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抗战时期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之间的征粮缠斗

【编者按】

在抗日战争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总体战中，为落实“军事第一”的思想，战时的国民政府在地方行政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各个省推行“军人治政”的政策，由军事将领兼理或转任各省省主席，直接掌控该省的行政大权，希望以此加深军、政联系，实现军、政配合的目的。

将封疆大吏的权力交给带兵打仗的“武装同志”，在学理上颇符合逻辑，地方长官和驻军首脑同出自军界，似乎就可以避免历史上一直以来存在的文、武之争。实际运行中，如此安排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另外不少地方同样可以看到，“军人治政”并没有促进军、政之间的和谐，反而事与愿违地引发了双方的对立。究其原因，除了战时体制下一切资源优先流向军方而加重了地方上的各类负担外，不同派系的军人以及军事集团之间一直潜在的矛盾，或许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军、政对立中，尤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与陈诚兼理的湖北省府之间，围绕粮食征集和地方行政展开了多轮缠斗，场面数度陷入僵持，以至于居间调停的蒋介石也时常感到尴尬。

鄂北军粮冲突的凸现

就地理范围而言，鄂北包括湖北省第三、第五、第八共三个行政督察区，计21个县，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湖北省府迁至鄂西恩施后，为了有效管理鄂北，特在老河口设置办事处，开展“策应和联系工作”。如前所述，第五战区在湖北的辖区，分布在鄂东和鄂北的30多个县，而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鄂北的老河口。鄂北因之也成为第五战区的核心地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所有战区的规模扩大，职能趋于多元，第五战区也不例外，其长官部所设的机关、学校日益庞大，加上军队数量的扩张，供给数十万人的军粮便成为问题。雪上加霜的是，鄂北产粮本来不多，而汉江流域产米区钟祥、随县等地又控制在日军手中，加之1940年后湖北全境连年灾歉，邻省河南灾情也异常严重以致难民涌入，本地采购军粮自然越发困难。

1940年夏、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了改变这样的窘境，在战区兵站总监部自行组织粮食管理处和购粮委员会，前往宜昌等地采购大米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行为已经遭致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反感。同时，战区奉令设置的军粮局又涉嫌违规操作——战区所属机关和部队之口粮，按照规定由省府驻老河口办事处就地拨给，由军粮局转发各单位。然而，实际操作中，军粮局直接向机关、部队发放领取通知单，后者径自前往各县向当地政府索粮，这就加重了业已存在的矛盾。陈诚对于军粮局的做法极为愤怒，电请军政部要求将军粮局局长张寰超撤职查办，李宗仁迫于压力令张氏辞职了事。由此，战区与省府之间围绕军粮征集这个棘手的问题在鄂北开始频发冲突。

1941年夏、秋，湖北省全境粮食收成情况均不甚理想，而第五战区仍旧按照去年的做法自行向鄂北各县摊派军粮，以致当地民怨沸腾。此时陈诚正因鄂东的人事危机与第五战区关系紧张，于是在控诉战区插手鄂东政务的同时，也将鄂北的军粮问题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他在信中称：“第五战区不顾粮政系统及地方实情，自行组织购粮机构，就地需索”，鄂北各县收成不足四成，第五战区仍按丰年的一半数额强征百余万大包，而各部队零星自购者尚不在内。荆门县沦陷仅剩四保，战区仍摊派小麦一万大包（约两万石），使得人民变卖耕牛家产，购麦缴纳。陈诚疾呼：“果此强迫征派之粮，充作军食，尚有可说。乃竟以军粮为名，转而高价售之于民，怨毒充盈，其势非逼成民变而使全部赤化不止也。”

此次全国刚开始实施田赋征实，蒋介石对粮食问题十分重视，很快就下令湖北省军粮由省府统筹代购150万石，其中拨给第五战区的配额是100万石。第五战区同意由省府代购，但却不满足于100万石的定量。战区早在7月1日就自行召集鄂北专员、县长开会，摊派各县应交米麦88.5万大包，计约184万余石；9月间又函知省府驻老河口办事处，以战区驻军30万人为标准，要求省府供给94.5万包粮食，合计约196万余石。这较之中央给定的数额多了近100万石，实在给陈诚出了一道难题。他最终没有答应第五战区的要求，政府和军方陷入了僵持。

不幸的是，1942年年初湖北的灾情加重，而第五战区对军粮的需求反倒有增无减。这势必给鄂北各区各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使得军、政之间的矛盾加深。围绕鄂北军粮征集的冲突逐渐升级。

1月31日，陈诚在省府与各委员讨论湖北省政，大家“对于鄂北颇感棘手，以鄂北五战区之种种不法行为，恐非使民变不止也”。2月7日，陈诚秘电何成濬，称军队强派勒索之外，军粮局办事无方，滥发购粮凭证，致军队藉此以任意搜刮。第五战区所属部队直接在各地抢夺粮食，殴打、抓捕甚至杀害保长，民众口粮均被掳走。2月11日，何成濬在最高幕僚会议上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遂下令各军不得自行征粮，军粮局亦不可直接发放购粮凭证，但何成濬怀疑“各盗匪式之军队，是否服从命令，殊难判定”。

1942年3月，军政部会同粮食部派出督粮团来湖北考察，认为鄂北确实困难，不可加征。然而督粮团并未明令制止第五战区的强征军粮的行为，让陈诚十分不快，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中批评军政部、粮食部“不知中央之责任，反以为五战区与鄂省府有何误会，自处调人之地位，殊为可笑”。尽管督粮团居中调停，然而第五战区亦并不买账。督粮团成员晏道刚于5月回到重庆，告诉何成濬此行收效甚微，因军方藐视中央法令，均以空言应付。第五战区参谋长王鸿韶甚至公开报告鄂北尚有大户在中央负重责者，有存粮不交。这多少影射何成濬本人，令何氏十分气恼。

陈诚亲赴第五战区谈判

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互不妥协，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久悬不决。其间战区所属机关、部队继续自行征粮，而省府对于战区索要之军粮拒绝发给，军、政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

1942年9月8日，蒋介石巡视西北会晤长江以北地区各将领时，于李宗仁处听到了其对于陈诚的抱怨，深感“应设法调整”，遂手谕陈诚，要求他对李宗仁应发挥同寅协恭之精神，“总须公诚待人，和谦自下，即精诚所感，彼此关系自必更臻圆满”；另外省府方面须加强对征集军粮的管理，“严令粮政局与各县长，遵照法令，如数如期解交指定地点”，而非徒指责军方军纪不良。

陈诚于10月6日奉召抵达重庆，翌日即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讨论湖北省政，当谈及“省府与五战区过去误会及目前之注意”时，蒋介石面谕陈诚亲赴鄂北与李宗仁磋商，以解决鄂北之困局。9日，陈诚与粮食部部长徐堪会谈鄂北粮食的解决办法，提出鄂省粮食征购应请粮食部、军粮局派员督导，省方尽量征购；第五、六战区军粮不敷之处，须由中央设法解决，或移军就食。但是，徐堪对此方案不以为然。

12日上午，陈诚再次面见蒋介石，称若考虑民众的负担，则无法满足粮政当局及第五战区要求，遭到蒋氏训勉“不可学官僚政客之圆滑方式”。重压之下的陈诚再也无法忍耐，抗颜力争，称“官僚与革命的分别，在顾不顾民众的死活”。陈诚此次重庆之行无功而返，临行前蒋介石再度要求陈诚去鄂北与李宗仁面商，以解决“鄂北问题”。围绕军粮征集再度对立的军、政双方，即将坐上谈判桌，迎来最后摊牌。

1942年10月26日，陈诚离开恩施前往鄂北。11月3日下午5时，陈诚抵达老河口，李宗仁亲自到码头迎接，表现得尚属友好。当晚的会晤中，陈诚表示此次来鄂北，“完全为解决军粮问题，当尽所能求征购足额”。尽管双方在会议前表现出足够的友善，但并不意味着接下来谈判将会波澜不惊。

4日，陈诚会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人员，将领们众口一致地表示“粮食并非有无问题，是方法问题”，兵站总监石化龙直言“有枪不怕无粮”，令陈诚内心异常愤怒，但在军方的地盘上又不得发作。5日，鄂北行政会议开幕，李宗仁对鄂北的粮食问题表示不理解，认为1939年时军队数量多于当下，但未发生粮荒，认为省府不作为。陈诚对此种言论无可奈何，“深感高级人员以耳代目之可怕”。7日，鄂北行政会议讨论提案，最后决定征购军粮谷子90万石，尽量配额到各县；麦40万大包（约83万余石），其中20万大包留待1943年春备齐，余下20万大包以抢购价尽快设法购足。最终陈诚出于多方因素，被迫答应按照第五战区的要求，承诺为其提供军粮。

至此，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方才告一段落。然而，1942年底湖北省府违心地满足了第五战区在军粮供给方面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个矛盾已然终了，按照陈诚的话说是“弥缝一时而已”。

一年半之后的1944年夏、秋之际，湖北发生旱、蝗两灾，第五战区军粮供应出现困难，军方故伎重演，设置征粮机构直接向区、县政府乃至一般百姓索粮。1944年5月31日，鄂省耆老李书城告诉何成濬，鄂北驻军“对地方之搜刮残暴，过于土匪百倍”。8月24日，湖北省民政厅厅长罗贡华称：当年秋收不及两成，“民众既久苦于驻军之苛扰，尤迫于征粮之过多”，已经起事暴乱。

围绕军粮征集，战区和省府的冲突滥觞于1940年的军粮危机，在1941年秋因为湖北省府拒绝向第五战区提供超额军粮陷入僵持，于1942年在蒋介石的亲自调解下以湖北省府屈服于军方要求告终。事件的起承转合与稍早在鄂东发生的故事颇为相似，而两个事件之间相似的，并不仅仅是情节而已，其背后所隐藏的乃是同一个主题。

军人治政与军、政配合

人事权也好，军粮征集也罢，所指向的是同一个主题——军队系统在通过不同方式侵夺其防区内的地方行政大权。人事任免与地方行政之间的重要关系自不待言，军人或军方属意的人员出长地方行政，自然唯军队系统马首是瞻；1941年田赋征实以后粮食实际已成为赋税，就地取粮的直接效果是攫取地方财政，且军粮征集背后还有着更为隐秘的政治目的。

关于军粮征集背后所隐藏的内容，陈诚认识得一清二楚。他在1942年2月15日与僚属苗培成、胡忠民讨论鄂北的冲突时，就说“此问题颇复杂，因桂系以抗战为名，争取地盘为实”，因而“如其言粮食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戴笠对此种情况的判断也相当准确。他在秘密报告中说第五战区“在政治方面，则视地方政府，如同敌国，压迫欺凌，无所不用其极。始犹谨[仅]对一般政治，作广泛之诋毁；及中央粮食政策决定，遂利用机会，转移目标，集中粮食一点，大肆攻击”。戴笠直言，第五战区“其年来对于鄂省政治之破坏，实意在乘机据有鄂东，更属显而易见，而其对于鄂省政府之肆意攻击，尤意在期得鄂省省政，亦灼然可知也”。

事实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区、集团军乃至个别军、师干扰、侵犯甚至夺取地方行政权的现象并不鲜见，军、政对立事件屡屡发生。鄂东和鄂北只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例。通过上述两个例子，分析此间军、政对立的成因，才是关键。

地方军、政对立的起因之一，是随着时间推移，各地的军队系统久驻于同一地方，逐渐出现“派系化”的特征。这些军队系统或发源于某个派系，或依附于某个派系，或自身内聚为一个派系。第五战区的情况十分典型，其战区机关由桂系人员组成，战区各军、师也依附于广西军队存在。除该战区外，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余汉谋的第七战区、汤恩伯的鲁苏豫皖边区、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均不同程度地呈现“派系化”的特征。当军队系统逐渐成长为军事利益集团后，普遍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对其他派系的任何势力天然地存在敌意，因而不属于其派系的各级地方政府遂成为其对立面。

地方军、政对立的另一个起因，则是战时“军政合一”思路影响下的“军人治政”。处于对手方的地方行政首长，要么由现职将领兼理，要么是现职将领转任。治政的将领与驻地的军队系统同属于一个系统倒还好说，通常可以实现“军、政配合”；倘不属于同一个军事利益集团，而治政的将领对于所辖地方又希望实施有效治理时，“军、政配合”时常会遭遇困境，反而极容易继发严重的军、政对立。除陈诚外，类似的治政将领还有李汉魂（广东）、黄绍竑（浙江）、熊斌（陕西）、沈鸿烈（山东）等人。军人省主席们对于本派系之外的战区、集团军多少存有成见和戒心，推行省政的过程中又难免触碰军队系统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军人出身的他们面对军方对其行政权的侵夺，往往是持斗争的态度，采取对抗的措施，并实施有力的反击。这反而是诱发地方军、政矛盾升级为对抗的原因。

进一步思考，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一直存在“派系化”的倾向，那么抗战时期以战区、集团军为主要单位的军队系统，其组织架构本身恐怕存在重大的缺陷。王奇生指出：“事实上，战区和集团军不仅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国军各个派系在战时的存在形式。”同一渊源的部队久居一地，其派系特征自然不断强化；不同背景的军、师长期杂处，难免抱团成为新的派系。久而久之，战区势必蜕变成北洋时期的“防区”。陈诚对此种情况深有体会，1942年4月，他致信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说，此时的“战区名义似已颇有流弊，一则容易形成地区观念，再则军政职责分际不清，对于纪律、士气、民心均有影响”。 12月，陈诚致电张治中的继任者林蔚，直言战区“完全为一防守性之措置，相沿日久，养成一变相防区之观念”，要求废除战区，全盘改革。

基于同样的原因，抗战时期盛行一时的“军人治政”的做法，似乎颇有商榷之处。在派系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下，通过“军人治政”以达到“军、政配合”的思路，或许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很多时候，反而是派系之间往日的恩怨催化了地方军、政矛盾，导致双方公然对峙。讽刺的是，置身派系之外的文官担任省主席，在处理军、政关系方面反而效果较好，严重代理湖北省政时期第五战区与省府之间未爆发公开冲突，而陈诚的继任者王东原接任湖北省主席后，也未见军、政之间出现明显对立。某种意义上，民国之初就确立的“军民分治”原则，或许就包含着大智慧。

抗战时期军队的“派系化”的问题，始终是战时地方军、政对立的重要原因。倘在战前国民党军就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全国军队在军令、军政上统一服从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军方既不会试图插手地方的各种事务，也不至于因为缺粮而纵兵抢掠进而压榨地方政府，各个地方军、政之间的纠纷、摩擦、矛盾或可避免，也易于调解，战时地方的军、政关系也许就会比现实中的和谐得多。

（本文原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原标题为《抗战时期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的军、政对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