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抗战时期第五战区内陈诚和李宗仁的人事斗争

【编者按】

在抗日战争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总体战中，为落实“军事第一”的思想，战时的国民政府在地方行政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各个省推行“军人治政”的政策，由军事将领兼理或转任各省省主席，直接掌控该省的行政大权，希望以此加深军、政联系，实现军、政配合的目的。

将封疆大吏的权力交给带兵打仗的“武装同志”，在学理上颇符合逻辑，地方长官和驻军首脑同出自军界，似乎就可以避免历史上一直以来存在的文、武之争。实际运行中，如此安排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另外不少地方同样可以看到，“军人治政”并没有促进军、政之间的和谐，反而事与愿违地引发了双方的对立。究其原因，除了战时体制下一切资源优先流向军方而加重了地方上的各类负担外，不同派系的军人以及军事集团之间一直潜在的矛盾，或许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军、政对立中，尤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与陈诚兼理的湖北省府之间，围绕粮食征集和地方行政展开了多轮缠斗，场面数度陷入僵持，以至于居间调停的蒋介石也时常感到尴尬。

第五战区驻鄂及其“桂系化”的特征

第五战区作为抗战时期资格最老的战区，战争伊始即告成立。1937年10月12日，军委会发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作战任务为防守津浦路南段。1938年，第五战区历经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司令长官部驻地和防区随着交战区域的变化不断变化。当战事进入相持阶段，第五战区正式进驻湖北，其防区位于鄂北、豫南及敌后的鄂东、皖西大别山区。

此后该战区尽管所辖地域不断变化、长官部驻节位置几经迁移，所属部队时有增减，但始终没有离开湖北，与第六战区一道，成为战时湖北最为重要的军事存在 。

然而，与抗战时期多数战区不同，第五战区带有较为明显的派系色彩——该战区存在着“桂系化”的特征。一些研究认为，抗战时期蒋介石较为成功地分化了地方军事集团，扩大了嫡系部队的比重，军队的“中央化”进程得以加快，这种看法大致不错。然而地方军事集团面对蒋介石的瓦解和吞并，也采取了各自抱团、相互奥援的办法加以抵制，试图保存其统序的完整，并力争获得发展的机会。抗战时期未被蒋介石瓦解且得以扩张的地方军事集团中，最为突出的除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外，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武装。

广西军队的长期存在，是第五战区得以“桂系化”的基础。表面上，桂系部队在第五战区中占的比重不算太高，但其主体地位十分稳固。在桂系控制的广西、安徽两省政府的支援下，广西军队人马较为齐整，补给也相对充分，且除正规部队之外，还握有相当数量的保安团和游击部队，其实际兵力估计可达20万人。

第五战区的其他部队如西北军、川军等地方军、师，往往在其他战区得不到重用，蒙李宗仁特意关照，才在第五战区暂时栖生。它们与桂系的关系总体交好。如戴笠在1942年12月致蒋介石的密报中所说：李宗仁对于“凡隶属五战区之部队，除李品仙所部外，余如第二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以及原隶属第卅三集团军，均极尽卖好勾结之能事，军纪之败坏不问，地方之陈述不理，反而多方庇护，籍以结其欢心”。尽管第五战区各派武装杂处，但多听从李宗仁的指挥号令，多唯桂系马首是瞻。

第五战区“桂系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军令、军政方面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军令方面，李宗仁在战区的指挥中享有较大的自由。甚至对蒋介石的号令抗命不遵。如1940年的枣宜会战，第五战区就不遵蒋介石的命令，回避作战。使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李、白二人“不愿积极抵抗，而以退缩避战为能”。

军政方面，桂系对第五战区的把控主要体现在各级人事的任免上。战区长官部机关中，除参谋长、参谋处长、卫生处长外，其他政治部主任、军务、副官、军需处长、兵站总监、军法执行监均由桂系将领担任。第五战区最核心的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与所辖的第七军之军、师一级主官，八年间全由第五战区推荐广西将领担任。桂系在第五战区甚至留用了部分“反侧分子”。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设于第五战区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中，大量的东北籍教官“系参加西安事变分子”，而“该分校各级负责人中，亦有不少西安事变分子”；此外，李宗仁对于“背叛中央之曹文彬（原范石生部旅长）与鄂省府撤职之钟祥县长曾宪成，均委为纵队司令，待遇独优”。

蒋介石对于第五战区的种种情况一清二楚，但始终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方面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位高权重，又实实在在握有数十万军队，不免投鼠忌器；另一方面，客观上桂系军队在抗战中表现尚佳，蒋介石也有利用其对抗日本侵略的想法。因而，第五战区在“桂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严重出长鄂省到陈诚兼理省政

第五战区在湖北的长期存在，对于战时湖北的安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其“桂系化”特征，使其与中央的关系变得越发微妙。同时，战区与其驻地的湖北省府之间，也因为种种原因矛盾重重并逐渐走向对立。随着一位将领来到湖北省府恩施亲自兼理省政，此间的军、政对立进一步演化成持续不断的摩擦和数度激烈的争斗。这位将领就是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

抗战之前，除了国民政府尚未能实现有效统治的华北、西南、西北诸省外，其余多数省份的省主席已由文官担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此种格局迅速转变。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为军事便利起见，交战区域开始实施军、政合一，由现职将领担任战地省主席。在这样的潮流中，位于交战区域的湖北省之省主席一职，也在1938年6月，改由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的陈诚兼任。不过，此时陈诚的工作重心尚在组织武汉会战，省府工作基本由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严重代为负责。1939年1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严重为湖北省府代主席。

严重字立三，生于1892年，湖北麻城人，在湖北当地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五期，后担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队长，与保定、黄埔两系军人关系密切，尤与邓演达交厚。北伐成功后桂系曾短暂控制湖北，严重于此间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但旋即挂印隐居庐山近十年之久。1937年10月严重出山，先后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省主席直至陈诚亲政为止。

严重上任以来，便陷入各方面的重重困难，湖北省的各项工作无法推动。省府内部既不团结，又缺乏得力干将。严重在1939年4月3日致函陈诚，称“湖北省府到现在是再不能不根本改造了”，明言“代你负责的我，到现在实再无法维持了”，湖北省府“一府中，主客杂陈，纠纷更多，负责主持人所受痛苦，非局外人想象所能及”。之后他在1939年11月27日再次致信陈诚，详细说明困境：属意的王东原无法赴鄂相助，作为元老的张难先、石瑛负担不了实际工作，建设厅代理厅长向云龙不能胜任。湖北省的政府委员太少，“连缺额都补不足，往往开会不足人数”，以致很多工作实际无法开展。

同时，严重已经感受到来自第五战区的压力。桂系李、白早在酝酿以广西将领出任湖北省主席一职的计划，其中既有让李品仙来鄂主政的方案，又有李宗仁直接兼理湖北省政的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严重承担的压力不言而喻。他在1939年4月3日的信中，让陈诚特别选择一个“身强气壮”的“非湖北”籍的“现役军人”来代理省主席。其中“身强气壮”和“现役军人”的要求，多少反映了严重作为一个前辈文官在强势带兵将官面前的难以作为。严重告诉陈诚：湖北“全省八分之六，已划入第五战区”，劝陈诚“不便挂一个头衔，俨然对峙着”，不如让罗卓英这样的次一级将领去应付。这显然带有退避求全的意味。

受制于各种问题，严重代行省政期间始终无法有效行政，对于湖北各方面的实际管控较为薄弱，相应地与第五战区之间发生摩擦的机会也就不至于太多。面对强势军方的压力，代理省主席严重对“桂系化”的第五战区大体保持回避和退让的低姿态，即便军、政双方出现矛盾，尚可能由于省府一方的主动示弱，而不至于升级为公开的对立。因而严重长鄂时期，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之间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然而此种平衡中的严重显然并不愉快，不断尝试从代理省主席位置上脱身。而在1940年6、7月间，为了拱卫陪都，军委会从第五、第九战区划出一片地域，恢复第六战区的建制，司令长官由陈诚担任。陈诚于1940年7月接到命令，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原本仍打算由严重继续代理湖北省主席一职，但严重去意已决终不便强留。陈诚只得前往位于恩施的湖北省府，亲自兼理湖北省政。

陈诚最初并未打算在省政方面大展宏图，仅求省政可以保障第六战区完成拱卫陪都的军事任务。诚如他在家信中言，担任省主席“本非吾之所愿，但为适应军事之要求，实无法推辞也。”他对蒋介石也如此表态：“惟在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只有求其如何配合军事之需要。其他一切，当待诸异日也。”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不乐观，“桂系化”的第五战区对出身中央军的陈诚充满了警惕，并试图阻挠其兼理省政。时任军委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1940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健生对战区长官不兼主席日来两次提催，蒋先[生]对此一时颇难筹措，（因人选颇难允当）。”位置相对中立的徐永昌此时也不禁感叹：“按健生似已忘了前此亟亟于李长官兼主席矣。”桂系首领们对陈诚兼任省主席的抵制，为之后湖北省的军、政关系定下对立的基调。

鄂东人事矛盾的酝酿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的战线基本维持在枣阳、宜昌一线，陈诚领衔的湖北省府实际能够控制的仅是鄂西、鄂北，以及鄂南的数十个县，与皖西交界、原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的鄂东地区，遂成为远在敌后的一块“飞地”。在军事辖区划分上，鄂东地区属于第五战区所辖范围，位于廖磊（后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区之内。从武汉会战前后，鄂东地方行政和人事相当程度受到第五战区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影响。

1938年桂系控制安徽省后，便尝试将鄂东纳入其势力范围。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在鄂东办理“鄂东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调第七军干部担任指导员，训练鄂东各县乡镇人员及动员委员会和社会中的知识青年，待其结业后便被派往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以下简称“第二区”）专员程汝怀处，请程汝怀安排工作。程汝怀只得遵其命令，将这些学员派到所属各县担任联保主任。由此，第二十一集团军遂将其触手安插到鄂东地方行政的基层。

与此同时，在鄂东各县县长人选问题上，廖磊及继任者李品仙亦介入其中，逐渐撤换过去的老人，改委桂系或亲近桂系的人员出掌各县县政。后来陈诚致信蒋介石控诉：“如以军事之力量，破坏行政之系统，已为法令所不许，若更以协调军政为口实，任意撤换地方官吏，以便利其收税走私之目的，则危险孰甚焉。鄂东各县，于二十七年自十二月上旬起，由廖故总司令撤换多人，至二十九年上季，原有之县长，完全换尽，几每一县缺，必须受当地军事长官之支配。”

不过，第五战区掌控鄂东地方人事的关键，还在于专员程汝怀。程汝怀于1928年曾在胡宗铎的引荐下依附桂系，担任第十九军副军长，蒋桂战争后桂系退出湖北省，程氏短暂赋闲后起复，始终在鄂东担任县长、专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汝怀出任湖北省第二区专员，之后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成立，又兼任总指挥。表面上，作为桂系旧同事，程氏与广西将领们尚属融洽，但实际上更倾向于湖北省府一方。如此态度，使他成为第五战区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欲除之后快的目标。

1940年初，为了加强管理鄂东地区，湖北省府改第二区专署为鄂东行署，委任原第二区专员程汝怀为鄂东行署主任，全权负责鄂东行政工作。鄂东行署成立后，湖北省府在这一地区的有效行政开始建立。陈诚后来回忆：“鄂东行政的日臻上理，减少了第五战区当局干涉地方行政的可能性”，过去军方在地方行政中的种种作为，“不免渐遭淘汰”。甚至在军事辖区划分上，鄂东也开始尝试脱离第五战区所属之鄂豫皖边区的辖制。这无疑破坏了第五战区掌控鄂东的企图，军、政之间在地方人事问题上存在的冲突，似乎就要爆发了。

矛盾的爆发点仍集中在新任行署主任程汝怀。1939年，程汝怀的亲信、罗田县党部书记长曾与武汉的敌伪交换物资，被亲桂系的英山县县长杨必声告发。廖磊遂以之为契机，借通缉该书记长以打击程汝怀。后来陈诚出面转圜，迫使廖磊收回通缉，调走杨必声了事。但此事并未了结，廖磊去世后李品仙接任其位置，继续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于1940年底联合其战区长官李宗仁先后派人去恩施，以程汝怀在鄂东贪污、走私、通敌为名，要求惩办他并调整鄂东人事安排。围绕鄂东人事矛盾发生的军、政对立，正式拉开序幕。

桂、陈“驱程”大战

围绕鄂东人事矛盾展开的军、政对立，以程汝怀的去留为核心。军方旨在“驱程”以改委亲近桂系的人，从而控制鄂东；省府方面则积极反对“驱程”，以此力求紧紧握住鄂东的有效行政。“驱程”大战进行了数个回合，桂系和陈诚之间因此一度剑拔弩张。

陈诚对于二李（即李宗仁、李品仙）前述的控告并不相信，但仍于1941年1月修书两封分致二李释放善意。他在致李宗仁的信中说自己回任省政仅四个月，考虑不周，“自当严饬程主任，整饬部属，服从鹤龄（李品仙字，引者注）兄之指导；军政协调，以收一致之效”。陈诚致李品仙的信中，表示：“鄂东事拟与德公、健兄妥商，弟无成见，一惟德公、健兄之意旨是从。”陈诚同时还致电程汝怀令其整顿部属，并强调“对于友军，须顾全大体，以求得工作之协同。”

在释放善意、批评程汝怀的同时，陈诚也谋划着给李宗仁一个“软钉子”进行还击。李宗仁曾致电陈诚，言接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之建议，欲由第五战区在沦陷的鄂中各县，保荐军队长官兼任县长，陈诚对此婉言拒绝：“惟战区内用人行政应归行政系统，至监督指挥则归军事长官……盖政治固应与军事配合，期收一致之效。而行政系统，亦觉不容紊乱”，若李宗仁愿派县长，须得来省进入县政研究班学习，由省府甄审合格方能就任。此举实际上褫夺了第五战区对于鄂中沦陷区各县县长的任免权，对李宗仁的打击可谓不大。

陈诚表面敷衍、背地还击的做法，自然不能让第五战区接受，二李志在“驱程”，程汝怀不走，军方的目的就达不到。1941年5月29日，李宗仁电报通知陈诚，称：“为调整人事，刷新吏治，俾与抗战军事配合起见，拟请裁撤鄂东行署，恢复专员制”，而专员的人选，则拟定为桂系第一七二师副师长曹茂琮。作为军事长官，随意要求改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并指派军方的属官担任新成立机构之长官，如此要求已经相当过分。

而且，二李很快便采取断然行动，试图以“释兵权”的方式瓦解程汝怀的军权。先是由李宗仁在6月初单方面宣布将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撤销，程汝怀也被其免职。接着李品仙直接致电程汝怀，改设鄂东游击部，令其将指挥权交由桂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程树芬。

如此举动直接藐视了湖北省府权威，陈诚再也不能隐忍为谋，在6月27日提出议案，重申设立湖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区保安司令部，专员及区保安司令均由程汝怀担任。湖北省府随即通过此议案，并指示程汝怀将掌控的游击部队改编为保安旅、团。

不久，第五战区派出的程树芬来到鄂东，却接收不了任何机关和部队，扑了一个空。二程（程汝怀、程树芬）之间，顿成剑拔弩张之势，“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极大。7月20日，陈诚致电李宗仁，称接受军方派出的程树芬担任游击部新指挥官，但游击部队已改为保安旅、团，仍归程汝怀指挥。他还分电二程，希望军、政和谐，洽商办事。

至此，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走到了公开对峙的阶段，军、政对立进入高潮。此间从黄冈（鄂东行署所在地）到立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再到老河口直至重庆，第五战区和湖北省之间的笔墨官司一直不断。其中，陈诚在三个月之内就此事曾三次致电、致函蒋介石，寻求中央的明确支持。而桂系则持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李宗仁对于第五战区无法任免一个小小的游击司令感到恼怒，通过白崇禧向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

最终蒋介石为了顾及第五战区乃至整个桂系的脸面和利益，只好迫使陈诚做出让步。最终，国民政府在1941年12月6日做出了明显有利于第五战区的裁决：撤销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依战区的意见设置游击总指挥官，游击队的三分之二归总指挥官指挥；鄂东游击队和当地保安团均听命于第五战区；鄂东军、政分开，其行政由湖北省府管辖。

然而桂系“驱程”的目标仍未实现。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湖北人何成濬对此忧心忡忡，认为“今如此解决，李品仙必不甘心，或将挑动李宗仁等，假词向中央欺骗威胁，期中央再容纳其要求，亦未可知。”后事果真被何氏言中，李宗仁仍力主替换程汝怀。

陈诚万般无奈之下，在1942年10月8日与李品仙谈判后，于10月12日经蒋介石首肯，同意鄂东的军权交给之前李品仙派出的程树芬，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第二区行署专员由第五战区属意的李石樵取代程汝怀。终于，此次纠纷以第五战区控制鄂东军、政大权的结果得以解决。此后，第五战区控制下的鄂东对于湖北省的政令阳奉阴违甚至全然漠视，陈诚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

以地方人事任免为核心的鄂东危机，酝酿于1938年，在1941年迅速激化并导致军、政公开对立，且在1942年底以军方的胜利告终。这一轮的博弈中，军方占据先手并接连发难，最后在蒋介石的调停下取得胜利，而类似的情况，在军、政之间下一轮的较量中再度上演。

（本文原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原标题为《抗战时期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的军、政对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