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里三峡，一路惊心动魄 | 跟着苏轼诗词游三峡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十月初，二十四岁的苏轼从故乡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舟发岷江，南至宜宾，再东入长江，经十一郡、三十六县，行六十日行程后在湖北荆州上岸，从陆路北上京师开封。对苏氏父子三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二次前往京师开封。

这一路上，苏氏父子游历山水，留下了多首为后世所传唱的诗词。当他们经过三峡，更是感慨万千，让我们跟随苏氏父子的脚步，饱览壮丽的三峡。

三峡第一峡为瞿塘峡。两崖对峙，中贯一江，瞿塘峡则为三峡之门。

眼前所见，碧浪滔滔，直下千里。对苏轼等人来说，第一次面对如此宽阔大江，只觉视野纵横、胸襟大开，眼前果然“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偶然还能看见悬崖山路中的樵夫身影。苏轼思绪悠长，笔下的诗句也变得绵长，一首六十行的长诗《入峡》从笔下喷涌而出。瞿塘景色，尽在其中，“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同时深觉樵渔艰辛，悲悯之情笔端难抑，“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甔。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各种情感起伏终于凝聚成对自我的心中俯望，“振翮游霄汉，无心顾雀鹌。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

这里的“高遁此心甘”绝非当初的出世之想，而是苏轼面对无尽江天时发现，能让身心获得彻底自由的去处便在眼前的天地之间。人与自然，从来就无法分开，不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思想虽各异，却没有任何人会对大自然作舍弃。苏轼笔下的“高遁”，无非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渴望。古往今来的诗人，面对大自然容颜尽露时鲜有出世之想，投身自然，永远是丰富心灵的最佳方式。

对苏轼等人来说，身在目难穷尽的三峡水路，恍如行走于“天上人间”。瞿塘峡过后，便是烟飞云渺的神女巫峡和西陵峡，所谓“高山寻云，怒湍流水”说的就是遮天蔽日的巫峡。苏轼紧接着写下诗句更长的《巫山》，一泻而下的七十八行诗句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所盼书写得淋漓尽致，其中既有“苍崖忽相逼，绝壁凛可悸”的险峻，也有“去随猿猱上，反以绳索试”的生活艰辛，更有“贫贱尔何爱，弃去如脱屣”的心灵超脱。此外，还有奇情异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座正对巫山的庙前，日日都栖有数百只乌鸦。当客舟将至，鸦群便遮天蔽日迎于数里之外；当客舟远去，鸦群还会送出数里。当地土人将其称为神鸦，没有人敢去相害。苏轼也不无惊异地写下“江上饥鸟无足怪，野鹰何事亦频频”之句。

三峡未已，已至巴东。巴东县今属湖北，这就说明苏轼等人已离开蜀地，故乡已到了何止千里之外的身后。大约风光无限，船只未停巴东，继续东行。近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时，一座仍连巫峡的村落扑入眼帘，这就是令人大起历史感伤之情的“昭君村”。汉代昭君出塞，乃千百年来无人不悉的哀婉往事。苏轼远望村影，思古之幽情固然难免，在其笔下出乎意料地出现“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昭君村》）之句。此句无论何时来读，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时苏轼经历现实和历史的心灵磨砺后，思绪已跳出了一般文人难以跳出的事件局限，获得了一种古今相接的时空跨越之感。

历史起伏，江流也起伏。进入西陵峡后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为三峡中最为凶险的一段行程。出归州三十五里后，已至谈虎色变的新滩。此处南岸为官漕，北岸为龙门，水流湍急，为三峡至险之处。新滩以前叫“新崩滩”，据说是山崩石裂而成，暗礁密布，舟毁人亡之事频频发生，而此处又偏偏是“西陵古郡，南国上游。巴蜀恃为咽喉，荆楚倚为根柢”的要害之地。宋仁宗年间，因发生在新崩滩的舟难太多，乃至朝廷下令在十月至十二月间禁止行舟。当时，每任官员均想治理新崩滩，但都无功而返。直到皇祐三年（1051）时，归州知州赵诚在此悉心疏导，用“堆柴烧石”之法治滩驯水，凿去碍航礁石，才使滩害减少，禁舟令始被撤除。当苏轼一行乘舟至新滩时，笔下诗句仍是提心吊胆的“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并细致入微地描写出“大鱼不能上，暴鬣滩下横。小鱼散复合，瀺灂如遭烹”的险恶之况。好在一路有惊无险，除因大雪在滩下被迫停留三日外，余路皆顺利。等船只再过黄牛峡和扇子峡后，众人终于如经历一次人生般走出了既气象万千又惊心动魄的七百里三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