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江南︱湖州：丝绸里的兴衰变革

编者按：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1859年1月11日，意大利人卡斯特拉尼带领一支商业“探险队”从地中海出发，经过两个月的海上航行到达中国上海。意大利丝绸业蓬勃发展之际，一种“家蚕微粒子病”席卷地中海各国。紧张的局势下，卡斯特拉尼于当年4月16日悄悄深入江南腹地湖州府，通过在华传教士在江南各地联系蚕农准备收购中国蚕种带回意大利。

当时中国正处在和英法联军的战争阴影之中。探险队在湖州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验，比较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养蚕方法。2016年，卡斯特拉尼的当年的笔记被整理成《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一书，记录了清末江南丝绸重镇的乡间见闻。

2018年清明节，江南循例下起了雨。和晚清时期卡斯特拉尼看到的湖州相比，今天这里的面貌已经截然不同。这一天湖州的含山村正在举行蚕花节。沿着乡道偶尔能看到几片桑树田，经过长期改良的，江南的桑树矮小密集，便于采摘。我走进旁边的村子里，老人却说早已经不养蚕了，桑树没有人管理，自己照样生长。

2017年整个湖州市蚕茧产量仅为0.6万吨，全国蚕茧产量64.3万吨，湖州仅占不到1%。大量桑田被毁，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或者改成鱼塘。2006年，商务部启动东桑西移工程，在西部的广西、云南等地建立了大型的桑树种植和蚕丝产区。

据最早的统计数据显示，1880年全国生丝产量为16万担，其中浙江占38%，而湖州的生丝产量占浙江的55%，即全国产量的五分之一，数据足以显示湖州在丝绸业中的地位。晚清至今，丝绸产业的变化里，折射了这个城市的改变。

晚清：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

让我们回到那场关于湖州和意大利养蚕法的比较上。

1859年，经过近两个月的实验，卡斯特拉尼承认湖州人的方法获得了更好的成效。他认为这得益于湖州人丰富的养蚕经验，以及蚕农惊人的勤劳。但他也意识到了其中隐含的问题：“当中国人一直沿用传统手段取得丰盛的硕果时，他们就会失去追求创新的冲劲。”卡斯特拉尼观察了湖州手工缫丝后得出结论：“中国有巨大的产茧量，但其缫丝方法存在不足；欧洲茧不容置疑有着更好的质量，但是欧洲需要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些都间接证明，在中国设立意大利的生产基地必然将带来巨大的利润。”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上海开埠，这位普通的意大利乡绅对江南丝绸业的观察被验证：中国的生丝出口纳入世界贸易，并极大改变了江南的城市发展，而另一方面，湖州丝绸业的自信某种意义上阻碍了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革新。

1860年，卡斯特拉尼离开中国的第二年，英国洋行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机械缫丝厂。机械生产的厂丝更符合国外纺织厂机械化生产的需求。

湖州仍以土丝生产为主。1910年、1915年，中国丝绸界先后带样品参加意大利都灵国际博览会和美国巴拿马博览会，均获大奖，中国丝商因此沾沾自喜。1916年美国生丝检验所所长陶迪调查中国丝业情况, 对于湖州辑里丝的评价是: “ 辑里丝经, 用上等干茧而缫成最下等生丝......故求售于欧美不得善价, 深为可惜, 为今之计, 唯有设厂。”但这一建议并未被湖州的丝商重视。

在江南，丝厂集中在上海无锡这样的城市中，农村是原料供应地，城市进行加工。把蚕茧卖给工厂意味着让渡出了原本家庭缫丝可以获得的收益。因为交通距离和文化习惯，农民不愿意进城市工厂打工，无法从工厂收益，也就不愿意支持丝厂和出售蚕茧。直到20年代中期，湖州各地才有设厂的风潮。

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写，“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他正是考察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江的缫丝业改革的困境得出的这一结论。

湖丝出口贸易造就了一批商人的富裕，富人愿意把钱投入不动产和短期快速盈利的行业中，例如典当行和盐业，而不愿更多投入到周期长且风险高的现代企业当中。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到：“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人思想, 即重商业轻工业的思想, 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 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 市场价格时涨时落, 可以使他们迅速获致短期的利润, 所以他们迷恋于商业” 。

从国有丝厂到“工业遗产”

站在今天的菱湖丝厂，仍可以想象出这里曾经热闹的样子。老式厂房被被江南园林环绕，院子里的紫藤开的正茂盛，点缀了精致的回廊，池塘边有小桥假山和凉亭。工厂里高大的水塔被爬山虎牢牢围住，成了一根绿色的桅杆。厂区到处都能看到高大的树木，草地上留出石板路，工人们从工厂车间到食堂宿舍，穿梭在树影之中。

1946年，抗战结束后，湖州富商章荣初决心重新建设菱湖镇。他联合自己在上海的朋友，投资数百万美元，建立菱湖丝厂、菱湖化学厂等工业，创办医院、学校和电厂。1948年菱湖丝厂开始生产，后归属浙江省，改成浙丝二厂。如今浙丝二厂是丝绸之路集团下属的缫丝厂，并于2017年底入选中国首批国家工业遗产。

虽然已是“遗产”，但菱湖丝厂是湖州仍在生产的少数缫丝厂之一。缫丝车间热气蒸腾，车间里只有四五列缫丝机器在工作。干茧在泡在热水里，由女工手动剥出线头，固定在机器上。在八九十年代，丝厂最繁荣的时候，车间三班倒，机器不停工，如今一天只有一班工人了。这一套生产线是十年前更新的，算是比较先进的缫丝设备，但是由于蚕丝的特性，缫丝生产不像其他纤维可以完全机械化，仍然依赖熟练工人。

在缫丝车间，我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他在女工之中非常显眼。他今年已经快70岁，是浙丝二厂的老员工。他的母亲是丝厂的厂医，他自己又进厂做了技术员，退休后因为没有人接班，又被丝厂返聘回来。他说丝厂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名员工，厂里有自己的医院、幼儿园和小学，是“企业办社会”。如今丝厂只有两百多人了。

菱湖丝厂的繁荣和衰落不过是国有企业兴衰的万千样本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丝绸作为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受到重视。1978年丝绸出口总额达6.1亿美元，1988年又增加两倍。市场开放后，蚕茧供不应求，由于国企长期执行1966年制定的收购价格，无法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价格，乡镇企业和个人在价格上更灵活。1984年开始实行蚕茧价格双轨制，蚕茧大战爆发，各地争抢蚕茧，劣质蚕茧也流入市场。国内厂商之间低价竞销，低档产品充斥市场，破坏了中国丝绸的名誉。1994年后，国外丝绸需求减少，同时国内蚕茧价格持续上扬，集体企业管理混乱，1995年开始，丝绸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亏损。

1997年浙江省下发通知整顿缫丝产能，通过颁发缫丝生产准可证来削减产能。两年内涉及全拆的企业200多家，这些企业负债近5亿，有10家国有企业破产，全省缫丝加工能力压缩了近43 %。

菱湖丝厂难逃改制。2003年2月，菱湖丝厂被丝绸之路集团整体收购，收购方丝绸之路集团的董事长凌兰芳曾是菱湖丝厂的职工。改制后，丝绸之路集团在广西设立了蚕丝基地，在菱湖丝厂旁边建起了纺织厂，使用最新的无梭织机，更换了新的缫丝设备。这家丝厂算是从倒闭的边缘被拉了起来。2017年成为工业遗产后，菱湖打算在这里开发丝绸小镇，江南园林式的老丝厂则将成为核心景区。

丝绸小厂的经验与困惑

慎惠斌经历过集体企业的尾声。他出生在重兆乡，这里在菱湖以东十公里，靠近双林镇。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蚕卖茧，是乡镇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992年，退伍回乡的慎惠斌加入重兆一家丝织集体企业，负责公司的销售业务，并做到了副总。当时正值丝绸出口黄金时期，在政府希望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向上下游业务延伸，但机制和资金上又不够灵活。1994年开始中国丝绸出口下滑，1995年全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亏损，慎惠斌所在的集体企业破产。“我们周边的南浔、吴江和织里当时都是走’温州模式’，重兆却是去苏南考察学习，不允许私人在家纺织，必须去集体企业。这倒是和二十世纪初湖州缫丝业改革遇到的困境正相反，但是集体企业难以应对已经开放的市场，管理制度上又跟不上，反而陷入困境。1997年之后，重兆的集体企业先后破产或改制，职工将工厂的织机作为赔偿搬回家里，重兆乡里当时是“户户有织机”。

中国丝绸出口经历了在国际市场的低迷，1999年，为了重振行业，国家茧丝绸办公室组织考察队前往意大利学习考察。考察队着重参观了意大利新的染色技术和织机改进，在考察队撰写的《关于意大利丝绸生产技术与市场开发的考察报告》中写到，“从考察中我们深感，目前我国丝绸生产技术远低于意大利，表现在产品质量差，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

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丝绸企业也向考察队反映了中国丝绸出口的问题，一是出口渠道混乱，一些公司为了抢夺市场低价竞销，严重影响欧洲丝绸进口商的经销计划。二是出现生丝、白坯绸和制成品的价格倒挂，成品半成品价格甚至低于国内。三是出口产品质量不稳定，有些达不到标明的等级要求。

2001年开始，慎惠斌连续四年参加外贸公司组织的交易会和法国巴黎时装周的面料展，前往意大利的丝绸加工方（即他的客户）工厂参观，了解意大利市场需求以及他们的经营理念。“我去的那个工厂很小，四十个人是核心设计师团队，工人只有四十个。”这个意大利家族企业给慎惠斌带来新的启迪：他们都给奢饰品牌做加工，产量不高，但是对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良品率在70%以下，尽管经营良好，但没有选择扩大生产。“我去工厂参观，一个黄皮肤在那也算老外了，没有工人感到很新鲜抬头看我，都在做自己工作。他们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工作就要在八小时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别的不理会。”

2003年，他拿出手上的钱，在重兆买下厂房添置织机，开办浙江申联丝绸纺织厂。经历了行业混乱的慎惠斌办厂时有了自己的想法，要做走“小而精”的路子。常年合作的外贸公司看到丝绸出口的混乱，建议他专心生产一个品类的丝绸，保证品质，从而在小众的高端市场中占据稳定的份额。

慎惠斌按照自己的理念生产高品质丝绸，打入意大利科莫的高端丝绸市场，至今一直维持着稳定的产量和品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作为最大的丝绸进口国受到危机影响，丝绸消费受挫，国内丝绸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利润下滑，加上中国人力成本上升，经营出现困难。但对于慎惠斌来说，因为高端市场相对稳定，产量较小，受影响不大。

慎惠斌的工厂坐落在重兆社区的北面，一条柏油路旁全是大大小小的绸厂和丝织厂。十几年前，这个一千多户人口的村社区，最多的时候有400家纺织厂，其中不少就是家庭式的作坊，慎惠斌说如今只剩下六、七十家。他的工厂有两栋楼，一边是办公室加仓库，一边的平房是厂房。厂房里放着十多台机器，四五名女工在维护机器运转，机器低浅的轰鸣声在厂房里回荡。

5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慎惠斌接到了一位老客户的电话，约他去苏州吃晚饭。我们在苏州工业园区旁边的酒店见到了从美国来的金先生，他和慎惠斌已经合作了21年，拥有美国最大的真丝印染厂，曾是美国最大的中国白坯绸买家。金先生今年已经78岁，1979年时从韩国全家移民美国，开始从事丝绸生意。

1980年中国刚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美国商人还对中国十分陌生，金先生凭借亚洲面孔，率先来到江苏，通过外贸公司进行真丝布料进口。“那时我来中国收购蚕丝，我根本不问价格，一是因为相对意大利日本等国家，中国丝绸价格太便宜了，二是我们家以前在韩国就养蚕缫丝，我知道养蚕是十分辛苦的工作，不应该再去压低价格。”他很快和江苏省丝绸公司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而中国低价优质的原料也使得他在美国的生意快速成长起来，很快在新泽西建立了自己的大型加工厂。

2013年，金先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买下一家工厂，当时他正面临老工厂技术革新，用工缩减，同时因为环保问题生产规模也有所限制。“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个厂，这么大年纪了，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这批跟了我几十年的这批工友，让他们能养家糊口。”慎惠斌说。他向我反复提及这件事对他的冲击，这种观念的影响甚至超过新技术新方法。

近二十多年，江南地区私营工厂发达，但随着地价和人力成本的抬高，以及环保的严格，经营工厂越来越难。另一位纺织厂老板告诉我，他们觉得自己更像种地的农民，按时按需细致经营，好的年景能得到一定的收益，不少但也不会太多。慎惠斌说起自己前年在湖州买了一套房子，才70多万，如今价格已经翻了一番：“我这个厂一年的产值大概五六千万，翻一番是什么概念？”

“外国有很多百年老厂，他们是持之以恒的做这个产业，他们不会去搞房地产，不会去搞4S店，他坚信有一条，这个行业我做下去肯定能赚钱，他不会说我赚到钱了我就不做了，他们认为我的国家很好，很稳定，我把这个行业做下去，肯定能赚钱。”对比意大利的丝绸工业，慎惠斌觉得中国的企业主有些急躁。但他也承认如今企业经营负担较重，税收有时甚至超过人力成本支出，政府对于传统工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并不扶持。如今很多丝绸厂都面临不革新技术就会被淘汰的局面，很多老板索性就做到旧设备淘汰，关门退休。

作为丝绸业的根本，种桑养蚕的模式千年来基本未变；真丝的缫丝纺织因为其纤维特性自机械化后也没有大的技术突破，难以自动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丝绸贸易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却不断变化。买下菱湖丝厂的凌兰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所有的红利都已经吃尽，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制度红利、市场红利、政策红利都没有了，所有的瓶颈都开始显现。”虽然凌兰芳和慎惠斌的企业规模相去甚远，但他同样为企业的长期性困惑：“意大利的丝绸企业多是家族企业，去问问他们做了几年，意大利人说什么几年，我们是160多年了……一个企业从开始秉持一种理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做100多年，这是何等的艰苦？长期性，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