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巴勒斯坦悲剧的大国根源③：未来问题的解决必须摆脱大国政治

当地时间2024年6月3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对代尔拜拉赫的Bureij营地发动袭击后，一幢被毁的建筑上空升起烟雾。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图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中东和平方案，但仍拒不承认巴解组织，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苏联则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拒绝阵线”和巴解组织内部的主战派，其巴勒斯坦政策完全服从于苏联的中东战略和利益需要。可见美、苏各自的中东和平计划仍是它们争夺中东的手段。但是，随着美、苏争霸态势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权逐渐掌握在美国手里，这既为冷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后来美国肆无忌惮地偏袒以色列埋下了历史伏笔。

总之，追溯从一战到冷战时期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国政治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长期化、复杂化、边缘化产生了严重影响。第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美苏操控等大国政治形式是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根源。第二，冷战时期美苏否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长期难以实现的重要根源之一。第三，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美苏对阿拉伯世界的分化，是导致阿以冲突中双方力量失衡，阿拉伯国家力量不断遭到削弱和分化的重要原因，并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当地时间2024年6月3日，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的一座居民楼进行空袭，现场升起尘土和黑烟。

造成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化（20世纪80年代）

（一）黎巴嫩战争中形成美国纵容、偏袒以色列与苏联“不卷入”的不同立场

在1970年约旦把巴解组织驱逐出境后，巴解组织转入黎巴嫩南部继续从事反对以色列、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伴随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与以色列达成脱离军事接触协议，黎巴嫩南部成为阿以冲突的主要地区，使以色列确立了进入黎巴嫩打击巴解组织的目标。1978年和1981年以色列曾两次对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基地进行打击，经联合国、美国、沙特等多方调解才实现停火。1982年6月，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迅速占领了黎1/3的领土，并推进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把巴解组织及其主要武装力量围困在贝鲁特西区。

对此，美国里根政府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采取了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视为“完成戴维营和平进程的新机会”，并寻求借此实现阿以和平进程的“新突破”。事实上，在以色列发起入侵行动前，美国就增加了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入侵过程中，美国对要求以色列停火、撤军和对以色列进行制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行使了否决权，对谴责以色列并要求其撤军的联大决议投反对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又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提出了迫使巴解组织撤出贝鲁特西区和整个黎巴嫩的方案。巴解组织武装1万余人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的监督下撤离贝鲁特，再次遭到重创。

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得到美国偏袒和支持的情况下，苏联则对黎巴嫩战争采取了“不卷入”的立场，并且明确拒绝了阿盟代表团要求苏联对冲突进行直接干预的主张。1982年7月，阿拉法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自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苏联没有向巴解组织提供过重武器，任凭巴解组织的部队单独与以色列搏斗。另有巴解组织领导人表示，苏联对巴解组织的支持“即使不是等于零，也是有限的”。苏联对黎巴嫩战争的“不介入”立场及其对巴解组织十分有限的支持，再次体现了苏联对巴勒斯坦问题和巴解组织的政策完全取决于其自身需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苏联对巴解组织的政策发生了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有保留和有条件的，有时甚至采取两面派手法，又拉又压。在它表示支持、提供援助的时候，从不忘记提出条件”。总之，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苏联“既对巴解组织‘见死不救’，又拒绝按照《苏叙友好合作条约》对叙利亚履行直接的军事义务”，进而“使‘拒绝阵线’唯一的前线国家叙利亚对抗以色列的力量进一步削弱”。

（二）黎巴嫩战争后美国坚持不承认巴解组织，而苏联支持巴解组织内部强硬派

美国里根政府支持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消灭巴解组织，这一政策深受美国国内亲以院外集团和政府内亲犹太势力的影响。黎巴嫩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反战呼声高涨，石油垄断集团和军界人士担心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并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拟定了《关于和平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方案》，并通过里根总统于1982年9月1日发表的电视演说进行宣传，其内容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享有民族自治权；必须要有一个五年的过渡期，由经过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管理巴勒斯坦事务；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主张建立约旦控制的约旦-巴勒斯坦联邦；用领土换和平，通过为了和平而交换领土的谈判来解决阿以冲突；巴勒斯坦地位未定，“我们仍然相信，耶路撒冷必须不分裂，但是它的最终地位问题应当通过谈判来解决”。

里根的中东和平方案强调通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性，提出“领土换和平”的原则，反对以色列吞并或永久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反对建立新的犹太定居点，不再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难民问题，其方案有一定积极性，但它仍坚持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拒绝承认巴解组织。

里根的中东和平方案不仅遭到了巴解组织拒绝，也遭到了以色列的坚决反对，阿拉伯国家也表示反对。1982年9月6日在摩洛哥古城非斯召开的第12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通过了《非斯宣言》，该宣言在中东和平计划的八点原则中，特别强调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是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东和平的关键是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进而以阿拉伯国家集体的方式否定了里根的中东和平方案。

在里根的和平方案夭折后，美国又极力推动约旦和以色列进行单独谈判，而约旦则主张举行包括巴解组织和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但由于美国、约旦、以色列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约旦和以色列的谈判、中东国际会议均未能举行，这标志着里根政府的中东和平方案的彻底失败。当然，美国的中东和平方案与《非斯宣言》在“土地换和平”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识，进而为冷战后美国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并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纳入其中奠定了一定基础。

美国的中东和平方案引起了巴解组织内部分化，而苏联则根据这种变化改变了对巴解组织的政策。尽管巴解组织在整体上拒绝美国的中东和平方案，但其内部围绕如何对待中东和平方案却存在着3种不同主张：

其一，以阿拉法特为首的主和派主张面对现实，采取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对里根方案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其二，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闪电）等左翼武装组织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只有武装斗争才能解放巴勒斯坦，并得到“拒绝阵线”国家的支持。

其三，折中派主张应以《非斯宣言》为原则基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应对美国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

面对这种分化，苏联减少了对阿拉法特的支持，加强了与主战派的联系，并通过叙利亚支持阿拉法特的反对派。苏联选择支持巴解组织内部的主战派，其原因在于主战派与“拒绝阵线”主张一致，而“拒绝阵线”国家是苏联当时在中东扩张依靠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对抗美国把苏联排斥在中东和平方案之外的策略。总之，苏联力图使其对巴解组织的政策和策略服从于苏联全球战略和它在中东利益的需要。

由于对美、苏等国提出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感到彻底绝望，对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政权的高压政策强烈不满，巴勒斯坦地区于1987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以大起义。在这场持续达6年之久的大起义中，流亡非洲的巴解组织竭力确保巴解组织参与起义并发挥指导作用，宣称起义爆发是巴解组织革命所取得的最新成就，进而实现了本土反以民众运动与流亡精英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此外，此次大起义也为巴解组织获得国际合法性、推动国际社会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条件。

1988年11月，巴解组织便利用约旦政府宣布中断与约旦河西岸行政和法律关系的有利时机，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号和第338号决议提出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等于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在巴解组织做出务实选择后，巴勒斯坦国得到130多个国家的承认。

巴勒斯坦大起义和巴解组织的突出作用，促使欧洲多国纷纷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起义的武力镇压，主张巴以双方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争端，同时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巴勒斯坦问题政策，进而为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奠定了基础。

当然，巴勒斯坦大起义也导致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化，其重要表现之一是在大起义中诞生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与巴解组织的尖锐矛盾。哈马斯与巴解组织围绕巴勒斯坦建国方案、以色列的合法性、巴以和平进程均存在严重矛盾分歧，成为制约巴勒斯坦内部发展和巴以关系的重要因素。

当地时间2024年6月3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当地儿童用塑料桶装水。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推动排斥苏联的中东和平进程，谋求通过推动埃及和以色列和解主导中东问题，而苏联则支持阿拉伯国家中的“拒绝阵线”对抗美国。在美苏中东政策的影响下，阿拉伯世界不断分化，在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团结合作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阿以冲突“前线国家”日趋涣散，巴勒斯坦问题日益成为孤立的巴以问题；尽管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上升，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和巴解组织的地位仍未得到承认；巴勒斯坦内部分化，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更趋复杂。

巴勒斯坦悲剧的反思：大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大国政治既是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也是其复杂化、长期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一战到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其复杂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美、苏操控等大国政治形式是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对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新月地带”的瓜分，特别是英国通过“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1915年）、《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年）、《贝尔福宣言》（1917年）对“新月地带”进行的3种自相矛盾的安排，直接导致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围绕巴勒斯坦的争端。

在一战后对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中，英国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其政策在“扶犹抑阿”和“扶阿抑犹”之间摇摆，极大地激化了阿犹矛盾，并最终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失控。在巴勒斯坦问题转交联合国后，美、苏出于自身在中东进行扩张和渗透的需要，奇怪地在巴以分治问题上达成一致，使严重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获得通过，以色列据此建国，并由此导致二战后五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而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却由此变得遥遥无期。

第二，冷战时期美、苏否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长期难以实现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战后，伴随冷战爆发和美、苏两大阵营对中东的争夺，通过操控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扩大势力范围，组建地区盟友体系，争夺中东霸权，成为美、苏中东战略的核心，却严重漠视、忽视或轻视作为阿以冲突本源性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被长期视为难民问题而非巴勒斯坦民族权利问题，争取民族独立的巴解组织也长期得不到美、苏的承认。

1973年中东战争后，美、苏对巴勒斯坦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所增强，并各自提出了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尤其是美国开始通过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仍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拒绝承认巴解组织，其根本目标是与苏联争夺中东国家。苏联对巴解组织从不承认到承认、再到限制和分化并重的政策，也完全服务于其中东战略和利益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忽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拒绝承认巴解组织，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做法，是巴勒斯坦问题被长期搁置并以难民问题进行处置的根源所在。

第三，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美、苏对阿拉伯世界的分化政策，是导致阿以冲突中双方力量失衡、阿拉伯国家力量遭到削弱和分化的重要原因，并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均对以色列提供了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伴随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巩固，以色列成为在中东地区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此外，在历次中东战争特别是1948年和1973年中东战争中，在阿拉伯国家占据优势时美、苏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停火压力，是以色列在停火后扭转劣势并重创阿拉伯国家的重要原因，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也严重削弱和限制了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能力。

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展开了争夺，进而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断分化，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国家团结对抗以色列的力量，也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例如，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组建军事同盟体系，苏联则通过支持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家进行扩张，导致阿拉伯国家、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分化组合。

又如，美、苏对埃及的争夺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分化。二战后初期，美、苏曾展开对埃及的激烈争夺，但由于美国不断向埃及施压进而使埃及倒向苏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阿以冲突中对埃及施压，并拒绝提供埃及希望得到的军事武器，加之美国拉拢，使埃及在1973年中东战争后逐步转向亲西方政策，并在美国推动下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引发阿拉伯世界“温和派”与“拒绝阵线”之间的严重分裂，而苏联则通过支持“拒绝阵线”对抗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阿拉伯国家由此发生的分化不仅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国家联合对以斗争的能力，也是阿以冲突逐步转向巴以冲突、巴勒斯坦问题被孤立的开始。

当地时间2024年6月3日，加沙地带，布赖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排队领取食物。

再如，在美国里根政府提出中东和平方案后，苏联继续支持“拒绝阵线”对抗温和派阿拉伯国家，同时支持巴解组织内部的主战派制衡阿拉法特领导的主和派，都严重破坏了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内部的团结，使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难以在中东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合力。

总之，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在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推行大国政治、争夺中东霸权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近现代西方大国和当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制造和操控巴勒斯坦问题，进而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久拖不决的世纪难题。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被严重践踏，民族国家建构进程遭到严重破坏和扭曲，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也因大国政治操控阿以冲突、巴以冲突而处于长期动荡之中，进而严重影响了中东的和平与发展。

由此可见，未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摆脱大国政治，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以“两国方案”为基础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彻底、公正的解决。

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同样与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最大外部力量美国的政策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遭遇挫折以来，美国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意愿下降，不断偏袒以色列的右翼激进政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严重漠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极力推行“世纪协议”，在耶路撒冷地位、领土问题、定居点问题、戈兰高地归属等问题上严重侵害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权益，片面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都构成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根源。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继续对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支持，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极力阻挠呼吁停火止战的联合国决议案，严重阻碍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并且在红海方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方向成为巴以冲突外溢升级的重要推手。因此，冷战后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研究的课题。

（本文根据发表于《西亚非洲》2024年第3期的《20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一文的部分内容改写）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