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金春峰：思想史更易“通俗化”，也更易“胡说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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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教授王立新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也曾做客政邦茶座。

有一次他很郑重地说，找机会你可以和金春峰先生聊一聊。“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求学过程，他的研究方法，对世间和人生的看法，对学术的态度和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感受，都能带来很多启发。”

于是，就有了这次政邦茶座开办以来的首位“九零后”学者访谈。

访谈过程中，金春峰先生虽年将九十，思路清晰，评论故人世事,直抒已见,不隐晦，不乡愿。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金春峰  著名学者、哲学家。生于1935年。主要研究先秦文化与哲学、周易哲学、汉代哲学、宋明理学史、朱熹哲学等。著有《汉代思想史》《儒道及宋明新儒学论纲》《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我们经常说“古为今用”，您如何理解这个“用”字？

金春峰：

“古为今用”，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反对“厚古薄今”，重在“今用”。但产生了一些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理解。为“今用”而利用古，曲解古，甚至演变为复古市场的喧嚣，非常不好。以哲学言，它的最大作用是帮助人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古代哲学之今用是在于此。如果人为的搞“古为今用”，会走向反面。

高明勇：李泽厚先生曾提出“西体中用”，你怎么看？

金春峰：

称作“体”，至少是关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之整体，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工业化和经济基础”。李泽厚讲的“西体”仅指西方近代的工业化。这样讲,林则徐、魏源、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都可用“西体中用”概括。维新变法，改变政制，是“西体西用”，突破了“西体中用”。他九十年代讲“西体中用”，没有积极作用。

高明勇：李泽厚先生曾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特点是学问凸显，思想隐退。您如何看待这一判断和这一现象？

金春峰：

李泽厚和我是合作者。他比我大几岁，也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我对他非常有感情。他的三本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是我给他做编辑赶出来的。他文笔非常好，雅俗共赏，书带政论性质，思想超前，在当时影响很大。《华夏美学》《美的历程》等，见解新颖，大乱之后，迎合当时人们渴望美的文化心理。他的书都送给我了，不过我还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他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见解，如说中国文化没有跳出巫术传统。西方，巫术传统被基督教打倒了，发展出了科学。中国则始终是“一个世界”，未能发展出科学等。我是批评的。我有一篇长文发表在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上，批评他的“巫史传统说”。

九十年代我去了美国。我的《汉代思想史》是八十年代写出的，李泽厚的书也都是八十年代出的，八十年代还有很多新的小说、诗歌。拨乱反正，“摸着石头过河”，各领域都勇于探索创新，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年代。现在大家都怀念八十年代，是希望能保持八十年代的创造性。李说九十年代思想退隐，学术代兴，是可以这样说的。

高明勇：这种现象是否还有可能得到扭转？

金春峰：

客观地说，这个问题需要细分，比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等。相对而言，中国的创造力在经济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经济上有不少奇迹，有不少明星企业家。科技有很大成就,民族脊梁在科技界光彩夺目。文学界优秀作家不少，但哲学领域是比较落后的。

高明勇：您既从事《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的学术史研究，也写过《汉代思想史》这样的思想史的著作，您更看重学术史还是更看重思想史？

金春峰：

学术一定要有思想，如果没有思想，就是材料的堆砌或拼凑。学术需要有见解，中国的学术大部分都是文史方面的内容，相当一部分没有“思想”，只有“学术”。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术史没有新思想，只会让人糊涂，应该强调要有思想。

高明勇：从出版角度来看，最近这几年，全球史、思想史的著作都比较受欢迎，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金春峰：

汤一介先生当年曾问过我，《汉代思想史》为什么不叫“汉代哲学史”，而要称为“思想史”？我的想法是，哲学相对更加专门和深入，“思想”比较广泛，有些东西思想史可以讲，但哲学史不能讲，否则不符合哲学定义，不够专业水准。总体上说，思想史更容易通俗化,更容易“胡说瞎讲”，发表宏大不经之言。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可谓当时的世界思想史家。新而怪，眼光宏大，令人惊异。《山海经》也类似。陶潜的枕边书有《山海经》。

高明勇：您2023年撰写了《从“雅言”说到<论语>的成书》，为什么想到做这个题目？是回到《论语》的起源进行研究吧？

金春峰：

我是先看到缪钺先生的一篇文章，讲何谓“子所雅言”？他认为“雅言”是西周官话,“雅”训大训夏。孔子讲诗书用这种官话，平时用当地的土语。各国都有两套语言。实际上，“子所雅言”的“雅”是典雅的意思,“雅言”即经过加工的书面语言，今所谓文言文或古文，不是口语。《左传》也是文言文。读《论语》、讲《论语》，首先须要弄清《论语》是如何成书的？它的文体是什么？这似乎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云亦云，实际上都未弄清。李泽厚曾将他的《论语今读》送给我。他说《论语》是孔子当时的口语，两千年前的口语写成文字，我们今天还能看懂。他很惊叹。杨伯峻、钱穆等，都持这种见解。实际上《论语》是书面文体，是文言文，和当时的口语——西周官话存在很大差别。

高明勇：我看您比较注重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也专门撰写文章，不知道是否有明确的总结？

金春峰：简单地说，主要是逻辑方法、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逻辑、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方法。最近我写的批评袁伟时的文章，就是觉得他很缺乏这种方法。

高明勇：您近两年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好几篇硏究老子、孔子和批评李泽厚“巫史传统”的文章,似乎都在强调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普遍性,是不是这样？

金春峰：

是这样的。人性无分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普遍性就有了基础。古代哲学无分中西，是我想阐述的。孔子、墨子、老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表现形式不同，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是相同的。

现在讲古希腊哲学的人，对何谓“存在”与“形而上”，讲了很多，没有点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主题。实际上，“名实关系”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关注和硏讨的中心。罗素说：“理念论（共相论）既有逻辑学的一面，又有形而上学的一面。在逻辑学方面，我们可以将某一类个体对象和这一类的共同名称区分开来。因此，‘马’作为共同名称，指的就不是这匹马或那匹马，而是任何一匹马。它的含义与作为个体的马以及发生在这些马身上的各种情况都没有关系。它不存在于空间，也不存在于时间，而是永恒的。在形而上学方面，理念论意味着某个地方存在着一匹‘理想’的马，这匹马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共同名称‘马’的含义。个体的马之所以是马，是由于它们归属于或部分归属于‘理想’的马。理念是真实和完全的，而个体则是一种表象，是有缺陷的。”这道出了“共相论”哲学乃名实关系这一实质。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讲的也是这个问题。

一个名词有外延和内涵，内涵指这名词所指谓的一类物的本质属性（定义），外延是这类物的个体（实）。本质属性是概念所指谓的,它可思而不可见。外延之个体则可见而不可思。语言中,“一般（本质、定义）寓于个别，个别含有一般”，随处可见。“这是一只狗”，“这”指个别实存的狗，带着大小、毛色、年龄等不同属性。“狗”是名，指谓狗的一般、狗的本质属性。“这玉兰花很美”“这玉兰花”带着时间、地点、大小、姿态等特色，是个别、实存。“美”是名，指谓美的本质属性、美之所以为美者。“这里有三只鸡。”“这”指毛色大小都不同的鸡。“三”是数量名词，指谓任何数量为三的东西。“鸡”是名，指谓鸡的本质属性。人们以语言交流思想，“名先于实”的“逻辑先验性”就表现出来。因为若无“狗”“鸡”“美”和“三”之名，上面三句话就讲不出来。常人对此日用而不知，顿悟和洞察到这一点，形成“名先于实，实依于名”，“名”——定义（共相、理念）可独立自存（永恒）的思想，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共相论”哲学。孔子的“正名论”、老子的“有名、万物之母”、墨子的“察名实之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形式、法式）；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 （《墨子．法仪》）等，讲的即是“名”独立自存、名在实先的哲学观点、与“共相论”类似。名实关系是认识中思维与存在之关系，无认识即无名实关系。实在名先，名依赖于实，这是常识。把“名（共相）”独立化、理想化、形上化，是思想的异化，思想自身的产物被异化为形而上、理想、永恒对象，对之顶礼膜拜。

孟子讲，“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所有方形和圆形的东西，都是按照“规”和“矩”制作出来的，“规”和“矩”是根据圆与方的定义做出的。做出的圆和方总是不够圆、不够方，与定义有距离、有差别。“共相论”所谓“个别是共相的摹本”，就是这意思。上世纪胡适和冯友兰先生讲孔子、老子哲学都这样讲。本世纪有人批评，认为这是以西套中,把古希腊哲学强加给中国哲学。于是另找种种讲法。中国哲学被讲得不成其为哲学了。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就是这样的作法。

高明勇：我也比较好奇，您在五十年代就在北大读书，可以说在国内经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同时也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研究，回首自己学术研究的个人史，最大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金春峰：

目前讲人生感悟的人非常多。如果你不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并未去想有什么感悟。现在想来，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我写《汉代思想史》，拨乱反正，在当时很有独创性。我在普林斯顿研究朱熹，余英时也写了很多朱熹的文章，但我没有受他的影响。作为一个学者，不论到任何地方都要坚持自己的专业领域，踏踏实实，勤奋努力，将其视为自己的本分。我后来在台湾教书，也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兢兢业业地做学术。我读中学大学，一直是拿助学金的，是吃人民的饭长大的。不忘本，尽其所能做一点事，像冯友兰先生和汤用彤先生说的，后薪继前薪，“阐旧邦以辅新命”,“义不逃责”，“昌明国故，融会新知”，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要用儒或道讲人生哲学、人生意义，我是属于儒学的。“为仁由已”，三餐无忧，作为“士”，不于此处求仁，更于何处求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