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司令、外交家与沙俄遗老遗少

德国西部的约翰山，是世界上最好的雷司令酒庄。1816年，它被奥地利皇帝赐给奥地利著名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二战期间，他的曾孙保罗娶了沙俄流亡贵族为妻，在希特勒的号令下侵略苏联。1945年，德军兵败如山倒，保罗·冯·梅特涅（Paul von Metternich）携瓦西里一家从德国东部逃往约翰山。不料，沙俄遗老遗少一路嬉游享乐，携带拿破仑时代的酒。这久负盛名的酒，正产自他家族的葡萄酒庄园……

一、传世名酒

约翰尼斯伯格（Johannisberger），又称约翰山，是位于德国西部莱茵高（Rheingau）地区一座城堡建筑群、一座古法酿酒厂和山上的葡萄园。

这里是世界上纬度最高的葡萄产地。相传，查理曼大帝在莱茵河对岸的夏宫观察到，这里山坡上的积雪最早融化，于是命人种植葡萄。772 年，这片土地被捐赠给修道院。983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二世将包括约翰山莱茵高西部的主权授予美因茨主教。此后，约翰山一直在天主教会的管辖下。[1]约翰山地理位置特殊，北纬50度线和莱茵河都从这里穿过，气候适合种植雷司令——它起源于莱茵河谷里的野生葡萄藤，是世界三大酿酒白葡萄之一，与霞多丽和白苏维翁齐名。约翰山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酒庄之一，日后成为欧洲政坛反复争夺的棋子。

约翰山城堡与葡萄园

拿破仑攻占莱茵河沿岸后，1803年通过世俗化决议，剥夺了教会对约翰山的主权，1807年又把它赐给自己麾下的弗朗索瓦·克勒曼元帅（François Kellermann）。1811年，哈雷彗星在阔别76年后再次到访地球，不知出于巧合还是气候扰动，这一年成为葡萄酒界著名的“彗星年份”，约翰山酿出了风味绝妙的葡萄酒。1814年，约翰山被反法同盟没收，1815年划归奥地利管辖。[2]

在1815-1816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巧妙地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和矛盾，以势力均衡原则打造了“神圣同盟”，维护了奥地利最后的尊严和体面。1816年，奥地利皇帝将位于莱茵高地区的约翰尼斯伯格宫（Schloss Johannisberg）和周边的国有农田作为酬谢赠予冯·梅特涅。[3]

此后，冯·梅特涅长期执掌奥地利朝政，担任国务首相。他在1820年流露出了身处交替时代的矛盾心理：“要是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可能享受这个时代，要是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可能致力于重建她；如今我却要挨日如年地去支撑这座腐朽的宫殿。我真是应该出生在1900年，好来拥抱20世纪。”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他作为“旧秩序的卫道士”成为众矢之的，黯然下野。[4]

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梅特涅成功地为旧制度续命，却预感到它的必然灭亡。而他意想不到的是，唯一的曾孙——保罗·冯·梅特涅-温纳堡（Paul von Metternich-Winneburg）（1917-1992）虽然生在20世纪，却没有继承先祖的政治智慧，反而被阴谋家玩弄于股掌之中，让德意志被沙俄的幽灵拖进地狱，做了陪葬。

二、灾难与背叛

沙皇俄国灭亡后，遗老遗少逃往西方。一批沙俄贵族不甘失败，试图反攻苏联，复辟旧制。末代沙皇的堂弟基里尔·罗曼诺夫（Кирилл Романов）大公曾自封“流亡沙皇”，1922年成为纳粹党的原始股东。他在1938年死亡后，他儿子弗拉基米尔自作主张地号召白俄侨民反攻苏联，惹怒了纳粹高层，随即失势。[5]沙俄前高官伊拉利昂·瓦西里奇科夫（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大公一家乘势而上。1940年1月，在纳粹高层的安排下，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Татьяна Васильчикова）与妹妹玛丽先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流连于各种舞会，讨好政要。6月，瓦西里奇科夫大公又来到柏林，面见轴心国一众高层，成为纳粹德国炙手可热的“红人”。

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纳粹德国的交际花

此时的保罗·冯·梅特涅，虽然身为梅特涅家族第六代继承人，但父亲早在1930年就去世，在政坛无人扶持，只是德军里的一名普通士兵。保罗出生于1917年，比塔蒂阿娜小两岁。塔蒂阿娜在回忆录《五个护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欧洲》（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里这样描述对保罗的第一印象：“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小男生的形象，然后失去了所有兴趣”[6]，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特殊政治价值：“（保罗）和他的骑兵团驻扎一起。……在两年前的西班牙内战中，他自愿站在弗朗哥那边，与他的堂兄弟姐妹和朋友们一起打败了左翼政权。这段经历无疑使他成熟，远远超过23岁的年龄。”[7]塔蒂阿娜主动接近保罗，因为他母亲是西班牙贵族伊莎贝尔·德席尔瓦·卡瓦哈尔（Isabel de Silva y Carvajal），舅舅是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管家，而他是西班牙国王的教子。[8]

保罗与塔蒂阿娜交往也有利可图——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跃成为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OKW）的军官。玛丽在日记改编的《柏林记忆》里写道：“11月6日，保罗·梅特涅在城里待了六天，塔蒂阿娜几乎天天跟他出去。……11月27日……塔蒂阿娜每天晚上跟保罗出去，半夜他通常还会打电话来，两人叽里呱啦讲个不停。……12月2日，大家开始对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闲言闲语。……5月24日，保罗·梅特涅被调回柏林，将进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工作……听说愈来愈多的部队陆续集中到俄国边境，我们认识的男士几乎全从西边被调往东边，这只代表一件事！”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夕，保罗与塔蒂阿娜订婚。玛丽在《柏林记忆》里写道：“6月9日，星期一，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终于决定正式对外宣布订婚，不过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惊讶。父亲希望保罗正式拜访他，请求他的准许。我们嘲笑保罗，叫他那天别忘了戴白手套来。”[9]

纳粹德国希望用这桩婚姻把西班牙，奥地利和俄国串联起来，为征服苏联的事业服务。1941年6月24日，纳粹德国建立蓝色师团（Blaue Division），正式名称是德军步兵第250师。这支部队从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招募志愿者为德国作战，先后征召45482名西班牙军人在东线服役。[10]德米特里·沙霍夫斯科伊（Дмитрий Шаховской）（在《柏林记忆》里被称为“夏可夫斯克”）曾担任弗朗哥麾下俄罗斯志愿军的随军神父，后成为东正教德国教区大主教，在1941年9月6日为这对新人主婚。西班牙大使馆也为“联姻”调来了所有汽车。塔蒂阿娜写道：“许多客人是直接从东线赶来的，而且很快就要返回战场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维也纳度蜜月，这里刚刚遭受了严重的轰炸。……”蜜月旅行结束后，保罗·冯·梅特涅就被调往东线，担任蓝色师团的联络官，而塔蒂阿娜开始管理冯·梅特涅家族的庄园。[11]

成为约翰山庄园的女主人后，塔蒂阿娜饶有兴致地写道：“银色的河流沿着莱茵河谷蜿蜒流动，两岸是低矮的山丘，长满了盛开的果树，似乎像大地的云朵一样融入了春天的天空。我们在露台上吃早餐，感觉就像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分……午餐前，我们坐在带有异国情调的高扇背藤椅上，品尝美味的葡萄酒……国务首相对惹人喜爱的十八世纪和帝政早期家具的品位，在这座房子里仍然完好地保存着。”[12]

塔蒂阿娜在约翰山城堡前

在二战期间，约翰山城堡在轰炸中被毁，蓝色师团也在东线战场损失惨重，共有4954人阵亡、8700人受伤。1943年10月，弗朗哥下令召回蓝色师团，此时保罗病倒在里加的医院里：“医生发现保罗的肺部有一个大脓肿，但认为他太虚弱，无法进行手术……他被独自留在一个小房间里等死。与此同时，正在全面撤退的西班牙师的军官们听说保罗在里加时，一位军官来看望……拿起随身携带的西班牙干邑白兰地，倒了满满一杯，用一只手臂托起保罗，喂他喝酒……喝完干邑白兰地后，保罗开始窒息，然后咳嗽，把整个脓肿吐了出来——装满了一杯。他的体温从连续几天的40多度降至36度以下。医生们围在他的床边，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医学奇迹……慢慢地开始恢复健康。”[13]

虽然保罗大难不死，但德军在前线大势已去。海因里希·夏彦-维特根斯坦（Heinrich Sayn-Wittgenstein）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同样出生在1917年，曾在瑞士达沃斯（Davos）的勒罗西（Le Rosey）寄宿学校里一起就读，后来又一起在德军的骑兵部队服役。保罗曾向塔蒂阿娜讲述骑兵团里的趣事：“我们坐在绿色的凉亭里，许多灯笼在树叶间摇曳。然后，保罗会打开话匣子：可恶的勤务、难缠的军士长、系统性的不容置疑的服从，最后变成了搞笑的轶事。维特根斯坦三兄弟曾为该团增光添彩。他们机智、独立……对军士长的指令无动于衷。”[14]后来，保罗带领蓝色师团前往北方战场，一心想建功立业，却是个不成功的士兵。夏彦调入空军部队，成为传奇的王牌飞行员，却在1944年1月保护柏林不被轰炸而阵亡。

当保罗沉浸在失去挚友的悲痛里时，这些曾煽动战争的沙俄遗老遗少却见风使舵，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1944年7月20日，瓦西里大公的干女婿施陶芬伯格携带炸弹前往“狼穴”指挥部，企图炸死希特勒等一众高官。大病初愈的保罗默许了此次行动，但心情十分沉重。玛丽浑然不觉地在日记中写道：“7月31日，这次玩笑又开过火了……老远从旅馆前厅的另一头大叫道：‘你也是密谋者之一吗，保罗？怎么一张苦瓜脸？’”[15]

三、终结与重建

1945年，纳粹德国迎来了末日。这在发动不义之战时就已经注定了，只是很多人当初不曾知觉。玛丽写道：“4月18日，保罗终于被踢出军队……回柯尼希斯瓦特（Königswart）……敌军已经逼近柏林城郊了。”[16]

柯尼希斯瓦特是冯·梅特涅家族的另一个城堡，位于苏台德境内。5月它就成为老对头苏联的占领区。保罗在这里没待多久，就带着瓦西里大公一家仓皇出逃。荒谬的是，瓦西里一家不仅为了保命而打起法国国旗，而且在逃难路上饮酒作乐。塔蒂阿娜写道：“车上方悬挂了一面法国国旗：红、白、蓝三色，用破布粗略地拼凑在一起。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脚下藏着一个水桶，里面装着最后几瓶拿破仑时代的酒……妈妈（瓦西里大公夫人）的白皙肤色经不起阳光，所以在野外她就用梅子色的雨伞来遮阳。现在，我们看起来像是一次家庭野餐。……

穿着迷彩服的士兵用短管步枪指着我们，用蹩脚的德语问道：

‘什么人？’

‘都是法国人！’

士兵狐疑地指着保罗……

‘法国人’，大家焦急地重复道。

‘法国万岁！’其中一名士兵放下枪喊道。”

一路上，保罗心事重重，塔蒂阿娜却认为是杞人忧天：“对保罗来说，一切都会更糟，尽管恐惧的因素对他来说不复存在了。我知道，他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提到柯尼希斯瓦特了。”[17]

马车上的一行人，保罗（右二）满面愁容

二战结束后，不仅苏台德区被还给捷克，德国的东部领土——普鲁士、西里西亚、波拉美尼亚和勃兰登堡也被割走。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被驱逐，而斯拉夫人（捷克、波兰和俄罗斯）被迁入实边。在相当于意大利一样大的土地上，共有约1200万人口被强制迁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迁移。[18]在逃难路上，保罗和瓦西里一家见到了许多德意志难民，后者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还遭受了占领军的暴力。保罗内心充满了悔恨和自责——听信小人的谎言，投效纳粹，试图征服苏联，却为自己的家园带来了灭顶之灾。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一家却在饮酒作乐——1811年的“彗星”葡萄酒是传世佳酿，保存在他家族酒窖里。当他在前线作战时，瓦西里一家却在庄园中举办宴会，用它们来招待其他沙俄遗老遗少。就连逃亡路上，他们临走前都不忘带上最后几瓶，用来“野餐”。[19]

回到德国西部后，保罗修复了被战争摧毁的约翰山老宅，又利用葡萄园重新酿酒。他自己担任酿酒师，发明了“梅特涅王子起泡酒”（Fürst von Metternich Sekt），获利颇丰。据说塔蒂阿娜也参与了起泡酒的调制。但后来发生的事表明，这对夫妻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

早在外交家克莱门特的时代，冯·梅特涅家族就以“慈善家”而著称。后来，保罗更是以慷慨而闻名，担任多个慈善组织的代表。他长期待在西班牙，没有和塔蒂阿娜留下合法后代。梅特涅家族的男性传承，就此断绝。[20]而塔蒂阿娜虽然与保罗分居多年，却头顶“梅特涅夫人”的头衔活跃在各种慈善组织里，为政治投机做铺垫。在回忆录的结尾，塔蒂阿娜不仅赞扬美军占领军，还又做起了沙俄复国梦。[21]1992年7月，她还出版了一本《俄罗斯通往自由的荆棘之路》（Was wird aus Rußland? Der dornige Weg in die Demokratie），大谈苏联解体前后的政治。她的弟弟乔治更是活跃于莫斯科街头政治，还参与了“流亡沙皇”头衔的争夺战。[22]

1992年9月保罗·冯·梅特涅去世，塔蒂阿娜发现，他已经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一位情妇，还把约翰山的葡萄园连同品牌转交给了德国公司汉凯·塞克特凯勒雷（Henkell & Co. Sektkellerei ab.）。后来，塔蒂阿娜经济困难，不得不把约翰尼斯堡城堡的产权也卖掉，但被允许居住在那里，直到2006年去世。[23]

冯·梅特涅家族，随忠诚开始，因谎言结束。兜兜转转多年，约翰山的葡萄园还是回到德国人手中，这也许是保罗·冯梅特涅最后的歉疚和补偿。

注释：

[1]W. D. von Horn, Wilhelm Oertel: Der Rhein. Geschichte und Sagen seiner Abteien, Burgen, Klöster und Städte. Julius Riedner; Schäfer & Coradi, Wiesbaden; Philadelphia 1875, S. 119

[2]Dagmar Söder: Rheingau-Taunus Kreis I.1 Altkreis Rheingau. Hrsg.: Landesamt für Denkmalpflege Hessen, Theiss-Verlag, Darmstadt 2014.

[3][德]沃尔弗拉姆·希曼著，杨惠群译，《梅特涅：帝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66页。

[4][德]沃尔弗拉姆·希曼著，杨惠群译，《梅特涅：帝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68页。

[5]Цурганов, Ю. С., Белоэмигранты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Попытка реванша. 1939–1945,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10,С. 64.

[6]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 54.

[7]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 117.

[8]Burke's Royal Families of the World, Volumen 1, p. 552. Año 1977.

[9][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著，唐嘉慧译，《柏林记忆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9-61页，87页，89页。

[10]Carlos Caballero Jurado, Ramiro Bujeiro. Blue Division Soldier 1941-45: Spanish Volunteer on the Eastern Front. Osprey Publishing, 2009,34.

[11]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 142-144.

[12]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 147-148.

[13]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 196.

[14]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 145.

[15][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著，唐嘉慧译，《柏林记忆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97页。

[16][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著，唐嘉慧译，《柏林记忆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73~374页

[17]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245~249.

[18][美]迈克尔·多布斯著，董旻杰、王小伟译，《1945年的六个月：从盟友到对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8页。

[19]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245~249.

[20]Paul Alfons Fürst von Metternich-Winneburg. In: Der Spiegel. Nr. 40, 1992.

[21]Metternich, Tatjana,Five passports in a shifting Europe,London:Heinemann,1976,p.285.

[22]Tatiana Metternich-Wassiltchikow,Was wird aus Rußland? Der dornige Weg in die Demokratie,Berlin:Ullstein Sachbuch,1992.

[23]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obituaries/1526683/Princess-Tatiana-von-Metternic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