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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一只鸡如此充满希望，然后又痛苦地遭遇幻灭

2024-06-14 12: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想知道美国文学的源头活水？翻一翻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海明威、福克纳、伍尔夫等大师写作的最初痕迹，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美国文学进化论”课程。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鸡蛋的胜利与其他故事》，这部小说集不仅在艺术成就上与安德森的代表作《小城畸人》相媲美，更是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深刻影响并见证了美国文学在叙事传统上的革新与超越，展现了作者深邃的文学洞察力与卓越的创作才能。在这部小说集中，安德森潜入小镇上的人们一览无余的日常生活，简洁、准确地刻画了他们内心的脆弱与孤独、幻想与欲望，触及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

一枚小小的鸡蛋，竟能彻底击溃一个人、一场“美国梦”。《鸡蛋》是收录于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之一，小说讲述了一对夫妇从经营失败的养鸡场转向开设餐馆的人生转折，他们带着对生活的乐观和希望进城，却仍被过往阴影笼罩。父亲对奇异小鸡的珍视、餐馆里的奋斗，及深夜突发的沮丧，映射出对美国梦的执着与现实的碰撞，以及家庭间复杂深沉的爱与牺牲。

《鸡蛋的胜利和其他故事》

[美]舍伍德·安德森著

李琬译

KEY-可以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

鸡蛋

我敢肯定，我父亲是个本性乐观而和善的人。三十四岁之前，他一直是雇农，在靠近俄亥俄州比德韦尔镇的地方为一个叫托马斯·巴特沃斯的男人干活。那时他自己有一匹马，每到周六晚上，他就驾着马车进城，和其他雇农聚在一起待几个小时。到了城里，他会在本·黑德的酒馆喝上几杯啤酒，闲站着和人聊天。周六晚上的酒馆总是被雇农挤满。人们唱着歌，杯子重重地撞在吧台上。十点钟，父亲就一个人在孤寂的乡村小路上赶车回家了，他让马舒服地过夜休息，自己也上了床，对生活非常知足。那时，他没有过出人头地的念想。

在他三十五岁那年的春天，父亲和当时是乡村老师的母亲结婚了。第二个春天，我呱呱坠地。对父母而言，事情开始变化了。他们有了抱负，在世上干出一番事业的美国式激情在他们身上爆发了。

也许那是因为我母亲。作为老师，她自然读过不少书和杂志。我想，她大概也读到过加菲尔德、林肯的故事，还有其他一些出身贫民但立下功业的美国人的事迹。当我躺在她身边——她坐月子时——或许她也期待着有一天我会统治人群和城市。不管怎样，她说服父亲不再给人做雇农，把马卖了，开始做起自己的生意。母亲是位高挑而沉静的女人，有着长长的鼻子和忧郁的灰眼睛。她并不指望自己能得到什么。但对父亲和我，她却不可救药地满含期许。

他们两人第一次尝试经营的结果很糟。他们在离比德韦尔8英里的格里格斯路租了10英亩满是石头的地，办起了养鸡场。我就在那个地方长到少年时代，也是在那里获得了有关生活的最初印象。从一开始，那就是些悲哀的印象。如果说我是个阴沉的人，更愿意关注生活中的黑暗面，那么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本该快乐幸福的童年却是在养鸡场度过的。

如果你不熟悉这方面的事情，你就不会想到一只鸡会碰上那么多、那么悲惨的事情。它从鸡蛋里孵出来，几星期后长成一只毛茸茸的小东西，你在复活节卡片上看到的那种。然后，它可怕地脱掉了茸毛，吃下许多你父亲辛辛苦苦赚钱买来的玉米、谷物。它可能会染上像是鸡痘、鸡霍乱和其他名字的病，会呆立着望着太阳，生病，然后死去。

会有一部分母鸡，时不时有些公鸡，仿佛是为了实现上帝神秘的意图而坚持活到成熟。母鸡下了蛋，更多的小鸡孵了出来，于是这恐怖的循环周而复始。这一切都不可思议、令人困惑。大概许多哲学家都是在养鸡场长大的。他们对一只鸡如此充满希望，然后又痛苦地遭遇幻灭。小鸡刚刚迈入生命之旅，看起来非常聪明机警，但实际上蠢得要命。它们和人如此相像，以至于让你把鸡和人的事情混为一谈。

如果疾病没有夺走它们的生命，它们就会等你的期望抬到最高时，再走到马车的轮子下面——被压扁碾碎，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它们小时候容易生寄生虫，你得花大把的钱买药粉。后来，我读过不少教人如何养鸡致富的书。这些书大概是给那些刚刚从智慧树上吃了果子的天人读的。它们的腔调非常乐观，宣称有抱负的、养了几只母鸡的普通人大有可为。你千万不要被它们迷惑。这些书不是写给你看的。你大可以去阿拉斯加的冰山上淘金，可以信赖政客的诚实，或者相信每天世界都在变得更好、正义在战胜邪恶，但是，绝不要看也不要信那些有关母鸡的书。它们不是给你看的。

但我有些离题了。我故事的重点不是母鸡。准确地说，它的重点是鸡蛋。十年间，父母拼命想让我们的养鸡场赚钱，有一天终于放弃了这种挣扎，然后开始了另一种。他们搬进了比德韦尔镇，做起了餐馆生意。为不能孵出小鸡的孵化器而头疼，为幼小、可爱的毛球长成半裸的小母鸡接着变成死鸡而苦恼，这样过了十年之后，我们终于抛下这一切，带上家什赶着马车沿格里格斯路去了俄亥俄州的比德韦尔镇。仿佛一个充满希望的小商队，我们期待着在一个新地方开始蒸蒸日上的人生旅程。

我们几个应该看起来都挺郁闷，我猜想，就和从战场逃出来的难民差不多。母亲和我在步行。我们找邻居艾伯特·格里格斯先生借用了一天马车，用来搬运东西。车上，那些廉价椅子的脚从侧面伸出来，而床、桌子、装满厨具的箱子后面是一个装着活鸡的条板箱，那堆东西上面放着我小时候坐过的婴儿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没把婴儿车扔掉。家里不大可能再有新的小孩了，而且那车轮也坏了。财产稀少的人总是紧紧地抓住他们手里仅有的东西。这是让人对生活感到沮丧的事情之一。

父亲驾驶着马车，当时他是个四十五岁的秃顶男子，有点发福，在长期和母亲还有小鸡相处之后，常常变得沉默且沮丧。在我们开养鸡场的十年里，他一直给附近的农场帮工，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买那些给鸡治病的药上，像是威尔默·怀特牌鸡瘟散或者比德洛教授牌增蛋素，或者母亲在禽类养殖报纸的广告上看到的其他药品。他脑袋上只有耳朵上方的两小撮头发。我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星期天下午，他会在火炉前面的椅子上睡着，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脑袋。

那时我已经开始读书，有了自己的一套想法，我把他头顶那条光秃秃的路想象成一条宽阔的大道，就像恺撒为了带领军团从罗马出发走向神奇的未知世界而开辟出来的那种路。我想父亲耳朵上的头发就像是森林。我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梦到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家伙，正沿着那条路踏入一个遥远美丽的地方，那里没有养鸡场，只有幸福的、与鸡蛋毫无瓜葛的生活。

关于我们逃离养鸡场进城生活的过程，你可以写一本书。母亲和我走了足足8英里——她步行是为了保证没有任何东西从马车上掉下来，而我是为了看看世界的奇景。马车上，父亲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他最珍贵的宝贝。我接下来会告诉你。

在有几百只甚至几千只小鸡破壳而出的养鸡场里，难免发生令人吃惊的事。和人一样，有时鸡蛋也孵出畸形的小鸡。这种意外不常有——大概是千分之一。比如你会发现一只鸡生来有四只脚，或者两对翅膀，两个脑袋什么的。这些小东西没法存活。它们很快就回到了造物主那颤抖过的手中。

对父亲来说，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无法活下来，是他见证的生命悲剧之一。他多少感到，假如他能把五只脚的母鸡或者两个脑袋的公鸡养大，他自己也能发财。他幻想着把这种奇观带到农展会上展示给其他农民，并借此赚许多钱。

总之，他把这些奇形怪状的小东西都保存了下来。它们被泡在酒精里，分别装进玻璃瓶。他把它们都小心地装进箱子里，在我们进城的路上把它放在身旁的座位上。他一只手赶马，另一只手按在那箱子上不动。我们一到目的地，他就立刻把箱子拿了下来，把玻璃瓶取出来放好。我们在比德韦尔经营餐馆的日子里，小玻璃瓶里的畸形小鸡就摆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母亲有时表示抗议，但父亲对于他的宝贝格外固执。他宣称这些畸形儿别具价值。他说，人们都喜欢看古怪稀奇的东西。

我是不是说过，后来我们在俄亥俄州的比德韦尔镇做餐馆生意？我说得有点夸张了。这个小镇在一座矮山脚下，临着一条小河。铁路不经过这镇子，火车站在北边1英里外一个叫皮克尔维尔的地方。以前车站边还有一座苹果酒坊和一座泡菜厂，但在我们去那儿之前它们就都倒闭了。每天早晚都有巴士从比德韦尔主街的旅店出发，经过特纳道来到车站。

我们去这么个偏远的地方开餐馆是母亲的主意。她念叨了一年这件事，然后有一天采取行动，租下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座空房子。她相信餐馆能赚钱。那些来往的旅客，她说，总是会在附近等着去坐出城的车，而城里的人会在车站等那些进站的车。他们可以来餐馆吃馅饼、喝咖啡。如今我长大了，明白了她这么做还有别的动机。她对我寄予厚望。她希望我出人头地，在城里上学，变成城里人。

在皮克尔维尔，父母像往常一样工作得非常辛苦。一开始，我们必须把这个房子打造成餐馆的样子。那就花了一个月工夫。父亲做了个储物架，把一盒盒蔬菜摆在上面。他还做了一个标牌，用红色油漆涂上大大的代表自己名字的字母，在他的名字下面是那句迫切的指令——“在此用餐”——但是很少有人服从这指令。他们还买来玻璃陈列柜，里面装满雪茄和烟草。母亲擦洗了地板和墙面。

我开始去城里上学，很高兴能远离养鸡场和那些看起来倒霉悲惨的小鸡。但我仍然不太快乐。每天傍晚我沿着特纳道走回家里，记起我看到的那些在学校操场玩耍的孩子。一群小女孩一边单脚跳，一边唱歌。我也试着那么做。在那条结冰的路上，我认真地单脚跳了起来。“蹦蹦跳跳去理发店。”我尖声唱道。然后我停了下来，警惕地四周打量。我害怕被人看到我欢喜雀跃的样子。那时我一定感到，像我这样在死神每天到访的养鸡场长大的孩子，不应该做这样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