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寻找龙沅：一位“毫不起眼”的现代女性与“小人物”的文献记忆

南京，1932年11月9日的傍晚，三位女大学生走进词曲家吴梅（1884-1939）的家，也一并走进吴梅的《瞿安日记》。这一天，吴梅在日记中写道：“晚间王嘉懿率二女生至，一名沈祖棻，一名龙沅。沈极美，又是吴人，吾妇颇投契也。略谈去。”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师生见面，不过是相熟的学生带着陌生学生的一次普通拜访，在吴梅而言，这是一件需要记录的日常琐事。不过，除了沈祖棻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外，这次会面对吴梅而言实在可有可无。

这三位女大学生在今天的知名度排序，无疑是沈祖棻（1909-1977）、王嘉懿、龙沅。沈祖棻是知名女词人，在今天广有声誉；而王嘉懿和龙沅，则近乎默默无闻，只在提及沈祖棻与民国词社研究（如赵郁飞《晚清民国女性词史稿》等）时，人们才会注意到这两个名字。回到吴梅日记，王嘉懿在这天之前，已频繁在日记中闪现身影。高年级的学生王嘉懿，是老师们身边活跃的学生。此后，沈祖棻在吴梅日记中出现频次持续上升，当她就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班时，她在吴梅日记中的曝光度已远超王嘉懿。

在那天的会面中，沈祖棻无疑是主角；而王嘉懿，至少曾在老师面前活跃过，时不时出现在《瞿安日记》中；唯有龙沅，不仅得不到《瞿安日记》的重视，也在随后的历史书写中被遗忘。历史的光亮很难公平抚照世人，一如人世的幸运从不讲究人人平等。

在追寻龙沅其人其事的旅途中，我不止一次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位中国现代史上毫不起眼的女性，要被写进历史，究竟有多难？我以为吴梅日记这一天所记载的龙沅，很可以作微观解答这一问题的案例。

一、沈祖棻“长沙时期”的东道主

文献中的龙沅，显眼地出现在沈祖棻的信札中。沈氏存世信件不多，尤其是1949年以前所作信件更属寥寥，而有限的十数通中，以呈汪辟疆（1887-1966）者最多。在阅读这部分信件时，很容易使人想起程千帆（1913-2000）和沈祖棻抗战时期短暂驻留长沙的经历。程沈二人的这一段长沙岁月，颠沛流离，他们谈得并不多，而可明确征信的，恰在沈祖棻信札中。

沈祖棻1934年中央大学国文系毕业照，图自叶兆言《老南京：秦淮旧影》，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1937年底，沈祖棻离开安徽屯溪，抵达长沙后，致信汪辟疆、宗白华（1897-1986），信中回忆道：“其间艰苦危险，笔难尽述。幸达长沙，宛如隔世。本拟投奔湘潭瞿安师，或湘乡曾氏处。刻知吴、曾二家均行止未定，不便遽往。幸无意中得遇旧同学龙沅，暂寓其家。惟此间风声紧急，迁者日众，龙府恐亦难安居于长。则受业将何往焉？”（《书札拾零 子苾日记》，第5页）始于大学时代中文系的友谊，在此发生奇妙的作用。当沈祖棻在长沙彷徨无依时，她幸运地遇到了同学龙沅，住宿问题很快得到缓解。信中特别提及“龙府”，令人想见华堂大屋，而龙沅的大家族出身也呼之欲出。我近年因有意从事湖南攸县龙氏家族研究，至此很快联想到龙沅或出身攸县龙氏家族。这个家族与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且直接参与了湖南图书馆、长沙明德中学、湘雅医院等机构的创办。承龙氏家族后裔告知，龙沅果是其中一员。1937年，龙沅居住在长沙城北麻园岭，即龙家的新西园，而非世所熟知的西园北里龙宅。麻园岭的龙宅，分中西两栋建筑，龙沅与父母龙绂瑞、黄国仪及其他姐妹兄弟等同住中式楼，西式楼是其兄龙伯坚、黄君宛及儿女居住。

龙沅在攸县龙氏家族中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她在1932年与沈祖棻一同拜访吴梅之后，又去了哪里，从事什么工作？这都是令人好奇的问题。想要探寻，就不能不在文献中继续搜寻。日记、书信作为更加私密的文献，也许会给这类小人物留下更多的空间。

在沈祖棻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致汪辟疆信中，我意外地发现大段为龙沅推毂的内容。信中写道：“兹有恳者，同学龙沅女士，其品性学问及处境，为师座所深悉。毕业之后继续研究，日益精进，博览群籍，胜受业远甚。历任湖南各中学教职多年，富有经验。其母家复遭兵燹，急须出外任职。想母校文系甚为缺人，务请师座为之安置。想母校文系对于他校毕业者尚兼收并蓄，对本校本系毕业之同学，当必更尽力，一切自无问题也。如图书馆有位置，亦适合龙沅姊之工作也。惟师图之。”由于同学的情谊以及1937年底的借寓之恩，沈祖棻和龙沅走动得更加密切。尽管在1938年春天，沈祖棻离开长沙，但密切往来的书信见证了她们在烽火岁月中的友谊。在1938年底长沙“文夕大火”之后，龙沅家族遭遇重大损失，她迫切需要谋求工作，以维持生计。龙沅此时并不满足于中学教员的职位，而是希望在大学工作。可以想见的是，她曾写信向沈祖棻求助，请她代为推荐，毕竟沈祖棻是汪辟疆等老师眼中的得意门生，她的话或将发挥更大作用。然而，抗战时期，重庆的工作并不容易寻求，况且是大学的职位。不出意料地，龙沅这次找工作的努力宣告失败。

求职的失败并不影响友谊的绵延，沈祖棻依然与龙沅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往来。存世的沈祖棻信札和日记多作于1970年代，其中并无关于龙沅的只言片语，但附录于信件中的诗稿，却有深切怀念龙沅者。该诗是沈祖棻1972年至1974年间所作《岁暮怀人》组诗之一，在所怀诸人中，龙沅排第五，在她前面的是殷孟伦（1908-1988）、游寿（1906-1994）、曾昭燏（1909-1964）、陈孝章（1908-1976）。这一排序未必大有深意，却也透露两人交往的亲密。前有沈祖棻小序谈及作诗缘起，是“慨交亲之零落，感时序之迁流”。沈氏述及作诗目的，又是：“九原不作，论心已绝于今生；千里非遥，执手方期于来日。”（《涉江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71页）可见她写这组诗时，情感是何等地深挚。沈祖棻怀龙沅一诗云：“翠袖单寒挹泪多，璧台金屋误娇娥。燕京老去依娇女，谁共黄尘惭逝波。”这首诗，不易懂。好在，程千帆有笺云：“龙沅，字芷芬，湖南攸县人，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适湘中巨阀茶陵谭氏子。芷芬德茂姿中，不得于乃夫，终致仳离，故诗前二语用杜甫《佳人》诗、《世说》玉镜台、相如《长门赋》事也。解放初在北京，近闻早移居澳大利亚矣。”（《涉江诗词集》，172页）

诗的前两句，经程千帆先生笺释，使人豁然开朗，其中所藏婚姻的伤心往事，由此不难读出。而后两句，读罢程先生的笺注，仍感觉不甚明了。揣想诗意，大概指龙沅在解放初去了北京，而后可能去澳大利亚投奔女儿了。程先生笺此诗时已是1990年前后，而诗作于1970年代，可判定的是，解放后沈祖棻与龙沅仍然时有联系。这种联系，至少程千帆相当清楚。这又可证沈、龙二人交谊之深厚。

沈祖棻的性情是孤高的，一位引起沈祖棻长期思念的朋友，当有她不得不怀念的理由。

二、中央大学的“钗头凤”

时间回到1930年代初期，凭借吴梅琐碎的日记，我们可以约略觅得龙沅的蛛丝马迹。吴梅是一位对日记有自觉追求的优秀作者，他阅读钱大昕《竹汀日记》后，曾感慨达官显贵有时不记内容只记阴晴，于日记中写道：“若我辈，则日记惟恐不详，不独家庭琐屑不当遗漏，即钱财出入亦须登录，以备遗忘，身非显官，不必作庙堂议论也。”（1933年5月23日）吴梅不遗漏家庭琐屑的日记观，落到日记写作实践中，则使他的日记具有相当的日常性。许多并不重要的人，闯入吴梅的生活，也能得到他日记的照拂。

于是，在1932年11月9日那次拜会之后，龙沅还数度出现在吴梅的日记里。三天以后的中午，龙沅又和沈祖棻一道拜访吴梅，并呈上词作请吴梅批改。1932年11月12日，吴梅日记曾载“为改龙生《水龙吟》一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龙沅在吴梅日记中消失了，但这条线索已表明龙沅学习的兴趣在词。她和沈祖棻这天的拜访，是彼时中央大学国文系词学热的写照。沈卫威在《民国中央大学师生的文学生活》（《名作欣赏》2015年第1期）将南京高校此期的文学生活概括为：旧体诗词创作、雅集联句、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教学活动，而龙沅正是这种文学生活的受益者。

龙沅1934年中央大学毕业照，图自《从绅士到革命家——我的祖父龙璋》

中央大学国文系毕业生，原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尉素秋（1907-2003）《秋声集》中回忆：

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天，我和高班次的四位女同学组织了一个词社，第一次集会于梅庵六朝松下，订名为《梅社》。其中以王嘉懿班次最高，曾昭燏学识最渊博，龙芷芬最娴静幽雅，沈祖棻才华最富，我的班次最低。彼此切磋琢磨，视为益友。后来杭淑娟、徐品玉、张丕环、章伯璠、胡元度等相继入社，可谓极一时之盛。各人填词都用笔名，这笔名是由社友共同选定的。棻是“点绛唇”，娟是“声声慢”，品是“菩萨蛮”，璠是“虞美人”，芷是“钗头凤”，环是“破阵子”，我是“西江月”，闻之者都能悠然神会。社友中棻、娟二人和我最接近。我们都住女生宿舍南楼，朝夕过从，常海阔天空的谈到深夜。（尉素秋《〈秋声集〉校后记》，王留芳主编《沈祖棻研究文论集》，2009年，81页）

这是一段“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校园生活，时过境迁，仍是女词人尉素秋所不能忘怀的。倘或没有这位同学的记载，梅社的具体情况人们固无从知晓，而梅社成员的龙沅，也就更不能为人所认识了。时间滤镜梳洗后的回忆，不免有梦幻色彩，那如歌的校园生活，也未必没有波澜。即如“梅社”诸人的笔名，也有允当，也有不如意甚至惹来纠纷的。在另一次回忆词坛旧日朋友的文章中，尉素秋再度细数“梅社”诸友，谈及龙沅时，详述因“钗头凤”而闹出的一次小小风波。

钗头凤龙芷芬。湖南攸县人。她是我们中间的头号好人，诚恳敦厚，酷爱整洁。走起路来姗姗细步，颤袅袅地。作品中间，“绣幌珠帘”一类的名词不时出现。我说：“这位典型的闺阁大小姐，叫她钗头凤如何？”大家鼓掌认为恰当。

大家商量笔名时，芷芬不在座，后来她走进来，对于这些人的笔名，击节欣赏，谈笑风生。及看到她和“钗头凤”三字连在一起，马上变了脸色，不容我们分说，恶狠狠地指着我说：“你如此刻薄，开玩笑不是这种开法！”拂袖而去，不理会我们，大家都感到愕然。我无缘无故的受了这番委屈，跑到她的湖南同乡曾昭燏处诉哭说：“芷芬平时和易近人，今天忽然如此乖僻，令人百思莫解。”昭燏耸耸肩说：“是你该挨打，你真的出于无心吗？”从此我们知道她的凄凉身世，原来她的婚姻破裂，和周密在《齐东野语》上叙述南宋陆放翁和唐氏的仳离类似。后来放翁与唐氏在山阴城南的沈园相遇，题《钗头凤》一阕在墙壁上，唐氏倚调和之，不久便抑郁以死。这两首钗头凤词，赚了有情人不少的眼泪。芷芬认为我是有意调侃她离婚，当然生气。我正打算向她去请罪，黄昏时她推门进我的房间，知道我是出于无心，后悔不该当众骂我，拉着我的手走向北极阁的山径，在松风袭人的夜幕下，咽着泪诉说她的凄凉经过，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相含着泪道歉，直到现在，她那纤纤素手的握力，使我记忆犹新。（尉素秋《词林旧侣》，王留芳主编《沈祖棻研究文论集》，2009年，77页）

《词林旧侣》原刊台湾《中国国学》第十一期，时间在1984年。文章末尾，尉素秋一一道出各人在词社活动结束后的人生遭际。留在尉素秋美好记忆中的往事，也一并带出龙沅的伤心往事。只是由于此时尉素秋年事已高，加以两岸音讯不同，有些记载不免失真，然而，始终没有提及龙沅的结局。沈卫威《民国中央大学师生的文学生活》一文细数诸人后来的命运：曾昭燏1964年跳灵谷塔自杀，沈祖棻与程千帆琴瑟和谐，尉素秋嫁任卓宣（叶青，1896-1990），徐品如嫁著名报人卜少夫（1909-2000）等，也并不道及龙沅的下落。

《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录》所载龙沅、曾昭燏、游寿、常任侠等人学籍信息

国立中央大学1930年所编《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录》，保存了龙沅和她的朋友们的学籍信息。其中明确记载龙沅，湖南攸县人，居住在南京安将军巷二四号，是中国文学系1928级学生，学号三六二四。王嘉懿（1909-1935），四川泸县人，住址在南京唱经楼西五九号，为中国文学系1927级学生，学号二九八八。而沈祖棻住址在上海爱文义路联珠里一五三九号，为商学院不分科一年级学生，入学在1930年，学号为四九〇。三位不同年级的学生，因词社结缘，最终走到一起，成为吴梅日记淡淡的一笔，却给后人重绘中央大学学生的校园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王嘉懿1933年1月毕业，曾昭燏1933年6月毕业，她们是中央大学第六届毕业生。而龙沅最终在1934年7月与沈祖棻一道毕业，成为中央大学第七届毕业生（《国立中央大学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刊》，214页）。龙沅在中央大学整整呆了六年，当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国文系本科学习期限最长的学生，而她完成的毕业论文《金词论略》（索书号：四三三·四三六八三），最终也入藏中央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书名备检初稿》，232页）。

《国立中央大学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刊》封面

罗家伦题“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书名备检初稿”

在短短数年的校园共同生活之后，这批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女学生终于要各奔前程，此后多数人也终生不再见面了。其中最悲惨的是王嘉懿，据《泸县志》记载，她毕业后由泸县县政府任命为泸县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校长，但1935年冬“以积劳致疾，在职病故”（王禄昌等编《泸县志》卷第四，1938年，16页）。诚如沈祖棻悼曾昭燏诗所云：“风雨他年约对床，重来已隔短松冈。一言知己曾相许，绕指柔含百炼钢。”（《涉江诗》，169-170页）人生的聚散离合，原属寻常。只是尉素秋、沈祖棻、龙沅等人当时并不能意识到，大学时光会是她们人生最快乐的日子 。

与曾昭燏、沈祖棻等人日后各有建树相比，龙沅无疑是默默无闻的。在历史文献中，她进入无声无光的世界，不再能为世人所熟知。但在1930年代，她应当是快乐的，虽然多愁善感，曾被婚姻所伤害，可中央大学国文系浪漫的文学氛围，使她在收获友谊的同时，也窥探到词学的世界。

龙沅和沈祖棻时不时拜访吴梅，这是1934年4月23日吴梅日记的记载：“下午体有不适，请假。龙沅、沈祖棻至，余方布署客座也。”（415页，上册）那时的师生关系不像如今这样隔膜，连大学生也可以闯入教授的家门。龙沅无疑受中央大学吴梅、汪东等人影响，爱上了填词；又在同学的鼓动下，加入了“梅社”，成为校园词坛的活跃分子。而最终，她的毕业论文也选择词学课题。吴梅1934年5月16日日记云：“晚阅龙沅毕业文卷，题为论金人词，亦奇作也。”（《吴梅日记》上册，421页）想来，龙沅最终还邀请吴梅作她毕业论文的导师，而她所研究的金代词，在当时少有人涉猎，终于得到吴梅“奇作”的评价。由此可见，龙沅不乏学术眼光。

然而，龙沅终于是要毕业了。1934年5月26日，中央大学国文系毕业生请老师们合影，吃晚饭。黄侃（1886-1935）出席了，和他关系不睦的吴梅就没有参加，但他在日记中记下此事（《吴梅日记》上册，423页）。只是，在老师眼中，龙沅并非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吴梅1934年6月16日日记云：“翟贞元来，为书楹联一、横幅二。今岁毕业中，以贞元与沈祖棻为女生之翘楚也。”在公平而合理的高校生态中，最优秀的学生往往在校园继续深造，或直接留校任教。而龙沅这样虽努力但并不脱颖而出的学生，无论是否继续在高校研究学问，都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龙沅或许也曾努力过，黄侃1934年7月3日日记云：“龙沅（研仙之侄女）来，求书与旭初。”（《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983页）这应当是龙沅第一次见黄侃，而这一回求书与汪东（字旭初，1890-1963），大约有所请托。黄侃此后的日记未提及此事，他应当拒绝了龙沅的请求。不过，这一次，龙沅在老师面前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她是辛亥革命元老龙璋（字研仙，1854-1918）的侄女。

由于她的家庭及个人原因，龙沅无法继续深造，而她在民国高校历史文献中也退场了。现在，龙沅想要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声名，必须要自致隆高，或是依靠家族的力量了。

三、谭延闿爱侄谭光和他的婚姻

顺着程千帆对《涉江诗》中怀龙沅诗的笺注，我们不难发现龙沅曾陷入一段豪门婚姻，最终酿成婚姻的悲剧。这场婚姻的男主角来自谭延闿（1880-1930）家族。自谭延闿父亲谭钟麟（1822-1905）以科第显耀之后，茶陵谭氏家族一跃成为湘中乃至整个中国清末民初重要的家族。而龙沅所在的龙氏家族，自龙友夔（1794-1869）的三个儿子龙汝霖（?-1881）、龙溥霖、龙湛霖（1837-1905）崛起之后，业已成为湘中望族，龙氏家族下一辈的龙璋、龙绂瑞（1874-1952）等人更是辛亥以来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参与者和重要赞助者。由于龙绂瑞与谭延闿的亲密关系，这两个家族的联姻早在他们的议题中。他们最初想要撮合龙伯坚与谭祥（1906-1989，谭延闿之女，后嫁陈诚），由于龙伯坚本有婚约在身，这次联姻并未成行。两个家族的长辈将目光转向了龙沅，而谭延闿四弟谭恩闿（1882-1910）之子谭光（1902-1977）与其年相若，于是两人顺利缔结姻亲关系。

《申报》1922年11月5日第18版登有《谭光君与龙芷芬女士婚礼纪》一文，记录了谭光与龙沅于1922年11月4日结婚之事，文云：

前湖南督军谭延闿之侄仲辉君，与湘绅龙绂瑞之女芷芬女士，于昨日结婚。礼堂筵席，均设虹口塘山路三十七号住宅，介绍人为前清广西提学使汪诒书与奉天东边道俞明颐两君，本埠各界士女往贺者甚众，聂云台昆仲亦均往贺。一时车马如云，高朋满座，大有山阴道上之应接不暇之势云。

《申报》1922年11月5日第18版载谭光、龙沅婚事

在上海虹口塘山路三十七号的谭延闿寓所，谭、龙二人这天的婚礼颇为盛大。婚姻介绍人是汪诒书（1865-1940）和俞明颐（1873-1966，国民党要员俞大维之父），而曾国藩外孙聂云台（1880-1953）等寓沪湘籍名流也纷纷到场祝贺。只是，盛大的婚姻未必是幸福生活的起点，而谭光与龙沅的婚姻不幸印证了这句话。

先看看现代史上同样不那么起眼，但留下较多历史痕迹的人物谭光吧。《民国人物大辞典》列了“谭光”词条，对其生平梗概有较为清晰的叙述：

（谭光）又名仲辉，湖南茶陵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幼年丧父，赖伯父谭延闿抚养成长。1915年秋起，先后在上海私立同济中学、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科、私立上海复旦大学求学。1925年，任湘军总部秘书。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中校秘书，后改任苏联顾问翻译。1928年，任国民政府农矿部秘书。1932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孔祥熙随从秘书，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副处长、处长，行政院参事，湖南省银行、四川省银行董事。1945年4月23日，遴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信华贸易公司工作。1957年6月后至苏州，任苏州市文管会委员，苏州市政协委员。1977年6月21日，病逝于上海。终年75岁。（河北人民出版社《民国人物大辞典下》，2805页）

已经列入民国史研究词典的谭光，拥有比龙沅更多传世的机会。由于谭延闿的关系，也由于他在广州期间曾任孙中山（1866-1925）的德文秘书，谭光很早就成为孔祥熙（1880-1967）的心腹，职位虽不高，但权力很大。他晚年所撰《我所知道的孔祥熙》（《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一文，娓娓出孔祥熙的生平轶事，非亲闻者不能为。当时的报刊对此也有写照，如1933年11月1日，孔祥熙任财政部长，谭光作为孔氏亲随秘书到部赴任。《申报》云：“财长孔祥熙一日在八时抵京，返陵园陵新村寓邸略事休息，随来人员有秘书谭仲辉及张瑞之……”（《申报》1933年11月1日第3版）报刊之外，其他人的回忆录中，谭光也颇受孔祥熙器重。民国时期曾在财政部担任秘书的常州人汪元，数十年后，仍记得谭光随孔祥熙赴任的场景，“体型瘦小者为秘书谭仲辉，操湘语。……数日后方知厓略，盖谭氏为部长亲信机要也。谭氏才思敏捷，性格豪放，语急声朗。”谭光不仅颇具才华，办事也极为干练。汪元提及1934年春夏之交，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期间，孔祥熙拟赠与会代表纪念品，至于究竟赠何物，则议论未定，“谭秘书仲辉，则以时值溽暑，建议各赠一折扇如何。孔氏颔首。”可见，谭光深受孔祥熙器重，也与其办事能力有关。至迟在1935年，谭光已任中央银行秘书长。于是在现代报刊上，常可以见到谭光的新闻报道。作为社会名流，新闻报刊为他预备了更多留名的机会。例如1939年3月12日，欧亚航空由重庆飞往昆明的航班失事，当时风传中央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谭光在内，记者们采访后得知谭光人在香港，没有搭乘那班飞机，传闻不确（《申报》1939年3月16日第9版）。

与龙沅相比，谭光在历史舞台上无疑更为闪亮。何况他继承了叔伯父谭延闿、谭泽闿（1889-1948）的文物赏鉴兴趣和爱好，在书画作品上留下了诸多印记，为今人的追忆提供了必要的支点。李军《且待小僧伸伸脚——记茶陵谭光》一文补充谭光生平事迹，指出其又号“籁公”，署名有作“籁”者。1957年，谭光在苏州居住在道前街，曾捐赠祖母钟太夫人诰命卷给公家。此外，谭光过录了王闿运各类批点本，刊行其父谭恩闿词集《灵鹊蒲桃镜馆词》等。谭光旧藏有刘墉行书《管晏列传》卷、何绍基隶书《画梅诀》卷、《临张迁碑》册等，印章有“茶陵谭光鉴藏书画记”“天籁簃藏”等，其中“谭光”白文、“茶陵谭光”白文、“仲辉长寿”朱文三印为乔大壮所刻（李军《春水集》）。谭光继承了谭延闿兄弟对王闿运的浓厚兴趣，影印本《王闿运手批唐诗选》，即据谭光过录本影印。他还藏有《湘绮楼八代诗选》，过录了谭延闿秘书吕苾筹、简叔乾（1884-1961）等人的批注，又曾捐《王湘绮年谱》给苏州市文管会。1936年，谭光还将所藏谭延闿书法作品交中华书局印行，包括《谭延闿行书王湘绮诗》《谭延闿杂临古碑帖》《谭延闿行楷古格言附自作诗》《谭延闿大楷枯树赋》等。

谭光旧藏伊秉绶横额

湘中文献之外，近年拍卖市场所见谭光旧藏字画碑帖甚多。这固然与谭光的收藏世家出身有关，也与他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位居显要关系密切。财富、家世以及恰当的位置，都为谭光在后世留名提供了支撑。然而，与谭光有关的传记资料，提及龙沅者实属寥寥。夫妻关系虽然重要，但每个人的光环都只属于他自己，更何况谭光的复杂婚姻状况，使他谈及妻子往往三缄其口。于是，龙沅只有在不能不提时，才会被“卷入”有关谭光的文献中。

曾任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陈秉立（1917-？）是谭光表侄，所撰《差堪告慰故王孙——纪念谭光先生》一文，对谭光生平事迹有详细介绍。然而，这篇有关谭光最详细的传记，提及谭光的婚姻和妻子，也十分爱惜笔墨。文章提及他娶了龙绂瑞的女儿，却和龙绂瑞儿子龙伯坚关系不和。至于原因，陈秉立文中避而不谈。大约这是为尊者讳吧。最终，陈秉立不能不说到谭光的婚姻，于是有如下两段叙说：

“文革”期间，先生备受颠沛。一女谭蓉（号颂嘉），大学毕业后，原在中学执教，早已偕其夫婿赴港。此时如夫人病故，抚有一女名莉。

……

他们表兄弟（指黎泽济与谭光）之间，尺牍往来不断，一言不合，可以几月不通音讯。他如夫人去世后，从舅曾有“复辟”之劝，希望他与龙破镜重圆。他说你要置令姑母于何地？他强调龙不孝其母，似乎二人恩断义绝。可是有一次莉莉陪姊姊颂嘉去看她的母亲，问他要叫什么。他说：“姊姊怎么叫，你就怎么叫！” （《湖南文史资料》第46辑，1992年，116-117页）

谭光的婚姻是不幸的，晚年似乎也想和龙沅和好，但终于没有成功。他的生平履历，前述已经较为丰富，而他的为人，则陈秉立的文章有丰富的描绘。陈秉立认为，谭光“虽无赫赫之功，然特立笃行，有足多者”（112页）。文中举例说谭光少年喜诙谐，作打油诗说谭延闿肥胖胖，张子武矮墩墩等，都可见他的捷才。他有世家公子作派，抗战前回长沙旧宅，打赏某厨师出手就是一百元。这就不仅是学乃伯谭延闿精于饮食，而有豪公子出手阔绰的作派。抗战期间谭光在重庆卸任后，居住在歌乐山“松阴小筑”，不过四十岁，却经常与章士钊（1881-1973）、程潜（1882-1968）、覃振（1885-1947）等人诗酒流连，俨然寓公。解放后，他的工资待遇是45元，他说自己是“九五之尊”。谭光在苏州时，听闻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访，他跟着走了很远，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周总理来了，虽说见不到，多跟着走几步也是好的。”

如此贵公子，可怜可爱，却在婚姻上遭遇了悲剧。

四、家族文献里的龙沅

依靠家族姻亲后裔的传记文，谭光的事迹有被世人熟知的机会。而社会知名度甚小的龙沅，也不能不依靠其家族后裔所撰各类著述，以便不被世界遗忘。在此，家族后人的记忆为龙沅的一生提供了必要的记忆场所。龙氏家族后裔所编《西园印记》（2020年）中，曾提及龙沅，而他们最近正在编辑的《龙绂瑞支下家族人物传略》中有龙沅详细的传记，兹迻录如下：

龙沅（1905—1988.4），字芷芬，因在同辈姐妹中排行第五，故小名为五。龙绂瑞次女，母黄恭人国仪，湖南攸县人。

龙绂瑞与国民党第一任行政院长谭延闿是发小，两家更是世交。因此谭延闿很想与龙绂瑞结为儿女亲家。但因长子龙伯坚已经订婚，两人商定将龙绂瑞的二女儿龙沅许配给谭延闿的侄子谭仲辉（谭仲辉的父亲谭恩闓是谭延闿的四弟，英年早逝，谭仲辉由谭延闿抚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谭仲辉大学毕业后，龙沅出嫁到谭家，与谭仲辉成亲。1926年女儿出生，取名谭蓉，小名嘉宝。由于婆母谭四太太早年守寡，观念老旧，且宠子无度，导致婆媳关系紧张。谭仲辉是一名花花公子，有孩子后经常夜不归宿，在外与舞女、妓女鬼混。龙沅得知后大吵一架，一气之下搬回娘家，但没有带走孩子，天真地认为孩子需要妈妈，谭仲辉会来接她回家。未曾想谭仲辉无人管辖，更加自由，直接在外与一名妓女同居，根本不管发妻的痛苦，也从不提接发妻回家。而谭四太太竟听任儿子胡闹，不闻不问，只是代为养育孙女嘉宝。龙绂瑞眼看谭仲辉对爱女如此不恭，却无能为力，便建议龙沅报考大学，充实自己。龙沅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于1931年春考入中央大学国文系，与著名女词人沈祖棻为同班同学，且友谊深厚。1935年春龙沅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但没有外出工作，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抗战胜利，龙绂瑞率全家逃难返回长沙后，于1946年亲自出面联系子侄龙毓聃，安排女儿龙沅进入长沙邮政储汇局档案室做事。但龙沅不知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不仅不虚心向同事学习如何管理档案，还经常发大小姐脾气，把同事整理好的档案搞得乱七八糟，给同事增添了许多麻烦。同亊无奈，只好报告龙毓聃。龙绂瑞得知此事，立即让龙沅辞职回家赋闲。长沙解放后，龙沅到省教育厅应聘小学教师职位，被分配至常德市一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由于身材矮小，且讲课声音弱小，学生经常不服从管理，经在课堂上起哄架。龙沅无法忍受，在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师后，主动辞职回家，与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去世后，1952年长兄龙伯坚调往武汉工作，龙沅便进京投奔大妹龙璿，租住北京汇文中学第一任中国校长高凤山先生在东裱褙胡同的房产，后搬至东观音寺乙33号租住。1958年因房屋拆迁，龙璿家搬至建国门外永安西里轻工业部宿舍，龙沅便租住高凤山校长在苏州胡同的房产，其解放后的生活费由女儿嘉宝每月邮寄。1966年“文革”开始，龙沅与嘉宝的联系中断，生活陷入困境。大姐龙珏让俩儿子陈珽、陈璐轮流给龙沅寄生活费，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结束。

龙沅尽管性格有缺陷 ，但心地善良，对人没有防备之心。文革初期，九十岁高龄的房东高凤山夫妇因海外关系（儿子家在美国）遭红卫兵毒打。邻居都不敢出头，龙沅却挺身而出，劝红卫兵“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将自己陷入险恶境地。红卫兵将她剃成“阴阳头”，并勒令她每天到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龙沅自女儿嘉宝三个月大离开婆家回到娘家后，再未回过谭家，也再未成家。1976年“文革”结束后，嘉宝回国省亲，将父母双方接到上海，劝说两人复合，谭仲辉坚决不同意（谭仲辉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狱后，回到苏州道前街的家中继续与黄女士同居，并收养黄的妹妹的孩子为养女，取名谭莉莉，成为事实婚姻）。龙沅孤苦伶仃，且年事已高，嘉宝不放心母亲一人在京生活，便于1981年接她去香港一起生活。但龙沅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经常与家中佣人发生矛盾。1983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嘉宝一家决定移民加拿大。龙沅年事已高，不能承受长途跋涉，舟车劳顿。1983年底，嘉宝只好将母亲龙沅送到长沙表弟龙式昭家，委托龙式昭为其养老送终。

龙沅回到长沙后，性格缺陷更加明显，经常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但侄媳妇张璟一直理解她，包容她，精心照顾她。1988年春龙沅去世，终得善终。

作为现代史中的人物，龙沅是微不足道的，但在龙氏家族内部，她受到父母的关爱，受到兄弟和后辈的关心，最终也平安走过并不容易的一生。在龙永宁《从绅士到革命家——我的祖父龙璋》）（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所附《记父亲龙伯坚》一文中，也有对龙沅较多记载。其中为如上传记所不及的是大致有两件，一是与谭光母亲不合的细节，据云谭母有“借你肚子生子”一说；第二件则是谭蓉请她去香港养老，龙沅曾对龙永宁说：“我是不会去的，我决不做大英帝国的顺民。”后来迫于无奈，龙沅才去了香港。

龙沅性格的傲岸与孤僻，她的家人并不讳言，而她在特殊年代的仗义执言，又全然使人恕了她倔强的脾气。可以说，家族叙事中的龙沅，性格上的缺点被包容，而那些优点则被永远铭记。

龙沅1920年代摄于南京安将军巷龙宅，图自《从绅士到革命家——我的祖父龙璋》

由于这篇传记的存在，龙沅的人生过往不至于破碎不堪，我们由此能了解一位女性在20世纪艰难的成长历程。传记可修正以往研究处不少，如程千帆笺注沈祖棻《怀人组诗》中云“近闻早移居澳大利亚矣”，显然不确，龙沅后来所去乃是香港。程千帆、沈祖棻之所以听闻龙沅移居澳大利亚，据龙家后裔云，原因在龙沅女婿在纺织行业工作，曾去澳大利亚工作多年，故有此传闻。后来新疆天山毛纺厂成立，其人任外资方经理多年。凡此，都是这份传记的价值所在。

自然，由于这传记是龙氏家族口耳相传记忆的凝定，其中也不无可商者。譬如龙沅的结婚时间，明确在1922年，而时移世易，龙家后人却认为在1920年代中叶。又如龙沅与谭光母亲的关系，在龙家人看来，错在谭母。而在谭光看来，则是龙沅不孝顺老人。此外，龙沅自国立中央大学毕业以后，龙家后人以为她并不工作，养在家中，也与事实不符。考沈祖棻写给汪辟疆的信，明确可知龙沅1940年前后在湖南各中学任教。

另外，龙家后人声称谭光在外与妓女同居等，与事实未必完全相符。《申报》1935年6月20日第8版曾载《沈西园忽潜逃自杀》的社会新闻，新闻提及：

惠中旅馆账房沈西园，年三十四岁。与女子刘采珍姘识，生子。刘屡要求沈与原配妻子脱离，然后与彼正式结婚。沈之原妻程氏始终不愿应允，且已生有二子四女。平日沈程感情亦甚浓洽，故沈对此亦无解决办法。刘定今（十九）日与沈在苏州饭店结婚，刘之亲友届时均到贺喜。讵沈、刘二人忽均临时失踪，旋发现沈在木渎石家饭店吃生水烟自杀，被茶房发觉未死。刘现在姊处，其姊夫系上海中央银行秘书处长谭仲辉。

这则社会新闻涉及谭光，而媒体因为他系名人，必要采访。谭光随后对此做了相关说明。这是见诸于《申报》1936年6月26日第12版的《中行秘书谭仲辉谈沈刘婚姻纠葛真相  刘氏姊妹已登报脱离姊妹关系》。

《申报》1936年6月26日第12版载谭光对沈刘婚姻一事的回应

由此可知谭光在1935年已经公开对外声称其夫人是刘素贞。刘氏是否妓女，尚难确信，而在彼时，谭光和龙沅的婚姻在事实上早已结束。

谭、龙婚姻的破产，除去婆媳关系之外，或还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谭光虽曾在同济德文学校学习，却由于成长环境使然，受传统文化影响更大。他所目睹的家族长辈的诗酒流连生活无疑是旧式的，传统的。而龙沅虽也生长在旧式大家族，但她早年就读于曾宝荪（1893-1978）所创办的艺芳女子学校，是1918年该校创办时大学预科四位学生之一（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72页），因该校原本起初就在龙宅办学。相对而言，龙沅或许受新式教育的影响大一些。另外，谭光交游广泛，而龙沅性情较为孤僻，这或许也是夫妻不和的重要原因。

在婚姻失败之后，龙沅在父亲的鼓励下试图打开人生的新局面。在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学习经历，为她的重生提供了机遇。她曾努力教书，积极著述，也曾请师友推毂，以谋求在高校任教。1940年，她甚至将所撰著作递交中央庚款委员会，以谋求出国留学的机会。但傅斯年（1896-1950）读罢，认为龙沅“虽送来三册著作，然除绪论二叶外，皆抄撮成书，并无考辩。转徙中能抄撮成篇，固为勤勉，然其著作之能力如何，无从悬揣。列为备取，置之最末，亦无不可。然此等情形，似永无补入之望，或亦徒然也”（1940年6月某日，傅斯年致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440页）大学毕业六七年之后，龙沅潜心撰写的著作并未有新的建树，而仍是传统的抄撮办法，于是，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也对她关上了工作和深造的大门。

自然，龙沅的家世，使她有更多被铭记的机会。那篇传记所提及的人物，有不少在当代颇具知名度。如陈珽（1919-2011）曾任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不过，若无家族文献披露，人们很难想象龙沅与那些名人有何关系。一个人要在后世留名，要被历史文献记录，总得靠她自己的活动，靠她自己的著述。在龙沅自身，也曾有著述，有遗稿。不过很遗憾，她的诗词文稿，前些年龙氏家族后人被人欺骗，下落不明。她早年在艺芳女校学习的化学科笔记，稿纸上印有“艺芳大学”字样，则被张璟捐赠给长沙实验中学（前身为艺芳女校）。

五、日记：向着“小人物”的特色情缘文献

程千帆曾說，“在我的老师们当中，吴瞿安先生、黄季刚先生和辟疆先生都是每天记日记的。”（《汪辟疆文集》，1067页）今天所能见到者，吴梅日记保存最完善，记龙沅事最多，黄侃日记残存不少，也有一条载及龙沅，至于汪辟疆日记，则目前所知残存三册，其中或亦有关于龙沅的记载吧。

倘使没有日记，龙沅也并不一定被遗忘。她的生平和事迹为沈祖棻所记得，留在诗文及致名人汪辟疆等人的信札中。同时，她也为她的家族及其后裔所缅怀，成为长沙龙氏家族记忆的一分子。可是，日记无疑放大了她的人生。在名人日记中，她是简单的一个名字，偶尔闪现一两回，却已足够供后人想象她曾经的生活。她是默默无闻者，但进入日记之后，她是一个可以合理想象的历史人物。

对龙沅这样在普通水准以上的现代女性而言，留名后世的机会看来无限丰富。她自己的著述，她丈夫的名声，现代报刊的新闻报道，友朋的诗文写照等等，似乎都给了她留名后世的种种可能。不过我最终探寻结果却是，惟有日记和书信文献才给她确定无疑的刻画。家族的记忆虽必不可少，细节丰满，却可能充满错误。何况，对于龙沅早年的生活，随着时间推移，则家族回忆越往后，就越难以描摹。在这方面，吴梅、黄侃等人的日记，才为龙沅早年生活的勾勒，奠定了可靠的坐标。虽则在吴梅、黄侃而言，龙沅只是一个无疑闯入日记的“小人物”。

日记之于龙沅这样的小人物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为其在名人日记中挣得位置，留下历史想象的空间。更在于它还实在地修补个体的生命史。在龙氏家族文献中，龙沅的叔叔龙绂慈（1888-1945）的稿本日记显得尤为关键。龙绂慈这份并不漫长的日记记载了侄女龙沅的早期生活。如1924年正月初一，龙绂慈收到谭光和龙沅的夫妻联名贺年柬，也收到龙沅的家书。

龙绂慈1924年正月初一日日记载收到谭光、龙沅夫妇贺年片

那时龙绂慈在杭州，谭氏夫妇在上海。这对新婚夫妻此期时常作书给龙绂慈，谭光也经常到杭州看望龙绂慈。1924年3月1日，龙绂慈还与谭光等人一道泛舟西湖。1924年6月8日，龙绂慈日记云：“得仲辉书，芷芬于昨早举一女，即作书贺之。”初为人父的谭光迫切地和叔岳父报告这一喜讯。不过，或许从这个小孩出生开始，谭、龙夫妇间已因婆媳关系闹出别扭了。龙沅在小孩满月后即到杭州叔父家居住，一个月以后的 8月12日，龙绂慈日记云：“仲辉来迎芷芬。闲止约晚餐于三义楼。”第二天日记云：“仲辉同芷芬早车去沪。”大概经过一个月时间，谭光才去接夫人回家，而居中调和的是他们的证婚人汪诒书（闲止）。至于谭光，在龙绂慈日记中出现次数更多。当龙绂慈1926年底移居上海时，谭光不仅以车相迎，还安排住宿等。谭光的交游本领，也在龙绂慈日记中得到印证。如1926年12月22日日记云：“过闲止，同乘伯葵车赴塘山路，仲辉招午饮也。尧叟、闲止、虞山、叔乾、大武、璇父、宏群、伯葵、叔通、仲颐、绶丞、健石同座，三时始散。”谭光召集的宴会，有汪诒书、袁思亮、简叔乾、谭泽闿、陈叔通等人。从各方面而言，谭光已经取得远超他年龄的社会资本。可以说，龙绂慈的日记为探寻龙沅、谭光这对年轻夫妇婚后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证据。他们的婚姻后来虽然崩盘，但也曾有相对和平的新婚燕尔。

在龙氏家族，有龙绂慈日记为龙沅和谭光的关系增添确定性的证据。在谭氏家族，则有谭延闿日记为他们的人生作见证。谭延闿十分钟爱谭光，他的日记，在他生前，谭光可能是极少数的通读者之一，或至少做过抄录（谭光《我所认识的孔祥熙》）。而谭延闿日记中有关谭光的记载也十分丰富。在日记中，谭延闿称谭光为“大毛”。谭延闿对谭光的婚事很是关心，1922年11月2日日记云：“今日龙家来铺房，亦颇整饬，知嫁女不易矣。晚，与龙八合请媒人汪九、王三，以俞三、余大、吕满、岳胡、龙满、黎满陪，吾与大武、曙邨、大毛亦入座。酒席皆从丰美。”而1922年11月4日，谭光和龙沅的婚礼，谭延闿日记记载得更加详细。日记云：

七时醒，坐三十分起。今日大毛与龙女结婚，以吾居为礼堂，大武居为客室。周梦贤驾恺得那克新车来髹漆犹未乾也。指麾布署一切。吕满来，黎同康伢自校来。午饭于大武家。贺客续续至，张石侯、朱铁铮自汉口来，秦子直、子刚、李栗璵、周坦生、唐子中、袁大皆一坐而去。四时后，衡生往亲迎媒人，汪、王乘一车，新人一车，女傧相一车，军乐队一车。不同执事，导从甚为简便，车行甚速，顷之即新娘入门矣。以俞三为证婚人，简先生司仪，一依通行仪式。既毕，新人往洞房行合卺礼，易衣。复入礼堂，以旧礼谒祖，见诸尊长，于是礼成。吾家设二席，待媒人及诸亲友。衡家三席，待诸学生。大武家一席，则诸军人、政客也。女客饮楼上。既散，诸人闹洞房，曾兆䴪颇极诙谐之谈，胜平时之瞎闹多矣。寝已十二时矣。

谭延闿这一天的日记，全为婚事所占据。也正因这一天日记，谭光和龙沅的婚礼细节才完成呈现目前。这天的婚礼可真气派，嘉宾也是盛装出席，如周梦贤驾驶着油漆未干的凯迪拉克闪亮出场。至于最终的六桌宴席，谭延闿也记载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谭延闿日记固然有关民国政经大事，可对这些小人物而言，它作为家族记忆或湘人记忆的贮所，似乎更为重要。于龙沅和谭光而言，则谭延闿不仅旁观了她们婚姻的开始，也一并在日记中记载了她们婚姻的破裂。试看谭氏日记所载：

1927年7月25日。大武来书，言大毛夫妇反目事。龙八至，尽取奁具以去，有孔静翁之风矣。以党义“离婚绝对自由”论之固当。旧式婚姻真不可耶？

1927年7月26日。归，俞三来自牯岭，龙八来自上海，相见大喜，俞三五年不见矣。略置酒治具款之……龙去，与俞三谈至十二时。……咏安来，龙八女亦偕来，故龙八居旅馆，俞三居吾对门室中。

1927年7月27日，八时半起。吕满来，龙八率其女来，言大毛事，姑妇勃谿，夫妻反目，殆不可复合矣。……俞三、龙八、吕满父子同饭，小饮，食酸汤麫。

1927年9月13日，大毛来，言与龙女仳离事。

在1927年夏天，龙沅和婆婆勃谿，致夫妇反目。龙绂瑞（龙八）至谭光家中，将妆奁取走，仿佛清末长沙顽固派文人孔宪教（孔静翁）作派。对此，谭延闿颇为通达，他认为倘若按照国民党党义而论，离婚是自由的，但他也很疑惑，旧式的婚姻难道就这么不可靠了吗？最终，1927年9月13日，谭光告知伯父谭延闿，他和龙沅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尽管谭光和龙沅的离婚并未影响到谭延闿和龙绂瑞的关系，但谭延闿对谭蓉（嘉宝）的关心，依然隐隐有责备龙沅之意。日记中对此也有写照：

1927年9月6日，至大毛家。三楼三底，屋尚新，与四太略谈。食炒面。两侄孙女皆长大，然无母之儿，可哀也。

1928年12月29日，四太率端携嘉宝，瘦弱可惊，如长生少时，皆初生时失营养所致。

1929年6月7日，大毛来，携嘉宝，瘦弱不似四岁人也。

谭延闿很喜欢小孩子，日记中时常可见他对儿童的关心。于此可见，他尽管不欲深究谭、龙婚姻的过错，对龙沅的负气归娘家，不免有微词。自然，深入家庭层面的争论，除去日记和书信之外，人们往往难于探听事情的原委。由于龙绂慈日记恰在这些年份缺失，于是，我们只好借谭延闿日记重审此事的原委。

我自然知道，日记与书信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多的主观性，好在我无意于做谭、龙婚姻的审判官，我只是努力从中看见记忆和书写之于现代人物评价的真实较量。日记作者天然的情感，在日记中总会流露二三。在谭延闿日记中，谭光是“大毛”，而龙沅是“龙女”；在龙绂慈日记中，龙沅是“芷芬”，而谭光则是“仲辉”。亲疏有别，是人之常情，也是文献自带的情感特质。每一个人都是他们家族记忆中更珍贵的一份子，而日记把这种人之常情通过称呼，通过记载的轻重和笔锋带有情感的落笔，呈现出来。由此，日记也就成为拟人化的文献。历史上并不重要的小人物，在拟人化的日记文献中，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份子。他们是家人，是朋友，是生活视野里不能不记的那一个个特别的人。作为具有特色情缘的日记，虽然天然偏爱名家，但却因此总也向着小人物。小人物会被大历史冲刷得一干二净，会被正经正史梳洗得无影无踪，但在未经删节的稿本日记中，他们虽在许多时候微不足道，却是始终坚定地站立在那里。只要你愿意，你总能从这个小人物身上打开不一样的历史大门。而龙沅，就是这样一位受益于日记文献的现代小人物。

往昔陈寅恪（1890-1969）不治近代史，原因在于他认为“认真做，就要动感情”，他宁愿将那些感情寄托在更遥远的历史时段。这当然不错，诚如罗志田所言，“近代中国实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即使常人研究，直面不如意的历史现实，与研究古代史（特别是汉唐）者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也只能在表述中尽量保持冷静，甚至冷酷。”（罗志田《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331页）研究近代人物如此，研究现代人物就更难把握理智和情感的边界了。把现代人物作为方法，究竟是逃避还是进取？尤其是把目光转向小人物，能够拼接出一块受人瞩目的历史版图吗？

在寻找龙沅的文献记忆之旅行将结束之际，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对现代小人物的探寻，是值得付出努力的方向。无论是文学的、历史的，还是思想史层面的，在现代人物这里，我都有更为相近的感同身受。我以为，那里有直接与现在关联的痕迹，有如今可以接触到的人与事。这是现代的可爱之处。1936年4月18日，陈寅恪复沈兼士（1887-1947）信中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挪借其意，大概揭示一现代小人物，也未尝不可以作一部家族史，作半部现代史。

如果没有日记，龙沅和谭光而言，可能如美剧《权力的游戏》第六季第九集收尾，珊莎·史塔克对拉姆斯·波顿所言：“你的言语将会消失，你的家族终将消逝，你的名字黯然消散，所有关于你的记忆都被彻底遗忘。”（Your words will disappear. Your house will disappear. Your name will disappear. All memory of you will disappear.）而有了日记，这对历史上的小人物、恩怨夫妻，在各类文献记忆的较量中，与现代历史大人物并无多大差别。向着小人物的日记，牵连着书信、报刊、传记等构成现代文献之网，兜底了有关他们的文献记忆，于是，他们也有了更多被世人阅读和谈论的机会，不至于被世界遗忘得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