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志馆主编“方志学名著丛刊”首本出版发行

2024年6月，上海通志馆主编“方志学名著丛刊”第一种——《方志学概论》，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

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馆学家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首轮修志时期方志学领域重要的通用教材。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宁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学院8所院校教师参与编写。全书22万字，设5章16节。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献形式，其编修工作可以上溯至秦汉时期。清代中期，史学家章学诚为方志学理论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章学诚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扩充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在方志研究上，他基于丰富的修志实践，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方志学理论创见。他强调“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明确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立“三书”、定“四体”，成立了一整套修志体例和法度；倡导在州县专立志科，以推进修志事业。梁启超称：“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莫如章实斋。”

方志学在民国时期草创并蓬勃发展。1924年，梁启超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第21卷18期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名称。此后，黎锦熙、吴宗慈、傅振伦、王葆心、李泰棻、瞿宣颖、甘鹏云、寿鹏飞等学者，或考证旧志，或从方志性质、源流、体例、编纂方法等角度研究方志理论。在当时的史地杂志和各省图书馆馆刊上，如《禹贡》《学风》《地学杂志》《浙江图书馆馆刊》等，可看到这一时期丰富的方志学研究成果。此外，各省纷纷组建官方修志机构。20世纪30年代成为民国修志最盛的时期，当时学者们对方志学的研究思想也多反映在这些志书中。这些研究使方志学逐渐脱离出传统历史学范畴，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修纂与方志学理论研究处于探索时期。1980年2月，国务院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随后各省市纷纷组建史志编委会或修志机构。中国地方志协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也很快成立，“首轮修志”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展开。为配合修志工作实践，方志学的理论研究亦深入开展。1996年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出要大力加强方志基本理论研究和方志编纂学研究。洪焕椿、来新夏、黄苇、陆振岳、林衍经、刘光禄、仓修良、林正秋、邸富生等多名方志学专家学者，投入到方志学的研究中。他们从对方志源流、性质、作用等基础理论的探讨，发展到对体例、结构、篇目、文体、文风、志种、资料工作等方志编纂理论的总结；从对志书质量标准、方志学学科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延伸到志书的资料性、学术性、文献性、著述性、整体性研究等多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学理论著作，不仅对当时的修志工作提供了学术指导，也间接培养了一批方志人才。这一时期的方志学研究呈现一派繁荣发展之势。

2024年，是“方志学”学科名称提出100周年，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也已陆续启动。上海通志馆联合上海书店出版社策划出版“方志学名著丛刊”，希望通过遴选方志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方志学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修志事业提供一些基本参考书，助力新时代地方志工作者和研究者不断推陈出新，推动方志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1983年初版《方志学概论》前言

我国的地方志编写工作起源甚早，而且自秦汉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到了清代便发展成为方志编写工作的鼎盛时期，并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方志学。清代编写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占我国地方志总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且质量也多超越前代，许多著名学者亲身参与其事。在方志的研究工作方面，自顾炎武到章学诚经历了大量研究工作和理论建设的过程。顾炎武不仅运用丰富的地方志资料撰著《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而且还在《营平二州史事序》及其他论著中提出修志要旨和若干有关论点，初步奠定了方志学理论的基础。经过更多学者的努力，而由章学诚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封建社会编纂方志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方志编纂理论。这套理论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应有水平，其中某些方面至今尚有可资借鉴之处。至于对方志学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论述，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如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这些著述在当时成为编写地方志与研究方志学的重要读物。建国以来，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有进行综合研究的，有讨论志书体裁的，也有进行地区志书研究的，但始终没有一本通论性的方志学著述问世。从事地方志编写工作和有志于方志学研究的同志希望有一本提供比较系统的方志学知识的入门读物。这就使《方志学概论》的编写成为客观的需要。

一九八〇年秋，在天津召开地方史志协会筹备会时，就有人提出过编写一部《方志学概论》的建议。次年八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与会的高校同志经过酝酿，向大会建议编写一部《方志学概论》，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和培训全国各地史志编写人员使用。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同志们的赞同，即由协会委托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宁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辽宁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杭州师范学院等八院校参加编写，并推定由我担任主编。接着，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八院校同志总结了历代修志的传统经验，回顾了建国以来的研究成果，展望了发展远景，深感编写《方志学概论》的重要，决心编写一部适合方志学专业学习和全国地方史志编写人员需要的教材。会议围绕由各校提交的编写大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某些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如方志的起源与性质问题、史志关系问题等等都各抒己见，深入讨论。会议确定了《方志学概论》的编写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地继承我国方志学的传统，总结近年来编写方志的经验，系统地阐述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大家认为：编写这本教材目前虽然缺乏较完备的依据，但也要力求做到能系统而通俗地讲清有关概念，详细地叙述方志的起源与发展、商讨性地提出编纂新方志的要求与具体方法，使此教材能体现出应有的知识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在各校提交的大纲的基础上，拟定出统一的编写大纲，又进行了充分协商，分配了编写任务，并对写作体例和初稿试讲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安排。

分担编写任务的同志们，在本职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中旬完成了草稿的油印稿，并于五月间在苏州举办的第一期地方志研究班上进行了试讲，得到参加研究班的全体同志的热情帮助。承担本书出版任务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加了试讲活动，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全体编写人员据此分别对自己所写的草稿进行一次修改，完成了初稿。这份初稿经过我和吴奈夫同志修订后，印成了第二次油印稿，先后于七月间在太原、十月间在天津蓟县的第三、四期研究班上试用，第四期研究班的学员还深入细致地阅读和讨论过，提供了若干有益的意见，使我们的修改工作具备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我还将第二次油印稿寄送给梁寒冰、傅振伦、左开一、刘光禄等专家和地方史志工作者审订，承他们在百忙中给予不同形式的指导和支持，推动了修订工作。

参加《方志学概论》草稿创编和修订工作的有周春元、傅贵九、陆振岳、林衍经、邸富生、吴奈夫、陈树田、陈明䣭、林正秋等同志，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繁忙情况下，承担了任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第二次油印稿印出后，他们又委托我全权处理定稿工作。我对方志虽略有涉及，但学殖浅薄，钻研不深，见闻不广，膺此重托，只得勉力从事。然而整理编订工作量较大，非短时所能完成，而旷日持久，又不足应社会急需。于是复邀吴格和赵永东两位青年同志相助，进行了极其有效的合作。在我们共同商订宗旨、综理众说、斟酌去取的基础上，吴格和赵永东两位同志完成了调整篇章、编次文字的工作，为我提供了通读与定稿的便利条件。最后由我删定。

《方志学概论》的问世，主要是创稿人、有关专家学者和各期研究班学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书成众手，时间匆促，一些内容重复、论点歧异、文风不一等缺点还未能完全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应该由承担通读和总修任务的主编来负责。我虽然主观上作了一些努力，但终因水平所限，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我真诚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

《方志学概论》在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广大地方史志工作者的关心、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吴格和赵永东二同志的助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以高年为本书题签。我都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来新夏

一九八三年二月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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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上海通志馆主编“方志学名著丛刊”首本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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