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怎样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是一个问题

在前面的专栏里，我们分析了中俄美三角的主要变量，接下来的问题是：中俄美三角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从理论上说，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模式：其一，中俄美形成三边合作；其二，美俄战略合作，平衡和制衡中国；其三，中美达成战略妥协，形成所谓的G2，俄罗斯被抛在一边；其四，基本延续现今格局，中俄保持战略合作，但中俄美相互保持独立，维持着三极结构；其五，中俄结为联盟或亚联盟，与美国形成公开的对垒。

首先看第一个模式即中俄美三边合作的可能。毫无疑问，这是最佳的模式，也是最应争取的模式。不过，三边合作虽好，但它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愿景，在现今的形势下很难实现。中俄美三国几乎看不到捐弃前嫌、坦诚合作的可能。

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定位是竞争对手和威胁来源。这在美国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的《美国国防安全报告》，以及特朗普的相关讲话中都有清楚的阐述。

国际形势也在向不利于中俄美合作的方向发展。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在大国合作的条件和氛围远较今天为好的过去，中俄美三国都没有形成三边合作，那么现在，在美俄被认为进入新“冷战”、中美也有可能走进新“冷战”的情况下，有什么因素使中俄美合作变得可能？而且，中美和俄美甚至连稳定的双边合作关系都难以保持，三边合作就更遥不可及。

中俄美难以找到能使三国携手的合作议题。反恐是最经常被提及的可合作领域之一，但事实上中俄美虽有过共识与合作，但最终反恐没有成为三国的合作平台。国际反恐不是纯粹的，它掺杂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其他内容，有时甚至会沦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

美国的双重标准也是中俄美反恐合作的重大障碍，这使反恐成为大国关系中的矛盾来源，而不是合作的基础，这在新疆和车臣问题上都有反映。其他被认为最可能的议题如地区安全、网络安全等也有类似情况。

再看第二种模式即美俄形成针对中国的战略合作的可能。这种模式的可能性也很小，它有三个基本制约因素：美俄关系的低质，中俄关系的稳固，俄罗斯的外交理念。

从三角外交的一般规律讲，通过改善与一国的关系达到对另一国的对话优势是它的要义，但美国现在做的是相反。这不是美国政府不想这样做，而是无法做到。美国的尴尬在于：一方面，国内政治分裂使美俄关系被绑架；另一方面，美国同时面临着两个都很重要的“挑战者”，一个也放不下。

特朗普有地缘政治意识，他在竞选时曾抨击奥巴马政府，认为他把俄罗斯和中国推到一起是外交愚蠢，反映出特朗普已经有分化中俄的想法。但建制派意想不到的强烈阻挠和国内政治斗争，使这种想法难以实施。

美国的另一尴尬是它同时面对中俄两个“对手”。中美苏“大三角”时期，美国虽也同时面对中国和苏联，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担忧，美国的真正对手是苏联。因此，美国做出与中国战略妥协的选择相对简单。现在的情况不同，美国认为中俄都是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在谁主谁次的判断上有所不一，既有把中国作为最大威胁的看法，也有认为俄罗斯是最危险敌人的观点。从军事和战略安全的角度，俄罗斯被认为是最大威胁，而中国次之。而从国际政治和维持世界霸权的角度，中国又往往被认为是最大威胁，俄罗斯次之。但无论如何，中俄都被视作是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将俄罗斯作为抑制中国的战略伙伴。

至于俄罗斯，虽然愿意看到大国间形成平衡的关系，这对相对弱势的它更为有利，但它不会与美国结成反对中国的阵营。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也不符合俄罗斯追求独立的外交理念，俄罗斯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俄罗斯才愿与美国联手制衡中国，那就是中国被认作是严重威胁的时候。

第三种模式是中美形成“两驾马车”。美中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两个幅员辽阔、有强大金融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大国，有人认为世界正在形成新的两极结构。甚至有美国学者提出了G2（Group of Two）的设想，它的核心是中美共治，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也引起一些反响。不过，这种模式的可能性也极低，原因是中国不同意，美国不情愿，其他大国不接受。

中国官方不接受G2的理念。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两国关系对世界有最大影响是自然的，两国也应担负起更多责任，但中国既不赞成一国也不赞成两国统治世界。中国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接受G2思想即意味着放弃多极化。

中美也不可能合体成为世界领导，它们之间的矛盾使它们不能成为一体。G2虽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但这不表示美国官方能够接受。G2意味着美国承认中国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和权力，而这正是美国竭力防止的。事实上，中美关系紧张的基本根源就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

与美苏两个阵营不一样，中美只是两个国家，在中美之外，还存在多个力量中心，它们不会接受中G2治理世界，不会承认它的领导地位，不会服从中美为它们做出的安排。

在可见的将来，中俄美三角最可能的模式是第四种，即延续现今的结构，并有所发展。中俄美现今结构延续的基本要素是，中俄保持战略合作，中美和俄美关系或好或差，但战略信任低于中俄关系，美国对中俄的战略压力不会同时达到危险的程度。

中俄关系过去2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正资产， 经历过国际形势的多次剧烈变化，也经历过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更替，但没有发生过方向性改变，这说明中俄关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如前所说，未来中俄关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适应两国关系的转型。

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管俄罗斯恢复还是衰落，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心态平和，给予尊重，防止膨胀，不失耐心。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国力快速增长会增强国家的自信，但一旦走得过头就容易变成不自觉的自大。

同时，这个过程很可能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俄罗斯的认知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对“强大俄罗斯”的形象感受不深。这会给国家外交政策和社会情绪带来某种影响，如果这个过程再伴有俄罗斯的继续衰落，还可能刺激社会上去算历史旧账的冲动。这一般不会进入到外交政策层面，但即使是在社会和舆论层面，也足以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的内在紧张。

从俄罗斯来说，需要的是理性地对待中国的发展，通过发展合作和增加信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通过抑制中国的方式以求平衡。应该看到，国力对比的变化使俄罗斯纠结的一些问题处于不同的语境下，诸如所谓中国经济扩张、远东移民威胁、中国在原苏联地区的发展等，这有可能使俄罗斯精英和社会的担忧加深，作出消极的解读，对其外交也是一种压力。

另外在国际领域，在综合国力优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应继续坚持多极化，这是中国与俄罗斯国际合作的基础，不应改变。而在中俄美关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也应适当调整政策，在需要时更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必要时更明确地对自己的伙伴给予支持。相互合作必然会有某些相互妥协和照顾，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国际合作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并不是为了迎合俄罗斯。

中国很少因中俄关系而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失去什么，中美矛盾是源于中美两国自身的问题，既不是因俄罗斯而起，也不是因中俄关系而起。反过来，中美关系的改善也不取决于中俄关系，以牺牲中俄关系来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条件的想法是缘木求鱼，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国家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这是国际政治中的经典名言。 这话当然不错，但对此不应作机械的理解，不能认为国家利益中没有人为因素的参与。国家利益既是客观的，但也有主观的属性，要通过人的认识来形成。 对于具体的事物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对国家利益也是如此。

在国际政治中，由于国家政权或领导人更替而导致国家关系变化的事例比比皆是，严格地说，这不一定是客观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而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出现了改变。国家之间、民众之间、精英之间、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对于相互国家利益的维护有重要作用，甚至可说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友好感情的培养需要多年，但毁掉可以在一瞬间。中俄在这方面的资本并不深厚，尤其需要双方珍惜。

美国因素是中俄关系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它表现在两国都对对方与美国的关系不太放心，对方与美国关系的升温往往会引起另一方的疑虑和不安。

中国学术界有一种过敏反应，总是把美俄改善关系与针对中国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片面和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美俄发展关系是正常的，不能期望美俄不发展关系，不能把恶劣的美俄关系当作正常状态，也不能期望美俄关系永远坏下去。美俄作为两个大国，特别是核大国，有着广泛的国际、地区、双边关系的对话内容，中国只是其议题之一。

另有一种认为中俄关系决定于俄美关系的看法，其基本逻辑是中俄合作的基石是共同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如果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压力减小，中俄关系将失去合作的基石，两国关系也将疏远。

这种判断有它的逻辑和道理，美国因素确实对中俄关系有重要影响，否则中俄美也就不存在三角关系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把中俄关系的基础大大简化了。中俄关系的基础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复合和多层级结构，其中最深层级是双边安全，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相互安全最为重要，这一点现在经常被忽视。在此基础之上才是国际战略平衡、地区安全和稳定、能源和经济利益等。仅仅从中俄美角度看待中俄关系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从外交上说，将中俄关系完全置于取决于第三国的基础上，这也是不明智的。

最后是第五种模式，即中俄结为联盟或亚联盟的可能。前文已说，传统的“大三角”不可能恢复，那么，把联盟作为中俄关系的一种可能是否与此相矛盾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中俄美关系来说，在中俄都主张不结盟的情况下，一旦两国结盟，就表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恶化。因此，这是对极端形势出现的一种假设，超出了现在的常规分析框架。

中俄关系现在的模式是结伴不结盟，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在正常形势下，结盟不是两国关系的合适形式，它对中俄关系和中俄美关系都弊大于利。中俄都没有结盟的打算，中国明确坚持结伴不结盟的政策，两国舆论界中主张结盟的只是零星的声音，远不是主流，这个问题也从没提到过两国对话的议事日程上。

不过，在理论上，把结盟从两国关系的可能模式中完全排除也无必要。扩而广之，也没必要把它从对外关系的可能形式中完全排除。联盟是一种外交工具，不必然在政治上不正确。当初中国“不结盟”的主要目的是保持独立和主权，不被卷入大国集团的争斗，现在已不担心这样的问题。不结盟不对抗是中国的政策，不结盟是形式，不对抗是实质。实质不应变，但形式可灵活。

中俄结成联盟的基本要素是美国同时对中俄构成严重的直接安全威胁，出现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形势，安全利益成为中俄最迫切的战略需求，两国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以遏制危险事态的发展和自我防卫。这种情境的出现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一般说可能性很低。

中俄美都是核大国，理解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后果，对于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谨慎。需要说明的是，这都是基于正常国家理性的判断，但历史表明，所谓理性并不总是可靠，偶然和意外也是历史的常客。

尽管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很小，但如今的国际形势是在把中俄推得越来越近，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外交上，也包括在军事合作领域。它或许不会把中俄推到结盟那么远，但却有可能使中俄形成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者说“亚联盟”。这是中俄美关系又一种可能的模式。

所谓亚联盟，是指介于联盟与非联盟之间的一种状态，它没有条约形式的约束，不是全面的联盟，但两国达成政治共识，形成一定的“君子协定”，并自觉和有意识地进行某种深层战略合作。亚联盟的性质和功能与联盟也有差别，它主要针对综合的战略性竞争，包括军事战略安全，但不一定是应对直接的军事危险。

亚联盟可以是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概念，它在结盟和不结盟之间开辟出一定的外交空间，国家无须在结盟和不结盟之间作出极化选择，对于某种特定国家关系状态来说，这是一种适用的概念和形式，有存在的必要。战略伙伴关系概念有巨大的外交价值，但它的适用面过于宽泛，不能显示出具有特别重大战略功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特征。

联盟虽可以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中俄美关系的语境下，一旦中俄结盟，即意味着美国已是公开的敌人，虽然通过联盟可以减轻它的威胁，但一个大国成为敌人本身就构成巨大的战略压力。对中国来讲，在中俄美关系中，乃至在整个大国关系中，防止出现敌人尤其是不使伙伴变成敌人才是更大的战略成功。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俄关系的意义又有不同。中俄是战略伙伴，这是20多年积累下来的战略资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来说，削弱这种战略伙伴关系都是错误和浪费，更不用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了。

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尽管美国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但中美关系对中国有巨大利益，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极其重要，中美在国际上的位置和目标不同，中国不应接受和使用与美国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尽可能避免使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轨道不仅在政治和战略上是正确的，在外交和经济上也是成本更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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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胜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刊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6期的论文“论中俄美新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