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光：仲雍的形象是如何丰满起来的

张学锋先生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撰成《吴国历史的再思考——以今年来苏南春秋古城遗址的发掘为线索》（刊于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博论丛》第二辑），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转载（2018年12月22日），题作《句吴是早期方国，泰伯奔吴不可信》。他认为周武王伐纣灭商胜利，寻找逃出关中的太伯和仲雍之后，见到周章在吴地称王，就封虞仲于夏虚，虞仲所封之国称虞国，后被晋国灭亡。在后世的传说中，因 “虞”字的音部为“吴”，虞、吴二字上古时音同或音近，可以通假，遂将江南的吴王周章附会成了虞仲（封于虞地的次子）的兄长。他认为“最终将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冠于句吴历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似乎还是司马迁”，而司马迁在撰述《吴太伯世家》时，对史实的考辨并不一定准确。

对仲雍的事迹，我并不完全赞同张学锋的看法，但还是有一些相近的见解。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由于怕谈的问题比较敏感，对自己的观点没有过分地强调。

在文章中，我谈到由于泰伯和仲雍是兄弟两个，而且泰伯是长子，史书记载他们两人的事迹时往往放在一起，这样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对泰伯的生平的探讨比较丰富，但专门谈仲雍的文章却很少。因而我尝试对文献记载中的仲雍生平脉络进行梳理，最终却发现今天留给我们的仲雍形象，其实是历代学者不断添加的结果。所以在文章中，我把记载仲雍的资料按时间先后排列，马上就可以看出仲雍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仲雍的早期形象

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古公亶父几个儿子的资料应该是《诗经》。

在《皇矣》一诗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 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谈到了太伯和王季两人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卷16对诗中提到的这种和谐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最早的资料谈到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太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没有谈到仲雍。

关于仲雍的记载，是从《左传》开始的。该书中共有两条资料谈到了仲雍。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宫子奇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12的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 所以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奔吴是杜预的说法，宫子奇口里没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国家。大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当地风气，断发文身。《左传》并没有谈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个国家，但晋代杜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吴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意思是兄弟两人治理的是吴国。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子，离开岐周来到“越”，应该指南方。

《逸周书•世俘解》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按这里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稍后的孔子对仲雍也有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有人认为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实这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有专门的评价，孔子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泰伯隐居，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应该说也是了不起的。

附带一提，《穆天子传》对泰伯让王位也有所记载：“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此书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 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姑且将这条资料附列于此。这大概是最早关于太伯在东吴的资料了，不过其中并没有谈到仲雍。

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这个人物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描述，但大致可以看出仲雍这个人是存在的。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点：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儿子，泰伯让出王位，带了仲雍隐逸了起来，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关中。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需求，但他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也隐居了，同样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泰伯将古公治周族的礼法搬到了某个国家，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应该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当然他可能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国家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至于这个国家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竹书纪年》说是在“越”，《穆天子传》说是在“东吴”。

二、仲雍在西汉的形象丰满

仲雍生平事迹开始变得丰满起来，应该是在西汉时期。目前能够查到的西汉记录仲雍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其中《史记》是最早系统记录仲雍和泰伯事迹的史书。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明显较以前的文献更长，关于商末期周族的王位变更记载十分详细：“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司马迁的记载比先秦的文献增加了不少内容，在论述上与以前的文献也有所不同。大略可以归纳为：（1）太伯和仲雍、季历是太伯的三个儿子。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这几个儿子在家里的排行，但从伯、仲、季这些用字的习惯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清楚。（2）太伯和仲雍为了让出王位，“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他们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断发这荆蛮的习俗表示自己不再回来了，这与《左传》的“太伯端委，仲雍断发”说法上有较大的不同，这一点历来就有人提出异议。（3）到了荆蛮后，有千余家当地人归顺了他们，所以他们建立了勾吴国。太伯没有儿子，死后将王位传给了仲雍。（4）仲雍接吴国王位后，将王位代代相传。到他的玄孙周章时，周武王派人来到吴国，最后举行了册封，并且将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从一开始就是逃到了吴地，并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北方。张学锋认为司马迁是记载太伯和仲雍奔吴的第一人，的确没错，没有司马迁，是很难有这样详尽的前代历史的记载。

此外，《史记·周本纪》和上引《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有不少相互交错的地方，但各有侧重，对仲雍的家庭和让王位事件也有详细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这里明确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儿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姜，是季历的母亲，一位贤妇人。季历娶了同样是贤妇人的太任，生了个儿子昌，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让出王位的事情，两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

与以前的记载相比，《史记》的记载可谓十分完备。司马迁新增了对古公家庭的介绍，使太伯、仲雍礼让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圣瑞，昌就是后来也被孔子称为“至德”的周文王，这就说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让对了人，让得极其准确，让得十分有意义。而让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两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建立了勾吴，而且王位代代传接十分清晰。显然，司马迁的记述对此前的文献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使史实更加清晰，仲雍的生平更加详实。

先秦文献中比较简略的史料，到了司马迁这里忽然变得丰满起来，他是否有事实依据？的确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带着怀疑的神态。当然，我们可以说司马迁编《史记》时，可资利用的材料十分丰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到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于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中曾作过统计，指出《史记》征引的文献资料至少在一百种以上。司马迁编书时的确博采群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但于太伯、仲雍事迹的依据，至今我们还是无法知道。

其实，对《史记》的记载并不要惊奇，因为和司马迁同时期的史料也有相应的记载。相传是景帝时常山太傅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同样提到了仲雍。该书卷10较详细地记载了太伯、仲雍让位的过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

这段描述与《史记》相比，更是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后到了吴地，但大王却在临死前让季历到吴地去找两个哥哥，让位于太伯和仲雍。如果两人不回岐山，季历就可以自己即位，这样可以“有义而安”，道理上讲得过去，又能心安理得。从这段记载来看，太王的个人态度是十分偏向季历。二是太王死后，季历到吴地找到了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亲死的消息，于是跟随季历回岐山操办丧事，极尽孝道。三是丧事办毕后，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等情节，似乎以前是太伯让位，现在季历也是在推让。四是在立季历的过程，仲雍说出的一通话最后让季历接了王位。仲雍认为刑有一个要义，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现在季历年纪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这些新内容不但在史实上和《史记》不一样，而且描写上出现了人物较为详细的对话和内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

上述这些详细的描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仲雍兄弟俩到了吴地后，季历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们？仲雍兄弟俩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两次入吴，第一次的“去之吴”有人认为不可能是很远的江南，而是离周原不远的西吴。如叶文宪先生在《从“吴”到“勾吴”——太伯仲雍奔吴的文字学考察》（《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太伯、仲雍奔吴后不久就回国奔丧，之后再次出走奔入荆蛮，不再返回。商周之际通讯、交通远不如今天之通达便捷，若以为太伯、仲雍一次便从关中奔到江南，并能千里迢迢往返自如，实在难以想象。太伯、仲雍首次所奔之地当为周原以西距离不远的西吴，并因兼领当地吴人而得“吴”之名，再次所奔之地才是江南荆蛮所居之地，因为太伯、仲雍是举族南迁，所以就把“吴”的地名也带到了江南，并成为姬姓吴人的始祖。

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作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美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为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没有资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测的成份较浓重。刘向认为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但同样我们不知刘向的依据是什么。

结合西汉这几部记录仲雍的文献来看，对仲雍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记载已是十分详细；对仲雍与太伯奔吴的记载虽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对王位的推让过程也有详细叙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醒目。这些记载都没有见到有什么依据，突然之间人物形象的丰满，我们认为或多或少加入了西汉时期人们主观创造的成份，在仲雍这个人物的基本情况下，人们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的描写。

三、仲雍在东汉时形象的继续丰满

仲雍这一人物角色的充实和鲜活，在东汉时更上了一层楼。这一时期记录其生平的文献多了起来，在描述上主要是对前代文献进行增补，相关史事更为具体。

东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简单的描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俩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借口，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力图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是更为合情合理。

东汉初年，赵晔编了一本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吴越春秋》。此书约编于公元80年之后，汉章帝朝的后期，多少受到《汉书》等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关于吴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任国王泰伯和第二任国王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描写更为详尽：“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这段描写远比《史记》和《汉书》要细致，其中增加的内容有这样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差不多地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代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依托城墙，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俩人不但人品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建立了城市，为南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最为详细的记载。

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让位的事迹。如同样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在卷3《初禀篇》中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争王位。卷14《谴告篇》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在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特别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源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卷23《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其他的文献未见描述，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峰，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细节描写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不断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变得详细。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这种层层叠加的堆积，必然不可避免地会使后人担心起关于仲雍史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文献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这个人在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否奔吴，先秦的文献中并没有肯定的说法。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汉时期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内中免不了有学者凭空创造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依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仲雍事迹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发现，仲雍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仲雍与泰伯让国奔吴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礼让、孝恕的道德标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称颂，因而关于他的形象就在不断堆积。大体而言，汉代以后文献记载中的仲雍，已不再是仲雍原本生平的叙述，而是两汉时期人们需要的仲雍。他们需要对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推崇，对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