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贾植芳先生去世后，我拟就一副挽联来总结先生一生的成就，先在祭奠上用过一次，后几经朋友的斟酌修改，定稿为：

从胡风追鲁迅，横眉冷对热肠扶颠，聚傲骨良心悲智侠胆为一腔正气

由社会进书房，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创作翻译育人开八面来风

我没有把先生一生坎坷多次入狱的事迹写入挽联，其实这样写的作品不少，牢狱人生几乎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贾植芳先生的关键词。人们赞美先生前前后后几次出入监狱而矢志不渝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难中求索真理实践人格的高贵精神，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先生在普通生活中的辛勤劳作的价值，忽视了先生在知识分子岗位上对人文学术所做出的贡献。先生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谁会想到命运把我送进监狱？我只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生活，被中国多灾多难的环境推着向前走，自己还以为这样做是为国家效力，对社会进步做贡献，哪里会想到进监狱？我想这是先生的大实话。1955年他被捕入狱，受审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办案人员拍着桌子骂：没有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先生坦然地回答：“我好好的在学校里教书，是你们把我弄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当然也是大实话。像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多的是要求有正常工作的权利，只要能够摆脱监狱的魔影，他们立刻就坦然地生活，享受正常人在正常社会的正常权利。他们珍惜自由，珍惜思想，珍惜劳动，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索取生活资源而感到自豪。这是先生与某些有志于当职业革命者的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贾植芳先生与他的哥哥贾芝先生就是一个有趣的对比。贾芝先生一生循规蹈矩，顺应潮流，从北京校园诗人进入延安参加革命，最后成为一个老干部；而贾植芳先生一生颠沛流离，他亲自把嫂子李星华等人送去延安，把一些青年学生介绍去延安，而自己却始终闯荡在战场、文坛和监狱内外，没有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其实，先生的心中是有归宿的，有一样东西是从“读书”而来的，比一般的建功立业更为重要、更有价值，这个东西就是他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

那么，这是什么？

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先生也没有自觉地阐述过真正驱使他一生追求的动力是什么，他只是反复地说，要把这个“人”字写端正。但，怎么样的“人”字才是端正的呢？在20世纪的中国极为复杂的现实环境里，什么是知识分子追求目标的真正依据？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现代文学史（或者说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形成史或者发展史）的学者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们进入研究现代文学史（以及相关的现代史）的一把钥匙。这不是仅靠接受一套概念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从时代的潮流中可以简单获得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结合了自己一生的摸索经验和实践教训，才能够慢慢地去体会它和理解它。从20世纪初开始，从士大夫阶级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有价值的行为都离不开探索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他们起先还想从学术传统的重新整合，来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辨析自己的道路——这是属于康有为、章太炎一代人做的工作；后来，在西学东渐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开始实行改革，反思传统，以求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取得一致的步伐——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再后来，随着抗战与以后一系列的新的局势变化，学术传统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个人情怀和寓志的寄放处，与他们的实践行为相分离——从这个时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暗隧道，他们在无枝可依的状况下，个人的操守行为就变得越发重要，几乎是凭着一种本能的良知来抗衡时代提供的类似中世纪宗教的时代主潮，这时候的学术传统，已经退守为若隐若现的无意识，发挥出极微弱的作用。西方知识分子把本能的良知尊为良心，而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德行——它无关乎现实行为中的具体道德准则，只是一种抽象的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肯定性前提。古人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从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理解：“立德”表现为一个人能否为周围环境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影响他人，并有能力将这种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去；“立功”表现为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并以这样的成绩有益于社会的良好风气；至于“立言”，在我看来，不过是“德”与“功”的注释而已，并非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个学术传统与个人的社会行为相分离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探讨贾植芳先生的贡献，我以为他一生的追求和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案。我这么说，没有要把先生塑造得很高大的意思，我只是说，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譬如说，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用叹息的口气说到先生：假如他不是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将会有多少著述可以写出来啊。同样的话可以从比较消极的意思去理解：他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即使什么著述也没有写出来，仍然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在先生刚去世的时候，我还接到过一些媒体记者的电话，他们总是问：贾先生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什么？他与季羡林相比怎么样？与王元化相比怎么样？大概他们以为，对一个人学术贡献的估量，可以像在麦当劳买鸡腿那样，比一比哪一块更大些。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当然不予回答。但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个命题从最初的形成就包含了一个错误前提：假如先生没有在1955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中陷入空白，他是否有可能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述？即使他写了许多著述，能否就能证明他的学术贡献？同样的问题我在另一个场合也遇到过： 在傅雷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有一位发言者感慨地说，假如傅雷没有被打成“右派”和在“文革”中自杀，那他现在肯定完成了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那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工作啊。当场一片唏嘘。但我想告诉那位发言者，傅雷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翻译巴尔扎克的全集，他认为巴尔扎克的许多小说是不值得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就是傅雷先生的精神所在。傅雷先生没有翻译巴尔扎克全集，他仍然不失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因为他的“德行”的价值胜过了他的“言行”。知识分子与他的时代之关系，不能仅仅以“言”而论定他的价值，尤其是在一个话语权被高度集中并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里，或者是在现代媒体垄断了社会舆论而造成普遍浮躁的时代里，“立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巴金晚年写《随想录》忏悔的认识所在，也是沈从文后半生放弃创作而研究文物、服饰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贾先生有二十五年的“不言”，从学术与人格的意义上看未必就是他的“不幸”，而是让他回避了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人格分裂的遭遇，也回避了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写作、改变专业、转移兴趣、用沉默来苟且性命的遭遇，这二十五年的灾难也正是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德行”的培养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培养“德行”的形式，巴金是在内心煎熬的忏悔中，沈从文是在坛坛罐罐的文物中，而贾先生，则是在不得不降志辱身的监狱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德行”所依据的是什么？它是属于伦理范畴还是学术范畴？我认为它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抗战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就失去了窗明几净的实验环境，他们所负载的学术传统在实践中——无论是炮火中流离失所，还是政治运动中经受考验——遭遇无情的磨难，他们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成为对学术传统（所谓“五四精神”）的守护与发展。抗战以后的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在难以想象的污泥浊水中挣扎、受难与升华，并且以此作为理解传统的出发点。贾先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成长，走进抗日的社会大战场，他在实践中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通过“读书”而来的精神资源，推动着他的求索步伐。贾先生所读的书，他提到过的，就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以及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学，更为强烈而直接的，则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品。如果在贾先生的知识谱系里有个中枢点，那就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都是通过“五四”新文学这个中枢来对他发挥影响，滋养他的精神。这是贾先生判断所有的善恶伦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培养他的德行的出发点。他之所以接近胡风，并结成了生死友谊，也是在认知“‘五四’—鲁迅”精神的谱系基础上发生的，不是出于江湖义气，而是出于对“‘五四’—鲁迅”精神的认同。所以，在我所撰写的挽联上联里，有意把关心社会的悲智、坚持正义的良知、不畏权势的傲骨与生死不渝的侠胆，视为先生品质中最重要的四大特征，都归结为“‘五四’—鲁迅”精神传统在先生个人身上的展现。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可以来自各种文化资源，也可以综合来自各种文化资源。贾先生的“德行”的来源也是如此，但其中最直接的是来自“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这是一种尚未定型，同时遭受着各种苦难考验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需要在整个中国的进步发展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这种传统在贾植芳先生身上强烈地体现为两个精神特征：一是怀疑一切权威教宗，要求在人性的范围——就是把“人”字写端正——检验一切事物的真相；二是要有尽可能开放的视野来看世界，要接受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财富，不排斥异己，不唯祖宗为绝对之是。以这两个精神特点来指导人生，便在立德；以这两个精神特点来教书育人，便在立功。先生能够在复旦大学原创性地建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点，培养并影响了一大批学术梯队，都是与这两个精神特点的支撑分不开的。先生自己的著述也是如此，收录在《贾植芳文集》里的理论文章和大量序跋，基本上不脱离这两个特点。

另外，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来自社会实践，他是带着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进入高校担任教职，所以他从来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地教授知识。他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首先是让学生看清了真正学问在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力，有历史感，还有就是参与热情。他从来就不喜欢那些在书斋里小心翼翼地寻章摘句、连点燃一支烟也怕烧痛手指的学术庸人，更不喜欢那些热衷于随着政治风向转、跟着社会倾向跑的呼风唤雨的活跃分子。

在我跟随先生步入学术研究的初期，先生着重要求我做到两点：一是从寻找真相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当时他告诫我做作家研究一定要从读原版本入手，从最初的文本来把握作家的真实的思想，然后再校勘后来版本中作家的修订内容，从中来看时代对人格的某些影响。二是要多学几门外语，要从世界的范围来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成果。他在1980年代复出后主持的工作，首先就是主编几套大型的现代文学社团、思潮资料汇编和作家研究资料集，他一再强调要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要保留原始材料的真面目。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巴金专集》时，他不但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还主动把眼光放到国外的研究著作，从中来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当时我和李辉还在念本科，先生就交给我们一本美国学者奥尔格·朗（Olga Lang）的研究专著，要我们从中翻译有关章节编入专集。我们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与这本书直接有关，我们从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巴金文学世界。

从阅读巴金开始，我继续阅读了世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和俄罗斯民粹运动的论著，进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了新的理解。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理解，最早是在1970年代系统阅读了马列原著，后来就是在研究巴金的过程中对照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又一次比较深入地重温了社会主义思想学说，我的世界观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里形成的。后来我毕业留校，担任了先生的工作助手。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协助先生主编《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大型资料汇编，先生一再对我说，不但要收集当时翻译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介绍，还要从外文专著中找到有关西方思潮的权威论述，要把这些资料翻译过来，对照中国当时介绍西方思潮的实际状况，注意研究两者的差距。我们还阅读了不少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著作，包括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在内的一批著作都是当时先生具体指导我阅读，并进行试译的。后来他把他自己翻译的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和我们学生翻译、并由他亲自校对的相关论文编成一部译文集，几经周折后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书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那时比较文学学科才刚刚兴起，这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学术成果。

先生属于魅力型的教授，在他的周围，始终围绕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先生的教育观完全是有教无类的，只要有青年人登门造访，无论亲疏，也无论是为了个人目的求教求助，还是为了人生学问中的大疑惑，他都一视同仁，竭力相助，热情对待，以热情的性格和开阔的视野深深地影响学生。曾华鹏先生在1950年代是先生的受业弟子，先生去世后他含着眼泪对我说：当时中文系在课堂上最受欢迎的两位教师，一位是刘大杰先生，一位就是贾植芳先生。刘先生能说会道，上课自然吸引学生；而贾先生一口山西土话很难让人听懂，怎么也会吸引学生？曾华鹏教授回忆说，贾先生上课没有讲稿，每次进课堂总是捧着一堆外文书，讲到苏俄的或者是某个西方作家的观点，总是随手取一本外文书，英文或者日文的，翻到某页，边翻译边讲解，这种授课形式在1950年代就打动了学生的心，一下子把学生的求知欲扩大了。但我曾听先生说过，他在1950年代总是夜里准备第二天的讲课内容，一般都不睡觉，直到第二天白天上完课了才回家睡觉。他的精彩的课堂讲授完全是建立在彻夜不眠的精心准备之上的。

贾先生对学生的关心还远远不止在课堂里，他总是课后把学生请到家里，谈天说地，将教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会。但我还是愿意多讲些别人的故事。施昌东教授，卓有成就的美学家，1980年代中期因患癌症去世。先生对施昌东是关爱有加，胜过亲子。但我知道他与施昌东的缘分是从一次争执开始的。当年施昌东还是一个学生，写作课交了一份作业，是一篇小说创作；作为教师的先生为他批改，大约是批改的地方过多了，伤了学生的自尊心，施昌东气呼呼去找先生争辩。先生把他请到家里，认真谈了起来，渐渐地学生服气了，从此就经常去先生家里求教。1955年发起批胡风的运动，先生的学生中间也产生了分歧，共产党员的章培恒写文章为胡风辩护，文章被退了回来；共青团员的施昌东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却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先生深知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对施未有半句责备的话，只说以后你们自会了解真相的。结果运动深入，先生入狱，章培恒、施昌东双双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党籍、团籍全都开除。二十五年过去，章培恒先生成为著名的文学史家，施昌东先生成为著名的美学家，曾华鹏先生、范伯群先生成为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我在先生家里看到1980年代初出版的《王鲁彦评传》，是曾、范两位先生所著，扉页上龙飞凤舞的一行字是范先生的手迹，大概的意思是：先生，二十五年前的作业我们今天来交卷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句话时眼睛当场就湿润了。现在，大约又是二十五年过去，我也已经是年过半百。我，还有我的学生回忆起各自的成长经历时，大约都有一份答卷交给了先生。学生的成长，不正是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对社会对学术的无量功德吗？

1980年代中期，先生担任了校图书馆馆长，同时还担任了校务委员、院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等，工作渐渐地忙碌起来，身体也渐渐进入了衰老阶段。好几次我都对先生说，以先生丰富的阅历和文学经验，可以口授讲解的形式著述一部文学史，我愿意帮先生作记录整理文稿。先生都不置可否。一次晚上，我坐在先生的书房里聊天，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但是这次先生明确表示，他不喜欢写文学史。他说这在他看来没有意思，他一生只是在新文学的传统里寻求真理，结识了胡风、冯雪峰等朋友，理解了鲁迅，也看到了许多文人的投机做派的嘴脸，人生经验大于文学的意义，至于从文学角度论好坏，还是让以后的人去议论吧。师母在旁边说，先生本来就是作家，志在创作，命运竟安排他到大学来教书，从事研究，还惹出1955年的政治官司，都是非他所愿的。先生现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最想做的事是写一部回忆录，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先生也点头称是。这，显然是他们老夫妇俩反复盘算过的计划。就是说，在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命运考验，在高校的岗位上教书育人将近耄耋以后，先生才考虑“立言”了。这就是他在1990年代经口授录音整理的回忆录《狱里狱外》的初衷，很可惜，这部回忆录只出版了上卷，下卷因为涉及先生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大量口述资料还都封尘在录音带上，不知道将来有无机会再见天日。不过，这对先生在天之灵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口述人简介

陈思和，1954年生，当代最富有人文情怀和探索激情的学者之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陈思和自选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巴金研究论稿》和系列编年文集等20多种；另主编有大学通用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著名人文丛书“火凤凰”等。

（本文写于2008年7月30日，选自陈思和新作《星光》，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