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仍在奋斗的喀山共产党人

【编者按】2018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十个年头，喀山，作为中国和俄罗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正逐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今年又适逢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如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健在时的格局。

2018年8月22日，中国在俄设立的第六个总领事馆正式在喀山开馆。同一天，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师生一行探访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的喀山支部，与支部书记、秘书长和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密切交流。俄罗斯仍然在坚持奋斗的共产党人，现在努力得怎么样？

作为上海市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已连续四年开展本科生暑期实践项目，此行是首次奔赴境外地区进行调研。本次采访指导为张翠容、Ruslan Yusupov，写作指导为吴畅畅、满方。

“我们是俄罗斯的良心”

如果说大众对俄罗斯政坛的印象，大多是以强大手腕闻名的普京所带领的统俄党“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初抵喀山，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地的许多抗议活动恰恰由如今的俄共领导。这一现象与我们的认识大相径庭，对于神秘的俄共也产生了一丝好奇。

谈起我们与俄共的邂逅，还有一些机缘巧合。8月21日是喀山地区的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宰牲节，师生一行在万花筒公园街头采访时，偶遇一对信仰天主教的老夫妇，这一特殊身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细问之下，赫然发现，其中的老妇人还是俄共喀山支部秘书处的一员！于是在她的牵线搭桥下，我们得以前往访问。

6月14日，2018年世界杯开幕式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馆隆重举办，俄罗斯的民众无不沉浸在这一盛夏的狂欢之中。但就在同一天，俄罗斯政府当局却“猝不及防”地宣布了一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政策——提高退休年龄，即从2019年起，俄罗斯将逐步推进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其中，男性退休年龄将从60岁提高到65岁，而女性退休年龄将从55岁提至63岁。

很显然，统俄党“别出心裁”地挑选了一个他们认为最为合适的时机，想要借世界杯之喜冲淡民众的退休年龄改革之忧，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在这期间也将主要视线聚焦在了世界杯这场豪华“盛筵”之上，至于少部分民众有关退休金改革的抗议之声，似乎并未激起引得当局重新思考这一政策合理性的骇浪。

但随着世界杯热潮的渐渐退去，俄罗斯民众也渐渐反应了过来，随之而来的，便是退休金改革抗议在全国各地的此起彼伏，不断爆发。这其中，就不乏有许多反对党组织的抗议游行活动。喀山作为俄罗斯第三大城市，喀山支部秘书长穆奇诺维奇·拉夫表示，喀山支部也组织了数起抗议游行活动，以示对统俄党这一政策的极力反对。

俄罗斯《生意人报》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俄共党员的平均年龄为61岁，位居俄罗斯四大党派之首，党员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俄共也常被媒体称作“老人党”“退休者党”。因此，俄共经常协助传达和解决老龄群体的诉求。

在穆奇诺维奇看来，对于俄罗斯大部分民众来说，他们不仅担心退休后高龄的无奈，更忧虑自己将会“工作至死”。根据2017年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6年俄罗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1.87岁，其中男性略高于66岁，而女性约为77岁。对比延长后的退休年龄，“一部分人甚至会在拿到退休金前撒手人寰。”

“曾有些民众向我们揶揄道，如果国家非要这么做，那干脆别让我们缴退休基金了，我们都去存着，虽然目前卢布通货膨胀严重，但也总比拿不到的强。”喀山支部负责人亚历山大·赛罗夫有些无奈地说道，“参加抗议游行的还有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说虽然对自己没有影响，但如果政策一旦实施下来，也将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们。”

赛罗夫解释道：“俄罗斯的工会虽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不受政府政党组织干预，但由于前苏联的历史传统，当今的俄罗斯工会仍旧同共产党走得比较近，所以绝大时候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这次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抗议活动也不例外。”

事实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俄罗斯反对党以及民众都知道，如果按照当下的退休方案，俄罗斯的养老金系统将会面临崩盘的风险。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仍旧保持着苏联普惠式养老金系统，有关于此的改革虽一直提上议程，却从未真正解决。而随着俄罗斯老龄人口的增多和国家经济实力的衰退，这个缺口不断增大。

因此，基于俄罗斯人口特点和当下的年龄结构，赛罗夫认为，这是执政党层面的失误。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当局自公布这一政策以来，截至7月，普金的支持率从5月最高时的79%跌至了67%，至于梅德韦杰夫，其不支持率竟高至71%。

诚然，在杜马中少得可怜的席位并不能帮助俄共在议题上获得话语权，俄共的政治形势并不乐观。但作为一个切实的政党，他们仍旧十分积极地参与着政治生活。穆奇诺维奇自豪地说道：“虽然在退休金问题上，我们无法管控，最基层最民生的问题也应由执政党来解决，但他们并不能面面俱到，做不到的部分，只要在政治框架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尽最大努力去解决。因为，我们是‘俄罗斯的良心’。”

具体而言，当民众一旦需要帮助时，他们会直接联系有关部门，协助处理问题，除此之外，他们也会联合工会组织抗议或是联名发起活动，以此达到解决民众问题的目的。“我们还会发起许多募捐活动。比如对于战争孤儿这个群体，他们现已经七八十岁了，其父母在二战中不幸逝世，加上幼年时候没能接受好的教育，所以找不到好工作，退休后很难维持生活。基于他们的现状，我们党派则会给与他们一定的物质帮助，比如类似面粉、糖之类的食物补给。”赛罗夫说道，“但由于在现有的议会体制政治框架下，我们会有一个联邦预算，而在这个预算体制中，政党经费是由选票比例划分的。所以，我们的经费十分紧张，并不能充分地帮助他们。”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俄共也是在摸索前进。穆奇诺维奇告诉我们，俄共的未来目标，是宪法框架下的政治改革，而非经济革命。

“目前来说，除执政党外，我们是目前唯一带有政治改革目标的党派。其他所有党派都在尝试进行经济改革，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进行改革来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穆奇诺维奇说道，“我们计划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进行自己的改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政治体系的改革，而不是那种暴力性质的。这是我们选择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卖了我们”

正当我们谈得热火朝天之际，刚刚结束参与开馆仪式的俄共喀山支部的现任书记，卡菲兹·盖亚佐维奇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会客室，向师生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盖亚佐维奇领导着喀山支部工作。他于1954年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农民阶级家庭，有八个兄弟姐妹，父母作为农民，为前苏联的农业建设奉献了一生。20世纪70年代，他进入喀山联邦大学历史系，攻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由此开始了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解之缘。

1983年，他加入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起初在一家工厂里做公务员，担任促产工作。

1980年代末，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这让盖亚佐维奇十分忧虑。“我觉得中央当时非常动荡不安，但具体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对于社会的变革，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更别说解释给工厂里的工人听了。”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一切活动。从广播中听闻苏联解体的消息，正在度假的盖亚佐维奇立刻赶回了办公室，而此时警察已经将大门紧紧封锁，称叶利钦已发布命令，要求查封全国所有共产党支部并出示了公文。

“我所有的东西当时都在办公室里，我要求警察必须告诉我查封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而绝对不能仅凭叶利钦的一纸公文。他们考虑了一会儿，随即就勉强同意重新打开了大门。”

此后的几个月，包括盖亚佐维奇在内的党员们都人心惶惶，“国家分裂后，警察、法院等部门全都改头换面了。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各个支部会有怎样的影响，谁都不知道。”

不过，他们选择继续坚持发展共产党。1991年12月份，在喀山的党员们自行组织起来，成立了共产党工会和协会。最终在1996年2月，集体决定并入了在1993年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作为其在喀山的支部运营至今。

“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

2018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迎来了25岁生日，标志着这个继承苏共衣钵的年轻政党已经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时过境迁，我们该如何认识今天的俄共？

1991年，苏联共产党结束长达74年的执政党地位，刚刚解体后的苏联在政治上陷入混乱，各种各样的党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任何人都可以组织党派。于是那时出现了很多“一日型”政党，这些政党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或许今天有，明天就找不到了。盖亚佐维奇告诉我们，俄罗斯的“一日型”政党甚至曾达到两百个之多。

1992年11月30日，宪法法院宣布解禁共产党。尽管苏共被解散了，但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重新聚集起来，开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重建工作。终于，在历经数月的筹备，获得超过数十万人的集体签字后，共产党重返政治舞台。不同的是，已经由苏联时期的唯一的执政党，变成了党派之一。

在重建后二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俄共在俄罗斯政坛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俄罗斯独立的起初十年间，它曾经历过短暂的辉煌。1995年12月，在俄罗斯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157个议席，占450个杜马议席中的三分之一，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团，最高领导人久加诺夫甚至在1996年的俄总统大选中险些压倒叶利钦。

然而，随着党内的分化和组织分裂以及执政党的打压，俄共由盛转衰。到今天，它拥有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中的9%，即42个议席。不过，俄共仍然“长期低水平”维持着最大的在野党地位，也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反对派政党。

经历重建后，俄共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面与苏共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展路径趋于保守，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思想，认同议会民主道路，坚持“非建设性反对派立场”。党纲规定的基本任务是：在吸取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创新型的“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

根据2008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如今的俄共宣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并把它们纳入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可以断言，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共试图将社会主义与俄罗斯的传统、民族精神相结合。

而在社会基础上，与早期共产党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不同，如今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它的社会基础不仅涵盖了工人和农民阶级，还包括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在1997年4月召开的俄共四大上，俄共明确提出要扩大自己的联盟范围，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现在我们不考虑人的阶级，而是他们的态度和意愿。比如一个企业家，他想变成我们党派的选举者，没有问题，但在苏联时期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按照人们的需求和意愿吸纳成员，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盖亚佐维奇解释道。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改变，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定义扩大化了，以前觉得在田野、工厂里劳动才叫工人，现在坐在写字楼里面、朝九晚五的，其实也是工人。”穆奇诺维奇补充道，“俄罗斯宪法规定所有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所有的政党按宪法都要接纳俄罗斯公民。共产党的章程上写着，只要俄罗斯公民年满十八岁，都可以加入俄共，而不是取决于他的职业和背景。从这一点说，俄共和中共是一样的，中共也是吸收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职业的人加入共产党。”

谈起中国，在场的俄共党员们无不露出了浓厚的羡慕之情。面对来自中国的我们，盖亚佐维奇动容地说：“我们非常尊重毛泽东和邓小平，特别是习近平。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成绩就是在没有政治革命的条件下，有如此庞大的发展。这个是我们俄罗斯没有做到的，1991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你们保留了自己的体系而发展到这么大的程度，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老百姓的充分意义。”

整体上，俄共对中国发展道路持认可态度。盖亚佐维奇也引用了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对中国成功模式的归纳：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中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是大多数人民的理想，“驻喀山总领馆的总领事吴颖钦在开馆仪式上也邀请我们去中国看看，我也十分想前去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能完全控制，就不能放弃”

俄共党员的平均年龄已达61岁，党员群体大多为社会底层生活困难的工人和退休人员。因此，摆在俄共眼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近年来，俄共也在大力度发展年轻干部，以改变队伍结构老龄化的问题，不过短期内也难以见效。赛罗夫和穆奇诺维奇向我们介绍了如今的一些宣传工作。

实际上，也不能只是单纯地停留在吸引年轻人加入的层面，还要使他们从内而外地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践行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俄共会举办一些日常活动，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融入歌舞中，把它唱出来、表演出来。

同时，俄共还会给年轻人“灌输”道德层面的行为，这种教育是普遍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特定的内容——比如尊重老人、关怀家庭、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等等。

前苏联时期，对于儿童来说，强行教导“阶级”“敌人”这种概念自然是过于晦涩。当下，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侵袭下，年轻人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更多的选择，但道德教育依旧是作为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道德教育并没有只停留在口头训导上，俄共更追求用具体的手段来让年轻人寻求共鸣。赛罗夫说，他们去年资助了一位94岁的二战老兵，让他重走一遍当年出征路，并结合过去回忆出版了一本书籍。同时，他们邀请这位老兵，与年轻人分享心路历程，用真实的故事阐释共产党的意义，当时在场的年轻人都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不空讲理想，而用生动形象的例子来和学生们解释描述，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也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俄共近年来也在致力于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宣传自身。《真理报》作为列宁在百余年前创办的机关报，在1991年短暂中断后又持续发行至今。《真理报》在全国所有地区均可订阅，同时还有《苏维埃俄罗斯》等其余纸媒。作为和中国《人民日报》地位相当的媒体，《真理报》是俄共最重要的意见平台。“曾经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报纸上只说我们自己多么的好。等我们尝试进行自我批评时却为时已晚，1991年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真理报》现在主要以批评当代社会问题和执政党的失职行为为主。我们无法直接进行革命，我们只能批评依旧执行的计划和政策。”穆奇诺维奇解释道。

“红色道路”（Red Line）电视台是俄共的新兴媒体，才创办两年有余。总部位于莫斯科，由党费直接资助，主要受众就是面向广大的年轻群体，让他们有机会以不同视角了解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电视节目以关于左派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服务信息为主，有时还会放映苏联时期的电影。“因为我们在各地都有自己的支部，当不同地区的人有很实际的需求时，就会联系电视台，这样电视台就可以把收到的社会问题立刻发表出来。电视台时刻和社会保持联系，收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碍于多种原因和限制，“红色道路”只是作为付费额外频道，而不是公共频道，只有部分用户才能收看，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过滤掉一些老年群体。另外，曾经有人质疑，现在是数码时代，年轻人会选择网络上的社交媒体，设置电视媒体的意义在哪里呢？赛罗夫则轻松地回应道，“如果你不能完全控制一个东西，就不能直接放弃它。我们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频道，我们不能控制谁在看，但我相信一定有人看，不是吗？”

当然，俄共自然也与时俱进，也在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开通了官方账号。同时，穆奇诺维奇等干部也拥有着个人的Facebook。他们利用这些平台，将俄共举办的各项活动定期转发和传播。虽然目前影响有限，但令人欣喜的是，很多年轻人正是看到了这些信息，也慢慢地参与进举办的各项活动中。

值得关注的是，在介绍《真理报》时，穆奇诺维奇特别强调道，“当今俄罗斯存在着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执政党的推动下，年轻人都不相信社会主义。”对于年轻人来说，《真理报》已然沦陷在历史长河中，他们认为读这份报纸，就会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操纵之下。“但他们却又认为主流媒体的新闻就一定是正确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分析道，“年轻人产生抵制《真理报》的想法，恰恰就是执政党刻意暗示之下的产物。当你认为《真理报》是纯粹的宣传工作，第一频道是正常的新闻报道，就是后者‘反宣传’的结果。这里面有着很深的宣传与反宣传的关系。”看来，俄共吸引年轻人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会谈的最后，带队教师吴畅畅表示，俄共从执政党变为在野党，希望它能致力于形成更好的教育体系，提出更多为民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相信社会主义。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很受尊敬。它把马克思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使社会主义在贫穷的国家而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冉冉升起。就像列宁说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活动家。社会主义不是遗产或是“徘徊着的幽灵”，它就是现实。

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谈起这个问题，支部秘书长和负责人用几个关键词来回答：公正、平等和主权在民。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各个阶层的权利怎么分配、谁可以代表百姓发声……如今的俄共，正在为了这些问题与诉求在孜孜不倦地努力。

在喀山的俄罗斯共产党员们，至今仍在为了初心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