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纳树、除虫菊与甘草：全球史视野下近代中国药用作物的“作物景观”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并曾驯化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为人类文明进程做出贡献。相应的，作物驯化与栽培的历史向来受到农业史、环境史与社会经济史等不同学科的关注。随着近年全球史的兴起与推广，加之医疗、科技与环境等新兴议题的涌现，作物再度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焦点。2024年5月18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邀请到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沈宇斌作题为《全球视野下近代中国药用作物的“作物景观”》的讲座，通过金鸡纳树、除虫菊与甘草三种具有全球移动属性的药用作物为个案，探讨作物景观与政治、军事、医疗、技术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关联。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担任与谈人。本文系演讲整理稿，全文经沈宇斌副教授审定。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沈宇斌副教授

作物本身并非新的研究议题。稻米、小麦与番薯等粮食作物，蔗糖、烟草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以及人参与大黄等药用作物早已成为过往医疗史、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等不同学科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上个世纪，西敏司与克罗斯比等学者的研究就通过作物培育的过程，揭示出作物同资本主义兴起与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关联。不过直到21世纪初、尤其2010年以后，具备全球史视野的作物史研究方才大量涌现。大量新近研究皆将作物的历史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与网络结构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多物种的共生关系、尤其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逐渐受到学界关注。2022年六卷本的《植物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Plants in Antiquity）通过作为主食的植物、作为奢侈食品的植物、贸易和探险；植物技术和科学、植物和医学；文化中的植物；植物作为自然装饰与植物的象征性六个主题展开论述，展现出近年全球植物史的研究进境。

Francesca Bray, Barbara Hahn, John Bosco Lourdusamy, and Tiago Saraiva Moving Crops and the Scales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其中，“作物景观”（Cropscapes）这一概念源自白馥兰（Francesca Bray）团队编写的《作物迁移与历史尺度》（Moving Crops and the Scales of History）一书，用于展现作物随人类全球移动的过程与影响。所谓“作物景观”，即指某一作物培育与流动过程所形成的时空集合，包括植物、人群、观念、技术、市场、劳动力，乃至害虫等多种因素，进而将近年新兴的全球史与多物种的研究视野融于一炉，为作物史的个案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而金鸡纳树、除虫菊与甘草在近代中国与东亚的历史即展现出作物景观这一概念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金鸡纳树

金鸡纳树原产于南美洲，因其含有奎宁，故而长期作为治疗疟疾的药用作物。17世纪初，耶稣会士将金鸡纳树皮带往欧洲，并通过耶稣会的全球网络将其传至世界各地。随着19世纪初奎宁提炼技术的出现，奎宁制品逐渐取代金鸡纳树皮，并成为欧洲对外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由于金鸡纳树对政治、经济与军事的重要作用，加之治疗疟疾的迫切需求，19世纪50年代起欧洲殖民帝国为了打破南美洲国家的垄断，率先在其本土和殖民地来移植金鸡纳树。其中，荷兰在爪哇建立的金鸡纳树产业尤为成功，长期垄断了全球的金鸡纳树皮和奎宁的供应。直到1930年代，金鸡纳树的全球种植网络已然形成。

海外学界往往将金鸡纳树视作构建与维持殖民帝国的工具，而近代云南河口对金鸡纳树的引种则是民国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主导下国家建设的产物。与“南京十年”中央政府内部技术官僚的影响类似，龙云领导的云南省政府启用大量技术专家，建设“新云南”。对金鸡纳树的种植即为一例。种植金鸡纳树不仅能够缓解云南当地疟疾的肆虐，亦可实现奎宁自给，以节省财政支出，同时，云南当地的风土条件亦与金鸡纳树的习性相适应。

为突破荷属印度尼西亚对金鸡纳树种子的禁运，云南当局求助于英国驻云南领事，从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取得树种。直至1936年，云南当局经过八次实验失败，终于在中国本土培育出金鸡纳树。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量涌入云南的难民推动云南当局开发普思边疆，而战时中央政府亦面临着疟疾药物的庞大需求，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推动云南扩大对金鸡纳树的种植。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当地技术人员被迫撤离河口。直到战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云南重新接续金鸡纳树的种植项目，既服务于1950年代的全国卫生运动，亦为受到疟疾困扰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奎宁。为了满足对苏联对橡胶的需求，1953年河口的金鸡纳树农场改种橡胶。直到1960年代越战期间，523项目研制出用于治疗疟疾的青蒿素，逐渐取代了金鸡纳树。

除虫菊

与金鸡纳树类似，除虫菊同样是全球移动的典型作物。除虫菊（Pyrethrum），别名虫花（insect flower），分为红、白两种。波斯曾长期使用红花种驱虫，19世纪上半叶欧洲将除虫菊用于除虫粉的制作，直至20世纪40年代除虫菊制品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家用和农用的有机杀虫剂。

全球市场的巨大需求催生了大规模的种除虫菊的种植计划。其中，日本对除虫菊的引种尤为成功。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引入西方的应用昆虫学，向日本农民普及害虫防治技术。其间，除虫菊在日本得以推广。明治政府将除虫菊产业作为重要的“国策会社”，加之大量关于除虫菊种植和产品制造的文章和指南，大规模的除虫菊作物景观在日本本土迅速发展起来，并扩展至台湾与朝鲜半岛。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除虫菊产量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厂家使用除虫菊粉生产的盘装蚊香亦行销于东亚市场。

20世纪初，中国除虫菊种植的作物景观亦在形成。经藤田丰八协助，《农学报》开始翻译并刊载与除虫菊有关的日文文献，倡导对除虫菊的种植。由于蚊香产业巨大的利润，加之对抗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方液仙使用日本进口的除虫菊原料研发出三星牌蚊香，此后中国本土的蚊香厂家开始建立除虫菊种植园，并向农村推广。大量的除虫菊作物景观不仅推动除虫菊产业的兴起，更成为时人眼中解决中国农村危机的有利途径。直至全面抗战爆发，除虫菊作物景观随之西迁至西部省份，直至今日，云南省依旧有着中国最大的除虫菊作物景观。

甘草

与金鸡纳树和除虫菊不同，甘草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最为悠久、使用最为广泛的药用植物。直到近代，甘草从传统的中药转变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原料商品。面临20世纪初中国废除中医、中药的思潮，中国生药学奠基人之一的赵燏黄怀揣着创立新本草学的希望，对甘草所谓的药用价值做了全面梳理，同时密切关注甘草的分布情况与销售市场。

在其著作《中国新本草图志》中，赵燏黄注意到甘草的商品化转型。当时广泛占据中国近代成药市场的日本仁丹即以甘草为主要原料之一，使得甘草从传统的中药材转变成了东亚地区重要的原料商品。另一方面，19世纪末起甘草成为正在急剧发展的国际香烟产业、特别是美国烟草业的重要原料。一战以后土耳其等传统甘草产区产量下降，美国企业逐渐深入绥远地区采购中国甘草，而甘草工厂亦成为包头等地第一批采用现代机器工艺的厂家。甘草的第三种商业源自日本的酱油工业。甘草萃取物为酱油增添的甜味，催生出日本酱油工业对甘草的大量需求，其中绝大多数依赖中国东北与内蒙古的甘草出口。

赵燏黄(1883-1960)，中国近代生药学主要奠基人。

甘草的商品化使时人逐渐认识到甘草对边疆开发的意义。1920年代末华北各省开始设立甘草公司，甘草贸易亦随京绥铁路的修建而兴盛。另一方面，日本着手对中国甘草资源的调查，形成大量调查报告。直至日本对东北与热河的入侵，甘草贸易亦遭到日本垄断。彼时的赵燏黄已然注意到大量对甘草的挖掘，将会导致野生甘草资源的枯竭，但氏著尚未发现，对甘草过度采挖也对原产地的植被生态造成了破坏，加剧了荒漠化。

总体而言，金鸡纳树、除虫菊与甘草的三种作物展现出近代中国药用作物的作物景观与东亚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环境等因素错综的复杂的关联。

与谈与问答

高晞教授：

沈宇斌老师通过作物景观这一研究框架，统合了金鸡纳树、除虫菊与甘草三种作物的个案研究。三者看似孤立，实际展现出作物景观这一分析框架的潜力与创新。甘草等作物很早就出现于药物学或博物学史中，但过往研究往往聚焦于作物本身，而作物景观不再拘泥于对植物的静态呈现，而是试图从立体的角度展现植物全球移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研究的焦点从植物本身转移到植物立足的空间，扩展了研究的视野。

近年国内学界对全球史的研究成果并不陌生。目前医疗史对全球史视野的应用多集中于对殖民医学史，突出殖民医学作为“帝国的工具”这一面向。沈宇斌老师对三种作物的研究另辟蹊径，回到东亚自身历史脉络，强调中、日之间围绕作物的知识流动与商业竞争、以及不同作物对中国本土国家建设的影响。三类作物景观皆涉及到中国近代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尤其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以及背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这些立足近代中国乃至东亚的面向都对以往西方殖民医学史的帝国工具论有所补充乃至挑战。

皇甫秋实副教授：

沈老师提到的三类作物存在着相似的脉络，就是战争改变了近代中国的作物景观。与之类似，英美烟公司将美种烟叶引入中国之际，出于运输成本考虑，并未选择云贵地区，而是优先选定河南、山东与安徽三省引种烟叶。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美种烟叶方才在云贵地区推广开来。我很好奇就在类似作物景观改变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乃至中国与日本之间应该存在诸多博弈的过程，可以深入展开。最后，沈老师在对作物景观的应用中格外强调药用作物，请问药用作物的作物景观与既有研究中的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各自的景观有何不同？

沈宇斌回应：

对作物景观的改变的确涉及央地关系、商业竞争，乃至中日两国关系的不同面向。就央地关系而言，云南省等西部省份的档案馆保有战时地方政府的完整档案，可以展现出央地之间的博弈。就金鸡纳树的种植看，云南省希望中央政府投入更多资金，而重庆国民政府亦希望借此将中央的技术人员向云南渗透。另一方面，以金鸡纳树的个案为例，中日两国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占据了台湾，并在台湾推广金鸡纳树种植。再以除虫菊的个案为例，日本除虫菊产业的规模更大，来自中国的竞争并未明显撼动战前日本对除虫菊的垄断。

最后，药用作物与其他不同作物的区分的确值得深入探讨。我想药用作物的独特性在于其同疾病乃至人类身体的关系，后续研究可以从生药学的角度考察其中不同化学成分的影响。其次，药用作物能够将多物种的研究视角展现出来，揭示出植物、动物乃至微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特点相较其他作物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