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评《淑女》｜信息时代的历史讲述

《淑女》，唐颖著，《收获》2024年第三期刊载

韩炳哲在《叙事的危机》一书中说：“信息的漫溢是造成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罪魁祸首。在信息的巨浪洪流中，讲故事的精神已经溺亡。”“生命远不止解决问题。只会解决问题的人没有未来。唯有讲述让我们有所希望，从而开启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1、23页）“信息时代”即“智能手机时代”，刷屏成为人们的日常认知方式，它是科技算法的产物，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相联系；“讲述”则诉诸倾听与专注，体现生命流程与人文传统，旨在创造历史性。在此语境中，唐颖的《淑女》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小说所展现记忆的洪流是信息化的，那是一趟艰辛挣扎的讲述之旅，几乎无时不在抵御信息的拦截，不过信息和讲述并非黑白分明，两者微妙交集，至于是否“让我们有所希望”而“开启未来”，这不好说，但小说顽强出彩地表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国潮”一代人在历史中的个人命运的浮沉起伏，给我们带来启示。

韩炳哲著《叙事的危机》

“那场演出毁了一切！有一天黎朵给小米发了这条短信，这是在她们渐渐疏远的日子。”（唐颖：《淑女》，《收获》2024年第三期，140页）这是小说第一行，独立成段，具信息惊爆性，却无法以信息复盘其意义。它似乎概括了第一章的内容：黎朵与男友费恩去小米的剧场看戏，因他带了一个陌生女子而起疑，向小米倾诉，听了小米的“馊主意”而偷看了他的手机，发现他与另一年轻女子劈腿，她瞬间崩溃。这“有一天”是在发现费恩劈腿的时候？也许是后来第五章感情上与他了断的时候？她向小米发短信，因为小米是闺蜜，才倾吐隐秘。事实上短信或电话是她们的沟通方式，所谓“渐渐疏远的日子”，两人的关系须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起在农场的时候，而从亲密到疏远则说来话长。

男友情变、黎朵与小米之间的信息交换是个引子，后续至整部小说。但第一章最后一段：“小米眼看周围她认识的几个‘出国迷’蔓延到整个街区，然后蔓延到整个城市。可以说他们无意间成了引领出国潮的先锋。如今回看，竟有点惊心动魄。”（151页）这才显露出《淑女》的主题：围绕农场的朋友圈描写“出国潮”一代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第二章里出现妖头、姚哥、小头、黑鱼、阿兰等人物，和黎朵、小米的农场生活连成一片，小说以此为背景铺垫，从第三章开始展现作者讲述历史的抱负，后来又加入老克、申盛、甄真等，将各人的出国到新世纪初回国的经历交相错综，正如“小米眼看”具象征性，一切几乎出自小米的回忆，叙述也贴近她的视角，而众人的言说、视点如涓涓细流汇成悲欢离合的交响、时代的浪花。

直到最后才揭晓第一句的全部吊诡：小说题为“淑女”，确指黎朵，实际是小米的凝视对象，小说的真正主角是小米；最后发现黎朵的出轨男友竟是小米“失恋”的姚哥，让人恍悟，对人世变幻和叙事无常顿生神龙无迹不可理喻之叹。

唐颖擅长描写上海和上海人的跨国传奇，具有历史的维度和人性的深度，这无须赘言。《淑女》在内容上专写上世纪中美建交之后的“出国潮”及其历史遭遇，从而锁定特定的时段；形式上属于闺蜜类型，是一种记忆叙事，更确切的是一种心理悬念小说，给我们带来新的创获和惊喜。

那是改开将启乍暖还寒的时段，“早在1979年，黎朵就开始申请美国签证。当黎朵告诉小米想去美国时，把小米吓了一跳，听起来像要去犯法，去铤而走险”（151页）。姚哥带小米去中山公园，“他们在长椅上坐下。戴红袖章的治安员拿着手电筒到处晃，希望抓几个有伤风化者”（156页）。“七十年代，美貌是一种负担，从禁欲的眼睛看出来，美貌是引人犯罪的根源。”（160页）黎朵、小米等去西餐馆吃饭，“结账时欧阳林宜提出AA制，这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从哪里听到这个词？”（164页）这些描写不仅交代时代背景，更在于还原心理氛围，有人喜悦，有人冒险，更多人背负着恐惧的阴影、心灵的压抑与时代的创伤。就像小说里无数上海地貌的描写，无论是餐馆、宾馆、花园、弄堂或街道，作者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写到申盛去美国十年后回到上海，和小米在衡山路上一家咖啡馆会面，这条“街两边百年梧桐仍然丰茂。尽管街上也同样神经质地变个不停，酒吧越来越密集，又从密集到稀落，但梧桐树没迁移，街道没变宽，算是勉强保留住老街的旧貌”（192页）。这些叙述烘托出当时的环境气氛，落实到具体的时空，勾勒淹没的城市记忆，更是人物的心理投影，“神经质”可看做小米的无意识症候。对于她的“出国潮”的朋友，包括出国访问的她自己，思绪始终在人的“正常”与否之间摆渡游移，既是对人性的质询，也构成叙事的张力。

小米丈夫用“友情之上，爱情之下”来形容小米和黎朵的关系，“农场那几年，她们天天见面，情感上的互相需求，令她们无视身边的同龄男生。小米无法想象那段日子没有黎朵，她会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也许沉沦了？以后这么多年，她们被命运安排在完全迥异的人生里，靠过往的记忆维系着她们后来的关系。就像一段婚姻，最初是因爱情结合，后来热情消失了，关系变质了，婚姻仍然维持着，在一起太久了，产生亲情变成家人”（204页）。这段话出现在小说走向收官的第六章，远非闲笔。小说聚焦于两人在“友情之上，爱情之下”的隔离带，映现各人不同的性格及其复杂微妙的感情纠葛和同轨殊趋的变迁，提供了一种闺蜜的小说类型，更为奇特的是，作者把两人关系设置为一个叙事装置，敷演成一部十五万字的心理悬念的长篇小说，风格平淡而自然，叙事百回千转，惊澜迭起，读来欲罢不能。

黎朵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农场做卫生员，中美建交后申请去美国，不顺，直到五年后和旧金山一个华裔律师结婚，去了美国，有两个孩子，忍气吞声做了十年的家庭主妇之后回国，便乐不思蜀，结识某房产老总，买下第一套别墅，经营家族公司，投资房产，成为富婆。与丈夫离婚，与男友同居五年，发生小说开头“毁了一切”的一幕。后来与曾是同一工厂的出国多年又回归的申盛同居，又不合，不久她为公司组团去菲律宾旅游，在海中游泳一去不返，人间蒸发。小米的父母是普通工薪族，出国潮开始时，家里没有海外关系，她报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成人学校当语文老师，与同校的物理老师结婚，生子，她辞去教职而进了一个编剧进修班，后来在民间小剧场当制作人，编剧本，她丈夫公派去美国某高校访问，她随同，发现他已有外遇，一年后回国，儿子将进大学，她考虑是否要和丈夫离婚，至此小说结束。

她们代表不同的阶层，生活方式和理念各不相同，涉及广阔的社会面向，但作者不取传统的写实手法，既不因果链接，也不像起承转合的道德情节剧，可说是一种异类的小说写法。譬如黎朵如何利用房产老总得到第一桶金，如何打理家族企业，如何投资等，大可把她写成经济红利时代的女强人的励志故事，如王家卫的《繁花》让人上头，但《淑女》所表现的并非那种宏大叙事，而是时代巨浪中的日常小世界和个人史，以两女主串起众多人物，流畅切换心理叙述与对白，众声喧哗，视点错落，不断回闪穿梭时空而展现历史场景的手法与电影相似，不同的是小米几乎处处在场。这样的写法介乎写实与写意、信息与讲述之间，当然是犯难的，但对于唐颖来说是自我风格的自然延伸，水到渠成。

所谓“淑女”是通过小米之眼的讲述，富于情绪价值的精神形象。黎朵天生丽质，守身如玉，穿扮得体，顾盼生姿，面对男生们的追求则冷若冰霜；她吃苦耐劳，精明决断，处变不惊，处世隐忍，重视个人隐私，自制力超强；为人又大方，逢年过节给朋友送小礼物，所有资质足具大家闺秀风范、上海气质。在她旁边的小米相形见绌，在她眼中“黎朵是淑女”（205页），她自己不是，两人明显存在差异——经济的、文化的、价值观的。但小米不是黎朵的反面，情感世界远较复杂。她落跑于出国热，上海土生土长，却很难给她贴个海派什么的标签。丈夫没多大出息，自己编剧本甘当“枪手”，清苦而平庸，在精神上感到满足。对不讨喜不起眼的她，作者为何青睐有加？让我们通过她来感受、来观察和思索？的确，她好似一个普通人的传奇，偏激、锋芒毕露，有点愤青，有点另类，交织着不平、嫉妒、疑虑和自省，她有自己的价值观，不乏对人性的洞察。她富于想象，常陷于自己构想的真幻虚实的戏剧冲突中。她目睹和传闻众多事件，往昔的疯狂噩梦般一再在记忆中回访，愿景又被现实压垮。和黎朵一样，凭一条短信知道丈夫出轨。得知黎朵离世的那一晚，“小米躺在床上突然透不过气来，身体发麻，当时丈夫和儿子在美国。她害怕独自死在家里。她生平第一次拨打120，让救护车把她送去医院”（224页）。这举动近乎疯狂，查出来是患了“神经官能症”，虽然没死，却陷于恐惧的阴影中。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具“时光雕塑”的特征，这也可用来形容《淑女》对黎朵等人形象的铸塑艺术。“在小米眼里，黎朵是她的人生样板。”（175页）“小米曾经把黎朵视为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但黎朵的内心世界于小米仍然是个谜。”（177页）“谜”是个修辞策略，引动读者侦探般的兴味，却意外让人发现雕像上新砌的最初心动的时光。那是小说到第四章才回述的小米初见黎朵的一刻，在郊区农场的食堂，“小米不敢相信，黎朵和她一样沦落在这散发这烂菜叶腐臭味的地方？黎朵可是他们街区的星啊！从前小米只能远远看黎朵，怀着惊叹和羡慕。当黎朵走过弄堂或者街道，她周身的空气都会发生变化，变得兴奋和灼热。黎朵聚集了所有的目光：窗户、阳台、后门口，以及迎面过来的行人，就像一场不需要台词的单人表演。那个年代，美是稀缺物，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更像是撩拨，撩起人们死水一般的欲望”。这一段文字松弛而精萃，顺着小米的视角插入“那个年代”一句，不动声色地对她的内心感受加个评注。“小米把遇到黎朵那天，堪称她的人生转折，笼罩在她额头的阴霾在那天云开日出一般，让她豁然开朗。多么奇怪的治愈力，因了一位让人仰望的街区美女跟她一起沦落在同一黑暗处。”（175页）这揭示了追星现象的秘密，明星无非是自我的镜像投射，小米的崇拜中不无幸灾乐祸的心态。

这样的美女站在小说前台的聚光灯下，自然吸睛令我们艳慕，但十年后黎朵回国，已物换星移，人事皆非，她的偶像光环在褪色。在小米看来，“黎朵有了中年人的富态，原先清秀的鹅蛋脸下巴变圆润了，苗条身材变丰满了，她穿一件中式缎面外套，更显老气，曾经的绰约风姿丢在美国乡下了”（149页）。小米的偶像崩塌，“富态”也像是物质的表征，当“阿兰告诉小米，黎朵看到上海变化这么大，想要搬回来”，小米说：“所谓变化不过是造了很多楼，更多的五星酒店。”又说：“这些变化只能说明有钱人的日子更好过了，物价更高了，你我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吗？”（150页）小米的反应犀利，富裕时代并非雨露均沾。那一天她去阿兰安排的衡山路五星级酒店和黎朵会面，抱着十个月的婴孩，衣衫不整，因为点不起六十元一杯的咖啡而要了一杯白水，此后一想起那天的尴尬，她心头就隐隐作痛。

这决定了小米的视点转向，从天真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向，也是她的心理成长的表征。对十年后的黎朵，“富态”成为一种时尚与价值指南。“现在她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吗？这些年她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首先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让社会不稳定，让朋友之间产生沟壑，小米和黎朵的关系早已失去平衡。”（174页）“这些年，黎朵越来越不甘寂寞，需要人们围着她。她是家族公司副董事长，被人逢迎惯了，沉溺于热闹的生活场景。”（180页）黎朵说申盛打算搬回上海，正托她买房，“不过，最终是由申盛的买房预算决定，一分价钱一分货，看得中的房子要有能力买下来”。小米听了“刺耳”“非常不爽”，“此时小米再一次意识到，黎朵早已不是那个没有烟火气的美少女，她和目前的商业社会多么合拍，只是出于两人之间的交情，在小米面前，她小心掩藏了她那个阶层的价值观”（201页）。当初申盛追求过黎朵，她嫌他“花哨”“浮夸”而拒绝，反讽的是，和申盛好上后，如小米所观察到的，黎朵的新房及其为两人举行的派对尽“艳美浮夸”之能事，如奇幻的电影场景，房中挂着黎朵与申盛的照相，用人工合成的二十年前“一对貌似偶像明星的年轻男女，更像一段虚构故事的角色”（208页）。客厅里放着专为申盛买的一架一百多万的施坦威三角钢琴，然而“黎朵和申盛的关系，藏着不为人们所知的暗面”（209页），这只不过是装点黎朵的感情空虚时段的摆设，照申盛的说法，他只是充当了一回她的“门面”。

小说越到后面越扎劲，笔力毫不松懈，为黎朵做多侧面雕刻。从黑鱼口中爆出农场里最疯狂的“大事”：某夜在仓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男女野合事件，事后被严肃处理，而黎朵是目击者之一，却能若无其事，守口如瓶，大家不得不折服她“内心比男人更强大”（217页）。申盛向小米吐露他和黎朵走不到一起，因为在性的方面黎朵对他“完全冷感”（221页）。这一切似乎在加强黎朵的“冷美人”的人设，却现惊人“反转”：黎朵还是忘不了费恩，不仅有情，且执着。黎朵自己对小米叙述她从加州飞到纽约，找到费恩经常出入的市中心广场的老咖啡馆——这完全不像黎朵的做派，结果发现他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因车祸而瘫痪的妻子。黎朵并未上去搭理，就悄悄回来——一个淑女的悲壮姿态！

小说少不了对白，而唐颖在处理对白方面殊为独到，不仅使故事流畅，更富于景观、声口与气息，这在《家肴》中已有演示，在《淑女》中更得心应手：尽量减少全视叙事，通过我说你说他说在众多视点中构建人物的立体塑像，让叙事者融入各人视点，更体现信息时代叙事的多元化与碎片性。黎朵和小米的朋友圈一一浮现于时间长廊里，各具个性。阿兰属于较低社会阶层，通过众人时空错落的视线显现她的整体拼图：中学毕业后进一家小厂，很快结婚，后来成下岗工人，闲时搓麻将，喜欢时髦的东西，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觉得与黎朵在一起是一种荣耀。在小米看来，她更是黎朵的知己。在黎朵的派对上，阿兰穿着黎朵自己穿过并送她的三宅一生，经小米点穿后，后悔与黎朵抢锋头，对小米说：“主要是她的衣服不是我的风格，特别是那些大牌子不是我有能力买的，人家……我是说我另外一拨朋友还以为我买假名牌，多没面子呀！”（213页）一语道出她的身份焦虑。像这样细节透露人性的对话在小说里比比皆是。

两位女性与黎朵同属漂亮而被物化的系谱。一是欧阳林宜，黎朵的中学同学，那天聚餐她一定要AA制，小米因为钱不足而显得狼狈。她“是小米见过最势利的利己主义者。她歧视贫穷，歧视得直接歧视得毫无罪恶感”（163页）。欧阳中学毕业后不知靠什么关系被分配在一家邋遢小店上班。她高智商，有主见，发奋读书，高考恢复后考上上海外语学院。另一位是甄真，父亲是军官，每月来农场一次交病假单，后来回到城里，顶替她母亲在百货公司上班。她一直活得潇洒。那天在黎朵的派对上亮相，“脸盘小五官俏丽，双眸灵动鼻尖微翘嘴唇小而丰满，令她到中年仍有一缕稚气，加上盛年后满溢的性感，如今甄真的美貌仍不减色”（211页）。难怪在她面前黎朵自觉矮了一截，意难平，凡她争天夺地所得到的，在甄真只需举手之劳。

几位男性也是，妖头、姚哥、黑鱼、申盛等，差参对照般凸显各自容貌和性格特征，让人印象深刻。说实在，我一边读《淑女》，一边刷手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大约也是叙事危机时代的阅读和写作方式，但小说似一镜到底的拍摄，叙事逶迤流长，悬念和惊喜不断。我寻思其写法，确乎很独特。唐颖读过很多作家，毛姆、米歇尔·布托尔、卡佛、萨冈、艾丽丝·门罗、张爱玲等，当然他们与她的写作有关联，但我却想到了《儒林外史》，这比拟似不大高明，当今中国作家言必称西方经典，这很正常，但我觉得如“四大奇书”之类的中国经典渗透于我们的肌肤骨髓，而且经典也应当是从本土之树长出来的。《儒林外史》如一幅山水长卷，凝聚着中国传统的观看方式，大卫·霍克尼说：“中国画没有固定观点，其观看系统依赖的是移动视点。”“我们日常观看风景的方式，也不像欧洲文艺复兴式透视那样，从一个静止不动的观点去看。我们总是在风景中移动，不论何处。”（《图画史》，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83页）《淑女》所呈现的正是有悖于西方古典小说写实原则的散文化“移动”景观，其人物与情节跳来跳去穿越时空的“藏闪穿插”的叙事手法或借鉴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在张爱玲的《小团圆》里得到发挥。《淑女》中“藏闪穿插”愈加频繁，比《小团圆》更顺畅易读，其独创之处在于始终从小米的视点叙述故事，仿佛呈现了信息与讲述的关系，从性别角度看，这不仅打破了历来美女被男性凝视的书写范式，大概也与一般闺蜜小说有别，也是难以复刻的。

把黎朵看作信息，与其说是与韩炳哲共情，毋宁是表达了我的疑问。信息与讲述对立的确触及当下的真实，但艺术领域另当别论。正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指斥真实的幻影，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而幻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对现实秩序具颠覆性。小说里把“淑女”作为小米审视的对象意味着背对那个被异化了的世界，在黎朵的炫富派对上，“小米对自己穿着T恤和牛仔裤，成为客人中一个不和谐符号而感到满意。她此时对黎朵涌起的反感，真的是为了阿兰的服装吗？”（213页）从这个细节可见小米的自觉对抗的姿态及其自我追问。其实在小说里小米的人生已有够多的戏份，她的家庭与剧场生活、她的农场经历、与黑鱼的传谣、因姚哥而“失恋”，更不消说她那“树洞”般的记忆，装满了她农场朋友圈的故事。让这样一个普通人担负讲述的主体，对她的心理浓描细写，那种琐碎的直观体验和反复自诘的疑虑、碎念和省悟，代表了日常生命对信息的主控与超越，也赋予了讲述以强大动力。对作者来说，如果三年前的《个人主义的孤岛》表现了家国叙事中的个人命运，那么《淑女》则进一步拓展了日常生活和个人史的书写。

唐颖著《个人主义的孤岛》

既是以小米为主体的心理叙事，她是个小剧场编剧，这一角色设置也妙不可言，让她扮演作者的“枪手”。她性格直率，有想象力，使情节不可预测而富于戏剧性。一开头由于听了小米的“馊主意”，“黎朵打开他的手机，就像打开潘多拉盒子”（146页），使故事无厘头发展，不断制造谜团与悬念。第三章的大部分篇幅描写小米为陷入感情危机的黎朵编剧本，“小米的想象力开始活跃，假如写成剧本，剧本应该这么发展：没良心的情人从外地旅行回来，给黎朵带来当地特色产品龟苓膏榴莲酥诸如此类”（167页）。小米想象黎朵在情人回来后跟他摊牌的场景，至为详细，不止一个版本，然而结果纯属意外：费恩从广州回来，不再见黎朵，她突发心脏病而被送进急诊室。作者操控读者期待可称一绝。我和小米一样沉浸于黎朵的种种纠结、痛苦和希冀的情绪，结果大呼上当。

小说里出国潮这一代当初削尖脑袋搞签证，争先恐后奔赴海外，二十年后风云变幻，世情沉浮，小头出去三年后在香港跳楼自杀，似患了忧郁症，是个极端例子。黎朵回国后做房产风生水起，美丽转身，但对她在美国十年家庭主妇的经历不堪回首，结果感情上还是一片空白。申盛仍抱有理想，在海外蹉跎岁月，回国后努力发展其音乐天赋，却从头开始缺少人脉资源，困难重重。他们大多混得不怎么样，毕竟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拗不过历史的胳膊。一代人的“美国梦”幻灭，人生吊诡莫此为甚。然而妖头和姚哥一对兄弟不在此例，他们时时萦回于小米的心头，特别是姚哥对黎朵和小米至关重要，而作者对兄弟俩的处理一显一隐，另有一番深刻意涵与高超的叙事艺术。

小米始终对妖头捉摸不透，反复盘旋在她脑海的是在农场的一幕：妖头突发神经病，小米和黎朵都是卫生员，小米惊吓不知所措，却见证了无比冷静的黎朵，在众人按捺下给妖头打了镇静剂。过后妖头鲜蹦活跳，完全像个正常人，却时而歇斯底里发作，让人吃不准是否是装的，但他的人生匪夷所思：在绿皮火车上他认识一位在上海大饭店当服务员的年轻女子，这女子认识某外交官太太，妖头通过她拿到签证，女子通过和他结婚出国，她怀孕，妖头又看上她的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姐姐，对她疯狂追求，也怀孕，结果与妻子离婚，与她姐姐结婚，两个孩子在同一年出生。那天是妖头与他的妻子回国，约见小米、黑鱼和申盛在饭馆里，听了那位姐姐的叙述，小米不禁内心惊叹：“这种事也只能发生在妖头的人生里。”然而“他不停转动圆盘的动作，在小米的眼里并非‘正常’，至少相当神经质”（219页）。这是她过于敏感？她甚至认为“那个年代摧残了很多人，他们精神上出了问题。妖头是其中一位”（180页）。奇怪的是，“自从妖头精神失常之后，接二连三，在一年的时间里，十多个同龄人精神失常，好像‘神经病’也能传染似的”（199页）。“小米在农场当卫生员期间，流行过五花八门的传染病，包括麻风病、两号病、乙型肝炎、菌痢、疥疮。小米相信，还有未被命名潜伏在神经系统的病毒，遇到突变或刺激时会被激活，于是做出正常人觉得不可理喻的动作，比如妖头，和妖头之后的那些与他病症相似的患者。”（同前）

妖头成为小米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时代阴影，当她得知黎朵从加州飞至纽约找费恩时，觉得极其反常，完全不像淑女，黎朵说：“就当我发神经病好啦！”小米自然联想到妖头，“是的，黎朵也没有逃出病毒的潜伏，否则如何解释黎朵的不可理喻？”然而黎朵的话更使她惊恐：“也许有一天你也难逃……”又说：“害怕，说不出的害怕……”（199页）

在农场的日子里，因为给妖头治病，认识了他的哥哥，因为妖头，称他为姚哥。他“是个极其正常，长相相当英俊性情安静的人”（153页）。小米与姚哥有过短暂的相处，“小米成长迅疾，他是第一个接近她的年长异性”。不久姚哥同妻女出国，临走前他依依不舍向小米告别。姚哥使小米产生“失恋”的感觉，“恋爱何其短暂，却让她尝到失恋的痛楚。小米呆头呆脑的样子让人们以为她也开始精神不正常。自从妖头因为精神问题回上海，相似的病人接二连三出现，仿佛精神病也有传染性”（155页）。因为姚哥，她心头留下精神病灶。此后凡是有人提起姚哥，她心头就会悸动。就像小说所描写，姚哥原先是学画画的，到美国之后拿到艺术学硕士学位，做艺术品买卖，住在纽约上州，过得不错。他专门收集东欧无名画家的画，将它们重新包装而卖出。他经常回国与艺术圈来往。在小说最后，小米偶尔和朋友进入一家在花园酒店里新开的画廊，全是东欧画家的画，她从柜台上拿到一张名片，得知画廊的主人是“费恩”，又在二楼露台上看见了他，不是别人，真是姚哥！

“小米坐在饭店的花园长椅伤感，呼吸急促，透不过气来……这两年，不时会有的症状，每一次她都以为‘快要死了。’她知道自己没有心脏病，不过是一次神经官能症的发作，但身体发麻无法起身的感觉仍然这般真切……”（224页）小米一向以“正常”与否来衡量她周围的一切，此刻底线沦陷。这里你也可以想象黎朵说的“可怕”，似乎不限于黎朵和小米。妖头和姚哥，一个是装疯卖傻游戏人生，一个是温文尔雅，犹如一个美丽的谎，都能够穿梭时空无阻无碍，活得滋润潇洒，躲过历史的拨弄。

回到开头黎朵带男友来小米的剧场看戏，“黎朵将他屏蔽在身后”，所以小米没见他真身。这“屏蔽”暗藏玄机，黎朵给小米看他的照片，“他戴着墨镜……嘴角的一缕微笑令小米觉得眼熟，好像跟某人相似……小米奇怪自己的心脏部位为何被咯了一下，就像一颗小石子进了鞋子，被咯痛一秒钟”（142页）。“他”即姚哥，小米一下子记不起来。这里打下伏笔，如小米向黎朵隐瞒了与姚哥的交往，或黎朵告诉小米，见到费恩明明拍了照却莫名其妙不见于手机的图库，这些情节都在说明为什么小米始终不知费恩即姚哥，直至最后一刻。作者利用亲密而疏离的闺蜜关系，包括众人之间的说与不说、见与不见的情状，不断制造断裂、悬念、转折与惊奇，似精心布局，滴水不漏，又像漫不经意，把“藏闪穿插”手法玩转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总之，《淑女》宛现大时代里的个人命运，阅尽世情沧桑，撕开人性真实，给我们带来启示，是个耐人咀嚼的精致文本，如果谈到是否“有所希望”“开启未来”，至少我相信，这样的作品绝非AI软件所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