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

初秋，酷热依旧，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摄制组来到上海，邀我配合拍摄一档叫作“见证伤痕文学”的电视节目。

二十九年过去了，许多往事恍如隔世，“若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以至于有时竟疑心起《伤痕》这样一篇如今静静地躺在文学史上，大概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已很少有人问津的短篇小说，当年是否真的出自我的手笔。也忍不住问：确曾有过“我”吗？这样想，更感到《伤痕》能够问世，端赖于当年的众缘相助。于是，“因缘”两个字一时竟如秋夜满把清光，訇然泻满心头，久久徘徊不去。也就进一步想：历史，其实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君不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哪怕再小不过的一件事，动辄也会牵扯到成千上万的“因缘”？有感于此，遂决定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出几件与《伤痕》问世有着比较特别关联的因缘道来，以感谢和纪念那些曾为催生《伤痕》作出过特别贡献的师长和朋友，同时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或研究者提供一点很可能是属于“野史”的资料吧。

《伤痕》最初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责任编辑或者说主要负责与我联络的编辑，是当时的文艺部部委钟锡知先生。但在我的心中，《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其实应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评论专业”班的墙报，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地点是四号宿舍楼底层拐角处，主编则是同班同学倪镳。那时，我们刚刚进校，因为是十年“文革”后第一批通过考试入学，兼以名校，白底红字的校徽佩在胸前，人人都意气风发，恨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是，就有人提议成立各种各样的文学兴趣小组，例如小说组、诗歌组、散文组、文学评论组等，并很快得到热烈的响应。我本分在诗歌组，但接触鲁迅等20世纪30年代作家以及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多了，忽然觉得比较起诗歌而言，小说的容量和影响更大，于是就动心起念“跳槽”到小说组。其时，班委会已然决定要出第一期墙报，并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我后来当然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影响而写《伤痕》的，尤其许寿裳先生评《祝福》的一段话当时更令我激赏：“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然而，细细想来，最初的写作动机应该还有为出墙报“应差”的因素。《伤痕》是在泪水中完成的，因为深恶痛绝当时文章的假、大、空，写作过程中，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师承30年代作家们真实朴质的文风，只写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感情。写完后，自我感觉很好，但请个别老师和少数几个同学看过后，他们却不以为然，并向我提出了一大堆让我深感困惑的理论质疑。我于是由十分的自信转而十分的灰心，终于将手稿锁进抽屉。偏偏这个时候，沉着、稳重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小说组组长（兼班级墙报主编）倪镳同学推开寝室的门探进头来，见我刚刚爬上靠窗的上铺，背倚墙壁，腿上垫一枕头，意欲开始“床头写作”，于是扬扬手，“嗨，过两天要出墙报了，你小说写好没有？得交了。”我一时无语，连将《伤痕》捧出去交差的信心也丧失了，只能支吾道：“唔，知道了。”倪镳走后，我翻身下铺，坐到桌前，打算重写一篇。然而，只起了个头，就是写不下去，心里一松劲，还是将原本锁进抽屉的《伤痕》翻出来，用五百字一张的方格稿纸仔细誊好，然后忐忑不安地交了出去。

然而，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好像是周末，忽然听到寝室门外一片嘈杂的人声，打开门走出去，但见门外的走廊上围满了人，正争相阅读着新出的墙报头条位置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还在流泪。我忙探过头去，终于认出那稿纸上我的笔迹……自此以后，直到《伤痕》正式发表，这墙报前，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先是中文系的学生，继而扩展到新闻系、外文系以至全校。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难怪后来有人夸张地说：当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

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先生很快得到这个信息，凭着他对新闻独有的敏感，马上托人找我要去一份手稿。后来我知道，将这个信息传递到《文汇报》的，是住在三楼的一位我们中文系刚刚留校的女教师，名叫孙小琪。她曾在安徽蒙城插过队，钟锡知先生曾去当地采访过她们知青小组，并撰写了长篇通讯报道，此后便与知青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先是将小说的情况说与她的一位女友俞自由听了(其人当时在安徽某县当县长，和钟锡知先生关系特别熟稔)，因之迅即反馈给了钟先生。这样，《伤痕》这只纸叠的小船儿，经由她和她的女友的热心推助，蓦地驶入深广莫测的历史大海洋中。然而，它那时的命运其实还是很不确定的。要去我手稿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报社从没有给过我任何的允诺。我只是后来才从钟锡知先生那儿知道，他们当时打出了小样，在上海文艺界反复、广泛地征求意见，此后又遵总编辑马达之命，借开会之机去北京征求意见。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上海文联主席钟望阳先生和他同行，再番谈到《伤痕》，钟望阳先生说：“如果你们《文汇报》不方便发表，就给我们用在复刊后的《上海文学》第一期吧。”可惜当时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我，是无从知道这些后来才“解密”的内部消息的。有感于《伤痕》手稿自从进了《文汇报》便“泥牛入海无消息”，我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就建议我向《人民文学》投稿，还帮我整理了一份介绍《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的信函，并一一认真地署了名。依稀记得的有李辉、颜海平、李谌、周章明以及同寝室的唐代凌、吴秀坤等。遗憾的是一个多月后收到的却是《人民文学》一纸铅印的退稿信。然而此时，《文汇报》方面也终于有消息了。是7月底或者8月初的一天吧，忽然有人带信要我去《文汇报》一趟。那时，《文汇报》的社址还在外滩的圆明园路，楼高七层，贴瓷砖，铺地板，感觉很高也很气派。我是在六楼文艺部的一间面南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钟锡知先生的。他人不高，有些瘦，但很白，很精干，稀疏的头发傲然后扬，两眼明亮而有神。他告诉我：“你的小说可能要用，有些修改意见要和你谈谈。”依稀记得，意见大约有十六条。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至于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则由编辑执笔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因为缺乏阶级属性，也被要求修改成“贫下中农”；而小说结尾，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我不得不让我笔下的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现在看来，这些修改意见尽管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思维的某种局限，却也真实地反映出《文汇报》同仁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发表《伤痕》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极其细致和负责的精神。

谈到《伤痕》，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及的，那便是《文汇报》的原总编辑马达先生，没有他的魄力、胆识和决心，《伤痕》这篇小说大概也就不可能最终与那个时代的读者结下不解之缘。可是，据马达先生回忆，小说发表前，他曾将小说的大样送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批示。他们是好友，“文革”中曾一起蹲过牛棚，对时事有着许多相近和相同的看法。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而很快，洪泽先生也就批示“同意发表”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洪泽先生的批示，是促成了《伤痕》最终发表的“临门一脚”。然而，有趣的是，有关这“临门一脚”，后来又出现不同的版本。事情还得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大师赵丹先生的公子赵进说起。那时，因为赵丹先生打算拍《伤痕》，我与他们一家人很快也就相熟了。有一天，赵进忽然有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决定发表《伤痕》的吗？”我有些懵懂，他于是说：“我和洪泽的女儿是同学，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知道吗？《伤痕》是我发表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有一天回家，她父亲坐在外面阳台的藤椅上读报，见她回来，马上招呼她：‘快过来，《文汇报》送来篇小说要我审阅，你帮我看看，要是好的话，我就签发了。’她忙接过来，一口气读完，结果大哭，就抱住她爸爸的脖子，说，‘爸，发表，要发表！这样好的小说一定要发表！’‘可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哟，你不怕老爸再受连累，再去坐牢？’她爸爸就和她开玩笑。‘不怕，你不发表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她也撒起娇。‘那——我就签发了？’她爸于是说。‘签，快签，现在就签！’她说，一把抓住她爸拿笔的手。就这样，《伤痕》很快见报了。‘’

这是一个后来又经作家薛海翔证实的故事。他亲口告诉我，他也认识洪泽女儿，洪泽女儿也亲口讲给他听过同样的故事。当然即便没有他证实，我也不怀疑，像洪泽这样在“文革”中受过许多迫害的老干部，读《伤痕》一定感同身受，情感上也一定支持发表，只不过女儿读后的强烈反应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罢了。所以，马达先生送呈洪泽批示，洪泽先生倾听女儿的意见，其实都是在内心已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后，为了觉得更踏实些，故向身边最亲近的人们寻求精神支持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

2007年10月写于上海

（本文原载《天涯》杂志），选自《三本书主义》，卢新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