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收获不大，但对欧盟影响是多方面且长远的

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在6月9日晚上刚刚落下帷幕。本次“欧洲大选”开启的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又一次欧盟主要机构的人事刷新与政策转向。投票过程从6月6日开始到9日为止，在整个欧洲大陆跨越4天。

全欧有约3.7亿选民具有选举权，而据欧盟官方公布的初步数据，此次选举的投票率为51%，与2019年选举的50.66%投票率基本持平，并未出现预测中政治参与激增的情况。

根据欧盟官方在欧洲中部时间6月10日凌晨1点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EPP）将大概率赢得新一届欧洲议会总计720个议席中的189席，成为欧洲议会第一大党。中左翼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S&D）拿下135席，位列第二；第三位的是自由主义政党“复兴欧洲（Renew Europe）” 党团，取得83席。

此外，极右翼的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ECR）党团与“认同与民主”（ID）党团的席位较此前有一定幅度增长，前者的席位从69席增加到72席，后者从49席增长到58席。但并未出现此前舆论认为的极右翼席位大幅上涨的局面。而绿党/欧洲自由联盟（Greens/EFA）党团的议席从72席下跌到58席。最终数据发布后，欧洲议会各党团的席位数可能还会出现一定变化。

可以预料的是，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大可能将会组织“执政联盟”，继续出任欧委会主席。

不过，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在很快时间内欧盟会选出新一届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的团队。随之而来的是欧盟27国围绕具体岗位进行漫长磋商的过程。从6月17日开始，欧盟27国领导人将会多次齐聚布鲁塞尔，分别商讨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执政联盟组阁，以及欧盟委员会各个专员职位人选等重要人事议题。

而新一届的欧洲议会将于7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在各国各党团反复妥协后，选举产生欧洲议会主席。随后，待各方协商完成后，首先欧洲议会将投票确认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欧盟委员会各个专员人选。最后在12月1日，经过欧盟27国领导人的推选，新一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正式接替现任主席米歇尔，本轮的人事更替始告结束。

从本次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欧盟政治随着欧洲各国国内政治的潮流继续右转，而如何解读这种右转的潮流，对于更好地理解欧洲政治、政策层面的发展趋势是至关重要的。

当地时间2024年3月3日，法国马赛，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为欧洲议会选举启动竞选活动。   视觉中国 图

极右翼阴影下的欧洲大陆

自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各国国内政治情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部分折射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上，也会影响到新一届欧盟领导团队的决策方向。过去五年里，欧洲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体现在包括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席卷全欧的生活成本危机与经济增长疲软等冲击。而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有关移民、气候等传统欧洲政治议题不断成为欧洲各国国内政治讨论的焦点。

从“欧盟大选”前后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入手，也可以从侧面观察到欧洲政治风向的变化。传统上，欧洲主流政党，无论左右，在国家与欧盟层面都会奉行“警戒线”（Cordon Sanitaire）原则。该原则意味着主流政党的执政联盟会拒绝与某个被认为意识形态极端或不可接受的政党合作或交往。

然而，这一原则正在欧洲各国被陆续打破。在目前欧盟27国中，已经有6个国家的全国性政府由极右翼政党主导或有其身影参与其中，包括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与捷克。而在上述6国之外，瑞典的执政联盟仰赖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对现政府在议会中的信任供给而维持，瑞典民主党本身也已成为瑞典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在荷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兰自由党（PVV）已经在2023年大选后成为该国下议院的第一大党。目前荷兰组阁已接近尾声，PVV料将成为荷兰下一届政府的主导力量。

即使在极右翼政党尚未进入政府的欧洲国家中，它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声量正在日益扩大。就在欧洲议会选举最后一天，由于执政党中右翼的复兴党在选举中的表现欠佳，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解散国民议会，以期重新组阁。根据欧盟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了31.5%的选票，而复兴党只有14.5%，不敌国民联盟的半数。也从侧面体现出法国主流民意的极右化转向显著。

无独有偶，德国选择党（AfD）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已经成为德国各党中得票率第二大的政党，以15.6%的得票率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的30.3%，但高于德国总理朔尔茨本人所在的社会民主党（SPD）的14.1%。这也给朔尔茨领导下的“红绿灯”联合政府（社民党、自民党、绿党的执政联盟）在内政外交决策上形成了不少压力。而在此前，朔尔茨本人在难民政策上的态度已经转为较为强硬。

在比利时，极右翼的弗拉芒利益（Vlaams Belang）与新弗拉芒联盟（Nieuw-Vlaamse Alliantie）两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比利时各党中得票率的第一和第三大党。截至目前，两党在初步统计中获得13.92%与13.39%的支持率。两党都主张比利时北部的荷兰语地区，即弗拉芒获得更大的行政独立性，同时对待移民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对气候变化政治持反对态度。6月9日，比利时进行了“七合一”的全国选举，在进行欧洲议会选举的同时，包括比利时联邦议会、弗兰德斯议会、瓦隆尼亚议会、德语社群议会、法语社群议会与布鲁塞尔首都大区议会都进行了政治角逐，主张弗拉芒更大自主性甚至最终独立的两党在国内选举中也有较多斩获。

新弗拉芒联盟一举在全国选举中取得18.6%的支持率，这还是在使用法语的南部瓦隆尼亚地区选民大概率不会将票投给新弗拉芒联盟的情况之下发生的。目前，比利时国内对于政治右转与国家统一，也存在着较多担忧的声音。一旦两个倾向于弗兰德斯“高度自治”的政党进一步走向政治前台，对于支持弗兰德斯独立的声量将会进一步走强。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作为欧盟“首都”的布鲁塞尔左近，也未尝不是欧洲政治形势的一个缩影。

也就是说在此次选举前后，欧盟27国中极右翼政党已经主导、参与或以信任供给支持执政联盟的方式在7个成员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加上在民调中极右翼取得第一或第二大党地位的国家，可以说极右翼政党已经活跃于欧盟一半以上国家的政治前台。

在最近两年的欧洲各国国内选举中，所体现出来的选民特点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选民更容易倾向于投票给传统建制派政党以外的极右与极左政党。尤其是前者，这一点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前夕的多个民调中正在被反复验证。对于欧洲年轻选民来说，不断上涨的生活支出、住房成本以及局限的阶层上升空间，正使得对传统建制政党的失望成为主流。此外，青年一代选民对于难民、气候、地缘政治等议题也出现较为分裂的态度，很多年轻选民对上述议题可能较他们享受过经济繁荣红利的父辈持更为保守的态度。

极右翼在布鲁塞尔？

在目前的欧洲议会中，在意识形态上可以归为极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ECR）和认同与民主（ID）总计拥有118席。据目前的欧盟官方初步统计，这两党在改选后的欧洲议会中的席位将上升到130席。如果算上目前没有参与任何党团的德国选择党与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的议员，极右翼在欧洲议会中的总议席将大概率超过150席。而极右翼所新获得的议席，大多来自于自由主义的“复兴欧洲”与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团失去的席位。

极右翼政治势力在今后将如何左右欧盟政治，值得持续观察。目前在欧洲议会中，极右翼力量不是铁板一块。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前，“认同与民主”将原成员政党德国选择党开除出党团，主要是因为认同与民主党团领导人——法国国民联盟的勒庞与德国选择党不和。勒庞目前正在法国国内政坛上尝试向传统右翼选民基础做一些靠拢，以在法国未来的大选中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所以其政治路线呈现一定缓和的趋势，这就与其原来在“认同与民主”党团内的盟友德国选择党产生了较大的冲突——尤其是自2023年11月德国选择党曝出密议遣返难民乃至具有公民权移民的波茨坦会议丑闻之后，成为德国选择党的盟友对于勒庞来说愈发成为政治负担。

此外，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和“认同与民主”这两大极右翼党团在具体议题上也呈现出不同态度。前者相较于后者，在移民、气候、俄乌冲突等议题上与欧洲传统右翼政党拥有更多对话空间。尤其是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俄乌、北约等议题上与以冯德莱恩为代表的欧盟领导层保持一致，支持抗俄援乌的政治基调以及拥护北约作为欧洲集体安全的基石。而这与“认同与民主”党团对上述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后者对于俄乌冲突等议题抱有更大怀疑态度。

临近选举前，欧盟的政治舞台上各方动作接连不断。冯德莱恩在过去一年里不断在多个场合向梅洛尼示好，还在难民问题上不断向右倾斜，一反欧盟以往对难民问题的开放态度，开始收紧欧盟的边境管控，甚至以经济援助为筹码，与埃及签定加强管控难民的合作协议，而且冯德莱恩还与梅洛尼一同出席了签字仪式。冯德莱恩此前的政治逻辑是，希望在此次大选中十拿十稳，虽然自身有着执政联盟三党团的多数支持，然而一旦欧洲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得较大的政治声量，冯德莱恩也希望稳住梅洛尼的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党团中相较更有妥协空间的力量，成为支持自己继续执政的潜在盟友。

但是冯德莱恩的这些举动遭到了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复兴欧洲”等盟友的广泛批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复兴欧洲”公开表示，如果冯德莱恩进一步吸纳梅洛尼的力量，将会断然退出当前的执政联盟。所以冯德莱恩也不得不在与梅洛尼接近的同时，也与之保持微妙的距离，防止既有政治盟友离心离德——因为如果两党团不再支持冯德莱恩，目前的执政联盟势必垮台，冯德莱恩也势必难以赢得议会多数的支持。

除此以外，冯德莱恩与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之间宫廷政治式的权力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一体化与欧洲安全体制上与冯德莱恩的嫌隙，都不断加大了布鲁塞尔政治场域的复杂性。而这些因素在此后欧洲政治持续右转的情况下，将如何影响欧盟政策，还存在着较多未知数。

继续右转的长期影响

虽然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和“身份与民主”党团没有在此次大选后赢得议席的大幅提升，然而在继续右转的政治风向之下，极右翼的政治声音在以下层面会对欧盟政策产生较为长期的影响。

移民议题可称之为欧洲各国选民当下最为关注的议题。虽然极右翼政党在欧盟层面参与到执政联盟内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各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日益极右化，下一届欧委会的领导团队或多或少也会受到本国政治右转的影响。各国领导人为保持自身的支持率，竞相出台一定程度限制难民与移民的政策是具有较大可能性的。

例如在荷兰，极右翼政客维尔德斯主导的新一届荷兰政府执政联盟的组阁协议中，已经包括了大幅度限制难民进入荷兰、提升移民入籍门槛与降低国际学生数量的条款。各国也在陆续出台在国境线对人口流动进行抽查式检查的政策。另外，随着极右翼在欧洲议会的声量变大，主流右翼政治力量也较有可能为维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与选民基础，采取一定程度右转策略，以期与极右翼政党分票。而作为当下欧洲极右翼政治最为关注的移民议题，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既有政策较有可能向更为保守的方向转变。

气候议题曾经一度是在欧洲各政治力量中是较有共识的议题。然而，由于过去几年各种因素叠加，欧洲选民对于气候议题的态度产生了一定的分化。其一，能源价格上涨带动经济通胀；其二，欧盟和各国不断出台针对气候转型的政策法规，对于欧洲各地农民的经营成本产生冲击；其三，欧洲各国的去产业化地带，在新一轮能源转型浪潮中往往长期处在经济发展版图内较为边缘的地带，民众对于经济机会较为悲观，对于绿色政治的话语感到疏离，进而产生严重抵触情绪。这又导致了极右翼政党在过去短短数年内，迅速将气候议题政治化，用以动员该部分选民。对气候政治愈发增长的怀疑民意，也会在未来更大程度地投射在欧盟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的政策上。

经济安全已经成为欧盟贸易政策的主旋律。随着欧盟各国民意对本国市场、科技的保护性心态愈发增强，这会通过各国国内政治投射到欧盟的政策选择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下一届欧盟贸易与竞争团队较有可能在对华和对美经贸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甚至以不惜进行长周期贸易战的方式，更加确立欧洲经济向内循环的趋势。这势必会对经济增长的可能性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欧盟也可能采取措施加强欧洲共同市场建设，也是巩固欧洲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地位的应有逻辑，但是这将会增加与各成员国愈发极右化的政府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因为极右化政府总是希望优先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何况，不在少数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种种经济措施持有强烈怀疑态度。

不断继续右转的趋势，将会对欧洲的未来增添新的考验与挑战。

（曹茗然，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