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代世界的未来

自19世纪《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就通过不同的诠释，在《资本论》的茫茫森林中为其丰富和发展不断开辟道路。如果说以前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或辩证法的视角来研究《资本论》的话，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加以深入诠释正逐步成为国内外研究《资本论》的一条主线。

为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背后的政治哲学内涵，12月22至23日，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的“《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代世界的未来”学术研讨会圆满落下帷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东南大学、江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围绕《资本论》的生命政治哲学思想、《资本论》与中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对话、当代资本主义转向、《资本论》的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资本论》形式分析方法的政治哲学内涵等5个主题展开讨论。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行福教授在“《资本论》热的冷思考”的主题报告中认为：《资本论》常被视为《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的学理性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很自然把《资本论》视为资本主义的判决书。一般来说，《资本论》的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即《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可期待的分析、批判与论证。但是，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灭亡还非当下的现实前景这一现实前提出发来重新阅读《资本论》的话。《资本论》更为现实的政治意义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破坏性过程，包括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与人合理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以及由利润驱动的生产加速发展和技术的盲目发展给人类的内在主观性和生理条件的破坏。”从这个角度出来，《资本论》最为首要的贡献，就不是对历史必然逻辑的论证，而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片面性和否定性的诊断学；以及寻找抵制和驯服资本主义盲目破坏性的思想资源。

在《资本论》的生命政治哲学思想这一专题中，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资本论》为当代生命政治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吉林大学的王庆丰教授在“‘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的发言中，利用“剩余物”、“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等生命政治概念去重新解读《资本论》中产业后备军理论，主张“产业后备军”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被理解为一种“剩余物”，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往往被转移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的矛盾，又进一步转移为产业后备军内部人才储备军和现代性废物之间矛盾。人才储备军通过主体塑形的方式被规训，而现代性废物由于无法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甚至变成了一种彻底的“赤裸生命”。清华大学的夏莹教授在“精神分裂的分析：无批判的批判”的发言中，从“生命政治”的视野讨论了欲望和欲望生产的内在关联，指出对欲望的界定是和资本密不可分的。在德勒兹那里，当人被固定为仅具有自然属性的人的时候，恰恰意味着权力与资本的共谋。

复旦大学的林青副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发言中首先从整体上讨论了生命政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其次在具体的人口和社会自然性话题上阐述了生命政治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最后通过对生命权力的讨论呈现生命政治学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生命政治学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和可能性。东南大学的翁寒冰副教授在“马克思权力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中指出，并非福柯，而是马克思第一个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特殊权力结构，即物化社会中的“中介性”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权力问题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话语或再生产理论中，而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

江苏大学的李春建副教授在“内格里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重写”中集中地考察了内格里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所理解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内格里经验性地观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指出非物质生产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根本的问题在于将生命政治置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之上，而不是之内。不过，华南理工大学的牛俐智博士在《从生命政治到生命政治生产》中对从福柯生命政治到内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进行了梳理，认为内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其避免了生命政治对权力研究的泛化。因此内格里将主体性生产根治于生产关系中，它使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的传统得到了恢复。

在《资本论》与中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对话这一主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欧阳英研究员在“《资本论》在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的发言中，考察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认为《资本论》超越了同时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等政治思潮，向更为成熟的资本主义政治认识体系的建立迈出了关键一步，并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出发，对政治的本质做出了更深入的诠释。复旦大学的洪涛教授在“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发言中，探讨了马克思和西方整个政治思想传统的关系，并由此引出了马克思是将国家理解为霍布斯式的纯粹为了利益，或者《资本论》式的纯粹为利润的存在，还是马基雅维利在道德理想与政治利益的双重互动转换的存在，这为我们思考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模型与路径提供了可能。

西南大学的胡刘教授在“《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将《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来加以阐释，需要立足于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定位和旨趣来进行。因此，必须澄清和回答的前提性问题是：《资本论》是揭示政治的哲学问题的政治哲学，还是运用哲学解释一定政治现象的政治哲学？并由此从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高度去揭示《资本论》的政治哲学内涵，也就是从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社会权力关系去把握《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在此意义上，《资本论》是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义的权力的“构成性”与法律意义的权利“被构成性”的生成转化逻辑的政治哲学。

厦门大学的唐瑭副教授在“批判与辩证：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建构的一种路径”中分析了台湾学者孙善豪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他从卢卡奇的研究入手，指出对每一种社会规定和社会范畴的研究一定要放在社会的关联中才能被把握。在这个前提下，黑格尔把认识本身变成了逻辑体系相互窄化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建立了自己的辩证逻辑。复旦大学在读博士郭延超在“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中的黑格尔启蒙辩证法思想”中认为，《资本论》手稿中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思考是对黑格尔的继承，文章对如何理解黑格尔包容特殊性的普遍性展开了讨论，认为启蒙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体存在内在限度，难以达到共同体的真正普遍性，以致启蒙中的现代个人会瓦解自身试图获得个性解放的理想。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向的这一主题中，与会学者讨论了数字资本主义、技术革命的当代资本主义面向，认为对该面向的考察并不仅仅属于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回应这一面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南京大学的蓝江教授在“货币及其数字之影：从《资本论》货币章来考察”中指出，要考虑数字货币的价值，必须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货币章”中的推演首先从产品开始，最终变成与商品形式相分离的抽象价值。他在考察中国古代钱庄发展史中，指出只有生产领域才能真正产生财富，作为加密算法的数字货币本身通过记录财富的储存功能超越了支付功能，这是货币未来的发展趋势。

华东师范大学的吴冠军教授在“当代资本主义转向的技术哲学反思”中考察了技术给现代世界带来的重要影响。技术在当代越来越取代科学，成为推动资本的第一力量。在数字资本的时代，一种在精英和大众间的分化被扩大了。他指出，速度学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人们理解现代社会变化的新视角，人们已日益被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技术所统治。不过，吉林大学的田冠浩副教授在“当代技术革命与人的回归”中强调，从传统社会以来，人类就不断面临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但总体来看，人类的价值观和政治能力仍然能掌控新技术，并通过某种局部社会调整赢得相对于技术力量的主动权。在考虑技术革命对人类世界产生的影响的过程中，不应低估技术与社会相互适应的能力。

在《资本论》的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一环节中，复旦大学的马拥军教授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念中指出，《资本论》把唯物史观由假设变成了科学，从而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科学信仰。《资本论》证明了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否定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证实和证伪才成为可能。其意味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念由此不再是一种“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而成为经过系统论证的新的科学形态。

复旦大学的吴猛副教授在题为“《资本论》中的‘无限性’问题”的发言中指出，资本运动的无限性只是《资本论》中无限性问题的一个面向，同时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显现，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这一分离的前提是与劳动力直接相关的无限性，因此对《资本论》中无限性问题的考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所内在包含的无限性维度。这种无限性不仅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的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还将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机制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西南大学的薛俊强教授在“超越‘资本逻辑’：共产主义的历史承诺”中分析了“资本逻辑”的内涵，指出“资本逻辑”是对社会矛盾的真正遮蔽。而马克思共产主义就集中体现为对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性超越。让资本回归真正属人的世界和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道路构成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历史承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韩蒙博士在“社会主义理解史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梳理了从欧文到蒲鲁东对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关系的论述，认为自由劳动、平等交换与劳动货币的社会主义方案只是“空想主义”。为此，马克思在理念的历史性自识、批判理论与政治行动的融合、具体化道路的三个逻辑层级中建构了作为“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在《资本论》形式分析方法的政治哲学内涵这一最后的环节中，华东师范大学的孙亮教授在“《资本论》‘价值形式’概念的政治哲学重释”的发言中，展开了对亚瑟新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他指出亚瑟的辩证法不过是资本同一性的逻辑规则，从而彻底丢掉了《资本论》为革命所做的铺垫。不过，探索价值形式概念依然极具价值，他借助“否定的辩证法”以及约翰·霍洛威开放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工作去介入价值形式的讨论，以此开启激进政治理念的尝试。

重庆大学的陈飞副教授在“货币与平等的辩证关系探微”的发言中，认为货币与平等在现代社会呈现出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的存续和发展客观上要求交换主体的平等、交换规则的平等和交换对象的平等；另一方面，这种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货币作为社会权力的代表将会导致一种新的等级和特权。当货币从简单形态转化为高级形态时，更是加剧了货币与平等的深层悖论，不断地从形式平等走向事实上的不平等。

作为此次会议的召集人，复旦大学的鲁绍臣副教授在“《资本论》范畴概念的政治哲学内涵探微及当代意义”的发言中，认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其为历史和唯物主义地深入探讨《资本论》的方法、本义及其现实定向提供了可能。因此，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为《资本论》范畴概念的新诠释提供了可能，这为科学地深入思考《资本论》的思想提供了真实的可能性。他从范畴概念的政治前提、范畴关系的政治内涵、非资本主义范畴的现实可能性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与论证。

本次研讨会主题集中，讨论深入，扩展并深化了《资本论》的研究论域。每个话题表征的都是我们时代最迫切的现实问题，这不但要求我们考察今天与150余年前出版《资本论》时的重大差异，也要求我们挖掘《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这种双重考察就意味着不仅仅是从文本学上复活《资本论》的研究，而且回应的是具有未来维度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