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林︱“自是池塘春梦冷”——记黄胄先生二三事

历史上有些人物，因为曾经遭批判受打压，却因祸得福，不但没有“批倒批臭”，名气反而更大了。最有名的如胡适先生，画界的黄胄先生也是这样。黄胄先生的画画得好，造诣深，并不稀见，稀见的是他传奇的经历，两次受打压，不但没有趴下，反而愈挫愈奋，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两件彪炳现代美术史的大事，一个是公办中国画研究院，再一个是民办炎黄纪念馆，这在古今画家群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黄胄先生是河北蠡县人，清代著名的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恕谷，是他的乡贤前辈。颜李学派主张实学实干，倡导“躬行践履”、“经世致用”，其流风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黄胄先生一生的事功成就，他的处事为人，都践行了他的这位乡先贤的主张，“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黄胄先生庶几近之了。

很早以前，老百姓中间就流传有“黄胄的驴，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的说法。就像我的家乡人常念叨的“深州的桃，赵州的梨，沧州的枣”一样，表示这些都是他们各自的独门一绝。虽然在专家看来，不免简单化了一些，可这就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简单直白，一语中的。我就是很早以前，通过这几句简单的话，知道的黄胄先生。可见他早已和画坛大师徐悲鸿齐白石一样，深入民间了。

黄胄的名字因为太响当当，他的真名实姓，反而隐而不彰，要陌生得多。按惯例先要介绍一下，黄胄（1925-1997），原名梁淦堂，字映斋。少年时改名黄胄，室名雨石居。曾用名梁叶子、苗迪。“文革”中作品曾署名梁蓬、梁泉。八十年代后，他在书画作品上经常钤盖“黄胄之印”“映斋梁氏”的名章，以示不忘根本。抗战时期有一首著名的爱国歌曲，歌词开头是：“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这是黄胄的取义所在，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纵观黄胄先生的一生，他应该是无愧这个名字的。

1946年，二十一岁的黄胄先生在西安编辑《雍华》杂志，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这是他走向社会崭露头角的开始。建国后，他长期在部队系统从事美术工作，其影响也只在圈子内。真正让黄胄先生名满天下的，是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的一篇雄文，让黄胄先生成为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画家。标题很吓人：“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广播了文章内容，《人民日报》也转发了这篇文章。一时间，全国每个角落都知道了“黄胄”，这个“驴贩子”的大名。当年在名家如云的美术圈子里，黄胄之所以能够拔得头筹，还是沾了“三家村黑老板”邓拓的光，事情和荣宝斋有很大关系。

百年来，荣宝斋在书画收藏、木版水印、书画销售等方面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最为知名的画店。李辉先生在《老字号荣宝斋为何成了黑画店》一文中，讲述了一段这个老字号的新故实：

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由许麟庐经营的位于东城王府井大街的和平画店，合并于荣宝斋，成为荣宝斋第二门市部，故北京当时有南城荣宝斋、东城荣宝斋之分。荣宝斋一九五七年先在南城本店设立“画家之家”，一九五九年，“画家之家”移至东城荣宝斋。由此，东城荣宝斋成为京城书画家的雅集之所。文革爆发前，邓拓是这里的常客，与黄胄等人在此欣赏文物，题诗作画。

熟悉新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建国后经过各种运动，思想改造，中国传统士大夫结社雅集的习俗，名义上虽然没有禁止，现实情况是难以为继。荣宝斋创立了“画家之家”，还“置办了精雕细刻的家具，以及琴桌棋桌、书画台等，并设有舒适的房间作为招待所”。书画家有了一个聚谈雅集的地方，他们趣味相投，心情放松，对此很是欢迎。“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画家，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感觉，何况还有稿费可拿。在计划经济时期，这是画家仅有的一块自留地。当然，荣宝斋是企业，不会做赔本的买卖，“画家之家”也是用画家的画来养的。当年黄胄先生以他善于交际的天性，成为“画家之家”的实际组织者和联络员，“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那时候就普遍被大家认可了。

邓拓时任北京市委负责文教的书记，他是党内少见的具有文人气质的高级干部，他喜欢书画文物收藏，交游广泛，以他的政治地位，给画家之家带来了诸多便利。他和黄胄先生趣味相投，互相欣赏，他们的关系自然亦非泛泛之交了。

语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大革命的风暴来了。邓拓因为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犯了忌，首先“躺枪”，被批倒批臭，主动去见了“马克思”。黄胄先生第一个被“揭露反革命嘴脸”，也就不足为奇了。“画家之家”当然在劫难逃，被冠以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彻底砸烂”了。

往事如风，几十年过去了。“画家之家”所在的“东城荣宝斋”，“文革”期间曾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如今连那座小洋楼都早已拆除干净，无迹可寻了。

七十年代末，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开头两句是，“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大革命风停雨霁了，国家进入新时期，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人们又重新认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画研究院应运而生。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说：“建中国画研究院，必须选一个有能力又肯实干的人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所以我选了黄胄。”黄胄先生再次被推上了时代的前沿。他主持中国画研究院工作后，一手抓学术创作，一手抓新院址的规划建设，可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1981年正式建院时，他极力向有关方面推荐李可染先生，称自己“干点实际工作就可以了”。据说还有“约法三章”，李可染才答应，当这个“三不管”的首任院长。在“名位”面前，黄胄先生没有积极地争，却主动地让。这样的人格情怀，滚滚红尘中堪称稀有。

黄胄李可染张仃在藻鉴堂

中国画研究院在藻鉴堂时期，也是黄胄先生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像李可染、刘海粟、朱屺瞻、叶浅予、吴作人、关良、蒋兆和、谢稚柳、陆俨少、亚明、黄永玉、黎雄才、李苦禅、吴冠中、何海霞、关山月、程十发、宋文治、方济众、王雪涛、梁树年等名家大师，都在此时和中国画研究院结下翰墨之缘。中国画研究院元老、美术史论家赵力忠先生在“遥想当年”文中称赞说：

中国画创作组和成立后的中国画研究院，在藻鉴堂前后住了5年零25天。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大，中央领导也经常去，“藻鉴堂”这三个字，几乎成了中国画创作组和中国画研究院的代名词，当时的不少作品，作者只题“作于藻鉴堂”，而不是创作组或研究院。藻鉴堂是当时公认的中国画创作中心和顶级代表，藻鉴堂时期，则被认为是中国画研究院的黄金时期。

余生也晚，准确说是来也晚，没能躬逢其盛，常听在藻鉴堂工作过的同事追念那时的画院盛世，神情一往。尤其是后来一段时间，画院处于困境，只能靠出租画室、吃黄胄先生创下的老本来求生存，大家更是怀念那个辉煌的藻鉴堂时期。这是后话，先不说了。

启功先生诗集《启功韵语》里，有一组写于1979年的“藻鉴堂即事”十二首，就是四十年前那段往事的“记事诗”。诗前有序，说：“颐和园西南角有藻鉴堂，前有石凿方池，殆堂所有名也。堂构已拆，改建小楼，妖姬曾居之，蹄迒可辨。今改招待所。”中国画研究院就是设在这座招待所里。“藻鉴堂”曾是乾隆皇帝梦中的海上仙山。1949年后又成为新贵的休憩之所，位置特殊，人迹罕至。“妖姬”者，江青也。“文革”期间她曾居住于此，遗迹尚存，即所谓“蹄迒可辨”。“旧鑿方池迹已荒，新成邃宇树千章。凋零帷薄依稀在，过客尤窥武媚娘。”建国后，藻鉴堂一直是化外之地，从不对游人开放。“人巧天工合最难，匠心千古不容攀。宜晴宜雨宜朝暮，禁得游人面面观。”启功先生就是应黄胄先生之邀，来参加笔会讲学的。“昆明池映甕山阿，秋月春花阅几多。今日午晴逢我倦，松风无语水无波。”可见启先生当时心情之好。

黄胄先生筹建中国画研究院时，他心里一定还有那段“画家之家”的梦影。他要把中国画研究院，办成一座新时期的“画家之家”。从新院址的规划设计，建筑施工，到室内装修布局，都倾注了黄胄先生全部的心血。他的学生李延声老师说：

黄胄拄着拐杖、拖着麻木的病腿，跑了许多设计、工程管理和施工部门。为了解决展览厅的钢架、玻璃等材料，他亲自到上海去订购。研究院的庭院需要太湖石，黄胄亲自到京郊延庆、怀柔去选石头。考虑画家创作大幅画的需要，黄胄与设计人员共同设计了大画室中电动升降大画板，这在北京至今恐怕还是独一无二的，黄胄还带我到石家庄选购画室需要的床单、被单。因为当时买布要布票，河北是黄胄的家乡，特别给予照顾。黄胄曾亲自跑广州、天津等城市为建院选购其它材料。

没有经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无法想象当年办事之难。有人说，没有黄胄，就不会有中国画研究院，信然。

1984年，在古老的白塔庵塔下，中国画研究院终于建成了。新的中国画研究院，以残存明代古塔为核心，借鉴苏州园林朴素自然的理念，参照北方四合院内敛凝聚的功能，将六座甲级创作楼，设计成几座相对独立的小院落，游廊把各个小院落建筑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大院落，一条模仿自然的山涧小溪串起三个大小不同的池塘，自东向西贯穿前后院落，有开有合，门庭清幽，花木扶疏，给人以“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体量较大的乙级创作楼、综合楼、大画室餐厅三面环绕，中间开阔地段布置园林山水，形成主要空间。园内石水叠景、复廊委曲。春秋佳日，溪水源头丈余高的瀑布注水，清溪泻雪，其声琅然，一墙之内清风自生。这就是黄胄先生的杰作，这是他期盼已久的“画家之家”。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谁能想到，晴空霹雳，“莫须有”的罪名，再次“从天而降”。中国画研究院落成之日，也是黄胄先生凄然离去之时。其中经过可谓离奇跌宕，来势汹汹。可怪的是，大家都不在明面上说，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迷离恍惚，我也就没有再探询了。

此后，直到黄胄先生去世，他都没有再踏入中国画研究院一步。听说，每当他坐车从外面经过中国画研究院时，头总是扭向另一边，并吩咐司机快点开过去。这让我想起“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老话。三十多年过去了，人往风微，过去就过去了吧。如今，画院景色依旧，人物全非，我在这个园子里面，也白吃了几十年的干饭。“自是池塘春梦冷，凄迷风雨怀故人。”我是很感念黄胄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