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医院：在这里走过最后的时光

北京朝阳区松堂关怀医院里，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在院子里缓慢挪步。他走过的一面墙上，写着“我们要活120岁”。数字120被放大，似乎代表着人们对于长寿的迫切渴求。对于住进松堂医院的人来说，相比于遥远缥缈的数字，他们更在乎的，是如何体面而有尊严地度过晚年，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时光。

▌压力下的选择

82岁的陶兰（化名）来关怀医院已有两三年，用儿子季刚（化名）的话来说，“刚开始从家里接过来的时候只有一口气，现在被养得白胖白胖的”。

陶兰前些年摔成了高位截瘫，医院没法长期住院，养老院的价格又高，能在家照料的全职护工难找又不放心。季刚和妻子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工作养家，没有精力亲自看护，最后选择把母亲送到这里，“在这里的环境虽然算不上好，但护工细心，只要老人不受罪就行”。季刚迫于种种现实因素作出选择，折射出当下子女在赡养老人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家庭小型化和少子、无子化给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全社会养老负担日益繁重，重压之下，国内很多临终关怀医院都在探索“临终关怀+养老”的模式，也正是松堂医院目前采用的这一模式。

在松堂医院，弥留之际的老人在这里走过短暂一程，除此之外，也有像张贞娥一样已经在这里生活长达11年的老人。1958年高中毕业后，她分配到了774北京电子管厂工作。工作半年时在职工宿舍因意外从上铺摔下，导致高位截瘫，余生不得不在床榻上度过，算到今年，已经卧床59年。

来关怀医院之前，张贞娥的日常都是由三妹请来的保姆照顾，几十年来雇佣的保姆多达十几位。在上世纪90年代初，保姆的费用是每月600元，之后涨价到900元甚至更多。并且每逢春节保姆回老家时，只能靠姊妹轮流照顾。北京有句俗话叫“活到66，不死掉块肉”，2007年张贞娥66岁时，她先是骨折，后来持续高烧至昏迷，这次大病耗竭了姊妹们的精力。迫于无奈，在张贞娥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送到了松堂医院。

度过余生

在关怀医院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贞娥一样，老年痴呆和时日不多的“病友”占了绝大多数。2016年患骨髓瘤晚期的王凤龙也搬进了同间病房，性格泼辣，靠止疼药缓解病痛，而且只要一吃药就嗜睡。尽管时日不多，但她一直保持良好心态。同为老北京的她搬到了张贞娥的病床边，总是帮着护工给张贞娥喂饭。

比张贞娥还早来半年的王春华今年63岁，七岁时因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后恶化成脑瘫。三年前的一天，她突然臆想自己怀孕了。志愿者来看她时也会顺着她说，问她怀孕几个月了，从没有人戳穿她。王春华的儿子在成都做餐饮生意，他几次想把母亲接到成都，但王春华呆在松堂医院久了，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说什么也不肯走。

几位老人所住的八人间，每个床位每月费用近4000元，对于北京本地老人来说都能接受，医院中部分老人也都能靠退休工资或房屋收租来独立承担。尽管在传统观念里，老人更倾向于在家由子女赡养，但在现实状况的权衡之下，能减轻子女压力，有着便捷的护理和医疗条件的关怀医院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习惯死亡

在松堂医院，死亡从来不会显得突兀。不经意间，某个床位突然被搬空了，不久，又会有新来的老人来住。张贞娥谈起刚来的时候，同病房的老人几个月间相继离世，她会因他们的离开而难过痛哭很久。久而久之，她也开始对此习以为常，可以平静地面对不知何时到来的死亡。残忍的是，死神不只会在风烛残年的老人床畔如期而至，有时也会突然叩响孩子的门扉。

五岁的女孩萌萌在两岁时被诊断为脊髓瘤，且肿瘤位置特殊，极为罕见。近年来辗转北京各大医院，但病情却持续恶化。最后医生判定萌萌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月。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推荐下，父母带萌萌来到关怀医院，免费住进了专项基金扶持的病房公寓。萌萌的父母因为女儿的病而辞去了工作，需由两位家长24小时轮流看护。

萌萌现已无法进食，每天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输液的时候，她会睁开眼紧紧盯着塑料管上控制速度的表盘。尽管气息微弱，但每次睡醒时，还是会叫上几声“妈妈”。虽然父母并没有明确告知萌萌她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但长期护理这间病房的护工说，很多孩子其实在四五岁就有死亡意识了，他们睁眼醒来都会本能地叫着妈妈。

不久前，张贞娥老人也听闻了萌萌的事，已经习惯了死亡的她仍对此唏嘘不已。在老人的床头柜上，她所养的蝈蝈在小笼子里不时发出叫声。每天她都会把剩下的蔬菜撕成小块儿喂给蝈蝈吃。蝈蝈的寿命仅有90天左右，等蝈蝈死后，又会买来一只新的。重新开始喂养，周而复始。

图、文/财新记者 蔡颖莉   图片编辑/杜广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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