收入的方式来增进民众幸福感的策略并不奏效。与此同时，有一个社会指数似乎随着富裕程度的增长而增长，其增长速度与主观幸福感在承诺和预期中的增长速度一样快，它就是犯罪率：入室盗窃和车辆盗窃、贩毒、经济贿赂和企业腐败。此外，还有令人不适、不安的不确定感，使人难以忍受，更不用说永远背负。一种弥散、环伺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飘忽不定，无法言明，也因此更加使人困惑、烦恼······

这样的发现令人深感失望。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和可支配现金、存款的增加，被视为提高“绝大多数人”幸福总量的手段。这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也变成作为臣民的我们选择“生活政治”策略的指导。同时，它也是衡量政府政策成功与否、我们是否获得幸福的标准。甚至可以说，现时代始于所有人都有权追求幸福的宣告，始于如今的生活形式较之先前更具优越性的承诺。作为证明，现时代向我们展示它是如何让追求幸福变得更简易、轻松，更富有成效。然而，我们要问，为实现这种证明所采用的手段，即利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测量的持续性经济增长，会不会错了？如果错了，它究竟错在何处？

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产品形色各异，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市场价格。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的目的，是通过记录买卖过程中转手的货币量，获知产品供应量的涨跌。无论国民生产总值指数能否完成其名义上的任务，我们都无法确定，它是否应该像现在一样，被当作幸福增加或减少的标志。这背后的逻辑是，花费的增加一定会带来消费者幸福感的提升。可是，这种关联绝不是一目了然的。举例而言，我们都知道，追求幸福是一项耗费气力、充满风险且损害精神的活动。如果它导致抑郁症发病率增长，人们就会花更多的钱购买抗抑郁药物。如果汽车保有量上升致使车祸和受害者数目增加，就会有更多的钱支出于汽车修理和医疗。如果自来水质量普遍持续恶化，人们在旅途中就会花更多的钱购买瓶装水，备在帆布包和旅行袋里（在到达机场安检入口时，我们会被要求当场喝掉一整瓶水，通过安检后不得不再买一瓶）。在这些例子中，在许多相似的情境中，越来越多的金钱交易发生，大幅推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抗抑郁药物的消费者、车祸受害者、携带瓶装水的人，还有所有担忧厄运降临、苦难将至的人们，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提高。

……

观察表明，在对幸福至关重要的事物中，大约有一半没有市场标价，也无法在商店里购买。无论你持有多少现金和存款，在商场里，你都买不到爱和友谊，买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买不到关怀深爱之人或为邻居排忧解难的满足感，买不到圆满完成工作的自尊感（沉浸于我们共有的工艺本能），买不到工作伙伴和其他交往对象的欣赏、同情、尊重。此外，若要挣到足够的钱，去购买商店提供的物品，你要付出高昂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这会妨碍你获得和享受上述非商业化的、非市场化的事物。人们往往得不偿失，收入增长带来的幸福感总是被“金钱不能购买”之物愈发难以获得的不幸压倒。

消费（和购物）需要花费时间。把令人愉悦的消费行为所花费的时间减至最少，天然符合消费品出售方的利益。同时，他们也乐于削减或全然消灭那些占用人们大量时间、市场利润却相对微薄的必要活动。在商品目录的新产品介绍中，诸如“毫不费力”“没有技能门槛”“仅仅几分钟”或是“轻轻一触”便能享受到音乐、风景、味蕾的愉悦、衣物重归洁净等承诺经常出现，似乎在暗示买卖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诸如此类的承诺隐晦地、间接地承认：商品的卖家不希望买家花费太多时间享受他们的商品，因为这会浪费掉原本可以用于大肆购物的时间。显然，这也是一个过硬的卖点。商家必然已经发现，潜在顾客希望尽快见到成效，不愿身心长时间遭到占用，以便腾出时间去享用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商品。如果出现一种新奇、精巧的电子开罐器，能减少开罐头所需的“对你有害”的气力耗费，那你就有更多时间到健身房里去，利观察表明，在对幸福至关重要的事物中，大约一半没有市场用各种保证“对你有益”的器械锻炼身体。但是，无论在这样的交换中你获得了什么，你都无法确定，它对幸福的总量有何增益。

劳拉·波特（Laura Potter)别出心裁地研究了各式各样的等候室。她以为，在那里会发现“烦躁不安、怒火攻心、面红耳赤的人咒骂着每一毫秒的流逝”，愤恨地斥责着为了完成“紧要事务”而不得不经历的等待。她思考道，由于我们“盲目崇拜即时满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然丧失了等待的能力”：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等待”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逐渐（也竭尽所能地）消灭了等待的需要，我们最新的形容词是以秒为单位的“立刻”。我们不愿花费短暂的12分钟等一锅米饭煮熟，于是有人发明了节省时间的两分钟微波加热米饭。我们不愿花费时间等待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的出现，于是我们开始闪电约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时间总是不够用，21世纪的英国人好像再也没有时间用于等待。

但是，出乎她（也许还有我们中的多数人）的意料，劳拉·波特却见到了另一番图景。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产生同样的感觉：“等待是愉快的······等待似乎成了一件奢侈品，成为我们规划得满满当当的生活中难得的暇余。在黑莓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造就的‘现时’文化（now culture)中，‘等待者’把等候室当成了避难所。”波特总结道，也许等候室使我们回想起了令人愉快但已经被遗忘的休闲艺术······

为了节省时间去追求其他事物，人的生活变得匆忙。休闲带来的愉悦并不是这种生活中唯一的牺牲品。先前凭借我们的聪明才智、辛勤付出和精湛技艺才能实现的效用，现在被“外包”给了工具，我们如今只需刷一下信用卡、敲一下按键。那些曾经令人们感到幸福，或许对所有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圆满完成工作”的自豪，因灵巧、聪慧和熟练产生的骄傲，完成艰难任务和克服巨大阻碍带来的满足。最终，我们会遗忘曾经习得的技能，丧失学习、掌握新技能的能力，继而失去满足工艺本能所带来的快乐，还有自尊所创造的幸福。因为，满足工艺本能是难以替代的、获得自尊的重要条件。

当然，市场十分乐意用工厂制造的商品替代“自己动手”。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匮乏，你已经无法“自己动手”了。人们遵循市场的指示，使用市场提供的（需要支付费用并且产生利润的）服务。他们不必在家中厨房从原料开始准备食物，而是邀请伴侣去餐厅就餐，请孩子们吃麦当劳的汉堡，打包食品带回家。他们可以为所爱之人购买昂贵的礼物，用来弥补相伴时间的短暂和交谈机会的稀少，或代偿自己从未向对方表现出的兴致、共情和关怀。只不过，就算餐厅食物再美味、礼物的价签再高、品牌的名气再大，它们也比不上其所代偿之事物对幸福感的增益。那些已经消失或变得稀少的事物包括：一起烹饪一桌菜肴，并齐聚桌前共同分享，有在意的人长久，专注地聆听自己最隐秘的想法、希望和忧虑，以及其他类似的倾注了爱意、展现出投入和关心的举动。因为并非所有“主观幸福”必需的事物，尤其是那些无法市场化的事物，都具有公约数。因此，天平的平衡无法用数量增减来实现。一件事物的丰腴，不能代偿另一项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事物的匮乏。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图片来源：资料图

原标题：《当每个人都不得不成为生活艺术家，我们需要齐格蒙特的智慧 | 夜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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