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飞机洋狗案”：洋狗如何成为“孔家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香港均被日军空袭。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开始帮助在港要人及其眷属脱险。10日凌晨，载有宋庆龄、宋霭龄的航班自香港飞抵重庆，同行人数有限，但接机群众见有人携洋狗下机，导致期待亲友脱险而未能如愿的人们心生不满，于是有传言此狗为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与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所有，舆论大哗，是为“飞机洋狗案”，时人称该案“事涉极峰”。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事件的真实性与影响力，本文则以谣言—话语—记忆三重视域，将该案纳入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之时空背景，进一步揭示“飞机洋狗案”的表与里。

民航困境与“飞机洋狗”谣言传播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港12架客机被炸毁9架，虽然中国航空公司副总裁威廉·邦德（William L. Bond）曾做过疏散撤离计划，事发当天机航组主任夏普（Charles L. Sharp）、总工程师兼维修总监索尔金斯基（Zygmund Soldinski）、飞行员希格斯（Frank L. Higgs）、雷诺（Roger M. Reynolds）等人在日军轰炸伊始便合力保护、修复飞机，但可搭乘飞机撤离的人数依旧十分有限。孔祥熙要求邦德以“救援宋家人”为首要任务，但撤离过程中，中国航空公司具有极大自主权，飞行员、机组人员及家属可以率先撤离。虽然每名乘客的行李限重10磅，但当索尔金斯基的家人携两只腊肠犬、夏普的未婚妻携一只斗牛犬登机时，却得到驾驶员麦克唐纳（William C.Mcdonald）的许可，而携带政府文件的宋霭龄则被严格限制行李重量。

此次事件反映了战时中国民航的困境。坊间早有“中国航空公司者，实一美国的中国航空公司耳”的评论。从制度来看，中方在该公司持股55%，且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人员担任，但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管理下，该公司权责不明，其财政、运营、人事分属交通部各下属单位。更重要的是，直接关涉航空载运业务的核心部门机航组为美方控制，且驾驶员、机械师、无线电管理员等技术人员均由美方培训，故在中国航空公司，主要负责职能部门的中方与掌握核心业务部门的美方泾渭分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部长陈庆云在1941年初就该公司“负责人虽欲有所作为而不可能”的情况发表过意见，建议交通部设法争回职权。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答复陈庆云，称战时交通线不能中断，合办合约也无法轻易变更。此时，“飞机洋狗案”成为中方争取民航管理权的契机。交通部规定中国航空公司自1941年12月10日起不许运载公司职员，行政院于20日出台《外籍人士乘机限制办法》，完善规章制度。但此时“洋狗属孔祥熙夫人”的谣言已甚嚣尘上。

民航抵渝之际即为谣言生成之时。不少接机者未见亲友之面，却见洋狗下机，气愤至极，故“有谓狗属孔夫人，有谓狗属美机师”，在场者共同促成“飞机洋狗”谣言的生成，且“每个个体都是谣言的传播媒介”。因此，从传播谣言、引起民愤来看，当日张嘉璈即称此案“事涉极峰”，并非夸张。最早公开报道此次事件的是当时在机场的重庆《新民报》采访主任浦熙修。该报读者以公教人员、城市平民为主，编采特点是“中间偏左”。12月11日，浦熙修拟发“孔夫人爱犬飞渝”消息，但原文被扣押，于是将消息混在小栏目“重庆风”花絮中，题为《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条》，并加以醒目边框登出。随后几天，又刊发作家张恨水《犬吠云中》一文，借古喻今，称“若半天云里，闹一个‘鸡猫子狗叫’，成何体统？”

在重庆，消息登在《大公报》上才被读者认可，“看看《大公报》说什么，经常是读者心理”。报社主笔王芸生听闻社长胡霖未能返渝以及“飞机洋狗”一事，甚是气愤，于12月22日发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虽然新闻审查使“孔夫人”未同“洋狗”一并出现，报纸叙述也所言寥寥，但这种模糊、分散的碎片化报道更易传播。因此，与洋狗一同返渝的孔夫人、前去接机时与洋狗有过接触的“孔二小姐”孔令伟以及背后的孔祥熙，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谣言传播之际正是大后方极度困难之时，该案很快发酵。辛亥革命元老杨沧白自港返渝后作《狗来谣》讽喻，其中“谁家八犬吠云中”一句传播一时。西南联大学生中亦有传言称，“飞机洋狗”谣言涉及的孔令伟来昆明，在银行楼上窗口撒钞票引街上行人争抢，逗自己开心取乐。这些消息传出，在学生中激起“倒孔”运动，而教师们的态度也进一步推动事件发展。该校总务长郑天挺听闻学生群起运动，深感“此事势难抑制”。历史系教授吴晗更以南宋贾似道玩蟋蟀被人称为“蟋蟀宰相”，类比孔祥熙为“洋狗院长”。学生的“倒孔”情绪被进一步点燃。

“飞机洋狗案”是战时中国民航困境的具体体现，也是点燃战时民众情绪的火苗。谣言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是依靠重庆新闻界的碎片化报道以及大后方知识界的共情式声援，该案也成为被多方共有与利用的典型话语。

从谣言到话语：多方因应下的“飞机洋狗案”

《大公报》12月22日刊发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将矛头对准孔祥熙，使民众群情激奋。而针对此次事件，蒋介石在谣言传出当日就让交通部查究明白，又在社评刊发当天即令王芸生“严切纠正”。此后，在12月29日又嘱交通部致函《大公报》更正，并称曾亲询孔夫人，“知绝无其事”。30日，交通部在《大公报》公开辟谣，称“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但“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宠、老妈之事”。

蒋介石为孔家辟谣，但对美国机师未作处理，反而使谣言演变为大后方的“倒孔”话语之一。事后，云贵川各省加强了对该事件舆论的管控，明令擦去标语、禁止登报，并饬查暗中有无煽动者。1942年1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认为，“飞机洋狗案”为“倒孔”运动发生之远因，且“奸党分子更欲伺机活动”。至此，国民政府对“飞机洋狗案”的工作重心即从澄清谣言转变到严控事件范围、降低影响、防止“奸党”借题发挥等方面。

当前学界认为，中共地下党在“倒孔”运动中的表现并不突出，西南联大学生党员属于自发参与运动。曾任鄂西特委书记的马千禾后来谈及此事，称南方局当时的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自己组织关系也未转来，无法向云南地下党组织请示，而西南联大党员之间也都不能相互表露身份，于是大家便自发地参与“倒孔”运动。在党组织未组织发起“倒孔”运动的情况下，参与运动的党员后来也对这一行动违背了党的隐蔽方针做过检讨。虽然党组织没有推动“倒孔”运动的发展，但一封现有研究均未关注的信函反映出中共在其中的作用。1941年12月31日，交通部登报辟谣后一天，重庆《时事新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函，落款日期为12月29日，作者自称为中国航空公司职员及“一个幸与狗同机逃命的人”，来信指出该公司“总工程师”“管飞机航行的主任”以及“飞机师”都带了狗，且并非见机上有空位而临时起意，并呼吁政府从速法办，惩罚带狗之人。来函显然直接针对此前交通部辟谣中“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的说法。《时事新报》虽为孔祥熙控制的报纸，但报社有不少单线进入、互不了解身份的中共党员，比如曾任主笔的中共党员张友渔即是在报社人事改组时，由时任南方局副书记的董必武授意入社工作，以“发挥一些作用”。孔祥熙对于该报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并不干涉，以借此在社会上抬高自己。来信虽可为孔夫人正名，但呼吁严惩法办“以平息一般人的气忿”显非孔家授意，其得以顺利刊发，与报社的左翼色彩不无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来信后续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用以揭露国民政府腐败，反映大后方人民公意，批判孔祥熙的重要论据：“狗的主人是谁，似乎从这里还看不明白。但只要我们回想起‘某夫人’的狗曾飞港治病，那么，对于这场公案，也可有些了然吧。”

除上述国共双方对“飞机洋狗案”的因应，日本作为战争另一方，也在积极关注并利用该案。《读卖新闻》1942年3月14日载同盟社对“倒孔”运动的报道，介绍该案称：“救援飞机被孔家独占，女儿、女仆和7只爱犬乘机，连财物都载着……女儿把椅子等家具堆起来拒绝其他乘客搭乘的事实被曝光，高喊‘倒孔’的学生团体遭到政府、学校的阻挠。”事件同时被收录进当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局编辑的《国际月报》。国内日伪报刊也以该案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贪污走私变本加厉”，以致“倒孔运动，乃再复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意在“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日意志”，并对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工作” ，因此夸大谣言，并将其与大后方学生运动糅合进“反蒋介石政府”的对华宣传攻势话语，成为其利用“飞机洋狗案”的目的。

“宣扬”还是“隐匿”：作为抗战记忆的“飞机洋狗案”

“飞机洋狗案”的多方叙述各有侧重，关于该案的记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叙述与记忆差异化的背后是身份地位、历史认识的不同。

亲历者对“飞机洋狗案”的回忆叙述呈现出“宣扬”与“隐匿”交织的特点。在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回忆中，该案总被津津乐道。索尔金斯基回忆称：“新闻媒体看到我们的狗，并对此大惊小怪，指责为孔夫人携带。”雷诺在回忆中称该案为“丑闻”：“事实上，这些狗没有剥夺任何人的位置，因为它们被安置在乘客所无法容身的空间。此外，这些感到震惊的旁观者应该也知道，孔夫人对狗过敏。”

然而，国内当事人面对“丑闻”却“不在乎澄清”，反倒是社会各界形成了对该案的共识与记忆。直接关涉该案者以报人王芸生、曹谷冰为典型，他们对于“飞机洋狗案”的回忆成为塑造孔祥熙“皇亲国戚”“横行无忌”形象的重要话语。亲历“倒孔”运动的西南联大学生在回忆中多有提及该案，李晓、邹承鲁虽然对于事件全貌未深入了解，但对于“洋狗院长”“最后一架飞机是装孔祥熙的家人”“我们全上街去了”等信息记忆深刻。赵宝煦在运动爆发时还未到校，却也能回忆起“孔二小姐，拉着一条硕大无比的洋狗下来了”等“生动细节”。当时还未考取西南联大、正在香港参与销毁法币工作的中国银行练习生顾润兴也强调自己“亲历了‘孔二小姐洋狗’事件”。虽然顾润兴1945年才考入西南联大，但同该校其他学生一样，似乎“飞机洋狗案”及“倒孔”运动成为彰显其“联大人”身份的集体记忆。

除当事人的回忆叙述中“宣扬”与“隐匿”交织，学界研究也同样有所侧重。研究者多聚焦“倒孔”运动，忽视对“飞机洋狗”谣言何以成为“倒孔”契机的进一步思考，似乎“谣言传播—民众因应”成为必然。但当时还流传着诸如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陶希圣被日寇抓到后剥皮等多种政治谣言，这些谣言既未被当时人记住，亦未被研究者关注。“飞机洋狗案”之所以影响深远，其关键在于“洋狗属孔夫人”未经核实即广被宣扬，这与时人对“孔夫人”既有的形象认识有关。

抗战之际，宋庆龄、宋霭龄不论以其个人，还是作为“孙夫人”“孔夫人”之象征，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分量。相比于宋庆龄“举世共尊”之国母形象，姐姐宋霭龄多以负面形象呈现于舆论场。国内报刊曾这样比喻二人之别：“假使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女士——是一头雌老虎，那么她（宋庆龄——引者注）是一头驯服的羚羊”，还有俗语说：“孔夫人爱黄金，蒋夫人爱权力，孙夫人爱中国。”宋庆龄的公众形象温文尔雅，但对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事也敢于抗争，曾被赞为“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而宋霭龄虽也参与政府建设，但其作为“孔祥熙夫人”，因财政特权与官僚作派多遭诟病。所以，两夫人作为民航返渝当晚机场的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都在民众与媒体视野之内，又因孔令伟“在机场等她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这才有了“孔夫人与洋狗”“孔二小姐与洋狗”一类的传言与讨论。

同时，近代以来“洋狗”形象多具有负面意味，人们已有“华犬驯善而和平，洋狗猛挚而凶悍”之认识。晚清以降，多篇“洋犬伤人”报道令民众对其心生恐惧与厌恶。随着民族主义勃兴，“以七华犬抵一洋犬之命”、“十个中国人不及一只洋犬”等报道涌现，又揭示出洋人洋犬之优越。面对民众“宁为外洋犬，不做中华民”的无奈感慨，舆论界开始做出唤醒“党国的伟人们”与“亲爱的同胞们”国耻心与进取心的努力。有报刊节选鲁迅发表于上海《文学导报》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内容，并以“洋大人的宠犬”冠名，突出对帝国主义鹰犬的批判。当时“洋狗”“洋犬”已经不再单指动物本身，而是成为凌驾于华人之上的外来强权势力之代表，是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隐喻。

于是，当大后方民众听到强调“孔家”与“洋狗”关联的谣言，特权对公权的侵占这一民众普遍反感的主题被突出，对“四大家族”、官僚主义的固有印象与负面情感再次加深加剧。而“洋狗”作为隐喻，又唤起民众的国难与国耻情感，这既包括心理、生理上的恐惧与厌恶，也有直指民族主义的压迫感与羞耻心，并激发起反抗行动。西南联大学生在时人看来情绪麻木、作风散漫，连响应庆祝英美参加反法西斯抗日战争游行者也寥寥无几，但“飞机洋狗案”却成为学生们迈过隐忍情绪与采取行动之间的门槛的关键动力。

综上所述，关注“飞机洋狗案”的各方因身份地位、价值标准的差异，对事件的情感反应、叙述重点并不相同，却共同凝聚为关涉该案的记忆共同体。该案的重要性在于其展现了隐没于战时飞机轰鸣声、枪炮声之下的，区别于统治阶层、精英视角的大后方民众反腐与爱国情感的集体宣泄与对国难国耻记忆的集中觉醒。

余论

“飞机洋狗案”虽在1942年即被平息，但该案在后来常被提及，成为《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的代表性事件。战后对该案的叙述“既是一种记忆行为，也是一种新的阐释，新的文本由此浸入记忆空间”。张恨水在其“夫子自道”式小说《巴山夜雨》中以孔令伟为原型创作出一位“比军阀还凶”的方二小姐，并借主人公之口说：“二小姐不是说不怕演讲，不怕登报吗！对不起，我算唯一的武器就是这一点。”在此意义上，“飞机洋狗案”不仅成为文艺作品中“国人群起反孔家”的重要素材，更显现出后人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历史的记忆。

为何“飞机洋狗案”事属谣言却独具张力？对于“谣言的张力”的思考，也是对于“洋狗何以事涉极峰”“情感如何参与历史”“各方如何塑造记忆”的考察。该案具有典型的“后真相”（Post-Truth）特征，即“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可以说，在“飞机洋狗”谣言传播发酵的各个阶段，事实真相与各方“建构真实”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而事件中隐而不彰的中共因素，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裴宜理所强调的“情感工作”之于中共革命的重要作用：面对“飞机洋狗”谣言，中共并未组织“倒孔”运动，但报人学人抱持左翼立场，党员个人关注民众情绪并因势利导，无须组织统一部署与动员，便已在舆论和情感上占据了主动。从“飞机洋狗案”可以看到，中共动员力和宣传力的核心，并不在于舆论鼓动、话语争夺或记忆建构，而在于坚持国家与民族立场，同广大民众形成紧密的心灵震颤与真实的情感共鸣。一旦“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胜利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本文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作者常家玮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