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极端高温与地缘政治；卢旺达难民遣送计划争议

极端高温与地缘政治

今年入夏后，全国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2024年的酷热似乎较以往来得更早一些。高温天气不仅袭击了我国，也肆虐整个北半球。国际权威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显示，今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最热5月”，全球多地遭遇高温炙烤。上周，沙特阿拉伯麦加局部地区气温一度高达51.8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导致超过1000人在朝觐期间死亡。但是，今年的高温与其说是“异常”，不如说是“新常态”。 若人们有心往前追溯，就能发现“研究显示2023年夏季为两千年来最热”之类的报道。2022年和2023年夏天，我国平均气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和次高。全球变暖正以一种具体可感的方式渗透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如“长安街知事”微信公号近期评论所言：“是时候准备好应对一个40℃极端高温的世界了。”

当地时间2024年6月17日，印度新德里，一名女子在炎热的夏日用水洗脸降温。

高温融化了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带来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2022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直言：“我们踏上了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我们的脚踩在了油门上。”他指出，地球正在迅速接近气候变化临界点，面对这场已经重创经济并动摇国际关系的全球危机，人类必须“合作，否则就会灭亡”。

高温跨越了国界，但对抗高温的行动却未能摆脱国界的纠缠。近年来，地缘政治的动向并没有朝着古特雷斯期待的方向发展，反而朝着恶化的方向一头扎去。

6月18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发了题为《绿色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克服地缘政治分歧》的评论文章，文章由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实践教授梅根·奥沙利文（Meghan L. O’Sullivan）和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专业实践教授杰森·博尔多夫（Jason Bordoff）联合撰写。 

文章认为，过去的十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流行、俄乌冲突、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加沙战争改变了国际政治的进程。在过去80年里支撑全球秩序的许多机构已经削弱，支撑它们的规范和价值观受到攻击，全球化趋势已经停滞或逆转。走向经济分裂、政治两极化、威权主义和冲突的运动预示着未来几年将会有更多的麻烦。

其中的许多趋势都令从碳密集型能源体系转向净零排放这一本就艰巨的任务更加举步维艰。大国竞争是新兴全球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现在这种竞争有可能阻碍能源转型。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清洁能源的主要生产国，但提供廉价清洁能源产品的中国公司，从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到构成这些产品的金属和矿物，越来越多地面临海外市场的限制。美国已经限制了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今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打算提高其他几种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例如，根据该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将翻两番。欧盟委员会也在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更高的关税。随着对关键金属和矿物实行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这些措施将提高成本，减缓能源转型的步伐。

无序和不平衡的能源转型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摩擦。许多国家将需要大幅增加能源消耗，以便为公民带来繁荣。今年3月，圭亚那总统穆罕默德·伊尔法安·阿里（Mohamed Irfaan Ali）在接受BBC采访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对清洁能源转型方式的不满。在抨击富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我们说教”的伪善之时，阿里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造成这一问题的国家，现在未能充分帮助那些承担起代价的国家。随着冲突和经济困难耗尽了维持气候友好型政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意愿，这种不满情绪正在浮出水面。

设计糟糕的清洁能源政策也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高成本，并使能源可靠性面临风险。例如，在美国，地区和联邦电网运营商和监管机构警告说，电力系统还没有准备好应对间歇性能源使用增加所带来的综合压力，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也没准备好关闭化石燃料和核电站，而电动汽车、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的电力需求不断增长。在世界范围内，高昂的能源成本正在助长民粹主义势力，使得右翼的、往往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政党掌权。这些政党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呼吁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在欧洲，民意调查显示，经常反对更强有力气候政策的右翼政党正在获得支持。在大西洋彼岸，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只有3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愿意每月支付1美元来应对气候变化，比2021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随着经济焦虑加剧，支持气候行动的政治意愿动摇，最大限度减少清洁能源转型的成本变得更加重要。

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紧迫跨国问题的努力也将比过去几十年更加复杂。像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中等强国，可能还没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当它们联合行动时，可以塑造全球事件。这些国家及其建立的联盟比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更加务实、灵活、强大。他们决心保持外交选择的开放，抵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在联盟不稳定、对多边机构的信任薄弱、资源广泛分散的国际格局下，确保众多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变得更具挑战性。

文章表示，地缘政治冲突不会消失，但未来不一定会像当前趋势所显示的那样动荡和分裂。大国竞争仍将持续，但冲突的风险可能会降低。竞争也不必成为进步的障碍。在经济和政治上相互竞争的大国可以保持教育、科学甚至一些商业联系，从而能够合作提供全球商品并应对全球挑战。真正的多边主义，让更多国家参与进来，有助于世界为共同面临的问题找到更可持续、更公平的解决方案。超级全球化或许已经结束，但经济一体化仍有可能，民粹主义的胜利还远未确定。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提高能源可得性与可负担性，可以缓解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政策制定者必须打破目前将地缘政治冲突分裂与向清洁能源的不平衡过渡联系在一起的恶性反馈循环。只要政治领导人抓住眼前的机会，下行螺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对全球能源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如果设计得当，可以开辟一条通往全球稳定的道路。

随后，文章介绍了美国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及其理念，认为能源转型将为美国带来净零排放经济和更公正的社会，并表示将这种想法扩展到国际层面并不困难。通过建立政治上持久的气候行动联盟，各国政府在追求能源转型的同时，也会努力遏制大国竞争、全球贫困、保护主义和冲突。

文章认为，应当弥合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正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推动产业政策和创造就业机会相冲突的现实。文章提出一些举措，探索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的可能性。其论述的主要立足点是低碳产业和支持它们的供应链需要大规模投资，能让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以及较富裕国家出口技术和服务的公司同时受益。

文章坦承，能源转型正在加剧贸易紧张局势，随着世界各地采取保护措施，它们增加了成本，阻碍了清洁能源转型的步伐。文章主张，世贸组织改革可以进一步将追求净零排放与打击保护主义的努力结合起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共同努力，完善世贸组织有关补贴、产品标准、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以促进清洁能源技术贸易，防止出口商从廉价的排放密集型制造业中获利，并给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追求仍然符合国际贸易法的绿色产业政策。

文章认为，目前，能源转型为各国创造了新的竞争渠道，从而加剧了大国竞争。大国竞争的浪潮对能源转型来说并不全是坏事，它促使大国有动力在气候目标上取得更快的进展。文章主张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不是实现能源安全的可行之道。不那么专注于寻找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和技术的替代品，可以为推进其他提高能源安全和韧性的战略创造机会，这反过来可能会减轻对中国依赖的一些担忧。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两位作者写道，随着世界在地缘政治挑战的重压下摇摇欲坠，现在提出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更大的雄心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这正是当前所需要的。气候变化的威胁要求大规模地重新布线全球能源网络，如果不认识到这样一个奋进的机会，那将是短视的。

想象一种有助于扭转当今令人不安的地缘政治趋势的清洁能源转型，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也不是一个幻想。这是一项世代相传的事业，应该汇集广泛的支持者，从环保主义者到国家安全鹰派。它应该激励全世界人民不仅要避免灾难，而且要实现对未来的积极愿景。它应该促使政策制定者超越党派之争和短视考虑。遏制环境危机和地缘政治紧张的恶性循环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团结起来，共同实施一个构思周密、执行良好的清洁能源转型，不仅可以带来更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也可以带来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6月21日，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一篇文章同样论及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这篇题为《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现在需要什么》的文章由巴巴多斯总理兼财政部长米娅·阿莫尔·莫特利（Mia Amor Mottley）和尼日利亚财政部长瓦勒·埃敦（Wale Edun）联合署名。

文章表示，像气候变化这样规模空前、破坏性空前的问题需要大胆的新思维和紧急行动。然而，自COVID-19大流行和俄乌冲突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一直主导着全球议程，阻碍了应对这一生存挑战的集体努力。

非洲各国财政部长预见到了他们国家的未来，在大流行期间聚集在一起，呼吁提供1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抵御冲击。然而，四年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金流变成了负值——这意味着支付给大多数富裕国家贷款人的资金多于流入的资金，原因是债务服务成本不断上升、利率上升以及缺乏额外的外部融资选择。现在至关重要的是，现有的承诺必须得到充分兑现，以支持非洲国家，比如1500亿欧元（1600亿美元）的欧盟-非洲全球门户投资计划。

文章认为，美国总统乔·拜登和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在上个月的内罗毕-华盛顿愿景声明中承认了这些挑战，当时他们承诺确保“雄心勃勃的国家不必在偿还债务和对未来进行必要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拜登政府认识到，积极的净资金流动对于支持各国应对气候危机和建设低碳能源体系至关重要。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提醒的那样，在未来五年中至少有一年，全球平均气温暂时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1.5摄氏度以上的可能性为80%。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巴黎协议》规定的阈值以下的战斗将在本世纪20年代决定胜负。现在就需要进行必要的投资和创新。

文章介绍道，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国正在制定绿色增长计划，并推出以可再生能源和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巴巴多斯刚刚推出了自己的2035年投资计划，以实现繁荣和韧性。但这些努力都需要资金。

布里奇顿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由本文作者米娅·阿莫尔·莫特利提出，在2023年6月巴黎“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之前提交给世界各国政府）提出的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的建议，可以推动各国所需要的各种变革。二十国集团已经作出回应，寻求征收财富税，这可能释放约2500亿美元的新资金，各国还可以通过利用多边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再调动多达1万亿美元的低成本贷款。此外，在债务合同中加入气候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保留应对重大气候冲击所需的财政空间。

文章呼吁，必须做得更多。今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批准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混合资本，这将允许多边开发银行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必须承诺利用这一金融创新所需的特别提款权。

各国还必须确保优惠融资（条件宽松的贷款）继续流向最脆弱和受气候影响的国家。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DA）支持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现在比COVID-19大流行前夕更贫穷。

国际开发协会成员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它们约占全球锡、铜和金产量的20%；大多数都处于利用太阳能的有利位置（由于日照充足）；许多国家还拥有能源转型所必需的矿产资源。但这些国家能源匮乏，需要技术和财政支持，才能像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共同发起的一个新计划所设想的那样，为3亿缺电人口提供电力。为了在今年晚些时候实现对国际开发协会基金雄心勃勃的补充，并释放120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以实现这一目标，世界银行股东必须加紧提供新的资源。

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脆弱二十国”（the Vulnerable 20，目前实际包括68个国家），也迫切需要更多的赠款和长期资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因为表现良好而被迫从国际开发协会“毕业”。不然，当他们仍然需要快速、负担得起的融资来建立抵御能力并维持针对持续气候冲击的保险时，他们只能听任资本市场的摆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信托基金对脆弱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长期、负担得起的融资需求表现出必要的敏感性。但是，为了加速未来十年的进展，需要更多这类设施以及担保等相关机制。

必须继续降低所有寻求投资能源转型的国家的资金成本。各国在资本市场上借款时面临溢价，部分原因是信用评级机构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国面临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不公平，而且也是不明智的。降低借贷成本和使投资具有商业可行性的良好第一步，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加费，这一费用仅在2023年就给负债的借款国造成19亿美元的损失。

文章最后呼吁，各国还必须继续通过发行新的特别提款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流动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将稳定货币，并有助于管理债务负担，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必须让碳市场发挥作用，遏制污染，并将资源引向更清洁的能源。我们对地球未来的共同利益要求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并采取大规模行动。

卢旺达难民遣送计划的虚与实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6月7日发布了一则关于被遣送至卢旺达的难民的采访报道，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个非洲国家承接难民遣送和安置条件的关注。尽管正式的英国-卢旺达难民引渡计划将在今年正式实施，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难民从第三国被直接遣送至卢旺达，而他们在那里的遭遇也不禁让人质疑，接下来更大规模的难民遣送行动能否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水平？

在一年多前，这群难民被英国政府从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岛——一个远离英国本土英属印度洋领地（BIOT）——转移到了卢旺达。但在采访中，他们把自己在卢旺达的处境形容为“孤立且不安全的”，其中一人更是形容这个非洲国家为“开放的监狱”。由于英国各政党在卢旺达难民遣送计划上仍有争议与分歧，目前被该国政府遣送至卢旺达的都属于另一项协议之下的“先头部队”。

当地时间2024年5月2日，英国伦敦，“卢旺达”法案通过，引发人们游行，警察逮捕了聚集在一辆巴士周围的抗议者。

这些被采访的难民大多都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在自杀未遂后被转移到卢旺达接受紧急医疗护理。他们现在已经出院，住在英国当局支付费用的郊区公寓里，每人每周可以领取相当于50美元（39英镑）的食物和其他基本生活费用，但根据英国和卢旺达政府达成的协议，他们不允许在当地参加工作。同时，接受采访的人都表示，他们在卢旺达的街上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并称由于害怕外出，自己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自我囚禁”的状态，只能等待英国政府能否为他们找到一个永久的住所。

此前，这批难民先是在祖国斯里兰卡遭受了酷刑和性暴力——有些是因为过去与泰米尔猛虎组织有联系，该组织在15年前的斯里兰卡内战中被击败；而后又在前往迭戈加西亚岛之后申请难民庇护。这些难民在卢旺达的法律地位与从英国飞往卢旺达的难民不同，在现行法律下，他们不能被送回斯里兰卡，英国也表示不会接纳他们。保守党政府去年告诉BBC，迭戈加西亚岛这样的BIOT“不能成为（难民）通往英国的后门”。但代表其中两名难民的律师表示，他们所遭遇的经历确实引发了对卢旺达能否为“脆弱的难民们”提供安全庇护的严重担忧。对此，一位卢旺达高级官员告诉BBC，她对本国的医疗系统“充满信心”，并表示其他人并没有分享这些移民对人身安全的担忧。

早在2022年4月份，英国当局就发布了将难民遣送至卢旺达的政策计划，规定任何在2022年1月1日后从法国等“安全国家”“非法”进入英国的避难申请者，都可能被送往卢旺达；相应地，他们的避难申请将在卢旺达处理，而不是在英国。一旦申请成功，他们就可以获得难民身份，并被允许留在卢旺达，否则他们也可以基于“其他理由”申请在卢旺达定居，或者在另一个“安全的第三国”寻求庇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计划当中，没有避难申请者能够申请返回英国。当时的英国政府表示，这一计划将阻止人们乘坐小艇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这也被首相苏纳克视为一项优先考虑的政策。截至6月11日，2024年已有11247人横渡英吉利海峡——超过了前四年同期的数字。

据BBC报道，当该计划于4月22日获得议会批准时，有52000名避难申请者可能被送往卢旺达。今年5月，英国内政部更进一步表示，卢旺达计划将扩大到包括那些避难申请已被拒绝或撤回且无法上诉的人。在大选即将到来之际，苏纳克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再次执政，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将会有定期的航班从英国起飞，将难民遣送至卢旺达——原定的首个航班本应在2022年6月起飞，但因合法性问题最终被搁置。在最高法院裁定该计划违法之后，政府曾提出了一项法案，以明确卢旺达在英国法律中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这部分的立法工作在经过激烈的政治角力后最终获得通过，绕开了《人权法案》的关键部分，还迫使法院无法就其他英国法律或国际规则——例如《国际难民公约》——来制止这项计划的实施。

那么，卢旺达是否有能力接纳和安置这些来自英国的难民呢？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就指出，已有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对此存疑。联合国难民署上周一表示，卢旺达的庇护制度仍然不完善，同时该机构获准介入到伦敦最高法院对英国将避难申请者遣送到卢旺达这一计划的审视当中。代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律师表示，将避难申请者送往卢旺达，会使他们面临被送往另一个国家的风险，在那里他们可能面临死亡或酷刑。不过随后卢旺达方面也开始积极回应联合国难民署及其他舆论的质疑，甚至直接指责联合国难民署是在撒谎。卢旺达政府表示，联合国难民署律师在英国法庭上提出的案例，所涉及的是那些在其他国家具有合法身份、但未达到卢旺达入境要求的人员，以及“自愿离开”的人员。

与此同时，路透社也在6月18日发布了一份事实核查，称目前网络上流传的不少关于卢旺达当局无法承接难民遣送和妥善安置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核查报道称，此前在社交媒体X（推特）上，一则帖文提到了关于英国-卢旺达难民遣送计划的三个毫无根据的说法：“几个谎言家苏纳克永远不会告诉你的关于卢旺达的事实。卢旺达每年只接收200至300人，而我们必须以同样数量接收难民。我们必须给每位移民额外支付20万英镑，并且每年还要再支付4万英镑用于他们在当地的住房，而且过了5年，他们还会回来（英国）。”

事实上，卢旺达当局已经在2024年5月表示过，已为最多200人安排了初步住所，并且一旦确定了预期抵达的避难申请者数量和时间，该国政府将安排进一步的住所。两国之间缔结的条约中没有提及遣送安置人数的下限或上限，而2024年4月一份内政部相关文件也表明，难民的遣送和安置并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另一方面，英国保守党当局的确同意向卢旺达支付额外费用以遣送和安置难民，但上述X帖文中引用的数字则是不准确的。根据英国审计部门在2024年3月发布的报告，该国除了要支付一笔3.7亿英镑的固定费用之外，还同意在每重新安置一人的情况下支付额外的2万英镑，并在重新安置300人后再支付额外的1.2亿英镑。同一报告还指出，英国还同意每重新安置一人额外支付150874英镑，用于覆盖避难申请处理和运营成本。最后，这项合作协议中也没有任何内容表明在五年后到期后，避难申请者将被送回英国——即使那些未被授予难民身份或获得人道保护的人，也将获得在卢旺达的永久居留权。

即便如此，这项计划的争议仍将持续，尤其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大选可能会使保守党丢掉执政权。首相苏纳克表示，如果保守党能在7月4日的选举中获胜，该计划仍会继续推行。然而，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已经承诺，如果他的党派在7月4日选举中获胜，这一计划将会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