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六八50周年：跨国互通与全球意识下的全球六十年代

1968年，越南战争的电视画面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反战、反帝国主义的浪潮，几十万人走上了世界各地的街头。欧洲的学生运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拉美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运动、日本的反抗运动……这些既相互联结又各自异质的运动，共同构成了反叛、激进的全球六十年代的复杂图景。在今天，1968仍然是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参照点，也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的一个前沿领域。

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举办的“全球六十年代：跨国互通与全球意识”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乌拉圭、挪威、澳大利亚、阿联酋、土耳其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做了论文报告，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回溯上世纪风起云涌的全球六十年代，尝试从其富有创造性的、乌托邦式的丰富遗产中寻找揭开当今世界诸多症结的思想资源。

研讨会议程包括主题发言、特别单元“成人礼：六十年代亲历者的回忆”以及“从地方到全球——六十年代再审视”、“亚洲的全球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化政治与宣传”、“左翼网络与跨国团结”、“拉丁美洲的全球六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遗产 —— 从文化转向到全球转向”这六个单元。澎湃新闻整理了其中由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本代尔分校历史系教授娜塔莎·泽拉塔斯基（Natasha Zaretsky）发表的题为“性别化的1968：全球六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女权主义的个案”的主题演讲，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社会学教授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Steinhoff）的报告“1968年日本的反抗运动: 从极强的相似性到不同的结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以飨读者。

新自由主义和性别视角下的1968

泽拉塔斯基在发言中说，中国曾在全球新左翼的想象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中国评估全球六十年代的遗产很有意义。和上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一样，今天的世界也处在一个全球动荡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非自由的政权在全球兴起、种族民族主义的复兴、新自由主义市场革命的稳步推进、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加速恶化的生态灾难。1960年代提出的建立一个更为自由和公正的国际社会的梦想时至今日仍未实现，甚至显得愈发遥远。在她看来，当下需要的正是1960一代留赠给我们的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性的、乌托邦式的思想。

泽拉塔斯基指出，早期关于六八一代的学术研究聚焦于在少数北半球的大城市：例如巴黎、柏林、布拉格、纽约等地兴起的学生抗议运动。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南半球的学生运动。对比1998年出版的纪念六八年运动30周年的《1968:被改变的世界》（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和今年刚刚出版的《劳特利奇全球六十年代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Global Sixties）可以发现，前者几乎仅涉及美国和欧洲的抗议运动，后者则囊括了坦桑尼亚、罗得西亚、苏联、葡萄牙、波斯湾、刚果、马里、澳大利亚、萨尔瓦多、伊朗、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埃及等地的社会运动。更重要的是，早期的学者往往认为，激进的思想最初源于前述提到的几个西方的首都城市，随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近几年来，关注六十年代的学者，则将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运动积极分子的交流和互动，视作是一个更为活跃、交互、跨界的过程。

泽拉塔斯基在她的发言中进一步分析指出，将不同的青年运动联系起来的是他们对于传统权威的挑战，在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致力于挣脱战争狂人、技术官僚、老年人、老板、地主、男性和殖民者的压迫和控制，以实现真正的自我解放。但是，真正促使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是越南战争。泽拉塔斯基强调，尽管电视的普世化，是许多人在亲眼见证了美军在越南实施的暴行之后，投身于激进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通过电视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全世界目睹了一个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帝国被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弱小贫穷的亚洲农业国家打败。在她看来，正是这样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历史时刻，打开了新的政治通路和可能性，而1968年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基于她对1968年的历史意义的分析，泽拉塔斯基转而探讨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畴将如何改变我们对全球六十年代的理解这一问题。她指出，在前文提到的两部著作中，1998年出版的《1968:被改变的世界》一书，仅收入了一篇关于东西德妇女运动的论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特利奇全球六十年代手册》中则有一整章讨论妇女、性别和女权主义，并且对“漫长的六十年代”(Long Sixties)中亚洲、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哥本哈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女性行动主义进行了考察。这一变化对男性新左派分子的典型形象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并将女性行动主义纳入到现有的新左派历史叙事中，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的女性团体和个人之间的跨国互动，尤其是重新赋予了非西方世界的女性以一种主观能动性。

泽拉塔斯基提出，通过将女权主义的历史，置于全球六十年代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两个互补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关于六十年代的遗产的谜题：即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革命渐成气候之时，六十年代释放的那股充满魅力的能量去了哪里？不同于众多在1968年时声势到达顶峰但随后迅速分崩离析的社会运动，1968年是激进的女权主义首次在公共领域崭露头角的时刻。女权主义运动的声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断壮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政府机构、工作场所、公共政策和人们对性别的预期。泽拉塔斯基指出，要理解这一系列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有必要强调全球六十年代中的“全球”概念。事后看来，1960年代晚期的政治动荡标志着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而1968年之后女权主义的发展，则集中反映了这一全球公民社会逐渐被一系列新的机构（例如非政府组织）、新的实践（例如国际集会和会议）和新的政治语言（例如妇女权益和人权话语的普及）接受的一个过程。

全球女权运动在大于和小于民族国家的层面同时存在，联合国和各类NGO尝试通过实施各种项目来满足妇女的实际需要，但是这些项目的优先级通常由捐款人所决定。泽拉塔斯基提到，尽管全球女权运动在推动女性赋权和挑战家庭、工作场所和政府中存在的父权权威这两个方面取得成果值得人们庆贺，但这场运动也在以下四个方面遭到了部分批评人士的诟病：女权运动的参与者通过提倡全球姐妹情谊的普遍概念模糊了不同地区的女性在种族，阶级和所处地区这三个方面的差异；某些社会服务曾经一度由福利制国家所负担，但在新自由主义的体制下，这些服务被政府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给NGO，这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造成的破坏性的社会后果；恰恰是那些提供了种子资金和赠款的西方捐赠者才拥有决定资源分配的权力，但这些捐助个人或机构可能并不了解资助项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例如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提供的小额信贷，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赋权的实践，但实际上却是在践行自由市场和私有化计划。泽拉塔斯基认为上述批评是有力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虽然全球女权主义的网络的确会受到财富和资源的影响，但各地的妇女仍然具有主观的能动性。她举例道，在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时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引入中国政治话语之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她们一方面发觉“全球姐妹情谊”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理念，并为成为这一跨国运动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但她们同时也对西方捐赠组织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置于贫困、女性就业和教育等结构性议题之上感到遗憾。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俄罗斯和印度，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女性赋权和解放运动恰恰增强而不是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的力量。

泽拉塔斯基进一步分析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在1968年的诞生是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经济控制的批判密不可分的。例如，1968年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大西洋城美国小姐选美大会的抗议不仅批评其对女性身体的物化，更指责选美大会是美国种族歧视和军国主义的共谋者之一。彼时的女性解放活动家们看到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军国主义都是一个单一的、相互联系的暴力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在三十年后，随着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新全球化时代得到巩固，事情就变得不同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在为其在阿富汗发动的战争辩护时就运用了“女性赋权”的话语，以塔利班侵犯妇女权利为由，合理化美国对中东的干涉。此外，当我们审视今天的女性地位的大图景时会发现，曾经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被嫁接到身处全球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之上：当一小群（大多来自北半球的）拥有财富、资本、资源的女性不断攀登职业阶梯并打破诸多无形的升职限制时，那些大多来自南半球肤色更深的女性，承担了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工作，例如保姆、管家、家政工等等。而这绝不是一个值得捍卫的女权主义的解决方案。

她最后总结道，通过梳理1968年后女权主义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利用了女权主义的能量，将妇女解放、非主流的实验和妇女赋权纳入到“自由市场”的逻辑中来的。在她看来，六八一代的启示和遗产不仅是一种面对暴力和不公正时的乐观主义，也不单纯是年轻的梦想家们对掌权者的愤怒，更是他们对于变革可能性的深刻信念。共同的希望是今天尤其欠缺因此也特别需要的东西。现在，全球各地的女权主义者都在重新动员起来，为不同的议题而奋斗。而和50年前的女权主义者们一样，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同样是： 为了有效地应对当前不断涌现的尖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我们究竟需要怎样一种女权主义。

六十年代末日本的抗议运动：从极强的相似性到不同的结果

美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夏·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Steinhoff）常年致力于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的社会运动。近年来，斯坦因霍夫与她的同事，又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几大最为激进的社会运动团体为对象，展开了一项长期的系统性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在1968年这一年，不仅“新左派”的思想在日本、美国、德国与意大利的青年群体中都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这四个国家的社会运动组织还围绕一系列共同的政治与结构性议题，发动过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学生运动，并由此催生了一种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跨国联系。

斯坦因霍夫在她的发言中表示，她本人的研究试图通过将日本的激进组织与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类似团体进行对比，来揭示当时日本的抗议运动与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的相似和差异性，以及造成这些异同点的原因。斯坦因霍夫指出，在1958年到1972年的“漫长的六十年代”中，日本先后掀起过两次社会运动的高潮。其中，1960年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以下简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是引发第一次抗议运动的导火索。在日本左翼人士看来，该条约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然而，尽管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人士成功组织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抗议运动，但是日本国会仍然批准通过了这个条约。在斯坦因霍夫看来，这场以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为目标的运动的重要性在于，首先，彼时刚刚从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中崛起的日本新左派在抗议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领导角色。其次，从60年代中期开始，学生新左派的领导层就为反对1970年的日美安全条约的续签发起了持续性的动员。

斯坦因霍夫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内爆发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运动，与彼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兴起的新左派抗议运动形成了一种互为呼应的态势。美军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的条款在冲绳设立的军事基地以及日本在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中扮演的盟友角色，是日本本土的抗议运动愈演愈烈的两大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旅日朝鲜人的公民权、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和土地争议以及日本大学的精英化等，也是日本的左派人士关注的议题。但是，在这一次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的先锋是青年学生，他们也是1968年以及之后的社会运动的主力军。

在斯坦因霍夫看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地下群体并非是简单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是国家机构试图控制新左派抗议活动的产物和结果。经过对上述提到的四个国家的激进左翼团体的比较研究，斯坦因霍夫发现，六十年代在不同的国家兴起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具有如下的相似性：由地下组织所发起的零散抗议活动共同构成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些组织普遍接受第三世界的革命观念与理论；并在警察和国家的暴力镇压下转而开展地下活动；在转入地下后，这些团体希望在群众运动退潮时继续进行斗争；当同时代人退出抗议活动时，这些地下组织仍然未放弃抵抗，并因此形成了抗议周期内最后的暴力阶段。斯坦因霍夫指出，事实上，尽管日本经常被和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放在一起比较，历史上日本政府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运动的反应和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更为相似。

另一方面，斯坦因霍夫的研究亦表明，同世界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相比，日本的学生运动存在以下几大显著的差异：首先，日本政府对六十年代的抗议活动的反应主要表现为使用暴力维持社会秩序，而非致力于解决引发抗议的根本问题，因此，警察和抗议者之间互动经常升级为暴力冲突。1968年间，就有6171名抗议学生被捕，而这一数字在1969年上升至13497人，未经定罪就被拘留的人数比例则从1968年的59%上升到了1969年的81.4%。其次，除了在运动的早期阶段对抗议者表示出一定的同情之外，从1968年年底开始，日本的大众媒体就开始从警察和政府的立场出发将抗议活动呈现为一种危险的、不可接受的社会动乱，电视报道更是聚焦于非暴力运动中仅有的暴力画面，并因此扭曲了抗议活动的本质。通过这种报道方式，日本媒体将这些抗议活动的公共记忆营造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暴力狂欢，这导致了对所有的相关事件的集体记忆与运动参与者之间的回忆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由于警察对抗议活动和抗议者的残酷镇压和媒体的污名化，日本社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出现了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强烈抵制。在欧美国家，抗议活动中学生领袖大多重新融入了主流社会，进入大学、政府和政坛就职，而日本的学生积极分子却被完全而永久地边缘化了。最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的边缘尤为严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大公司和政府部门拒之门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些因素强化了日本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也减弱了通过社会运动和政府——民间对话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可能性。

不过，这些六十年代的运动积极分子与主流中产阶级的隔绝也是前者得以保留一部分当年的新左派的精神气质的原因。这些始终坚持着自己早年信仰的异议人士，在警察的频繁骚扰和污名化的双重压迫下，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在延续着他们的活动，并因此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地下公民社会。斯坦因霍夫指出，在2011年日本东北的三重灾难（地震、海啸和福岛核泄漏）之后，在老一代活动家和年轻一代的运动积极分子中，都出现了抗议活动回潮的现象。新一代的年轻积极分子发现了部分上述提到的无形的公民社会并开始向其成员学习和与之展开合作，这些新一代的社会运动人士还尝试用更具游戏色彩的游行示威方式来克服高度制度化的污名效应，从而吸引那些不愿与激进分子的刻板形象扯上关系的参与者。

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徐世澄在他的发言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范围内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拉美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在报告的前半部分概述了墨西哥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巴西和阿根廷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后半部分则介绍了60年代的古巴革命和拉美的游击战争。限于篇幅，此处将主要介绍其中关于拉美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内容。

1968年是墨西哥作为东道国，主办第20届奥运会的一年,迪亚斯·奥尔达斯（Díaz Ordaz）政府增加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同时削减民众福利和教育开支，引起了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的不满。10月2日，政府劝说学生停止游行示威未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区“三种文化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教师和其他群众，造成大约325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成为了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特拉特洛尔科惨案。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它把墨西哥政治制度的反民主的性质和经济制度的不公正的性质暴露在人民的面前，并在墨西哥现代史上第一次向一党制专政体制和依附性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从而促使了上世纪70年代及之后的墨西哥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1964年3月31日至4月1日，巴西“猩猩派”（gorilas）军人策动政变，推翻了若奥·古拉特民选政府。政变后第二天，位于当时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大学生联合会大楼被烧毁，激起大学生和民众的反抗。1968年3月至6月，巴西军政府派警察镇压学生运动，28名学生被打死，数百人受伤，上千人被捕，抗议学生和民众烧毁了15辆警车。6月26日，里约大学生、艺术家、知识分子、政治家和社会其他阶层举行十万人大规模抗议，人们高举“打倒军事独裁政府，由人民掌权”的标语，吹响了反军事独裁政府斗争的号角。

1969年5月，阿根廷第二大工业城市科尔多瓦的工人和大学生联合举行罢工和罢课，抗议军人独裁统治，造成大规模的风潮，史称“科尔多瓦风暴”（Cordobazo），据官方统计，被打死30余人，打伤约400人，2000多人被捕。这一事件标志着阿根廷抗议军政府高潮的开端。

徐世澄援引了阿根廷社会学家伊丽莎白·热兰（Elizabeth Jelin）和乌拉圭政论家劳尔·辛贝奇（Raúl Zibechi）对拉美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评论作为总结。热兰认为，60年代拉美及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与西欧社会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具有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要求政治民主和民众参与，反对军政府或专制政府。辛贝奇则指出，1968年拉美的社会斗争使拉美社会和政治制度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首先，使旧寡头、右翼及相当一部分支持美国的势力名誉扫地。第二，涌现了新的集体的主角：妇女、印第安人、非洲后裔、青年，他们对家长统治和殖民权力关系提出质疑，开始组成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第三，自60年代起，发生了文化方面的变化，帝国主义、威权主义和一切统治形式的合法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