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以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为中心推动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发展阶段和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路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前沿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相结合，从生产力范式变革高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学理阐释。其一，揭示人类已进入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爆发阶段、新质生产力即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的生产力，指出基于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物联网通信技术、电动交通技术的动态结合且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循环流动为物质代谢关键特征的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是生态文明的生产力范式；其二，揭示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的最佳生产力布局模式四项特征，即物的智能化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空间共聚程度倒“U”型变化、高品质地方成为创新—生活一体化的新质创新综合体、韧性网状网络模式和物质代谢区位指向变化，指出把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放在新区域协调发展中心位置是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变革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三，系统揭示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的战略途径，提出以畅通空间对流为关键推进新质生产力空间一体化的道路以及基于“4D”塑造新质空间一体化的具体路径。

从竞争优势发展来看，生产力发展可以分为初级要素驱动型、规模驱动型、创新驱动型、财富驱动型（波特，2007）。创新型国家是生产力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宣告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表明我国生产力发展进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阶段。那么，这个以科技创新为发展核心驱动力的生产力是什么性质的？它应该遵循怎样的范式？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新质生产力。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禀赋差别之大世界少有，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在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学理化阐释的基础上，结合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十五五时期发展，系统提出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中心推动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

01 新质生产力是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的生产力

1、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新质生产力即新质态生产力，亦可称为新范式生产力。所谓“新质”即“新质态”，生产力质态即生产力范式，是指生产力诸要素按照一套普遍的、通用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所构成的生产力系统状态，是选择生产力配置的一种模式，涉及弗里曼和 佩雷兹（Freeman C & Perez C, 1988）所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德巴克尔 等（Debackere K, et al., 1994）提出的产业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s Being Industry Specific）、管真书雄（Kodama F, 1995）提出的创新范式（Innovation Paradigm）和弗兰克·吉尔斯（Geels F W, 2002）提出的社会—技术范式（Socio-technological Paradigm）。每一种生产力范式都有起主导作用的“关键要素”，如第一次生产力范式的棉纺机械，第二次生产力范式的煤炭和铁，第三次生产力范式的钢铁，第四次生产力范式的电力、石油和塑料，第五次生产力范式的微芯片。这些“关键要素”一般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在一定时间内具有迅速下降的低成本优势、巨大的供给潜力和能力、广泛的市场前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其中，“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显然是生产力模式。因此，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可以得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在于生产力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强大发展动能，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会生产时代。

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源于创新。作为生产力诸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系统状态、生产力配置的一种模式，生产力范式变革由创新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质态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然而，生产力范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对整个经济的渗透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投入成本结构、生产条件和分布。显然，只有体系性、革命性的科技创新才能产生这种渗透效应，从而改变社会生产时代的生产力范式。因此，这里的科技创新既不是零星的渐进性创新，也不是零星的重大创新，而是指能够导致出现新的科技体系、全新产业部门并对整个经济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的科技革命。这意味着，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并非总是新质生产力，只有那些由新的科技革命、新的生产力范式变革驱动的生产力才是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质态、生产力范式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是由技术革命产生的生产力最佳实践模式，包括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潜在生产率的数量跃迁和创造非同寻常的投资和盈利机会。因此，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2、走向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经历了五次大的范式变革，每一次生产力范式变革都由科技革命驱动，大多历时半个世纪（见表1），经历“两期四段一转折点”，其中“两期”指新范式导入期和展开期，“四段”指导入期的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和展开期的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一转折点”即从导入期到展开期的大转折点。第五次生产力范式变革即ICT生产力范式变革（以下简称ICT范式变革）始于1971年，到2021年已经50年。目前，一种观点（孙喜等，2022）认为人类生产力范式仍处于ICT生产力范式变革的展开期，甚至有人认为被锁定在ICT范式变革从引入期向展开期的转折点了。然而，根据有关测算，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已经接近100%，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5%以上，全球的互联网普及率平均也达到了65%以上。可以说，互联网市场基本趋于饱和。因此，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以互联网、计算机为代表的ICT生产力范式变革已过展开期的协同和成熟两阶段，进入2020年代迎来第六次生产力范式——新质生产力范式引入期的爆发阶段。关于这个新质生产力范式究竟是什么，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绿色生产力范式（Freeman, 1992; Mathews, 2013；邬晓燕，2022）和数智生产力范式（张新春，2018；王姝楠等，2019）。前者认为，可再生能源不仅具有可无限供给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跨入2020年代已正式进入电网平价时代，因而绿色生产力范式是生产力最佳实践模式。后者则认为，数据和人工智能同样具有可无限供应能力和广泛的应用前景。自2017年提出Transformer模型以来，随着一系列深层算法和多模态模型不断成熟，相对传统机器和工人人工智能日益具有竞争优势，因而数智驱动的生产力范式是生产力最佳实践模式，新质生产力就是数智生产力。

表1 五次技术革命及生产力范式变革

资料来源：卡洛塔·佩雷斯2007年出版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

笔者认为，人类的确正在引入第六次生产力范式——新质生产力范式，但新的范式既不是单纯的绿色生产力范式，也不是单纯的数智生产力范式，而是绿色生产力范式、数智生产力范式的综合，即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杨开忠，2022，2023），新质生产力就是绿智综合偏向的生产力。这既是数智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数智既有发展路径是高耗能、高耗水、高碳足迹的（Alex de Vries, 2023）。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训练一个ChatGPT-3需要1.3吉瓦时的电力，相当于120个美国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一项研究发现，训练一项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可能消耗多达28.4万公升水，相当于一个普通人27年的用水量。一项研究表明，训练一个自然语言处理（NLP）模型的碳排放量相当于纽约和北京之间往返125次航班的排量（Dykes, 2020）。可见，实现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过程引入可持续发展理念，走绿色智能之路。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可以降本增效、保证精准治理，可以克服主体之间、要素之间、过程之间、地域之间的距离和分割，实现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地域智能感知、互联互通，有效支撑全面绿色转型，是全面有效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强大支撑。一项研究指出，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69个目标中，人工智能预计将实现134个目标，尽管它也会抑制59个目标（Vinuesa, et al., 2020）。因此，人类社会正在引入的新质生产力范式是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

新质生产力范式根本不同于第一次至第五次生产力范式。后者都以传统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技术），印刷、电和电子信息通信技术，传统能源驱动的交通技术动态结合为基础，以“资源—产品—消费—废弃物”单向线性流动为物质代谢典型模式，以机器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工厂化、专业化、规模化、效率至上为法则，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可视为工业文明的不同生产力范式。与此根本不同，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在技术原则上，以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物联网通信技术、电动交通技术的动态结合为基础（里夫金，2012），以可无限循环利用的信息资源——数据为关键劳动对象，以人工智能为劳动工具，以“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循环流动为重要物质代谢模式；在组织法则上，坚持适应韧性、协同创新、开放共享，强调不断增强生产力系统的动态适应、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的能力（杨开忠，2023）。因此，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生产力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02 把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放在

促进新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心位置

世界主要国家将于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因而不难预见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从现在起到2035年左右将处于爆发高热期，然后进入展开期，到21世纪中叶趋于成熟。作为世界体系的发展中核心国家，我国必须牢牢把握第六次生产力范式变革和创新驱动发展交织综合的历史性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首要任务，要牢牢把握这一要求和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综合表现，应把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放在中心位置。

1、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最佳生产力布局是生产力范式的空间表现。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来看，第一次生产力范式以机械化、工厂化、水力机械、水运为主导因素，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工场，最佳生产力布局表现为马歇尔式产业区以及以此为节点的局域中心式网络模式；第二次生产力范式以生产工具生产工业化、标准化、规模化、蒸汽动力、火车运输为新特征，最佳生产力布局模式表现为工业城市和以此为主要节点的全国分散式网络模式；第三次生产力范式以电力、电报电话和科学转化为生产力、基于工厂规模经济的垂直整合为新特征，最佳生产力布局模式表现为科洛索夫斯基式地域生产综合体以及世界范围的分散式中心网络模式；第四次生产力范式以石油、汽车、飞机、基于产量和市场容量规模经济的水平整合为新标志，最佳生产力布局模式表现为集中式大都市中心—郊区化、都市圈化、戈特曼式大都市连绵带（Gottmann, 1957）以及以弗里德曼式世界城市（Friedmann, 1986）为顶级节点的全球分散式网络模式；第五次生产力范式以ICT技术、知识成为资本为新特征，最佳生产力布局模式表现为世界级创新集群、卡斯特尔信息城市（Castells, 1996）、分布式化巨型城市区域等网状城市群（巴滕，2009）、分布式化国家城市网络以及以萨森式全球城市（SASSEN, 1991）为顶级节点的全球分布式化网络模式。

与前五次生产力范式不同，第六次生产力范式以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物联网通信技术、电动交通技术的动态结合为基础，以数据成为关键劳动对象、以人工智能为劳动工具、以循环流动为物质代谢特征，以适应韧性、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为法则，同时劳动者创新化和闲暇化。从笔者所倡导的新空间经济学（杨开忠，2019，2024）来看，这必然使第六次生产力范式的最佳生产力布局模式表现出四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随着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变革从导入期到展开期的演进，物的智能化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空间共聚程度经历先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转而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即物的智能再生产在导入期相对向人口密集区域集聚，在展开期则背离人口密集区域而指向拥挤成本最小的生态韧性区位。二是高品质地方成为创新—生活一体化的新质创新综合体。随着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变革演进，一方面，物理世界和数字平行世界交互映射不断深化，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结合在一起的元宇宙构成空间品质不断突出的维度，在元宇宙中的定位成为生产力布局网络节点影响力日益重要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劳动者创新化、收入、闲暇时间不断增长，个人和家庭，人的再生产日益趋向空间品质卓越的地方，空间品质成为繁荣日益关键的驱动力。因此，高品质地方成为创新—生活一体化的新质创新综合体。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绿智技术—经济孕育和竞争中，以绿色和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创新—生活一体化的新质创新综合体已在一定层次上见端倪。2014年，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创新街区的崛起：美国创新地理的新趋势》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强调创新街区不仅集聚了高端的研发机构、企业集群以及相互关联的创业企业、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而且还提供居住、娱乐、教育、餐饮与零售等具有生活功能的设施，充分体现了城市品质。2020年，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莎伦·佐金（2021）基于对纽约市的长期观察，进一步提出“创新综合体（Innovation Complex）”的概念，创新街区被视为最重要的一种创新综合体类型，而且莎伦·佐金还进一步认为2008年以后纽约之所以称霸全球，是以创新街区等创新综合体不断涌现，并在城市空间中集聚和扩张为基础的。三是韧性网状网络模式。一方面，这是新范式以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物联网通信技术、电动交通技术的动态结合为基础在空间上的必然表现；另一方面，适应韧性法则要求把适应韧性作为优化生产力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维度，动态再平衡在地化、在岸化、近岸化、全球化的结合。因而，网状城市群、网状全国城市网络、网状全球城市网络分布式化特征将更加突出、演化为韧性网状网络模式。四是物质代谢区位指向变化。可再生新能源既具遍在性又具地方性，是分布式和集中式相结合的能源。随着可再生新能源对煤炭等化石能源供给替代程度提高，可再生新能源丰裕的西部地区和沿海海域将逐步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丰裕地区成为主要能源供给源地，能源生产和能源运输地理将发生重大变化。人工智能高耗能高耗电高耗水，正如“东数西算”工程所体现的，算力布局相对指向气候利于节能和能源丰裕的一些中西部地区。再者，经济社会活动密集区域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丰裕，基于再生资源利用的新质生产力区位选择指向经济活动密集地区。毫无疑问，这种物质代谢能源基石和资源基础的变化是我国生产力布局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把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放在促进新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心位置，是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必然选择。

2、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

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个正式术语开始问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写入党章，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七大战略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理念到行动的正式全面落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我国学术界从1990年代初开始明确探讨区域协调发展（杨开忠，1993；孙尚清，1994），但至今关于区域协调发展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写入党章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战略遵循，区域协调发展内在规定性无疑应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陈健等，2020）和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完整准确把握。邓小平（1993）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本质就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表明，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是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生产高效、生活等值、适应韧性、生态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其中，生活等值化也可称为生活均等化。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区域协调发展在这方面的目标归结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三大目标。世界银行（2009）则强调基本消费支出、基本公共服务和人均收入均等化。因此，顺应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变革是对最佳生产力布局的内在要求，把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放在新区域协调发展中心位置，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不同时期和阶段面临不同内外环境，优化生产力布局给予各项目标权重必然存在差异。相对来讲，传统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强调生产高效、淡化生活等值、适应韧性、生态永续。新区域协调发展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面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加突出、中美矛盾更加尖锐、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大变革，因而必须统筹兼顾，既要强调生产高效又要强调生活等值、适应韧性、生态永续。

十四五时期是新区域协调发展开局起步的五年，但新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落后于实践。为十五五时期和新发展阶段整个未来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亟待在明确新区域协调发展以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为中心的基础上，揭示以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为中心推动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道路和具体路径。

03 以畅通空间对流为关键，

推进新质生产力空间一体化

1、走新质空间一体化发展之路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我国学术界曾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行过一波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均衡、非均衡抑或空间一体化发展。其中，笔者首倡“中性区域政策”（杨开忠，1989a）并最终发展为空间一体化（杨开忠，1992，1993a，1994）。空间一体化也称空间经济一体化，是指各个区域经济结为一体、公平待遇的过程和状态。基于市场经济的空间一体化战略理论认为，空间一体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功之道，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跳出均衡抑或非均衡发展道路选择的窠臼，走空间一体化发展之路。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本质来看，优化生产力布局之路无非消除分割、促进集聚（陆铭等，2008）、均衡疏密（杨伟民等，2012.）、合理分工（杨开忠，1989，1990），但无论其中哪个方面都只反映了区域协调发展局部要求，都是片面的。与此不同，空间一体化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途径。其次，从政府和市场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集聚、均衡在根本上是市场机制作用而非政府行动的结果，政府作用在于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开放统一、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的条件并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空间一体化意味着区域相互开放、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统一市场、公平竞争，意味着人民均等化利用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和机会，决定着市场范围、专业分工、空间集聚、疏密均衡，因而是政府为市场机制创造条件并弥补市场失灵，以解放和发展区域生产力，促进生产集中、生活等值、适应韧性、生态永续的必由之路。最后，从国情来看，与美欧日发达国家区域高度融合因而区域政策基本限于问题地区不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区域分割严重制约着各地比较优势以及统一市场优势的发挥，严重制约着人民均等地利用不同区域发展条件和机会。因此，正如世界发展经验（世界银行，2009）所表明的，空间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成功之道。我国作为一个超大发展中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无疑更要坚持走一体化发展之路。

作为一种战略路径，空间一体化是流动型一体化和地点型一体化的综合。其中，流动型一体化指对流互动的物理空间、数字空间互联互通和制度统一，旨在通过增强空间自由度，使各个空间凝聚成为一个功能整体，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高效、公平、韧性、可持续目标；地点型一体化指针对特定地点的空间一体化发展。从政府作为来看，地点型一体化存在以资源分配为中心抑或以竞争力提升为中心两种范式选择。OECD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地点型一体化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资源分配为中心向落后地区倾斜，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全球化条件下区域竞争加剧，从以资源分配为中心的范式转变为以竞争力提升为中心的范式。我国则因应改革开放中政府角色变化和大国国情，地点型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现了从以资源分配为中心向以竞争力提升为中心的范式转变（杨开忠，1996），突出表现是：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同等优先的政策、对贫困地区帮扶从救济式输血式向开发式造血式转变以及对农村提出实施“小城镇大战略”。

显然，在发展中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型一体化是基础性、决定性的，而地点型一体化则是针对流动型一体化失灵所进行的动态补充。因此，走空间一体化之路应坚持流动型和地点型一体化双轮驱动。然而，流动型和地点型一体化相对增长关系会随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因而双轮驱动存在不同实践模式。自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以来，我国空间一体化经历20世纪90年代流动型一体化相对快速增长和2000—2010年代地点型一体化相对快速增长两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流动型一体化相对快速增长阶段，虽然延续了此前“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等地点空间一体化发展方针，但从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等更广阔的空间尺度来看，则基本不再明确强调沿海地区发展等地点型一体化发展战略了，全国统一市场、统一央地财权事权划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全方位开放格局等流动型一体化相对快速发展；在2000—2010年代地点型一体化相对快速增长阶段，虽然明确实现了从“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转变， 制定实施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但十五时期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十一五时期系统形成了以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四大板块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10年提出实施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地点型一体化实际明显相对快速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不仅大国根本国情、改革开放基本属性没有变化，而且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2022）。因此，以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为中心推动新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功之道无疑仍是空间一体化，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必须走新质空间一体化发展之路。这里，所谓新质空间一体化，即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的空间一体化。

2、畅通空间对流是新质空间一体化的关键

畅通空间对流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空间一体化的关键。究其依据，一是顺应资本循环、服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资本循环正在加速从一般物质资料生产投入、空间生产投入向科技创新、教育和劳动力再生产投入转移，从基于劳动、自然资源的传统产业投入向基于知识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绿智高端化投入转移，从空间增量扩张投入转入存量更新投入，从全球工厂投入向全球知识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供应链组织中心投入转移，从全球经贸规则的跟随者投入向引领者投入转变。从资本循环来看，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畅通经济循环。习近平总书记（2023）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因此以新质空间一体化必须把畅通以新质生产力为中心的空间循环作为关键。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创新高度依赖于人与人的交流，特别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后者是创新最重要的投入。因此，以空间对流为关键是充分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更好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要。

三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要求。形成高效、公平、韧性、可持续的生产力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对流推动创新，扩大商品和要素的市场，有利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生产，获取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报酬递增。与“流民”根本不同，当今人的自由迁徙因追求更好机会、更高收入、更体面工作、更好美好生活而生，是增进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实现社会机会公平、社会安定的促进因素。因此，以增进对流为关键是形成高效、公平、韧性、可持续的生产力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需要。

四是人民福祉区域差距决定模式变化的适应选择。一般讲，人民福祉区域差距是收入、舒适性、以及住房、通勤等生活成本的函数，由收入、舒适性和生活成本综合决定而非由收入唯一决定。但在地方生活成本基本一致和人民一致偏好收入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基本能够反映福祉差距。然而，我国幅员辽阔，经过几十年发展，地方之间生活成本差距、舒适性差距以及需求偏好多样化已十分显著，地区人民收入差距已不能合理地反映人民福祉区域差距，片面强调缩小收入差距可能导致从较低福祉地方向较高福祉地方的净福祉转移。在以单一收入指标测度福祉失灵的情况下，应转而强调生活等值化，同时让人民用脚投票是平衡地方之间福祉差距最好的适应性选择。

3、以畅通对流为关键推进新质空间一体化的“4D”路径

空间循环由分割（Division）、距离（Distance）、密度（Density）、异质性（Diversity）四个地理特征决定（杨开忠等，2022），以畅通对流为关键推进新质空间一体化路径在于“4D”。

一是消除制度、技术、设施分割，建立健全基于人民自由流动的统一制度规则；建立健全以可再生新能源、物联网通信、电动交通网为基础，以绿色算力网为支柱、以绿色产业互联网为组织平台的全国高速泛在、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高效的新质基础结构，加速传统基础设施绿智化转型，深化设施、设备和数据共享，加快形成新质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国新质生产地域专业化分工；二是推动紧凑互联发展，以最小化运距，在微观上，实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服务业区位最大限度地优化布局，实现职住合理分离、绿智高效通勤；在宏观上，基于“6轴7廊8通道”，实现“以钻石区域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多中心、多轴线、多层次、多节点集聚型网络型发展；三是善用密度，以创新、流动、空间品质良性互动为驱动力，以功能区转型、城市更新、锚机构辐射带动、产业集群产域融合示范性工程为重要支点，提升创新力、提高空间品质、畅通对流，营造创新—生活一体化的创新综合体网络，建设城乡共生圈和都市圈，推动全球中心城市、洲级中心城市和地方性中心城市功能协同转型升级，努力实现新型城镇化；四是管理异质，基于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变革，优化区域划分和分类体系，因地制宜指导新质生产力发展，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实现人的新质共富。

（作者简介：杨开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原标题：《杨开忠：以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为中心推动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发展阶段和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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