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迹与坛城：多元的中国制图传统

【编者按】

在新作《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中，清华大学教授宋念申试图告诉我们：古地图是探索亚洲形成史和反思现代性的关键一环，他借由百余幅珍贵的古地图材料，描摹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在地图上出现、发展、变化、定型的过程，同时观察了这一过程中的各种权力结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在地图上的呈现与表达。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公元1127年，宋朝遭逢靖康之变，失去了北方疆域。入侵的金军虽节节胜利，却缺乏统治华北的信心。于是1130年，金太宗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大齐，代金而治，找来降臣刘豫当皇帝，年号“阜昌”。未几，刘豫被废，伪齐政权只存活了不到七年。以中国历史之长，这点时间恐怕连一瞬都算不上。

不过，在中国地图学史上，“阜昌七年”这个时间却相当重要。它被铭刻在中国最早的两幅世界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刻石之上。那一年，是公元1136年。

在古代中国，地理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多数情况下，地理书写附着于历史记录中，空间表述与时间很难分家。地图也是一样。中国古代地图不纯是地理信息的载体，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教化和礼仪作用。

《华夷图》

地图至少自先秦就广为使用了，不过我们只是从史籍中“读”到这点，却不曾“看”到过那些地图。和欧洲的情况相似，存世的中国早期地图十分稀少。目前可见最古老的地图，是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诞生于战国末期的一组木版地图及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一组西汉早期帛画地图。它们在两千多年前随墓主人下葬，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被发现。所以我们无从确证其对后世制图有什么具体影响。况且无论是放马滩地图，还是马王堆帛画地图，其所反映的地理范围都不算大。虽然上面有河流、道路、聚落、山脉等实用信息，但仅凭这些，很难推测出当时人的宏观世界想象是什么样子。

而《华夷图》和《禹迹图》则不同，它们把这种想象直接放在我们面前。

这两张地图刻于同一块石碑的正反两面，原在陕西凤翔府岐山县，现存于西安碑林。《禹迹图》碑刻还另有一块，在江苏镇江，镌于1142年，即南宋绍兴十二年。它的形制内容与西安的很接近，可以认为是源于同一底本。虽然镌刻于12世纪中叶，但两图所反映的内容并非当时状况，而是积累了前代王朝的地理信息，可以说是历史地图。

《禹迹图》

《禹迹图》展现了北宋时代的疆域观念，按今天的说法是“全国地图”。但是这个“国”，可不是当时政权实际管辖的范围——不论是伪齐还是南宋，都只占半壁。这个国，是时人想象中一个完整的中原王朝“应该”有的疆域。《华夷图》表现的范围更大：北及长城之北，西达西域，东至朝鲜半岛，南抵印度，并在注释中记录了更多域外之国，可见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标准的世界地图。西安、镇江两块石碑原来都安放在官学之中。学者们据此推断，它们是为了供学子们摹拓，方便他们学习、考试之用。换句话说，有点像是当时的教辅材料，让学生们牢记家国天下的形态。

相比欧洲现存最古老的世界地图（详见下章），它们的制作技术显得很“现代”。因为从外形上看，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以及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已与今天我们熟知的形状接近，有着现实主义特征。

关于这两种地图的作者、来源及背景，学界有很多争论，不必详述。今天一般的共识是，两图作者恐非一人，也不共享同一种制图学技术。从西安石碑的情况看，《禹迹图》和《华夷图》几乎同时镌刻于石碑的两面，说明它们所反映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毫不矛盾。

“禹迹”与“华夷”，恰构成古代中原王朝对世界的两重认知，一重向内，一重向外，二者相辅相成。传统的王朝地图学，就大致沿着这两套系统展开。

“禹迹”之名，来自《尚书·禹贡》篇，这是最体现上古地理思想的著作之一。如果要再举出一部，就是《山海经》。但《山海经》一脉，到唐宋之后已逐渐被认为是传说和怪谈，其影响力不及《禹贡》。

虽然《禹贡》也借大禹治水的神话铺陈，但随着儒家政治观念的正统化，其中的地理思想和王朝统治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结，也就日益现实化了。中国古代地图中，很多都以“禹迹”命名，是奉《禹贡》地理思想为正统，以“禹迹”代指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

《禹贡》开篇，讲大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然后以简短而气势宏大的语句，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这里的“敷”，是分、布的意思，就是如何划分国家的疆域。划分的依据是“高山大川”。所以《禹贡》以山川为纲目，考察各地水土，确定其农业及物产条件。《禹贡》中，国家被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所谓“州”，《说文解字》的释义是“水中可居曰州”，即被水环绕的陆地，“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此后漫长的历史中，“九州”逐渐成为中原政治地理空间的想象基础，某些时候甚至成了国家的代称。

《禹贡》同时还呈现另外一种政治空间秩序，看上去与九州是很不同的，这就是“五服”。它以国都为中心，每五百里为一个圈层。由内而外，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五个等级，标志着政治影响力由强至弱的辐射次序。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

虽然今天看来，九州更像是现实描述，而五服只是想象，可正如顾颉刚先生指出的：五服的观念和实践都先于九州，且真实存在过，反映了西周至战国间天子—诸侯的分封关系。反而是九州，虽然其观念萌芽于春秋战国时代，但迟至汉末才真正实现。就是说，《禹贡》“预告”了未来国家的形态。所以顾颉刚有一句很精彩的总结：“五服制似假而实真，由真而化幻；九州制似真而实假，由假而化真。”

《五服图》

九州和五服看上去非常不同，但两种政治地理想象是相互补充、支撑的。周振鹤先生就认为：“五服制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理想关系，而九州制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如何进行政治分区以实行管理的实际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的两种“基本形态”。

《禹贡》在结尾处，想象国家统治之四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历代中原王朝，不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儒家士人眼中“正统”国家的疆域，基本就是“讫于四海”，古往今来变化不大。这也是为什么两块《禹迹图》刻石，一在伪齐，一在南宋，两个政权都只占半壁江山，但它们认定并宣扬的国家轮廓是一致的。

那么四海之外呢？这就需要“华夷秩序”来想象了。“华夷”也是儒家最基本的世界图景。它在地理表现上是以中原为华，为中心；而不受中央王朝管理的四方为夷，为边缘。由华而夷，像是五服的那种辐射关系。远近亲疏，由影响力的大小来决定。

不论是九州、五服、四海，还是华夷，都没有绝对的边界。

在这套体系内，大地各点之间有相对的距离，以旅行里程来表达。中国的地理之学又称“舆地学”，地图又称“舆图”。“舆”字是形声字，声旁是舁，形旁是车，车以载人载物，可见古代舆地认知，既有大地承载万物的观念，又与人的行走经验相关。直到19世纪末，中国或朝鲜的地方志中，某一地点的具体位置，仍然是以它和其他地点的旅程（比如距某地“几日”或“几里”）来标志的。

这套系统的宇宙观基础是天圆地方。大地是连续的一块平面，天似穹庐。古代中国一种比较流行的宇宙观念，认为天上的星宿都对应着地上的分野，地上的两点都有直线距离。

大地是平面还是球体，成为传统东亚和欧洲地理思想最根本的差异。但是秉持着今天看来极不“科学”的平面大地观念，古人又是如何在1000年前就制作出相对准确的地图的呢？这就要说到《禹迹图》采用的测绘方式：计里画方。

《禹迹图》表面布满了横平竖直的方格网线，“每方折地百里”，类似比例尺。在此图制作的年代，任何人都很难走遍全国测量距离，只能是综合不同地方搜集到的方里信息，然后通过折算，估得整体状况。这就是计里画方。

学者大多认为，计里画方源于西晋地理学家裴秀（224—271）总结的“制图六体”。据说裴秀曾编绘一部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他在序言中举出六项制图要素：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大意是说地图要注意比例尺、方向和距离，并折算地表的高低、倾斜、弯曲等情况。

需要强调的是，计里画方只是中国地图学的一种传统。虽然它受到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重视，成为中国地图“科学性”的代表，被广为弘扬，但实际上各类地图功能不同，未标网格的，或者绘画性的地图，仍然是古代地图的大多数。就连《禹迹图》背后的《华夷图》，都不是计里画方的，可见量化科学的风格，总和其他风格一起存在，并不相互排斥。

那么《华夷图》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在图下方的一处注释中提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

“唐贾魏公”，指唐代名相、地理学家贾耽（730—805）。他是裴秀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制图学家。曾有学者据此认为，《华夷图》（甚至《禹迹图》）是以贾耽的地图为底本绘制的，但此说可能需要更充分的证据。从上引注释中的话里，我们只能知道《华夷图》中表现的“四方蕃夷”是根据贾耽的著作记录下来的，不能说明作者就看到过贾耽的地图。

实际上《华夷图》四边各记载了许多海外诸国，只是用文字列举，并未包括在图像里，比如日本、扶南（中南半岛南端国家）、大秦（罗马帝国）等。所以，当时人所知的世界与图像所表现的地理范围还是有差异的。这或许因为人们的勘测能力达不到那么远，也或许是因为对外部世界的样貌本就缺乏特别的兴趣。

《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宋念申著，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