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档案考察南京大屠杀之后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的生活实态

作为医疗传教士，金陵大学医院（Hospital of Nanking University，又称“鼓楼医院”）美籍员工一直以日记体形式给家人、所在教会及所属机构写信，除报告自身生活和差会运转情况外，还有对日伪统治状况及时局的观察。学术界对此类文献史料的利用方面，侧重于从第三方视角揭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如外科医生威尔逊的日记体书信，“以一名外籍人士的亲身经历和从医院救治伤员的视角，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而广为人知。但学界较少从此类文献着手，研究他们在日伪统治下的生存状态。

基于此，本文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Library）、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基督会历史协会（Disciples of Christ Historical Societ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研究院伯克图书馆（Burke Library,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Columbia University）等馆藏教会档案为基础，以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为研究对象，探究后大屠杀时期（即从日军大规模暴行开始减弱的1938年1月下旬至1939年初，日军南京大屠杀造成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广泛时期，也是日军建立常态化统治秩序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由此折射出日军南京暴行对市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

金陵大学医院的早期建筑

食与宿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像北欧传说中的狂暴武士那样疯狂地毁坏一切”，大肆烧杀劫掠，社会经济秩序完全瘫痪，城内安全区以外“所有街道都荒无人烟，断壁残垣的废墟呈现出一种荒凉的景象。一切都停止了：没有旅馆、电影院、药房、商店、市场等等，什么都没有。生活食品严重短缺”，“在这个被占领的城市，城内外的庄稼都烂在地里了。在城里，[日军]不准许任何人去收割；在城外，那里的居民都已逃往他乡或是被杀死了。蔬菜、土豆、萝卜等都烂在了地里，这里是一片饥荒”。此外，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仅没收了城内城外的大约10万袋大米和4万袋面粉，还施行严格的经济统制和物资统制，国际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从上海采购物资需要向日方申请许可证，城内物资日渐匮乏，粮食供应形势十分严峻。金陵大学医院及其美籍员工也面临了战时普遍性的生活必需品匮乏、燃料紧缺，以及自来水、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其中，食品与燃料问题最为突出。

食物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生活物资，粮食供应更是重中之重。淞沪会战爆发后，随着战事蔓延，医院美籍员工意识到南京战事一触即发，储备了大量的粮油米面及其他生活物资。因每日消耗量较大，加之受日军当局控制，后续补给不足，1938年初，医院也面临粮食紧缺问题。1938年1月22日，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在给差会的信中指出：“我们最大的困难一直是如何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和其他物品”，“在搜寻食物方面，我们真的不得不与日本军队展开竞争”。1938年2月，麦卡伦又向差会报告：“用了一个上午试图得到大米，现在已是筋疲力尽，得到大米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一些大米是我通过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红卍字会及自治委员会申请的。我可以从后者得到大米，但这样做即购买大米，需要得到实际管理这座城市的日本军方的批准。”此外，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他们还与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合作”，互相交换物资。麦卡伦在1938年2月3日的报告中指出：“我通知自治委员会我有汽油，如果他们给我所需的大米的话，我愿意给他们一些汽油。不允许他们向（安全）区内送米，也许我可以让他们将米送到中华路（教会）的院子里，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苦力将米从后门穿过街道送到我们医院。”在麦卡伦多方筹措下，医院美籍员工的粮食问题不算突出，因日军当局严格控制粮食出售，麦卡伦也时时担忧粮食短缺问题，“这些米也只能维持几个星期，接下来我要再次计划如何得到更多的大米”。

其次是鸡蛋、牛奶、蔬菜等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他们给家人的信件和报告中，谈论最多的是食物品种单一及副食品缺乏等问题。鲍恩典在信中指出，南京陷落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鸡蛋的影子了”。魏特琳在1937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食品越来越少，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肉了，现在街上根本买不到任何东西，就连鸡蛋和鸡也买不到。”埃米莉（Emily）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攒了两颗鸡蛋，鲍恩典设想“如果情况变得更糟糕，她可以用这两个鸡蛋做一个蛋糕”。直1938年4月，鸡蛋供应才得以缓解，鲍恩典为此特意告诉家人，城里已经能买到鸡蛋，但买不到橙子，“每年这个时间段，我们能吃到的水果较少，而今年更是有史以来最少的”。

作为南京城里的特殊群体，医院美籍员工偶尔能享受到糖果、巧克力、咖啡等特殊食品，举办规模不小的聚餐。如鲍恩典在1938年2月18日给家人的信中，不仅提到上海有人给医院员工寄了一盒咖啡，还提到在教堂做礼拜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给她一长块奶油巧克力。1938年4月26日，鲍恩典还收到美国基督会秘书埃德温·马克斯（Edwin Marx）的太太和福斯特（Foster）夫妇分别寄来的糖果。1938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她们举办了小型聚会，吃了鸡肉、土豆泥、烤番茄、豆角、热卷饼、冰激淋、蛋糕，还喝了美味的肉汤。对此鲍恩典非常感激，“谁还能要求更多呢？实际上，在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能拥有这样一餐真是非常难得了”。

为解决食物匮乏问题，医院美籍员工采取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方式应对。为应对蔬菜供应不足问题，鲍恩典等人决定将西式花园改造成菜园子。她告诉家人将在夏天搭建一个蔬菜园子，“我们正在认真栽培。露丝将从上海给我们邮寄种子，我们可能无法从南京得到这些。今晚陈梅琳给了埃米莉一些玉米粒，用来播种。我原先倒是真没有种植玉米的计划，但是为什么不种呢？如果我们的菜园不够大，我们会将其扩大到特里默的菜园”。为应对1938年冬季可能出现的副食品短缺问题，鲍恩典等人多次从上海订购罐子，用来储存当季水果。她在6月27日的信中告诉家人买了许多树莓，并装罐保存，称这种储藏食物的方法显然是经验之谈，因为“去年冬天，我们知道挨饿意味着什么”，“特里默一直说我们应该那么做”。在7月14日的信中，她告诉家人自己种植的草莓和蓝莓都获得大丰收，“草莓真的太多了，多到我们吃不完，装不完，也腌不完。我们把能储存的都储存了。实际上，我已经把我能找到的罐子全都装满了”。大屠杀期间，麦卡伦设法得到了数头奶牛，为病人提供必要的营养，但常常为饲料四处奔波。为保证医院的牛奶供应，鲍恩典等人还通过租养奶牛、售卖过剩牛奶等办法获取牛奶。她在1938年7月4日和7月14日的信中告诉家人：“如果那些奶牛每天产出30磅牛奶，我们就要支付相当数额的钱，换句话说，它们产的越多，我们付的就越多。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照料和饲养它们。这是个有趣的做法，但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满意，因此我想这是个不错的做法”。

尽管他们做了各种应对准备，随着1938年下半年常态化统治秩序的建立，日本军政当局强化了经济统制，土豆、白糖、牛奶等食品价格暴涨，食品问题依然十分突出。1938年8月10日，鲍恩典告诉家人，土豆价格暴涨，1磅土豆几乎赶上1磅肉的价格，“我可不会花那么多钱买土豆。那就吃点别的吧”，不得不用其他食品替代土豆。8月20日，她告诉家人白糖价格也飞涨，“糖在南京原本是相当便宜的，但是现在又在上涨了。我猜测价格升高与加税有关。我们过去花24元就可以买到1袋180磅重的糖，接着变成30.5元，现在已经涨到39元了。即使是这个价格，我认为我们最好赶快买下来”。1939年下半年，南京的食品价格继续高涨，“原本25元一箱的牛奶，现在最高涨到50元。开春时180磅白糖37元，现在涨到120元。黄油价格也涨到每磅5元，咖啡也涨到5元”。此外，由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强制推行日本军票和日元，严格管控外币兑换，美籍员工用美元兑换南京通用货币时，只能以汇率三分之二的价格兑换，购买力大大下降。

除对粮食等施行统制外，日伪当局还全面管控煤炭、木柴、电力等物资的供应，南京市民购买煤炭需要向日伪当局申请，获得批准后才可以购买，燃料不足成为影响医院美籍员工生活的重要问题。

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在书信中多次提及煤炭供应短缺、价格飞涨引发的“燃料”恐慌问题。1938年7月，鲍恩典告诉家人南京购买烟煤相当困难，市面上销售的煤粉质量较差，尽管如此，当有位陈姓先生向她销售1.5吨煤粉时，她立刻着手购买。她在7月26日的信中告诉家人，买煤已成为一项工作，伪市政府下令，要求卖煤人拿到煤后优先卖给医院，但卖煤人也缺煤，买到煤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筹措到足够的燃料，她通过各种渠道，“这边买1吨，那边买1吨，煤最终都汇集到那个人手中。他一共运来10吨煤，有人企图阻止他把煤运走。所幸命运还是眷顾了我们，他得到了给我们运煤的许可”。1938年秋，随着天气变冷，煤炭供应紧张问题愈加突出。鲍恩典在1938年9月14日、15日、24日的信中，连续多日向家人描述南京煤炭紧缺的情形及他们的应对。9月14日，她告诉家人经过讨价还价已买到一批烟煤，还从已撤到后方的熊医生家中发现2.5吨硬煤，感叹南京“买到硬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批硬煤将使他们过冬时远离寒冷；9月15日，她又告诉家人煤商愿意以48元的价格卖给他们一吨烟煤；9月22日，她再次告诉家人，为应对1938年冬煤炭紧缺的问题，美国宗教团体正在调研医院及美国家庭所需煤炭量，以及将芜湖地区劣质煤运到南京的可能性。1938年10月，烟煤价格暴涨至每吨60元，海伦·丹尼尔斯不免担忧，倘若差会从芜湖运到南京的600吨煤被征用的话，在宁美国侨民只能穿中式厚棉袄过冬了。

1938年冬，随着天气日渐变冷，煤炭短缺问题更加严峻。鲍恩典在1938年11月7日的信中写道：“几乎买不到煤。我们真的很想知道我们要到哪里、要怎样才会把我们的食物弄熟。我们还有些煤，而且也买了些木头，但是当那些都用完了之后，我们还能用什么呢？”她在11月21日的信中说：“燃油很珍贵。我们抓住一切能弄到燃料的机会。为满足医院的需要，医院的救护车每天去城外运些柴火回来。我们弄到了一车，但不确定是否还要再弄些回来。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哪天是最后一天。也许在医院备足之前，我们个人还有时间再多备些，但也弄不到那么多。”1938年12月，医院依然无法买到硬煤，只能买300吨煤粉，因煤粉质量太差，煤球燃烧的火焰虽看着不错，却无法散发足够的热量，“锅炉里的水就是不冒蒸汽”，谈和敦只能试着把软煤和硬煤混在一起燃烧。为了买煤，谈和敦不得不前往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协商，申请购煤许可证。鲍恩典对此愤愤不平：“买煤也需要许可证，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食品和燃料紧缺，严重影响了美籍员工的生活质量。因食物紧缺，摄入营养不足，医院高龄护士海因茨荨麻疹经常发作，“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她的发病原因”。因煤炭紧缺，1938年冬，谈和敦家舍不得用煤炭烧锅炉，只能用柴火烧饭和取暖，因木头散发的热量较低且不够持久，尽管烧着炉子，楼上书房也很冷。鲍恩典则因煤炭不足，无法取暖，“冻疮比哪年都多”。

1937年12月的南京

出行

南京陷落后，日军当局通过扶植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和之后的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利用日本特务、警察、保甲等力量，采取颁发“安居证”“市民证”等形式，由内而外建立层层包围的社会控制网，南京成了密不透风的“牢笼”。

为防范民众的反抗，日伪当局经常宣布戒严令，禁止人们在街道自由行走。日军当局还在各街道关口设置岗哨，人们上街时不时被日军岗哨拦下搜查，不配合者往往惨遭哨兵暴力袭击，在宁西方人士也概莫例外。鲍恩典在给家人的信中多次提及南京城内实行戒严令及遭到日军岗哨盘查的经历。她在1938年4月26日的信中告诉家人，伪维新政府成立期间街上实行了戒严，“我们也不允许随便在街上走动了”。她在1938年9月6日的信中再次告诉家人，“唯一的麻烦就是走在街上太枯燥无味了。搞不好就会遇到哨兵，然后让你出示通行证。整个事情简直让我怒火中烧。比起他们，我更有权力待在这里。今天上午在去大使馆的路上，我就被一个令人生厌的哨兵叫住了”。

作为医院的行政总管，麦卡伦需要经常外出筹措物资，进出城门时多次遭到日军岗哨的阻拦。他在1938年2月5日的信中写道：“今天去了农村……在出南门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申请出城许可或是通行证毫无意义，因为所有人都被拒绝。只要大胆和显露出‘友好’的表情，出城通常没有麻烦。当我被拦下并无法说服士兵让我通过时，我不得不调头，这样的事虽然发生过，但次数很少。”

医院其他美籍员工也在进出城门时遭到日军岗哨盘查。1938年3月，威尔逊医生从城外栖霞山带回了一位因腿部感染急需外科手术的妇女，离城门几公里时汽车发生故障不能启动，因“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赶在城门关闭前进城”，他为此十分焦虑。好不容易接近城门，他们又被日军岗哨拦下，岗哨不时让他张嘴、转身、举起双手，当成奸细仔细盘查，确定他不值得怀疑后才放行。

1938年4月，柏睿德、威尔逊与无锡普仁医院院长克劳德·马歇尔·李（Claude Lee，中文名李克乐）、镇江基督医院院长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s,JR，中文名林厚培）到城外打球返程时被两名日本士兵扣留，并带回盘问，要求他们到城外打球时需要出示出城通行证。他们原以为不过是一种形式需要，便积极向日军当局申请通行证。然而，日军当局百般推脱，拖延两周后直接告知无法签发去球场的通行证。日方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令西方人士十分困惑，并发出此举“是对美国人群体的成见和迫害，还是附近真有中国士兵对城市安全造成威胁”的感叹。

医院员工到挹江门附近下关码头领取医疗物资时，也常被挹江门附近日本驻军或城门守军拦下搜查，中国职员为此不敢单独前往下关码头。1938年8月上旬，鲍恩典和司机从下关码头返回医院的路上，被附近部队一名日本海军士兵拦下检查。该名士兵反复检查了英文订货单，要求鲍恩典出示通行证之类的证件。鲍恩典因没有通行证，也无法明白士兵的意图，只能出示日军当局颁发的“身份证”，假装这就是他要的东西，“从到达检查站边界一直到重新上路，总共花费了我们8分钟”。

除在城内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外，日军当局还在南京沦陷后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实施严密的封锁政策，不允许包括外交官在内的西方人士进出南京，以掩盖其在南京的种种暴行。

1938年1月，日军当局虽迫于压力允许美、英等国外交官返回南京，但宣布第三国公民需持有日军当局签发的“通行证”才能进出南京，并采取阻扰、拖延的策略，拒绝他们返回南京。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美籍员工及其他医务人员前往南京的过程十分曲折，几经交涉后才获得成功。

为应对大屠杀后南京城内日益严峻的卫生防疫形势，早在1938年1月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就向上海教会发出派遣医务人员到南京的请求并获得对方的支持，但日军当局不仅宣称“南京各医院的状况令人满意，病人在不断减少，病人在日军控制的医院受到了适当的照顾，因此不需向那里派遣医护人员”，还以平民在南京仍不安全为借口，拒绝美方人员的入城申请。直至1938年2月中下旬，日军当局才稍微放松了对第三国公民出入南京城的限制，“批准一名美国医生返回南京，金陵大学医院非常迫切需要他”。从1938年1月14日基督会秘书埃德温·马克斯告诉基督会中国教区负责人亚历山大·保罗（Alexander Paul，中文名施保罗）“柏睿德医生被批准返回南京的事情有望解决，他已准备好随时动身”到1938年2月21日柏睿德回到南京，整整过去一月有余，而这已是美国驻汉口和南京外交官与日军当局多次交涉后的结果。

与柏睿德医生相比，原不属于医院的医务人员前往南京的过程更加复杂、困难。1938年3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John Moore Allison）在给国务卿赫尔（Hull）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天内一直努力安排两名医生、两名护士从上海来南京……但是并不成功。今天上午日本总领事通知我，接受处理这一事务的上海日军当局声称他们认为目前外国人去南京还不合适，日军的立场是如果外国人在南京遭到不测，它们〔他们〕要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不想担这个风险。”在美国驻日大使格鲁（Grew）等美国外交官的不断努力下，1938年4月19日，无锡普仁医院院长李克乐、镇江基督医院院长林厚培、苏州福音医院护士露西·格瑞尔（Lucy Grier，中文名葛文娟）和苏州博习医院护士萨拉·格伦（Sarah Glenn）等四名美籍医务人员才获准抵达南京，协助金陵大学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直至1938年下半年，日军仍未完全放开对第三国公民返回南京的限制，美籍医护人员申请返回南京的通行证往往需要等待两至六周，甚至更长时间。以谈和敦返回南京为例，其从1938年8月22日抵达上海后立即向日军当局申请返回南京的通行证，直至9月17日才获准返回，足足等了三周多的时间。鲍恩典在给家人的信件中控诉日军当局通过“通行证”控制占领区的行为，称“这儿有一群脑子不正常的家伙。当事情不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发展时，他们就会取消通行证了”。

即便获得日军当局颁发的通行证，西方人士“回城”之路也比淞沪会战爆发前艰难许多。淞沪会战爆发后，京沪间的公路、铁路乃至水路交通中断，日军占领长江下游地区后强化交通控制，切断了沪宁铁路的客运运输，西方人士不仅面临购票难的问题，同等距离的车程也要比战前多花两到四倍的时间。不仅如此，日伪当局还在通往南京的各城门、京沪车站、京芜车站、江边轮埠码头等交通通衢设置层层关卡，派驻日本士兵或伪警察检查出入者的通行证和预防注射证明，严格控制外地人员入城。

谈和敦的夫人海伦·丹尼尔斯在给家人的信中，详细描述了1938年11月初她和鲍恩典从上海返回南京的经过。早上5点，她们起床后乘坐出租车赶到车站，在二等座售票处足足等45分钟后窗口才开始售票，因“队伍前面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插队，而且每个人都买了好多张票”，“等我们排在离窗口约有30人时，窗口关闭，票卖完了”，所幸一名中国警卫告诉她10时40分那趟车还有二等包厢，有关这趟车的信息，此前无人知晓，但为了赶回南京，决定守在售票窗口，终于在早上8时50分左右买到车票，购票的过程令她感慨万千，觉得“尽管只是3小时45分钟的站立等待，我们却感觉像是一次探险，因为我们又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由于这节车厢一半为军用，所以仅20分钟车票就售罄了，很庆幸我们当时排在最前面”。从早上5点从家里出发，到傍晚6时20分到达南京，整趟行程花了13个多小时。抵达南京后的出站经历也令他们深切感受到“回城”的艰难。她们走下站台后不久就被拦住，要求排在一个队伍里，“两边站着士兵和身穿中式服装被称作学生的人，他们大多数或者全部是为‘新政府’服务的。一个残暴的卫兵不停地抽打靠近他的人”，她们也由此意识到“必须老实地后退排成一列，并将行李放在身旁。每个人都带着大包小包，当有人推搡或被掌掴倒地时，后面的人就像保龄球或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倒下”，尽管她们没挨打，但是卫兵不仅要求她们填写表格，“上面罗列着一堆没完没了的问题，刨根问底地问家族信息以及来南京的目的”，还检查她们的通行证，打开她们的包，“我的包在例行安检时已经被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检查结束后，她们还被强制“通过荒唐的大型消毒剂喷洒口”后才被放行。

日军当局不仅设置重重障碍阻扰第三国公民进入南京，还对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宁西方人士采取尤为严苛的管控措施，不仅找借口拖延发放通行证，还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警告他们想要返回南京，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论，企图阻止他们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1938年1月23日，南京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礼和洋行员工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Christian Kruger）和“一大帮日军士兵上了一节敞篷车厢”离开南京，他是“除洛维特·弗雷泽和沃尔泽先生之外，第一个被日本人准许离开南京城的外国人”。南京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费吴生）为了能顺利离开南京，不得不与日军进行长期谈判并向其承诺“无论如何我都将返回”，作为日军准许他离开的条件。日军还借此警告他，能否返回南京取决于其在上海的“表现”。对此，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南京的局势正在好转’。这种局势的小小改善只是偶尔能感觉到，可惜总是长不了。可如果说局势好转得能让人流出‘高兴的泪花’，那是毫无根据的。菲奇的语气之所以如此的‘软’，恐怕是为了能够让他回南京吧。”尽管他极力表现出顺从的态度，1938年2月当他再次离开南京时仍遭到日军刁难。他一大早赶到火车站，因日本士兵未到站台，“不被允许登上火车”。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离开南京前也遭到日军警告。1938年2月6日，拉贝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往返上海的申请，德国驻华领事馆外交官罗森还帮忙写了一封推荐信“以示相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外交官福井淳告诉他：“原则上，此类申请一律不予批准”，拉贝清醒地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眼里，“罗森先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而我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也不受欢迎”。2月9日，福井约拉贝到日本大使馆面谈。关于面谈的目的，拉贝猜测，“也许他想再次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果然，次日面谈时，福井忍不住威胁拉贝：“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对于拉贝提出的种种抗议，福井的答复就是松松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人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并告诫拉贝带去上海的中国佣人“绝不能再回南京”。

1938年3月，南京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舍尔·贝茨（Searle Bates，中文名贝德士）和福斯特向南京日本军政当局申请“南京-上海”往返通行证时，也遭到刻意刁难，迟迟未能获得批准。直到3月31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才作出答复，允许他们离开南京，同时警告他们注意在上海的言行。对此，鲍恩典在1938年4月1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他们俩申请通行证的时间都超过一个星期。最终日本大使馆告知他们已获得去上海的批准，但能否获批返回，还要看他们在上海的表现。也就是说，假如他们发表了任何对日本人不利的言论，他们将不被允许返回南京。”

舍尔·贝茨

尽管德国是日本的同盟国，但其外交官也被日军当局禁止离开南京。1938年1月13日，德国驻华大使馆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在给德国驻华大使参赞劳滕施拉格尔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这里就像是生活在铁丝网后面的俘虏，因为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们，禁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就是说，谁都不能回到上海去。”

因此，医院美籍员工也十分清楚地自己的处境，即若想离开南京，将和其他在宁西方人士一样，遭遇日军当局的阻扰和刁难。麦卡伦在1938年2月10日给家人的信中提及日军当局反对克勒格尔离开南京后所作的报告，“未来将会对我们进出南京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直到1938年6月，在美国政府和外交官的不懈努力下，医院美籍医护人员才陆续获得批准拿到离开南京的通行证。6月28日，苏州博习医院萨拉·格伦获准返回苏州。6月29日，镇江基督医院院长林厚培获得返回镇江的通行证。威尔逊医生也在当月获得日军当局批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威尔逊抵达上海后，应福斯特的请求，写了一份战争以来所开展工作的声明。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自从去年9月，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南京”。可见，日军对南京大屠杀见证者外出限制的苛刻。

此外，由于日机轰炸及在进攻南京过程中城市电力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南京沦陷后日军当局将电力资源主要用于军用设施，城市照明大受影响，街道漆黑一片，夜晚变得更加恐怖和危险，这也给医院美籍员工夜间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鲍恩典在1938年2月22日参加贝德士等人为拉贝举行的告别活动后告诉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完全没有夜晚外出的习惯，街道上没有路灯，四周一片漆黑。这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一个区别。中国人总是保持街道有着良好的照明，而日本人将灯光使用在军营等。当然，这也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不同。夜晚被允许在街道上闲逛的日本士兵在黑暗中能够更好地从事他们肮脏的工作。”1938年3月9日，鲍恩典再次提及夜间的恐怖氛围，“在我们回家前，天黑了。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天下着雨。我这辈子从未看见过如此漆黑的天气，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几乎被吓坏了。我抓着埃米莉的胳膊，确保她不会从我身旁离开。我们清晰地听见沉重的皮鞋声从身旁经过，但什么也看不见。我甚至看不到埃米莉，而她就在我的旁边”。1938年下半年，日军占领南京将近一年后，夜间依然很不安全。鲍恩典告诉家人，“在这座城市，晚上出门可不太好。没有街灯、没有警察，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人们觉得没有什么比待在家里更明智的了。因为那个原因，我们从来不在晚上邀约任何人，除非那人是医院的员工。”为避免夜间外出，在宁西方人士还决定将传教团小组会议安排在周日下午。

后大屠杀时期，日伪当局不仅动用军警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还将“通行证”作为控制人员流动、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在宁西方人士无论是在城内，还是进出南京，他们自由出行的权利均遭到无视和践踏。此外，由于城市市政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在宁西方人士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日伪统治下的“新生活”。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1期，原题为《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的生活实态——基于美国档案的考察》，作者张慧卿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