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姗辰：多方参与提升历史街区保护公益诉讼效能

【中国绿发会讯】为了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探讨以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推动文化遗产保护，4月18日下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法律部联合相关单位成功举办了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讨论会。

中央民族大学文化法与人权研究中心讲师胡姗辰以“历史文化街区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为主题做了分享。她指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往往交织混杂，与环境保护的清晰界限形成鲜明对比。在现行法制度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需依赖环境法作为依据。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多种类型，其管理职责分散于不同政府部门，多部门责任交叉使得保护工作变得尤为复杂。这三个方面的特殊性，无疑加大了社会组织在提起相关诉讼时的难度。针对制度设计不完善、概念界定不清等难点，她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期望文化遗产保护能够得到公众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今天非常荣幸，在座的各位嘉宾都是专家、实务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律师、大法官，我作为年轻学者今天下午确实学到了很多，也是在这种学习的心态下，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学习成果。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聚焦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时代挑战。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目前，针对文物、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遗产的公益诉讼不断增多。许多法律界人士和社会组织，都在这个领域不断努力。

今天，我讨论的题目是历史文化街区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与环境保护相比，历史文化街区相关违法行为不仅涉及民事主体，更多的是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违法行为的叠加。也就是说，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不只是民事诉讼问题，还包括行政诉讼的问题。其次，在当前的法律制度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公益诉讼主要是依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来进行。最后，历史街区中的文物、历史建筑等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由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其保护管理涉及土地购买、规划、建筑等多方面事务，涉及许多不同政府部门的责任。

以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中的特殊性，导致该领域公益诉讼会面临一些难点。

第一个难点是，社会组织在现阶段主要是能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行政公益诉讼目前还没有社会组织参与的空间。

第二个难点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无论是从制度设计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之前有专家提到的，一些地方在过去的文物普查中并没有遵循严格的认定程序，导致部分文物身份存在争议。此外，虽然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文物和历史建筑分别适用《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但对于文物和历史街区与历史建筑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第三个难点是，获取相关证据的困难。正如之前提到的，当我们在处理与某些方面相关的事务时，需要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证据。然而，如果这些部门工作不规范，拒绝提供，取证方面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

最后，环境保护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大多属于国有。然而，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中，情况则更为复杂。其中，不仅包含了国有资源，还涉及许多私有资产，例如广州的某些街区内的房屋可能并非全部属于国有。因此，在历史街区的保护诉讼中，还需要考虑到这些私有资产及涉及的私人利益。这使得在保护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关系更为复杂和多样化。

我也提前查看了会议发给我的两个相关案例的具体材料，针对这些难点，我表达一下我的理解。

第一，目前社会组织在文保公益诉讼方面的参与度还相当有限。主要是因为参与的条件非常严格，仅限于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公益组织，可能对文物保护领域了解不足。为了突破这种局限，我认为需要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因为社会组织本身具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优势。我了解到，很多文保社会组织与当地的文化遗产相关部门有着良好的联系与沟通。加强与这些当地文保社会组织的合作，通过他们来更好地推动公益诉讼。此外，历史街区中存在着大量的公众，他们的利益与街区的保护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不一定非要采取纯粹的公益诉讼方式，而是可以加强与这些切身利益受到影响的公众的合作，采取普通的诉讼方式。这样或许能够弥补公益诉讼的一些局限性。

第二，环境民事诉讼有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特别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我认为，在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的诉讼中，我们或许可以借鉴并应用这一规则推动诉讼开展。

第三，如果诉讼确实存在困难，我们可以考虑采用其他非诉讼的方式来推动和监督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谢谢大家！

文 | 胡姗辰

审|王文勇

排版| angel

本文来自“中国绿发会”微信公众号