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内里·“上海电影传统”：上海电影学派的文化脉络 | “电影之城”评论专题

从6月14日开始，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盛大帷幕，开启为期10天、属于全球影人和全国影迷的盛大节日。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于1993年创办中国首个竞赛型非专门类国际电影节。经过三十多年的传承、创新和发展，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影为媒，再一次向全球展现和传播上海的魅力与活力。开放、多元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和国际影片展映，历来受到各方关注。今年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50部参赛作品进入金爵奖五大单元的评选，其中世界首映38部，国际首映6部，亚洲首映6部，首映率再创新高。开幕影片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致敬为党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无名英雄，“红色电波”往事串起上海这座人民城市波澜壮阔的解放历程，彰显了光荣之城最鲜明的底色。

在主题为“电影之城”的海报上，大光明电影院、上海影城、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等历史悠久的影院形象融入申城夜色，犹如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寓意在“电影之城”，邂逅更好的时光，遇见更美的生活。上影节期间，我们也将推出多篇评论，讲述上海的电影罗曼史、上海电影学派的文化脉络、百年电影院变迁，为上海这座电影之城写下时代注脚。

现代性内里·“上海电影传统”：上海电影学派的文化脉络

文/黄望莉（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导）、

王鹏超（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22级博士研究生）

作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和文化景象始终是中国电影艺术性想象和媒介建构的重要命题，一如学者张真所言“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不能脱离其历史的源头，即上海大都市文化这个背景”。中国电影的诞生虽然迟于上海开埠几十年，然而，上海电影的发展与上海都市现代性之间互为型构、互为肌理。一方面，上海现代商业城市发展、海派文化理念有效地滋养了中国电影在这方土地上生根发芽、努力拓展；另一方面，也在百余年的历史影像中不仅记录了上海地理、人文、风土等文化景观，更是形成了上海电影传统、创作经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时代和区域的流动，成为中国电影的丰富资源，和华语电影的文化根基。

一、现代性内里：早期电影文化的“上海性”

上海作为早期电影反复阐述的空间以及早期电影产业的中心，不仅在于制片业的高度发达，更传递出综合电影文化网络的空前繁盛。以考察1924年，这一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中这一截点为例，可以发现中国电影突然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全面崛起。首先是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电影制片公司的创办热潮，并引领了其后几年持续井喷式的增长，伴随而来的是电影制片数量的陡增。1924年创作及出品的国产长片是前三年数量之和的两倍，其中故事片、戏曲片、新闻/纪录片与动画片等都实现了新的突破。

为了满足制片的需求，电影学校的创办数量也创造了历史新高。1924年，培养了中国电影最早的一批专业人才，并举行了中国最早的电影选举活动——电影演员美丽比赛会；1924年也被称为“鸳鸯蝴蝶年”，以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玉梨魂》为标志，通俗文学正式进入了影坛，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影响很大。此外，中国第一部电影理论专著《影戏学》也在这一年诞生，第一本专注于介绍与研究国产电影的杂志——《电影杂志》在上海创刊，最早的电影报纸副刊《民国日报·杭育电影周刊》也正式发行……诸多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充分体现了早期中国电影商业意识的集体性显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推动作用，追溯早期电影创作的叙事传统、美学范式、原型人物（妇女、儿童等）的开端及其丰富性的确立，以及探讨中国早期电影理论建构、电影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运作模式和历史经验。总之，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商业电影的崛起无不体现出上海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成为早期知识分子进行文化生产的有利空间。

《电影杂志》发刊词。刊物表示，“我们深觉得影戏是社会教育底导线，艺术中至高无上的真品，现代文明底报告录，沟通各民族思想而消弭各民族底误会与猜忍的利器，所以我们才特地创办这一种电影杂志。”

上海电影几乎等同于中国早期电影，这一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只是表明早期电影生产的地理空间在上海，而是早期电影与上海都市文化深度耦合。陈犀禾教授分别给予上海电影和北京电影以“人民美学”和“国家美学”的定位，认为“上海电影建立了一种强调人道价值和描写现代城市生活的成熟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对人文现代性的凸显，离不开海派文化的浸润和城市品格的影响。“光、热、电”等代表最新技术发明物让上海坐实远东第一大城市的地位，现代性特质牢牢印刻在这座早期现代城市之躯。《马路天使》开头闪动的形色各异的霓虹灯直接呈现出弥漫在城市中的现代商业气息，与新中国成立后王苹导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相呼应，再次思考了置身霓虹灯下城市浮华中新英雄人物形象的现代性改造。此外，学者张英进认为，上海都市现代性是通过时间构形来感知的，时间的流走让城市形象变动不居，程步高《新旧上海》所示上海海关大钟特写和接连出现的闹钟、时钟便是上海现代化进程的隐喻，外来文化冲击与传统价值观念回响之间的新旧冲突生发出无限张力，沈西苓《上海二十四小时》则以更加明确的时间点为叙事线索。这些影片都在流动的时间感中投射出偶然性与突发性，走动的钟表、车水马龙的街头、摩登女郎构成变幻着的城市形象，也成为上海及早期电影中独有的现代性景观。总之，中国早期影像中众多关于上海都市现代性景观的呈现，不仅是为了满足市民阶层作为早期观影的大众文化消费主体，更是对充满现代意蕴的“上海性”的脚注。

《马路天使》剧照

二、上海电影传统：“左翼”作为“红色”的基底

左翼电影运动通常被视为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电影发出时代之音，推动社会进步思潮，关注现实社会与人生的一场文化运动。左翼电影运动至今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是“现实主义”美学的追寻。左翼影人关注社会底层、参与社会批判、推动民族叙事，一方面，他们审视资本导致的物欲横流的上海都市生活和光怪陆离的城市景观，如《城市之夜》呈现出贫民区/繁华都市截然相反的两个城市空间，《天明》中对初到上海的警觉及《都市风光》最先以音乐喜剧方式讥讽摩登都市物欲横流，通过展现上海都市的双面性，揭示隐匿在背面的意识形态话语。另一方面，左翼影人寄希望于底层民众，《时代的儿女》《民族生存》《挣扎》《大路》等影片试图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和抗争意识。对普罗大众的“询唤”成为左翼电影的时代逻辑，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价值选择的特质“完全以其独有的特点让上海学派进入电影艺术的历史”，上海进步电影文化此后持续保持推动中国社会和电影的现代进阶。

延续左翼电影文化传统，左翼影人在“战后”以“通俗叙事”实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美学诉求，其经典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无不指向时代动荡中的家庭变迁和底层人物的图景，同时期《遥远的爱》《大团圆》《还乡日记》亦在大时代背景下表达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批判。上海电影传统集结了左翼电影运动以来所关注的底层叙事、通俗剧和现实主义的美学价值取向，这也成为了一种关于电影创作的“上海经验”体系。其类型的趣味在步入新中国电影事业以后，也被融入新的时代内涵。例如，在家国叙事中传达人物命运沉浮。《翠岗红旗》《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老兵新传》《枯木逢春》等在通俗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战争、谍战、悬疑类型元素，在宏大背景中描绘小人物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在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以汤晓丹对战争题材的个人化探索尤为独特，《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对人物群像的细腻描摹、新英雄人物的重塑，以及对表现战争场面视听艺术的拓展，使影片颇具史诗特质。这种以历史线索为经、以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独特时刻为纬的创作经验和美学，一直沿用到《建军大业》《决战时刻》等当下重大题材影视作品的写作惯性之中。深刻地影响了重大题材和“国家叙事”方面的艺术探索，至今对中国主流电影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总之，“聚焦人文、关注技艺”的上海电影传统为这类影片带来新的突破。

《建军大业》（上）、《南征北战》（下）剧照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红色基因与进步文化便成为海派文化的底色，党的直接领导铸就了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工作者一边谋求新的电影发展之路，一边挖掘回溯中国电影传统。1956年上海《文汇报》抛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发问，孙瑜回应时强调“国产电影有优良的、进步的艺术传统”，在他看来，应接受“五四”以来进步电影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对人民诉求的回响。石挥呼应时则在《尊重中国电影的传统》中直言“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有许多专家的，应该尊重和学习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很好地把力量发挥出来”，钟惦棐极力呼吁“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敲起来”，意即表明接续上海电影宝贵经验的必要性。1957年，孙瑜、郑君里、吴永刚特地在上海召集“中国电影传统问题”讨论会，在这期间，华君认为“一九三〇年以后，左翼的戏剧工作者才开始打进电影艺术的侧门，带入进步话剧的一些好传统，逐步地、艰苦地造立起有党的领导的一席地位，并从原有的电影工作者当中涌现出一些进步的力量”，显然将中国电影优良传统定位在1930年以后的左翼电影。这些讨论几乎无不涉及重振上海电影文化的意味，以确认党对电影事业领导、上海进步电影经验、左翼电影精神，共同成为中国电影的宝贵财富和发展经验。

三、上海电影学派：红色文化中的“上海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历史发端于近现代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崇高追求之中，上海的红色基因依然是上海电影的资源宝库。将电影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上海电影红色基因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影像文本之内的“红色表达”；一个是影像文本之外的红色影人、影事、文化遗迹等“红色故事”的资源。具体来说，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上海电影就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奠定了重要的人脉和文脉。在文脉上，高举现实主义美学，影像资源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片，还有与世界进步电影有着深厚的文化勾连的纪录片，如《上海纪事》和《民族万岁》等。这些进步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秉持通俗剧叙事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相结合，尤其是1949年后的上海电影，如《大李小李和老李》《今天我休息》以及《逆光》等，再现社会不同阶段的时代变迁和新风尚。

连环画版《大李小李和老李》（上）、《今天我休息》(下）

两部电影在艺术上的成功，也带动了作品的连环画风靡一时

在人脉上，随着进步文艺的拓展涌现了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人物如聂耳、贺绿汀等，其创作成果有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歌》等作品，贺绿汀更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奠基人，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身为左翼文化文化的开拓者，夏衍则对过渡时期上海电影的发展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得上海电影的人脉和文脉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蔡楚生、袁牧之、陈波儿都是从左翼文化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他们衔接起“延安文艺文化”和“大后方进步电影文化”，充分显示了党对左翼文化的引领作用。对这些文化资源的整理和传承将会对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形象传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近些年来，静安区、虹口区、徐汇区等各区政府在极力推进文旅项目，其中也在红色文化的展现上着力展开内涵文化建设。例如，徐汇区的“沪影汇”系列书籍、《海派之源·红色基因》系列书籍、虹口区电影地标等项目，都在不同的层面展现自身的红色文化特色。事实上，这些文化资源和文旅项目的结合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录音地标“百代小红楼”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整理，中国早期电影说明书文献资料挖掘与整理、中国早期电影海报文献资料挖掘与整理则均“大有天地”，也集中了一批当前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这些知识文库可以配合红色地标、红色文化宣传等，实现进一步推进“四史”教育的目的。

《1921》剧照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面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亟需从优良传统中探源。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树立起进步电影的旗帜，其理论与实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电影产业孵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导向。这些可以说是海派电影文化中的“上海经验”的一部分，也是今天所探讨的“上海电影学派”的文本内外的重要资源。今天，上海出品的《1921》以及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再次证明了上海文化资源的有效性。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资料图片 封面图：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原标题：《现代性内里·“上海电影传统”：上海电影学派的文化脉络 | “电影之城”评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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