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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如何衰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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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学名义上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但其实汉武帝并不信儒学,只是将儒学作为外包装,内里搞的还是法家那一套。汉武帝以后的昭、宣二帝,对外儒内法模式看的尤为透彻,所以在他们治下出现了昭宣中兴的良好局面。但儒学作为名义上的正统思想,还是影响了大部分人,儒学洗脑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宣帝的太子、老好人刘奭。刘奭登基后,放任儒生治国,结果造成了西汉的衰弱。
一、儒生理想的太子
汉元帝刘奭,乃汉宣帝嫡子,生于公元前74年,8岁时被立为太子,因其生母遇害,宣帝就找了一个老实的嫔妃王氏抚养他,养母的软弱也给了刘奭巨大的影响。《汉书·元帝本纪》中说,元帝自幼“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是儒生理想中的太子。
刘奭的父亲汉宣帝可是个铁血皇帝。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虽然名义上儒家成为国学,但汉武帝根本不信儒术,从汉武帝的内外政策来看,他和秦始皇的政策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手段上秦始皇以直白强硬示人,而汉武帝则以儒学的柔和来包装强硬的政治。汉武以后,汉昭帝继承外儒内法的策略,其后汉宣帝更是直白地说出了汉家制度的内核——“本以霸王道杂之”,可见汉武、汉昭、汉宣三帝都是绵里藏针的狠人,儒生在他们的统治下过的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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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
但到了汉宣帝的儿子刘奭这里,画风就变了。刘奭展现出了极大的叛逆,是个软弱皇帝,完全信任儒学那一套。儒生称赞太子刘奭为“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汉宣帝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曾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在刘奭统治时期,儒学大兴,占据压倒优势,而西汉政治却是江河日下,汉元帝刘奭统治时期也成了西汉由盛转衰的节点,可见好人当皇帝,完全用儒生治国,其实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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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朝廷
二、儒生大举参政
汉宣帝死前留下了三位顾命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乐高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第二位是儒生、太子老师萧望之,受封前将军、领尚书事;第三位是儒生、太子老师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自此朝中就形成了以史高为首的外戚派,和以萧、周为首的儒生派。
元帝即位之初,外戚势大,为此萧、周二人迎合元帝削弱外戚的心理,屡屡谏言让皇帝警惕外戚,并建议提拔儒生参政以弱外戚之权。他们利用察举制,大量推荐儒生出仕,“多所贡荐”。萧、周二人察举儒生的最大成果就是著名的文人刘向参政。
刘向是宗室子,自幼就有博学鸿儒的美名。宣帝时刘向就已经当官,但宣帝只给他散勋,无实权。可到了元帝时,经过儒生们的包装,名儒刘向成了大政治家,加上他有宗室身份,刘向被提拔为了大宗正,为皇室族长。之后进入内朝,成为决策层领导。通过这种升级,刘向也成了执政大臣。此后,萧、周、刘三人又联合上了侍中金敝,四人同气连枝,主宰朝局,以儒术治国,甚至打算以周制来变法改革汉制。而汉元帝居然心动了,“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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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臣
三、政治斗争
萧、周、刘、金四人的执政,引发了宦官集团的担心。他们的复古之举不得人心,由此朝中儒生集团被孤立。宦官中书令弘恭、中书仆射石显联合外戚和其他官僚发动了对儒生们的反击。萧、周等人书生之见发作,选择对宦官、外戚和他派官僚一同开战,随即就是权力斗争。让弘恭等人没想到的是,看似强硬的儒生集团,政治斗争经验太过浅薄,不堪一击,萧、周儒生集团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弘恭等人利用萧望之离开皇宫的机会,诬陷萧望之结朋党谋逆,汉元帝耳根子软、没有主见,就信了。随后萧望之、周堪、刘向被抓捕。虽然不久他们就被释放,但也被贬为庶民。次年(前47)2月发生了地震,有人当即提出地震是上天预警,皇帝诬陷忠良,汉元帝随即将萧、周等人召回朝廷,赏赐爵位。但同年7月又发生地震,刘向根据前事经验,便指示人上书再言天人感应之事,想要谋利,此举戳到汉元帝痛处,随后宦官集团进谗言,萧望之等人又被逮捕入狱。12月份,在宦官操纵下,萧望之自杀。随着萧望之之死,儒生集团失去了主心骨,便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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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生
四、儒生的平步青云
萧望之死后,周堪等人被贬到地方,看似儒生集团大举溃败,但萧望之之死给了朝臣巨大警惕。因为朝臣看到了宦官势力的做大,“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虽然朝臣可以因门派之见互相争斗,也可以依附宦官取得权势,但让宦官主宰朝堂,是谁都不能接受的。所以萧望之死后,又产生了内外朝联合反宦的新斗争。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以儒生代宦官的声音出现了。这就促成了另一批儒生的平步青云。其代表就是贡禹和凿壁偷光的匡衡。
和萧望之这种占据高位、出身高贵的大儒相比,贡禹和匡衡都是寒门儒生,是从下层爬上来的。贡禹、匡衡都是外戚史高察举上来的,他们出仕后都是地方小官,在老一辈高官大儒被清洗干净后,他们才崭露头角。匡衡在公元前46年成为光禄大夫、太子太傅;贡禹在公元前44年成为御史大夫,同年去世。公元前36年,匡衡更是成为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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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
为何同样是儒生,却有截然不同的命运?钱穆认为:汉元帝对儒学和儒生的喜爱从来没有变过,但萧望之、刘向等人喜欢用灾异、天人感应来约束帝王,“刘向之徒言灾异”;而匡衡等人则用儒学治国,他们的言论完全符合元帝对儒学的崇拜,“匡衡之徒言礼制”。此外,和有理想抱负、特立独行的萧望之等人不同,匡衡等人和朝中实权派关系极好,所以宦途顺畅。《汉书·匡衡传》就说“中书令石显用,衡畏显,不敢失其意”,甚至为虎作伥。
在朝中一系列人事变革中,汉元帝无力制止,也无力控制,只能和稀泥,在持续内斗中,儒生大举入朝,儒学大肆传播,而朝廷持续内耗。终于汉帝国由盛转衰了。而与之相对,儒学却愈发重要,真正成了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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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生
文史君说
历史上的昏君或昏聩、或暴虐、或贪婪、或好色,可汉元帝和这些陋习几乎一点都不沾边,他反而还是个好人,谦逊有礼,但他统治时期却加剧了大汉朝廷内讧,是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因为他错误地相信了儒生的话,错估了儒学治国的可行性,没有领会到汉朝治国的奥义。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领导,难怪司马光感叹“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做领导的如果太天真,太好糊弄了,政局怎么可能不乱?
参考文献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劳干:《汉代尚书的职任及其与内朝的关系》,中华书局,2007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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